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社会“礼治”与“法治”的合流及其利弊

赵 玲

（西南大学 中国新诗研究所，重庆 400700）

在去年的“小悦悦”事件中，我们看到了国人心灵冷漠的一面，而这种冷漠被很多学者解读为“仁爱”之心的缺乏，因此当代许多学者都认为我国古代儒家所推行的“仁”“孝”等观念，对当今构建和谐社会依然有着重要的意义。但笔者认为，儒家的“仁爱”并不一定就是那一帖对症的药，当我们研究儒家“礼治”思想的时候，不能够仅仅局限于它所提倡的理论或纲领，更应该全面分析它的来龙去脉、它在推行自己的理念时所使用的手段以及对当时的社会起了怎样的影响，这些也是需要我们重新审视的。

一、“礼治”与“法治”的由来

所谓周公“制礼作乐”，实际上是对上古时代就已存在的“礼、乐”加以损益，改变了“礼、乐”的性质和社会功能。周朝所提倡的“礼”和“乐”，其实就是以血缘和地位上的远近亲疏将人分为若干等级，同时又以共同的血缘为联系以声律为形式将不同等级的人结合成统一群体，这就是《乐记》所说的：“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

但由于分封制的推行使得王室所直接控制的土地和人民逐渐减少，周朝很快衰败了，反而需要对财势雄厚的诸侯曲意逢迎，周朝时所建立的“等级制度”形同虚设，此谓“礼崩”；同时，音乐艺术自身的发展规律又使得春秋时的音乐节奏变得更加复杂而少平和庄严，失去了“合同”的作用。这就是孔子所说的“礼崩乐坏”的时代。

春秋末期，孔子通过对当时社会情况的思考和对“礼乐”的反思，提出恢复周礼，认为只有改变现在“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1］32的现状，才能重建社会政治伦理秩序，战争才会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