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证素辨证研究概况

2013-04-06 02:31黄碧群彭察安
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3年1期
关键词:病性证素病位

黄碧群,曲 超,向 岁,彭察安

(湖南中医药大学中医诊断研究所,湖南 长沙410007)

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诊断学分会主任委员、湖南中医药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朱文锋教授从1976年开始潜心探讨中医辨证方法[1]。1978年研制成“中医数字辨证机”,将辨证基本内容归纳为48 项,进行辨证定量研究,建立了“加权求和浮动阈值运算”数学模型。1985年研制成“中医辨证论治电脑系统”,编制病状近1 000 种,标准证型模式1 500 个,演绎证型模式5 000 余个,构建起了完整的辨证论治体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中医临床诊疗术语》中所列疾病、证候、治法,于2002年研制成“WF 文锋-Ⅲ中医辅助诊疗系统”,增加460 种常见疾病的诊断和辨证治疗,病、证、症结合,理、法、方、药俱备,形成了10 种诊疗方案。2003年申请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 (973 计划)“中医辨证论治关键科学问题的基础研究——构建以证素为核心的辨证体系”,建立基于数据挖掘技术的证素辨证研究平台,采用“双层频权剪叉算法”,准确提取证候辨证诊断的权值,制定出证素、常见证诊断标准,建立起完整的证素辨证体系。2008年出版《证素辨证学》专著。

“证素辨证”新体系,整合八纲、脏腑、六经辨证等实质内容,提出中医辨证的思维规律是根据证候,辨别证素,组成证名。揭示了辨证的普遍规律、实质与特点[2],为灵活复杂的辨证方法找到了执简驭繁的要领,更符合临床辨证的实际,学习时容易掌握,临床时便于操作,能灵活地辨别处理各种临床证候,克服了以往古今诸法混用,概念欠确切,内容不完整,甚至相互矛盾、错杂的弊端,充分体现了中医学的科学性,是对中医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辨证新体系。

证素辨证体系的建立,对于提高中医诊疗水平,加速中医临床人才培养,推动中医药现代和国际化进程,均具有重要意义;对于证的相关领域研究、中药新药开发、临床诊疗方案的制定等方面,可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平台;证素辨证可丰富生命科学的研究内容,解决中医辨证论治中的关键科学问题,对解决中医发展滞缓的症结问题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现将证素辨证国内发展概况进行叙述。

1 中医证素辨证系统

1.1 中医证素辨证概念形成

“证”:古为證,本义为证据、证验。《中华大字典》载“證”的含义有8 项:告也,验也,证也,谏也,则也,候也,质也,病證也。当代中医学将“证”的概念约定为:证是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中对某一阶段的病理(包括病因、病位、病性、邪正关系、病势等)概括[3]。

“素”:始也、本也,《尚书·大传·虞夏传》“定以五律、五声、八音、七始,著其素。”注“素,犹始也”。因此,“素”指本来的、原有的,如素质犹本质,素性犹本性;指带有根本性质的物质,如色素、毒素、元素、激素。

证与素合为一词—“证素”,证素就是证的基本要素,即辨证所要辨别的本质性内容。证素是通过对“证候”(症状、体征等)的辨识而确定的病变本质,是构成“证名”的基本要素。每一个证素都必有相应的特征证候及治法方药,证素是据中医理论而提炼出的、不能再分解的具体诊断单元而非分类纲领,包括病位证素和病性证素。病性证素是对正邪相争的本质概括。证素有一定的组合规律;某些证素间可有重叠涵盖关系[4]。因此,证素不等于证候,是据证候而辨识的病变本质。也不等于证名,并且不宜称为病机。

证素一词,言简意赅,体现了辨证的实质意义。证素如同构成各种物质的化学“元素”;语言中最小意义单位的“词素”;构成术语最小语言单位的“语素”;语音中最小单位的“音素”;红、黄、紫、黑等“色素”等等一样,均是构成事物的要素。“证素”就是构成证(名)的要素。把“证”区分(或包括)为证候、证素、证名,能对“证”的概念起到规范作用。

