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左：扭曲的招商政绩

□ 本刊记者　郑旭　张子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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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左：扭曲的招商政绩

□ 本刊记者郑旭张子琦

2013年已经过半，当地不仅“6万亩”的种植目标没有达到，就连向投资商徐邵林承诺用于原料供给的5000—10000亩酒葡萄基地也不见了踪影。《民生周刊》本期继续报道，问诊喀左招商引资“后遗症”。

一座偏安于辽宁省西部的小城、一项实际投资千万元的酿酒项目、一份至今都各执一词的《建设项目合同书》 以及一个万亩酒葡萄基地的承诺，留下了一处尚需诊治的招商引资“后遗症”。

7月8日，《民生周刊》以《喀左招商引资“后遗症”》为题，针对河北籍商人投资辽宁省喀左县并在当地建设一座年设计生产力在5000吨葡萄酒酿酒企业，因当地未将写进《建设项目合同书》（下称“项目合同”）的部分条款内容兑现，致使以徐邵林为法人的喀左轩尼诗葡萄酿酒有限公司（下称“轩尼诗”公司）陷入停产窘境的案例进行了报道。

尽管喀左官方试图回避“项目合同”未履行内容与当地政府有着明确的责任主体关系，但有官员在接受《民生周刊》记者采访时却暗述了合同签署背后的真实动机。

值得一提的是，该报道见刊后即有法律人士发表观点，认为投资人与喀左博弈的焦点主要集中于“项目合同”中有关万亩酒葡萄基地建设是否存在违约问题。就“项目合同”本身而言，签署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倘若双方就此尚未理清责任主体，或可通过司法途径加以解决。

然而，《民生周刊》记者在后来的调查中发现，如要摸清该县酒葡萄种植产业萎缩的真实原因，或许非纵深以窥则不能。

水土不服的“赤霞珠”

正如《喀左招商引资“后遗症”》一文所述：2012年11月，在“轩尼诗”公司停产一年后，喀左县县委书记刘学军责成喀左县政府成立一支由分管县长挂帅、县政法委副书记任组长，县纪检委、政法委、信访局、城建局、利州工业园区管委会、县人民法院为成员单位的工作组，开始着手解决徐邵林一事。

而作为工作组组长，喀左县政法委副书记王军在接受《民生周刊》记者采访时，申明了“甲乙双方（甲方即喀左县利州工业区管委会，乙方为法人徐邵林）在‘项目合同’的条款中，约定了第三人（喀左县人民政府）的权利和责任，徐邵林要求县政府赔偿因合同违约造成的损失是没有法律依据”的立场。

与此同时王军还指出，导致喀左县酒葡萄产业发展缓慢的原因是，“赤霞珠”这一品种并不适宜在喀左县种植。

“赤霞珠”又称苏维翁，原产法国，是全世界范围内最为广泛种植的红葡萄品种之一，上世纪90年代被我国大量引进，目前该品种在河北、新疆、宁夏、山东、甘肃、四川等十几个省广泛种植。

据权威资料显示，“赤霞珠”品种的自身特点是：结实力强，易丰产，风土适应性强，抗病性极强，较抗寒，喜肥水。

“赤霞珠虽然比较抗寒，但在喀左这里并不适宜种植。”王军告诉《民生周刊》记者，早在2007年，县里曾将发展酒葡萄种植作为助推特色农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产业来主抓。

“酒葡萄”产业何去何从还尚无定论，喀左县的“设施农业”产业又被高调推出。图/郑旭

“当时的情况是，有个别乡镇确实种得比较好，栽种‘赤霞珠’的农户年均收益都有提高。但等到县里出台扶持政策、大面积推广之后，发现‘赤霞珠’在有些乡镇水土不服，原因是那几年喀左冬春气温普遍偏低，有的株苗没等过冬就已经冻死了。加上一些农民种植技术不过硬，勉强过冬的株苗第二年也都死掉了。”

《民生周刊》记者所掌握的两份编号分别为“喀政发（2009）31号”、“喀政发（2009）38号”文件似乎可以佐证王军的说法。

其中，《喀左县人民政府关于加快酒葡萄及葡萄酒产业发展的意见 》（31号文）开宗明义，指出为贯彻落实省委（辽宁省）、省政府（辽宁省）提出的“一县一业、一县一品”发展思路，加快培育产业集群，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县政府将酒葡萄产业确定为全县“一县一品”产业之一。

《民生周刊》记者注意到，31号文件在“建设内容与任务”中强调：“在充分论证市场的前提下，以县内酿酒企业为主要支撑，本着区域化、良种化、专业化原则，全力扩大酒葡萄种植规模，到2013年，力争使全县酒葡萄种植面积达到6万亩。”同时，将此目标任务分解到公营子、羊角沟等19个乡镇。

