Ethnopragmatics的理论方法与译名商榷

夏登山 郭小洁

（1.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北京 100089；2.北京交通大学语言与传播学院，北京 100044）

ethnopragmatics是澳大利亚学者克里夫·戈达德（Cliff Goddard）和安娜·维尔茨比卡（Anna Wierzbicka）等在波兰语义学派的跨文化语义学研究基础上发展出的语用学研究的新视角，旨在挑战传统语用学假定的普遍主义交际原则。他们反对传统语用学研究以带有民族中心主义倾向的工具语言描述普遍主义的语用规则，主张从内部视角来考察特定文化的语用规则，并以不同的语言文化为对象实践了这一思想，开创了语用学研究一个新的视角［1-4］。然而国内学者对此却表现出不同的理解，《外语教学与研究》《外语学刊》和《外语教学》等期刊上先后出现了三种不同的译名：民族语用学［5］、跨文化语用学［6］和民俗语用学［7］。 为了澄清理解、规范译名，本文拟从ethnopragmatics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出发，分析ethno-的内涵，分别论证三个译名的合理与不合理性，以提出一个更加准确的翻译。

一 ethnopragmatics与民族语用学

翻译ethnopragmatics这一术语的关键在于准确理解其前缀“ethno-”。学术界一般认为ethno-来自ethnology，因此大多数以ethno-开头的学科分支一般都翻译作“民族……学”。但事实上，ethno-并不一定是ethnology的缩写。而且，即使ethno-指的是ethnology，通用这一译法也不准确。例如，音乐学界曾经一直将ethnomusicology翻译成“民族音乐学”，但汤亚汀认为［8］，“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含混不清，至少有三种解释：“民族—音乐学”“民族音乐—学”和“民族学—音乐学”。他在梳理了ethnomusicology的研究范围、考证了人类学与音乐学的交叉领域后，认同蔡斯（G.Chase）提出的文化音乐学（culturalmusicology），因此主张用（人类）文化音乐学来翻译ethnomusicology。国内语言学界对ethnolinguistics的翻译也有许多不同译名，如“民族语言学”“民族学派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等，但大多数学者最终采用“人类文化语言学”［9］，因为“该学科强调的是要深入研究一定语言社会中的语言跟社会文化的复杂关系”，其“本义强调的是社会文化，而不是民族，虽然跟民族密切相关”［9］。参照汤亚汀的解释可以发现，“民族语言学”这一译名显然存在模糊和误导的一面［8］。同样道理，“民族语用学”的译法是值得商榷的，因为民族语用学既可以理解为“民族—语用学”，是一个民族、一个文化群体的语用学研究，也可以理解为“民族语用—学”，即一个民族文化内对语言使用规则规律的研究，甚至也可以理解为“民族学+语用学”，成为民族学和语用学的交叉领域。笔者认为，对于ethnopragmatics来说，要给出一个较为精确的译名，首先必须准确把握该词语的内涵，深刻理解其理论基础、研究目标和研究方法。

二 ethnopragmatics的理论基础与特色

ethnopragmatics是在波兰语义学派的跨文化语义学研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戈达德和维尔茨比卡在语义学和语用学的批判式反思中敏锐地发现传统的语用学研究过于注重普遍的语用规则而忽视了特定语言文化对言语行为的模塑作用，他们指出，从格莱斯到新格莱斯到礼貌研究再到关联论合作原则的构拟，积极面子和消极面子的提出，关联论的成型等语用学理论的进展始终没有摆脱文化普遍主义（cultural universalism）的观念，这样的脱离具体语境的文化失明（cultural blindness）也透出明显的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因此，他们另辟蹊径，提倡从特定文化的内部视角来研究言语交际。研究者认为，一个语言社区中的人们共有一种习俗惯例、生活方式和文化经验，以相同的模式组织思想和行为，而这是准确理解群体内部交际行为必不可少的文化共识，而这也正是传统语用学过于注重语言外部共性所忽略的。因此，ethnopragmatics强调从文化的特定语境和内部视角着手来探究一种文化独有的价值观念和社会规范等对于研究言语交际行为的意义。ethnopragmatics正是从这个角度试图推翻传统语用学的普遍主义理论基础。概言之，传统语用学以带有民族中心主义倾向的工具语言描述普遍主义的语用规则，而ethnopragmatics则主张以人类语言共有的普遍核心词汇来描述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交际行为。