1.2 中医证素辨证体系的内容

“辨证”是根据中医学理论,对证候进行分析,认识其病理本质——证素,并概括为完整证名的思维认识过程。由于任何复杂的证都是由病位、病性等证素组合而成,因此准确判断证素,便抓住了疾病当前的病理本质,并可执简驭繁地把握灵活复杂、动态的证。在辨证思维过程中,应突出3 个环节[5],即证候(症状、体征等临床信息)的获取,然后是证素的识别,最后判断出证名。基本证素包括病位、病性2 大类,共60 项左右。其中病位证素约30 项,分空间性位置和层次(时间)性位置。空间性病位有表、半表半里、心、心神(脑)、肺、脾、肝、肾、胃、胆、小肠、大肠、膀胱,胞宫(精室)、鼻、耳、目、肌肤、筋骨、经络、胸膈等;层次(时间)性位置有卫分、气分、营分、血分,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等。病性证素约30 项,主要有风、寒、暑、湿、燥、火热、毒(疫疠)、脓、痰、饮、水、食积、虫积、气滞、气闭、气虚、气陷、气不固、血虚、血瘀、血热、血寒、阴虚、亡阴、阳虚、亡阳、阳亢、阳浮、津液亏虚、精髓亏虚等。根据辨证思维的认识过程,形成“证候-证素-证名”的辨证新体系,其中“证素”为辨证体系的核心。

1.3 中医证素辨证体系相关工具

1.3.1 贝叶斯网络 贝叶斯网络(Bayesian network)是用于不确定性推理,带有概率注释的有向无环图(directed acyclic graph,DAG)模型。它可根据先验知识和现有的统计数据,用概率的方法对未知事件进行预测。贝叶斯网络的结构学习及推理原理与中医辨证的思维认知过程颇为近似,它能够通过自学习而进行经验积累,并可从数据挖掘中发现某些隐含变量,通过相关概率分析各种可能性,模拟临床专家实践经验的积累方式。

贝叶斯网络具有诸多优点,但仍存在不足。贝叶斯网络是基于频率的算法,当某些症状、证素、证名出现频率很低时,为了减少计算量,通过变量筛选势必将其舍弃,但这些变量的诊断意义不一定低,不将其纳入计算,必然使信息获取不全,从而影响推理判断的准确性,难以全面体现辨证思维。临床的症状一般都有轻、中、重之分,其辨证价值亦有差别,但贝叶斯网络对每个变量只有“出现”和“不出现”两种状态,因而难以全面反映证候的辨证意义。临床上有的症状对某证素的判断是起否定作用的,如症状舌淡胖就能降低证素阴虚的可能性,而贝叶斯网络计算出的局部概率分布参数则无正负之分,势必对辨证的结论产生负面影响[6-9]。

1.3.2 粗糙集 粗糙集理论(Rough Set)由波兰科学家Z.Pawlak 教授提出,可对不完整数据进行分析、推理、学习、发现,它能有效地处理许多涉及不确定性的问题,主要包括:不确定或不精确知识的表达,经验学习并从经验中获取知识;不一致信息的分析,根据不确定,不完整的知识进行推理,在保留信息的前提下进行约简、近似决策分类,识别并评估数据之间的依赖关系等[10]。

在粗糙集理论中,知识推理就是给定知识表达系统的条件属性和结果(决策)属性,求出所有符合该知识的最小决策算法。应用粗糙集的约简理论建立数学模型,分析症状与证素的依存关系,寻找证素辨证规律,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课题。约简在粗糙集中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反映了一个决策表的本质信息,在基于证素辨证的中医诊断中,粗糙集理论的深入应用将有望解决许多问题,如症状的诊断能力分析,临界症状的确定,症状之间的联系,证素之间的联系,证素与症状之间的联系,以建立较为完整的客观化中医知识系统,发现这些定性和定量关联对分析和理解中医辨证规律有很大帮助,并对中医辨证的标准化、客观化和定量化有重要意义。

1.3.3 双层频权剪叉算法 辨证的定性描述到定量分析是必由之路,相应数理模型和算法的建立是实现这一途径的方法。而现有的数据处理方法,尚不能完全反映中医辨证的内在规律。朱文锋教授根据临床辨证的实际,在寻找辨证参数的过程中,探索出一种确定证候诊断贡献度的“双层频权剪叉算法”,能获得辨证的准确参数。中医临床辨证的实践表明,证候辨证具有多维复杂性,每个症状对各证素判断的贡献度,并不是简单的以出现频数的多少为依据。有些证候临床出现的频数虽然很高,但其对证素的判断能力并不强;与之相反,某些证候临床发生的频数虽然不高,但其对某些证素的诊断具有很强的特征性。为了避免一些变量的频数范围过大,另一些变量的频数范围过小,而形成的局部优化、判别偏移,必须将频数转化成权值,即诊断贡献度。应当根据证候的不同属性,拟定各证候的标准化权值;根据证素出现的频率,拟定各证素的标准化权值。为使每个证候纳入判断的机遇相等、每项证素纳入判断的机遇相等,应当遵循高频数变量的权值轻,低频数变量的权值重的原则,这就是“频权剪叉”。根据“频权剪叉” 原理,将各症状对各证素的贡献度进行分配,对证素所见各证候的权值进行分配,形成证候标准化权值和证素标准化权值,故为“双层”[11-14]。

