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针辨证论治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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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中医药大学，天津 300193)

耳针辨证论治源流

王艺同，李桂兰*

(天津中医药大学，天津 300193)

耳针辨证论治内容丰富，特点鲜明，既要辨病、辨证，更要辨经。耳针临床最重要最明显的诊疗特点是辨经，即经络证治(包括病候辨经、病位辨经)。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目前临床亦应用经络电测定、知热感度测定等现代科技手段进行辨经。耳针作为中医哲学理论指导下的传统医学的特异性，辨证论治是其精髓，一切研究与应用以经络脏腑辨证为准则。

耳针；经络辨证；脏腑辨证；源流

辨证论治既是中医认识疾病、治疗疾病的理论根据，亦是中医防御疾病的基本原则。耳针学作为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遵循中医的辨证论治原则和规律，它不仅具备完整而独立的理论体系，而且具有独特的辨证论治特点[1]。中医中常用的辨证方法有8种之多，但并不是每一种方法都很适合耳针辨证[2]。由于耳针治病主要是通过一定的方法作用于腧穴而发挥作用，而经络内连脏腑，与脏腑具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只有脏腑辨证和经络辨证能较好地指导耳针施治[3]。现就耳针辨证论治之源流阐述如下。

1 耳针辨证论治的萌芽

辨证论治应用于耳针治疗疾病中由来已久。中国古代医学家首先认识到耳与经络的关系。在现存最早的有关经络学文献：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阴阳十一脉灸经》中，就提到了有与上肢、眼、颊、咽喉等相联系的耳脉。《黄帝内经》则进一步详细地载述了耳与经脉、经别、经筋的关联。如《灵枢·邪气脏腑病形》篇指出：“十二经脉，三百六十五络，其血气皆上于面而走空窍……其别气走于耳而为听”。《灵枢·口问》篇更强调：“耳者，宗脉之聚也”。《灵枢·阴阳二十五人》篇也指出：“手少阳之上，血气盛者眉美以长，耳色美；血气皆少则耳焦恶色”[4]； 这一记载充分体现了耳针辨证归经论治的萌芽阶段。

2 耳针辨证论治的形成

《内经》中到处可见有关耳针辨证论治的例子，更多的是以脏腑辨证为主。脏腑辨证，是以藏象学说为理论为指导，分析判断疾病所在的脏腑病位及其病因、病性及邪正盛衰情况的辨证方法。《灵枢·本脏》提到：“耳高者肾高，耳后陷者肾下；耳坚者肾坚，耳薄不坚者肾脆……《灵枢·卫气失常》篇记述：“耳轮焦枯，如受尘垢，病在骨”。”如早在《内经》中就有“邪在肝……取耳间青脉经去其掣”(《灵枢·五邪》)的记载[5]。

东汉末年，即公元3世纪，著名医学家张仲景首先创立辨证论治，并将其运用到临床中。仲景学术思想的核心，就是要审证求因，治病求本，就是要同中求异，异中求同。在张仲景的代表作《伤寒杂病论》中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条文随处可见，对后世辨证论治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如：第108条肝邪乘脾证、第109条肝邪犯肺证、第142条太阳少阳并病，误治所致的脉弦谵语证、第143妇人中风，热入血室之谵语证等。在耳针治疗的条文中也同样体现着这一思想[6]。

晋代医家皇甫谧系统地总结了晋以前历代针灸学的经验,写出了中国第一部针灸专著——《针灸甲乙经》。《针灸甲乙经》强调辨证选穴，其中以病统穴，虽然没有明确说明辨证理论，但每一种病证的辨证治疗分类极为细致。从《针灸甲乙经·卷七》到《针灸甲乙经·卷十二》在介绍内、外、妇、儿、五官等各科病症的耳针治疗方法时，既从外感六淫、内伤七情及各种意外伤、虫兽伤等病因同脏腑经络相联属方面对疾病进行了宏观分类，如《针灸甲乙经·卷七》“太阳中风感于寒湿发第四”，《针灸甲乙经·卷九》“足厥阴脉动喜怒不时发颓疝遗溺窿第十一”，《针灸甲乙经·卷十一》“动作失度内外伤发崩中瘀血呕血唾血第七”，又详细说明了每一疾病不同兼证的临床特点、病因病机、发展转归、刺灸方法、刺灸量、刺灸禁忌。