在研究目标方面，ethnopragmatics也与传统语用学截然不同。前者力求以文化群体内部的观念来着手解释言语行为，主要考察说话人共有的价值观、交际规范、价值优先次序和思想理念等，而不是依据传统的普遍主义语用学假定的言语交际行为的共性［4］。 ethnopragmatics关注文化个性，尤其注重极其细致的描述，而不是为了制定全人类语言的普遍语用规则。戈达德在ethnopragmatics的“独立宣言”中列举了传统的普遍主义语用学的“七宗罪”［4，7］，为这一新的语用学视角和传统语用学划清了界限：

1）低估了文化对于言语交际的模塑作用；

2）采用与交际者语言文化异质的术语来描述，强行规定了“外部视角”；

3）将语用学研究与整个文化现象的描述割裂开来；

4）理论研究重描述，而几乎从不解释；

5）无法避免术语陷阱：不同研究者使用的术语具有不同的意义；

6）持有英美文化中心主义：以英美文化规则和惯例作为普遍主义的底线，以英语术语描述参数，具有明显的民族中心主义；

7）局限于一种外语词汇而消除了对相关交际群体描述的可能性。

ethnopragmatics的研究方法借鉴于波兰语义学派的跨文化语义学。以维尔茨比卡为代表的波兰语义学派因不赞同传统语义学研究的描述工具——自然语言，为解决语义悖论、循环解释和工具语言的民族中心主义等问题，自1972年开始构建自然语义元语言（natural semantic metalanguage，以下简称NSM）。他们通过广泛研究各种语言中共有的最简概念和表达式，提取了一系列的“语义共核”（semantic prime），即一组为数60左右的核心普遍词汇，例如，你、我、看、这里、大、小等。这组词可以在各种语言之间准确翻译。用这组核心词汇来组建跨文化语义学的描述工具——自然语义元语言NSM，可以避免民族中心主义和循环解释等自然语言及其他问题。

ethnopragmatics采用以NSM为描述工具构建的文化脚本（cultural script）的描述方法。所谓文化脚本，就是“对一言语社区中人们普遍假定的、共有的特殊文化价值、态度或预设的陈述”［4］。文化脚本描述的是理解一个民族、语言独特交际方式的必要的文化共识，特定言语社区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在潜移默化中习得、遵循这些规约性质的文化共识，而处于文化社区外部者却无从知晓。因此，以文化脚本的形式描述这些规约性共识，从而真正从文化的角度理解语境中的言语行为，这是ethnopragmatics所追求的。例如，维尔茨比卡在谈到英语中的“个人自治”和“委婉建议”的文化习俗时，将交际中避免强势指令的文化脚本注解如下：

例1.英语文化中避免强势指令的文化脚本：

人们这样想：

当我想要某人做某事时，

如果对这个人这样说是不好的：

“我认为你将做这事，因为我想要你做这事”。

An Anglo cultural script for avoiding“strong” directives

People think like this：

When Iwant someone to do something，

It is not good to say something like this to this person：

“Iwant you to do it， I think that you will do it because of this.”

与传统语用学研究相比，ethnopragmatics除了使用特色鲜明的工具语言和材料来源外还十分注重理论研究的方法。如前所述，由于受到民族志研究方法的影响，ethnopragmatics十分注重田野调查（Field Work）。 在 Ethnopragmatics： Understanding Discourse in Cultural Context一书中，除了第一篇“独立宣言”为综述性简介以外，其余7篇论文全部建基于语言学家们的语言实践和文化参与，即人类学研究所定义的田野调查法。除了纯粹的理论思辨和概述以外，绝大多数民族志语用学的研究工作都是在实际参与中进行的。语用学研究的是“使用中的语言”，当置于特定的文化环境之中时，这一学科立足点与特定文化语言实践的紧密关系也被推向极致，离开田野调查，ethnopragmatics研究者就无从观察，也当然无法了解该文化语境对交际行为的规约作用。

三 对ethno-的理解

从上述研究内容、方法和理论基础来看，ethnopragmatics并不强调“民族的……”之义，而注重言语交际中特定社区的文化规约，并以描述的方式来理解特定文化的语用脚本规则。因此，其中的前缀ethno-并不是ethnology，而是更倾向于ethnography。表1中比较了这两个词条在不同词典中的注解。