1.3.4 神经网络 神经网络(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 是20世纪40年代心理学家W.S.McCulloch和数学家W.Pitts 从人脑信息处理的特点出发,采用数学模型的方法研究了脑细胞的动作和结构,以及生物神经元的一些基本的特征,提出的人工神经计算模型。

神经网络使用一些节点和节点之间的连接,构成一个模拟大脑可用于逻辑运算的模型。人工神经网络的特点和优越性主要表现在4 个方面:具有自适应的学习能力;具有处理非线性映射的能力;具有泛化能力;具有高速寻找优化解的能力,即神经网络具有并行计算能力。

陆萍等[15]以神经网络为基础进行了中医面诊证素辨证的研究,从研究结果看,面诊—证素神经网络基本上都能得到准确的证型辨证结果。但他们也提出自己的观点。构建起的网络结构相对固定,只是根据样本对其权值进行训练,而不能根据样本动态地调整适合中医诊断推理的神经网络的结构,达到神经网络权值、结构等整体的最优,这就限制了中医面诊的神经网络有效提高诊断推理结果的准确率。所以研究需要选择恰当的模型,构建神经网络的初始结构及其权值;再对其利用软件计算中其他相互协同互补的方法,如遗传算法对构建的中医诊断知识库中的每一类神经网络进行优化,达到针对一类病证诊断的神经网络的结构和权值最优。并且采用多级目录管理的方式对构建的各个神经网络和神经网络子库进行有效的管理和调用,从而能够构建适合中医辨证的神经网络系统。

1.4 中医证素辨证体系的意义

1.4.1 辨证方法的继承与创新 古今诸种辨证方法,必有对证候本质特征的共同认识,历代医家都在寻找并确定辨证的基本要素,如《素问·至真要大论》的“病机十九条”;八纲辨证的表、里、寒、热、虚、实、阴、阳;脏腑辨证的心、肝、脾、肺、肾……;叶天士创立卫气营血辨证;秦伯未的风、寒、暑、湿、燥、火、疫、痰、食、虫、精、神、气、血“十四纲要辨证”;欧阳琦将辨证内容分为三型21 项;黄炳山提出中医内伤性疾病辨证以虚、实为核心的14 项具体内容等等。“证素辨证”新概念,是在原有辨证理论基础上的升华。它涵盖了以往诸种辨证方法的实质,辨证目的确切,辨证内容完整统一,证素的内涵外延明确,证素特征规范,理论层次清楚,证名规范,术语统一,古代种种习惯证名的本质皆在其中,可克服以往古今诸法混用、概念不清、内容错杂的弊端。因些,证素辨证将具有更强的生命力。

1.4.2 中医证素辨证是科学的认知论 证素辨别是中医学认识论的一大特色,它揭示了中医辨证纲要性强与证素组合复杂的科学认知原理。

中医辨证注重机体整体反应状态所反映出的基本病理—证素,由基本病理的多样性组合、演变,构成病变的复杂性、精确性[16]。既有辨证要素的纲领在握,以体现病变的共性,又能充分反映每个患者病变差异的个性。中医的证名可能是数万个,但辨病位、辨病性的证素总计只50 项,证素越少,医生越容易掌握,可操作性越大;证素的组合越多,更能反映病情的复杂多样性和辨证的灵活性。

1.4.3 中医证素辨证揭示了辨证的规律 以证素辨别为核心的辨证体系,以症为据,从症辨证,揭示出了辨证思维的原理和内在规律,更符合临床辨证的实际。

辨证的实质与关键就是辨“证素”。临床时只要能准确判断证素,便抓住了病变当前的病理本质。用有限的证素统无限的证候与证名,便可执简驭繁地把握复杂、动态的“证”。通过由证候辨证素,由证素组合成证名,这种以证素为核心的辨证原理和方法,学习时容易理解,临床时易于掌握,能提高辨证的准确性、规范性和可重复性,从而提高临床诊疗水平。