而随后发布的38号文件，旨在明确2010年该县酒葡萄开发扶持政策。

其中，对于种植户的扶持标准被表述为“集中连片100亩以上的酒葡萄地块每亩补贴1500元”、“集中连片50-100亩以上的酒葡萄地块每亩补贴1200元”。

“这几年县里投入到‘酒葡萄’里的钱不下4000万。这笔钱几乎没有上级拨款，县里财力又有限，怎么办？只能自己想办法解决。”

“像林业局、水利局、扶贫开发办都是能从省里要来钱的单位。”王军透露说，多年以来，为了筹措这笔不菲的补贴资金，喀左县采取了将上级争取而来的专项资金捆绑使用的办法来支付。

种植积极性消退

照此推理，宏伟的发展规划、明确的补贴细则加上冒进于国家专项资金使用规定而不顾，喀左县的酒葡萄种植产业应该发展得如火如荼。

但目前的情况是，2013年已经过半，当地不仅“6万亩”的种植目标没有达到，就连向投资商徐邵林承诺用于原料供给的5000—10000亩酒葡萄基地也不见了踪影。

马秀萍（化名），喀左县大城子镇五家村村民，在当地酒葡萄开发扶持政策影响下，2009年起，她拿出自家承包地的2/3用于栽种“赤霞珠”。

“当时公社（指大城子镇）来人说，全县都在鼓励农民栽酒葡萄苗子（赤霞株苗），还说栽得好的话一亩地能给千把块钱的补贴，而且酒葡萄苗子由县里统一提供，等酒葡萄长成了县里还会有人过来收，社员们（指村民们）一想这是好事，至少比种苞米合适！”回忆起当年下决心栽种“赤霞珠”的动因，马秀萍如是说。

她告诉《民生周刊》记者，2012年以前，当地玉米种植的亩产效益在900元左右，低于栽种酒葡萄后县里补助的价格。因此大城子镇有很多和马秀萍一样的村民都选择栽种酒葡萄。

“但是后来社员就发现，赤霞珠这玩意太娇贵，伺候不好就都死了。也有社员勉强撑到县里来验收，但人家一看种得不好，补贴也就不给了。”马秀萍说。

“喀政发（2009）38号”文件还规定，全县在酒葡萄产业发展过程中，每年分三次对种植户验收并兑现补贴资金。

其实，响应了县里的号召却因验收不合格而领不到补贴款的种植户在喀左县其他乡镇也为数不少。根据“喀政发（2009）31号”文件提出的“6万亩种植任务”要求，羊角沟乡被分解的种植面积为2300亩。 但《民生周刊》记者在该镇走访了解的情况是，关于酒葡萄，已经很少有村民愿意提及了。

在一些村民看来，“赤霞珠”对土壤、气候以及种植技艺要求很高，稍有不慎就会前功尽弃。对于习惯传统作物种植的他们而言，这种需要投入大量精力、物力的特色农业产业，政府在发展过程中如果不组织长期的种植培训又没有收购保护价，农民自身是没有积极性的。

作为喀左县某葡萄酒酿制企业董事长，姜显明此前在接受《民生周刊》记者采访时透露，当地为企业提供的酿酒原料仅占该企业全年所需原料总量的10%。

究其原因，姜显明分析认为，一是一些农户的退出，让喀左酒葡萄种植面积越来越小，进而导致原料量不足；二是部分坚持种植的农户还是传统农作物的销售思路，认为物以稀为贵，所以在向企业提供酒葡萄过程中，给出的价格往往高于市场平均价格上线。

“对于企业而言，没有一个企业不想通过控制原料成本来提高产品价额优势。”姜显明认为，喀左的酒葡萄不能被当地企业所消化，也是导致农民种植积极性受挫的原因之一。

一是一些农户的退出，让喀左酒葡萄种植面积越来越小，进而导致原料量不足；二是部分坚持种植的农户还是传统农作物的销售思路，认为物以稀为贵，所以在向企业提供酒葡萄过程中，给出的价格往往高于市场平均价格上线。

株苗购置被“灰”之说

如果说不利的种植气候以及尚未健全的种植引导机制，是诱发喀左县酒葡萄种植产业呈萎缩状发展的“原罪”，那么当地有官员被指乘产业发展之机从中渔利是否也加剧了“萎缩”进程呢？

有知情人告诉《民生周刊》记者，喀左县在决定大范围引进并种植“赤霞珠”之前，山嘴子镇是喀左县启动酒葡萄种植的最早乡镇。

据其回忆，为寻求特色农业发展之路，2006年喀左县有关部门在山嘴子镇进行酒葡萄试点种植，通过反复试验，最终确定了“赤霞珠”这种抗寒能力较强的酒葡萄品种。

时隔一年，发展酒葡萄种植产业或将成为喀左加快培育产业集群的一个带动点，被当时的政府领导所认可，之后陆续在部分乡镇推广。

2008年下半年，也就是徐邵林决定投资喀左之前，喀左县酒葡萄种植面积已接近10000亩。为顺势而上提高产业化规模，县政府责成该县农业产业化办公室（以下简称农产办）负责全县的酒葡萄产业管理与推进工作。