四个词典中对ethnography的解释几乎不约而同地用到了description（描述），对照上文分析，我们可以认定，ethnopragmatics的前缀ethno-指的应该是 ethnography，因为较之 ethnology，ethnography更加注重对一个特定民族、文化的描述，尤其是以亲身参与的田野调查为重要方法的。ethnology和ethnography的中文译名参照表2：

表1 ethnology与ethnography的定义

表2 ethnology与ethnography的汉译名①

对于ethnopragmatics来说，最具有特色、也是其反叛传统语用学之处的，是其独特的理论工具和描述方法——自然语义元语言（NSM）和文化脚本。不论是理论基础，还是分析、描写，ethnopragmatics受到民族志研究的影响都是显而易见的。2006年8月戈达德在上海参加国际语用学研讨会时也指出，ethno-并非“民族的（national）”之义，而更加对应ethnography（民族志研究）的描述方法。ethnography的另一译名“人种志/论”没有被采用的原因是“人种”一词对于语用学研究来说内涵过于宽泛，例如高加索人种、蒙古人种等，而ethnopragmatics所研究的更接近于一个民族文化特有的语用现象和规则。虽然民族与文化常常并不等同，但一般来说，在民族融合不太深入的情况下，一个民族总是有着独特的历史渊源、文化背景和生活方式；虽然“人种学”“人种志”和“人种史”对于专业的人类学研究来说毫无异议，但出于语用学研究的考虑，笔者认为“民族志语用学”更接近ethnopragmatics的内涵，也更能体现这一语用学新视角的研究方法。

四 结 语

将ethnopragmatics译为“民俗语用学”显然是受到了民俗语言学的影响，但是民俗语言学的研究不仅注重对语言、民俗的历时研究，也不排除对语言结构的静态描写，甚至涵盖对民间方言、俗语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研究［10-11］。这样的研究背景与ethnopragmatics严格注重民族志研究方法的理论特点显然并不一致。有研究者指出波兰语义学派某些成员混淆 ethnopragmatics、cross-cultural pragmatics和 intercultural pragmatics，将“民族志语用学”等同于“跨文化语用学”［6］，但事实上二者之间是有着明显的差别的。按照戈达德所言，首先，民族志语用学并不一定采用比较或者对比的方法，而完全可以在一种语言、文化内部进行研究；其次，跨文化语用学的研究有很大一部分与民族志语用学研究的目标、方法和证据材料并不相同。因此，笔者认为，“民族志语用学”这一译名能够更好地凸显ethnopragmatics批判传统语用学普遍主义思想的理论特征。

注释

①主要参考杨自俭（2007：xiv）：《人类文化语言学的一部新作》，并增加了《英汉社科大词典》一栏，该文为陈忠华，韩晓玲著《语言学与文化人类学的边缘化及其交迭领域》的序言。

［1］Wierzbicka A.Australian cultural scripts—bloody revisited［J］.Journal of Pragmatics， 2002（34）：1167-209.

［2］Goddard C.Ethnosyntax， ethnopragmatics， sign-functions，and culture［C］//In Enfield， N.J（ed）.Ethnosyntax，Explorations in Grammar and Cultur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52-73.

［3］Goddard C.“Cultural scripts”： A New Medium for Ethnopragmatic Instruction［C］//In Achard， M.and Niemeier，S.（eds.）.Cognitive L inguistics， Second Lan2guage Acquisition， and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Berlin： Mouton de Gruyter，2004.

［4］Goddard C.Ethnopragmatics： Understanding Discourse in Cultural Context［M］.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2006.

［5］廖巧云.语用学研究的新范式［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7（6）：47-479.

［6］李炯英，赵文薇.文化脚本：跨文化语用学研究的语义学方法［J］.外语学刊，2008（4）：60-64.

［7］向明友，夏登山.民俗语用学：语用学研究的新视角［J］.外语教学，2009（6）： 24-27.

［8］汤亚汀.Ethnomusicology：释义与译名［J］.中国音乐学季刊，1991（3）：140-143.

［9］杨自俭.人类文化语言学的一部新作［C］//陈忠华，韩晓玲.语言学与文化人类学的边缘化及其交迭领域.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

［10］刘颖.中国民俗语言学研究20年述评［J］.修辞学习，2007（2）：51-54.

［11］曲彦斌.中国民俗语言学［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