1.4.4 中医证素辨证体系简捷而实用 充分把握每一证素的概念和表现特征,并了解其相互间的组合关系,便抓住了辨证的实质。证素辨证可适用于各科诸种疾病的辨证,能灵活地辨别处理各种临床现象。通过四诊而采集各种证候,其目的都是为了辨别证素,任何证名都是由病位证素与病性证素的相互组合而构成,所以证素是辨证的关键。临床上的病情虽然千差万别,并处于动态、演变之中,无论证候表现如何复杂、多样,然从辨证的角度看,其本质则无非是证素的不同,而证素总计只50 项,则万变不离其宗。无论诊断是什么病,都可以进行证素的辨别,有的甚至是原来没有的新病,只要掌握了证素的特征和辨别方法,仍然可以进行辨证论治。任何病、症、证(名)均与证素相关,所以证素辨证具有广泛的适用性。

1.5 中医证素辨证体系的科学性

“证”是非线性的复杂系统,证素辨证符合系统论的整体性、联系性、动态性、有序性原理[16]111。在证素辨证体系的研究中,引进复杂性系统科学的理念和多学科结合的研究方法,揭示了其复杂性的机制和规律。通过文献整理、流行病学调查、专家咨询等方面所获取的资料,运用数据挖掘、信息处理等多维的数学方法和计算机技术,对证素辨证进行计量分析和判别研究,可使证素辨别达到较为精确的量化程度,并建立“证候辨证量表”,制定证素诊断标准,从而使辨证更为精确。比如贝叶斯网络、神经网络、粗集理论、Meta 分析、因子分析等,能从大量的数据中发现有关研究对象的新知识,将机制上还不明确的变量关联起来,为解释证候在证素判断中的贡献度、证素与证素间的组合规律、证素与证间的模式识别关系等提供依据。通过多学科综合研究,能增强中医辨证理论与其他科学的交融,为其他学科的介入提供契合点。将属于思维科学、非线性科学的中医辨证,将比较模糊、不易被人接受的中医辨证原理,用复杂理论、系统科学、信息科学、数学技术、数字量化来表达,转化为大家公认的语言符号,构建客观化、信息化技术支撑平台,使证素辨证具有明确的理论体系和操作系统,从而可提升辨证的科学性,推进中医药学的现代化和国际化。

2 中医证素具体应用研究情况

2.1 理论研究

关于舌、苔与证素关联方面,唐亚平等[17]通过回顾性文献分析,研究了薄苔与病位证素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肝、脾、肾是在薄苔病例中出现频率最高的病位证素,表的病例中出现薄苔的比率较高,薄苔与里证的关系相当密切,对此应该引起注意,不可拘泥于薄苔主表证的说法;朱镇华等[18]通过回顾性文献分析,研究了舌淡红,舌淡,舌淡胖,舌赤,舌暗红,舌尖红,舌紫暗,舌有斑点,舌边齿痕,舌苔薄白,舌苔白,舌苔黄,舌苔腻,苔少、剥、无,舌苔润滑,舌苔干燥等不同舌象对不同证素的贡献程度;戴芳等[19]通过回顾性文献分析,研究了淡白舌与具体病位证素的关联,结果表明在病位证素中,脾、肾同时在淡白舌病例中出现频率最高,各自出现淡白舌的比率亦较高,且淡白舌对它们相关的诊断权值最高。

关于脉象与证素关联方面,黄碧群等[20]通过回顾性文献分析,研究了脉浮、脉沉、脉数、脉迟、脉洪、脉细、脉实、脉虚、脉弦、脉紧、脉滑等常见脉象对不同证素的贡献度。

甘慧娟等[21]通过391 例体检者作为观察对象,采用证素积分法研究阴虚病理与血小板计数关系。研究表明:阴虚病理与血小板计数呈正相关,实热病理与红细胞压积、红细胞体积分布宽度、平均血小板体积呈负相关。他们研究认为阴虚病理处于血栓前状态,且阴虚越甚,血黏度越高;而实热病理由于血流速度快, 所以在一定的程度下可能存在着实热越重,则血黏度越低的现象。