隋·杨上善之《黄帝内经太素》亦载有：“小肠病者，……当耳前热。”表明，医家在临床实践中，正在有意识地将耳廓上某些部位色泽、温度、形态的变化，作为诊断具体的病症的一种手段[7]。

因此说耳针理想的治疗与效果来源于明确的诊断，而治疗“法则”的确立，离不开辨证施治的理论指导。这正说明辨证论治之理念与运用肇始于《内经》，并贯穿耳针治疗的始终。

3 耳针辨证论治的发展

宋以后，有关文献中开始出现对病症的辨证分型并以证来选取穴位，使耳针辨证论治得以发展，在现代耳针教材中，这种选穴方法更为普遍。

金代名医刘完素，研究《内经》达30年之久，对于《内经》中的经络学说“大有开悟”，从而对经络辨证颇有感悟并有所发挥，对中风、疟疾、泻痢、疮疡等均是按经络辨证进行治疗。他在其《疮疡论》中强调“凡疮疡可灸刺者，须分经络分部位，血气多少，俞穴远近”，并根据病变出现的部位，确定属于何条经脉，用何经穴。朱丹溪在《丹溪心法》中的手足杨明经的“合经见证”，也源于《内经》经络脏腑表里相关论。而《医学启源》则进一步完善了经脉辨证的理论。

明代杨继洲非常强调辨证选穴。他在《针灸大成》一书中记载了耳尖穴：“耳尖，穴在耳尖上卷耳取尖上是穴，治眼生翳膜。”除上述之外，在其他的针灸典籍中尚载有：珠顶穴，“珠顶穴，两耳当门珠尖上，主治齿痛，灸三壮”(《针灸经外奇穴治疗诀》)，该穴相当于现代之屏尖穴；；以及耳廓后、郁中等。或依据脏腑经络，或依据脉理，或舍症从脉，或舍脉从证，灵活多变，进一步促使耳针辨证论治的发展。

清代李学川在疾病的耳针施治中，非常注重辨证取穴，达到“因证以考穴，按穴以施治”。

20世纪50年代，法国医学博士诺吉尔(P Nogier)首次提出耳廓形如“胚胎倒影”理论给耳穴研究提供了极大的启发，更加丰富了耳穴的取穴方法。

综上，耳针辨证论治内容丰富，特点鲜明，既要辨病、辨证，更要辨经[8]。通过辨病知其脏腑病还是经络肢节病；通过辨证知其病之阴阳、表里、寒热、虚实[9]；通过辨经知其病与何经相关以确定取何经何穴治疗。总之，现耳针临床最重要最明显的诊疗特点是辨经，即经络证治(包括病候辨经、病位辨经)[10]。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目前临床亦应用经络电测定、知热感度测定等现代科技手段进行辨经[11]。但总的来说，在以现代科学技术方法研究耳针的同时，我们还得特别注意耳针作为中医哲学理论指导下的传统医学的特异性，辨证论治是其精髓，一切研究与应用应以经络脏腑辨证为准则。

[1]高新军.针灸需要辨证论治毋庸置疑[N].中国中医药报,2008-02-01,2012-12-05.

[2]黄东勉.浅谈针灸临床中的辨证论治[J].新中医,2012(8):177-178.

[3]陈雷,周丹,胡雯雯,等.耳针穴位的取穴标准及依据[J].吉林中医药,2009,29(2):148-149.

[4]陈巩荪,卢宝铭.中国耳针的起源和发展[C]//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世界卫生组织.国际传统医药大会论文摘要汇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世界卫生组织,2000.

[5]秦小永.耳穴的起源与发展[J].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11(5):122-123.

[6]孟庆云.辨证论治的发展与辨证分型[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2(1):1-2.

[7]谢科,史斌,朱晓红.刍议针灸辨证论治[J].国医论坛,2010(5):42-43.

[8]蔡玉颖,刘保延,刘志顺.针灸与中医内科辨证论治思维模式的差异[J].中国针灸,2009(10):841-843.

[9]何金森.针灸临床辨证论治的思考[J].中国针灸,2008(9):685-687.

[10]刘智艳,姚小红.耳针疗法作用机理研究进展[J].针灸临床杂志,2005(4):62-63.

[11]程绍民,喻松仁,熊英琼.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和经络辨证的现代研究概况[J].中医药临床杂志,2006(1):1-6.

R24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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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7-4813(2013)03-0557-02

王艺同(1985-)，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针灸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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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桂兰，硕士研究生导师，E-mail:liguilan08@163.com。

2012-1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