而知情人的这一说法又与之前徐邵林的说法互为映证。

《喀左招商引资“后遗症”》一文中，徐邵林曾向《民生周刊》记者回忆称，2008年12月15日即“项目合同”签署的当天，喀左县政府派出了强大的领导阵容，其中就有农产办主任丁文喜。也正是此人的积极表态，才让徐邵林坚信喀左县是有能力用三年的时间为其发展5000-10000亩酒葡萄基地的。

知情人认为，酒葡萄产业能否健康发展，关乎着全县特色农业集群化发展成与败。由于指导权过度集中于农产办一家职能部门，在监管机制流于形式的背景下，腐败必然滋生。

据其提供的“证据”显示：2009年4月，农产办主任丁文喜来到河北省昌黎县，与酒葡萄苗种植大户齐某在昌黎海鲜阁酒店会面。

作为喀左县酒葡萄产业项目的株苗供应商，县政府曾与齐某在2008年11月签订了60万株“赤霞珠”苗木采购合同。合同约定，每只株苗的价格为1.2元。

“在‘海鲜阁’的一间包房里，丁文喜向齐某提出，在合同价格不变的前提下，每只株苗他要提取0.2元的好处费，并暗示齐某说，如果这个条件不同意，他会以苗木不合格为由，拒绝在采购验收书上签字。”知情人说，出于无奈，齐某答应了丁文喜的条件。

不仅如此，按照知情人的说法，虽然购置合同已经载明株苗单只价格为1.2元，丁文喜随后却以1.4元单价向县财政报账并支取了这笔株苗购置款。

“此后，丁文喜又利用拆分株苗分配指标、虚报株苗购置株数的方法获利8万余元……”知情人说。

喀左县果树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分析认为，一分价钱一分货，作为株苗供应商，当销售价格被人为压低时，所提供的株苗在质量上就很难保障了。“不排除这批株苗中就有病株、死株苗的可能。”

马秀萍在接受《民生周刊》记者采访时也表示说：“县里给的酒葡萄苗就是不如有的社员自己买到的苗子好种。”

“设施农业”成政绩砝码？

值得一提的是，《民生周刊》记者曾设法联系到喀左县农产办主任丁文喜本人，来确认知情人的上述说法。但直至发稿前，丁主任始终未就是否接受采访给予记者明确答复。

相反，《民生周刊》记者得到了株苗供应商齐某的书面证明材料以及丁文喜曾被当地纪委及检察院调查的消息。

证明材料及被调查的说法基本上与知情人提供的信息相吻合。

尽管如此，在喀左县果树局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看来，肇始酒葡萄萎缩的原因似乎与当地政府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有关。据其介绍，为推进全省设施农业又好又快发展，省政府2008年启动了1000万亩设施农业建设工程，研究制定了配套的扶持政策，整合项目与资金予以重点支持。

“从那时起，大力发展设施农业产业就成为全省自上而下的任务来贯彻执行。”他向《民生周刊》记者透露，从2010年开始，为顺利完成朝阳市政府下达的16万亩设施农业建设任务，喀左县成立了全县设施农业发展领导小组，各乡镇也都建立了相应组织，由书记、乡镇长亲自抓。“不能不说，设施农业的时代来临让本该按部就班的酒葡萄发展有所搁置。”

他分析说，就起源而言，设施农业是省里发起的，而酒葡萄产业是喀左的自主产业，相比之下，发展设施农业更迎合上级政府的要求。

其次，就资金扶持而言，省政府还出台专门文件，明确每年整合省、市、县三级补贴资金用以扶持推进设施农业发展，省、市、县按4：3：3的比例分担。而酒葡萄产业并没有来自省、市的资金扶持。

“最主要的还是政绩考核。它让各乡镇官员都将心思放在设施农业上了。”他指出，县里规定，在对各乡镇的全年综合工作位次考评上，要加大对设施农业的考核权重。“有个别乡镇的官员，由于设施农业抓得好，第二年就由副科级提为正科级了。”

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感到，“设施农业”似乎已成为喀左基层官员捞取政治资本的砝码。

“为了给设施农业建设提供土地，在个别酒葡萄种植产业已经初见规模的乡镇，领导们一拍脑门就把成片的酒葡萄推掉了。”话落此处，这位官员倍感惋惜。

然而对于农民出身的徐邵林而言，比起与政府打官司，选择等待应该是明智的。

“我是外地人，即便官司赢了，我又能得到什么呢？”此时，《民生周刊》记者眼前的徐邵林已经少了很多锐气。

□ 编辑 邓凌原□ 美编 王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