杨丽蓉等[22]通过对检查对象进行证素评估,结合患者肾功能化验指标,得出尿素氮与寒、饮显著负相关;肌酐与饮显著正相关,与气虚、亡脱显著负相关;尿酸与肝、血瘀、阴虚、阳亢;胃、肺、少腹、气逆显著负相关;与气滞、气虚、血虚、肠非常显著性负相关;尿素氮与肌酐比值与热,阴虚,阳亢显著负相关。

何军峰等[23-24]通过文献回顾方式,分析了气血阴阳虚等证素对应的特征性证候,及不同证候排列顺序及权值、常见虚性证素的计量辨证特征。李灿东[25]等通过文献回顾,进行了腑病等病位证素与特征症关联研究。

2.2 临床研究

关于代谢性综合症的研究,熊红萍等[26]通过代谢综合征患者的腹围及胰岛素抵抗的情况与患者证素特征联合研究,发现代谢综合征基本证素为:气虚、血虚、阴虚、阳虚、津亏、痰、血瘀、湿、热、气滞、心、肝、脾、肺、肾。影响腰围的因素只有证素痰,不同男女性别腰围在痰的积分在≥100 分组较<100分组有显著性差异。影响稳态模型胰岛素抵抗(HOMA-IR)的因素只有证素痰和脾,不同痰的积分组间有显著性差异;熊红萍等[27]通过采集患者四诊资料,进行证素辨证,再结合患者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结果进行研究,实验表明,代谢综合征基本证素:气虚、血虚、阴虚、阳虚、津亏、痰、血瘀、湿、热、气滞、心、肝、脾、肺、肾。影响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的因素有证素痰、血瘀、肾、脾,其中与痰呈密切的正相关。

关于艾滋病的研究,姜枫等[28]采用流行病学现况调查的方法,应用《WF—III 中医(辅助)诊疗系统》进行证素分析,比较河南、新疆、广东、云南四地艾滋病病性证素分布差异,结果表明:2008年10月至2010年8月调查河南、广东、新疆、云南四地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分别为276、126、120、86 例,合计608 例。四地HIV 感染和艾滋病的主要病性证素均以气虚、血虚、阳虚、阴虚、湿、痰等积分较高,但又有地域特点,如河南的各证素积分均较高,各地的证素积分中广东病性证素湿积分较高,新疆病性证素阴虚积分较高,无症状HIV 感染者的积分低于艾滋病患者。

关于冠心病的研究中,袁肇凯等[29]通过对冠心病痰瘀痹阻证、痰凝心脉证、非痰非瘀证、健康人对照组分别进行血脂、血液流变学、血糖、胰岛素敏感性指数及相关基因表达的检测,从而探讨冠心病由“痰凝”至“痰瘀”病性证素变化对冠心病形成的影响。试验结果表明:痰瘀痹阻证血液流变学指标均显著高于非痰非瘀证、痰凝心脉证,提示血液流变学异常是血脉瘀阻的客观指证;胰岛素抵抗(IR)可能是产生“痰瘀”并由“痰”到“瘀”演变的重要内在生化物质基础;IR 与冠状动脉病变严重程度呈正相关,提示IR 可作为预测冠心病严重程度的参考指标之一;冠心病“痰瘀”证素变化的分子机制与C—MYC、PDGF—AmRNA 异常表达有关。田松等[30]对冠心病患者通过体质和证素的相关分析,探求冠心病患者的证素辨证与中医体质的关系。研究表明:平和体质者占总病例数的1.0%;病理体质者占总病例数的99.0%。病理体质患者中,瘀血质出现频率最高,其他依次为气虚质、痰湿质、阳虚质、湿热质、阴虚质、气郁质、平和质;气虚、瘀血和痰浊等证素为冠心病患者的主要病性证素特点;瘀血质与瘀血、痰浊和阳虚证素呈显著相关;气虚质与气虚、阳虚和阴虚证素呈显著相关;痰湿质与痰浊和阳虚证素呈显著性相关;阳虚质与气虚和阳虚证素显著相关;阴虚质与气虚和阴虚证素显著相关;气郁质与气滞显著相关。毕颖斐等[31]对冠心病患者进行证素分布的临床调查,分析不同性别及冠状动脉造影不同病变支数、狭窄程度与冠心病中医证素分布的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冠心病多属气虚血瘀、痰瘀互结之证;男性多兼见阳虚证,女性多兼见阴虚证及气滞证;冠状动脉造影结果与中医证型的相关性分析,单支及双支病变较多兼见气滞证,三支及合并左主干病变多见痰浊证;狭窄程度较重患者多见痰浊证。

关于围绝经期的研究,杜彩凤等[32]通过筛选20年内与经前期综合征相关文献,在证候、症状名称规范化的基础上,提取病位类、病性类证素,对其进行频次、秩和分析常见证素和症状之间的相关性,经研究获取证名61 个,病位类证素8 个。病性类证素19个,常见证素与症状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为建立证素辨证为核心的临床辨证诊疗体系提供一定的参考。杨丽蓉[33]通过选择未显病的体检妇女,采用证素积分的方法观察常见证素阴虚、痰湿、气滞与血液生化指标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气滞、痰湿与TG(甘油三脂)相关,阴虚与BUN/CREA(尿素氮和肌酐的比值)相关,气滞与HDL-C(血脂)相关。痰湿、阴虚、气滞各病理等级的相关指标比较有非常显著性差异,TG、BUN/CREA、HDL-C 三组之间数值均表现为:2 级>1 级>0 级。

关于乙型肝炎的研究中,刘红等[34]将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分为四组:抗病毒治疗前、核苷类似物治疗、干扰素治疗、抗病毒治疗结束,进行临床症状体征、证素和辨证分型调查,并统计相应的表达频数以及聚类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干扰素治疗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的临床症状、体征表达频数明显高于核苷类似物治疗组以及抗病毒治疗后组,而比较相近甚至高于抗病毒治疗前组,可见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在不同的时期其证候学表现不同;活动期相对高频的证素有:湿热(68%~92%),气郁(72%~76%),气虚(53%~65%),尤其以干扰素的副反应为甚;所有病例主要集中在肝郁脾虚和湿热中阻两型,疾病活动期以湿热中阻较多,病情稳定期以肝郁脾虚为主。

关于支气管疾患的研究,李亚等[35]检索CBM(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NKI (中国知网)和TCM(中医药数据库)中相关文章,探讨急性支气管炎证素分布与组合规律,研究结果:11 个证素中,病性证素频率依次为热、痰、风、寒、燥、湿等;病位要素依次为肺、表、里、卫分。单一病性证素与病位要素的组合中,主要是燥和热,病位在肺、肺卫,其累积频率为17.54%,表现为燥邪伤肺、邪热在肺和热在肺卫;两病性证素与单一病位证素组合中,痰+热、风+热、风+寒和痰+湿频率较高,其累积频率为92.86%,靶点为肺;两病性证素与两靶点组合表现为表寒里热证(3 条)和表寒里饮证(1 条)。

高血压的研究中,王国利等[36]根据流行病学调查要求,制定高血压病临床调查表,对高血压病患者进行调查并建立证素研究数据库,应用因子分析得出高血压病的中医证素,并进行统计描述。研究结果:因子分析得到7 个公因子,分别是:血瘀、阳虚、痰浊、阳亢、气虚、血虚、阴虚。7 个证素出现的频次和比例由高到低依次为:血瘀>气虚>阴虚>阳亢>痰浊>阳虚>血虚;证素组合情况以2 个证素相兼最为常见,占60.4%;其次是单证素,占21.6%;3 个证素相兼占16.2%;4 个证素相兼占1.8%。

黄褐斑的研究中,刘吉凤[37]研究结果表明:出现频数最高的证型为肾阴亏虚型和肝气郁结型,均占总证型频数的16%;肾在病位证素中出现的频数最多,其次为肝,脾居第三位,三脏占病位证素总频数的78.8%;病性证素中血瘀证出现频数最高,占总频数的21.7%,与气血有关的证素占69.4%,主要是气滞、气虚、血虚、血瘀、血热。

小儿脑瘫的研究中,蔡艺芳等[38]选择小儿脑瘫患者作为观察对象,采用证素辨证及积分方法进行临床观察,研究表明:小儿脑瘫虚证证素中阴虚显著高于气虚、血虚、阳虚,气虚高于阳虚,小儿脑瘫实证证素中湿、痰、气滞、热积分无显著性差异,小儿脑瘫病位证素以肝、肾积分显著高于脾、心。

大肠癌的研究中,崔同建等[39]运用“证素辨证”的方法,对晚期大肠癌患者进行病性证素辨证,检测患者的外周血p53、nm23 的表达水平,研究该病种常见病性证素与外周血p53、nm23 基因表达的关系。结果表明:气虚、血虚、湿、热为其主要的病性特征,阳虚、阴虚、血瘀、痰、气滞也较为多见。血瘀证素组的外周血p53 表达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实证证素组,而nm23 表达水平明显低于其他实证证素组;阳虚、阴虚证素组的外周血p53 表达水平明显高于气虚、血虚证素组,而nm23 表达水平明显低于气虚、血虚证素组。

关于肺结核的研究中,李静等[40]通过统计患者化疗前、化疗中、化疗后各临床症状、体征、证素,进而确定肺结核各个阶段的主要病机和兼夹病机,主要证候和兼夹证候。研究结果表明:化疗前肺结核患者的主要临床表现有消瘦、咳嗽、咳痰、潮热、失眠,相对高频的证素是肺、火(热),主要证候为火热灼肺,阴津受损;化疗中的主要症候是尿黄、消瘦、咳嗽、口干、胸痛、咽痒、口渴,相对高频的证素有肺、阴虚,基本证候为肺阴虚证;化疗后患者的主要症候是咳嗽、胸部隐痛、咳痰、口渴、口干,相对高频的证素为肺、血瘀、阴虚,基本证候为阴虚血瘀证。分期辨证能体现疾病的发展过程,符合传统的传染病的辨证思维;通过抗痨药干预的三个阶段的研究,与西医的诊疗现实相接轨;能反映病性与病位,即疾病的本质。

2.3 其他应用

匡艳红等[41]从名老中医典型医案入手,通过从大量医案中探讨肝病证素组合与用药的特点,从而实现肝病证素组合与用药特点的研究。研究发现肝病证素组合中,与脾、肾、胃等病位证素关系较密切,病性证素以气滞多见,多为复合证;临床用药以白芍、柴胡、茯苓、甘草、枳壳、郁金等为最常用。

河北中医药大学、湖南中医药大学,以辨证要素开展教学提高学生辨证分析能力,具体应用于《中医诊断学》的脏腑辨证教学重点和难点讲解,采用证素辨证思维对脏腑辨证 “病位”、“病性”、“定量”、“验证”四个环节进行教学收到良好效果[42-43]。

尤虎[44]通过结合证素辨证以及体质学说,拟建立中医体检体系的设想。

3 小结

以维普科技期刊数据库,选择全部期刊,以“证素”、“辨证要素”为关键词,从2002年至2012年5月1日止,共检索到文献158 篇,经过题目初筛及内容筛选,排除与本研究无关的篇目,尚余130 篇。

从论文第一作者所在地分布来看,湖南53 篇,其次为福建28 篇,北京14 篇,广西8 篇,河南8 篇,广东、天津、南京各4 篇,此外还有四川、上海、广西等地区发表了论文。

从时间分布来看(因很多文章的具体完成日期无法考证,仅以论文发表时间为依据),2002年及2003年相关领域仍为空白,2004年2 篇,2005年13篇,2006年15 篇,2007年23 篇,2008年27 篇,2009年15 篇,2010年12 篇,2011年30 篇,2012年到目前为止共收录3 篇。

从内容上看,论文分为两类:一是证素辨证体系的阐述,在体系的阐述中,又可以分为体系内部结构和体系内容概念两方面;二是具体的应用,应用部分可以分为证素、诊断延伸研究,以及临床具体疾病的应用研究。除分类中涉及的内容,还有一些未归类如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将证素概念应用于体检、教学的研究,对证素辨证的讨论性文章,证素研究进展及研究现状方面的综述性文章。关于体系阐述的论文有43 篇,其中关于内容概念梳理的论文30 篇,内部结构方面论文13 篇。具体的应用部分共82 篇,其中应用于临床具体疾病56 篇,证素、诊断相关延伸性研究共21 篇,还有证素联系方剂类的文章5 篇。

综合以上的数据,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证素辨证作为一门中医诊断学新兴的分支,具有很好发展前景,它具有良好的临床和科研的兼容性、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日益丰富的应用研究。朱文锋教授提出的中医证素辨证新体系已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证素辨证进行了探讨,有的阐述了证素的概念,有的论证或丰富了证素的内容,有的强调了证素辨证的优势,有的通过大样本探讨或论证了证素的内容、组合规律及与现代医学检测指标的关系,这些内容均从不同角度丰富了证素辨证的内容。证素辨证同时具备科学性和临床、科研易操作性,未来发展前景十分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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