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诏令引《诗》与经学发展

赵棚鸽

（洛阳理工学院中文系，河南 洛阳471023）

【河洛文化】

初唐诏令引《诗》与经学发展

赵棚鸽

（洛阳理工学院中文系，河南 洛阳471023）

初唐诏令引《诗》与经学地位升降有密切关系。高祖崇经，其诏令引《诗》亦颇有深意；太宗继续巩固经学地位，其诏令引《诗》更以服务现实政治为目的；高宗及以后数朝，经学地位有所下降，诏令引《诗》多乏善可陈；睿宗时境况略有回升，为玄宗时经学复兴作了很好的铺垫。

初唐；诏令；《诗》；经学

诏令承载着统治者传达号令、颁布法规、任免官员等诸多重任，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和实用功能，有严格的程式和规范。汉代尤其从武帝开始，诏书中引用儒家经典成为固定模式，之后历代不衰。《诗》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不可避免地被诏令大量引用。唐代21帝中，至少有18帝诏令明确引《诗》。这一现象既说明唐代诏令引《诗》的普遍性，同时也说明，既然是程式性引用，一则不一定有真情实感，二则不一定能反映事实真象。对相关内容深入理解后发现，唐代诏令引《诗》尽管有虚与委蛇、属程式性引用者，但亦不乏情感真实者，且各代之间引《诗》情况很不一样，大可反映各朝代的政风差异，极有研究价值。

据不完全统计，《唐大诏令集》所载玄宗之前帝王诏令引《诗》情况如下：高祖7则，太宗12则，高宗16则，武后6则，中宗5则，睿宗9则。这一组数字基本呈抛物线走向：从高祖开始，逐渐上升，至高宗为极盛，之后渐趋减少；睿宗时又略有回升，基本可以昭示下一轮经学复兴即将开始。但初唐帝王对《诗》的重视程度，并不能仅依其诏令引《诗》多寡为标准，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引《诗》以及引《诗》的虔诚度——非程式性的引用。此种考查恰可以见微知著，洞悉初唐经学的发展轨迹。

一、高祖开创唐代崇经风尚

唐代从一开始就重视经学，这从高祖诏令中可清晰看出。于《诗》而言，高祖既有一般性引用，如《修武备诏》“戎马载驰”、［1］25《徙居大安宫诰》“世袭缁衣”、［1］40《举义旗誓众文》“《诗》、《书》所美，莫之能尚”［1］42等；更有典型性征引，如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唐政权刚刚建立，梁师都、刘武周、高开道、窦建德等军事势力在各地仍活跃之时，高祖就颁布了《令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诏》：

盛德必祀，义存方策，达人命世，流庆后昆。建国君临，弘风阐教，崇贤章善，莫尚于兹。自八卦初陈，九畴攸叙，徽章既革，节文不备。爰始姬旦，主翊周邦，创设礼经，大明典宪，启生人之耳目，穷法度之本原。化起二南，业隆八百，丰功茂德，独冠终古。暨乎王道既衰，颂声不作，诸侯力争，礼乐陵迟……朕君临区宇，兴化崇儒，永言先达，情深绍嗣。宜令有司于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各一所，四时致祭，仍博求其后，具以名闻，详考所宜，当加爵土。［2］529

该诏令首陈立周公孔子庙的理论意义和现实需求，认为德教盛隆者必然行祭祀之礼，其义可以存于典籍，通达事理者治理国家，其业可以传于后代。一个朝代初建，君臣需要弘扬风气，阐发教化，推崇贤能，表彰良善。次析伏羲八卦、洪范九畴虽提出治理国家必须遵循的法则，但并没有制定具体礼节。周公制礼作乐典章始明，孔子继承周公之业其风俗流传至今。最后述及自己建国立业，以崇儒为德教，既吟咏有德行、学问之人，对其继承者亦崇敬有加。故令国子学立周公和孔子庙各一所，四时致祭。并访求二圣后人，各依才能，封土加爵。

此诏既涉《易》、《书》以“礼”为最终目的，行文又多有引《诗》之处。“弘风阐教”即《诗序》“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之意。“化起二南”为《诗序》“《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的化用，此处因重点论述周公故不言召公。“王道既衰，颂声不作”者，孟子云“王者之迹息而诗亡”，［3］226班固《两都赋序》曰“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4］1诏令之言基本为孟子、班固语转引，亦可表明认可《诗》乃王道兴衰之晴雨表。而“永言先达”之“永言”，虽为转用《尧典》“诗言志，歌永言”，但所指仍在于《诗》。因此，高祖称帝之初，就将《诗》与其他儒家经典一道作为治理国家的主要参考和凭据，《诗》更是被频繁引用，成为其努力的旗帜和方向。

武德六年（公元623年）三月，高祖《简徭役诏》开端即引《诗》文为整个诏令定下基调：

《诗》不云乎：“民亦劳止，汔可小康。”自隋氏失驭，刑政板荡，豺狼竞起，肆行凶虐，徵求无度，侵夺任己。下民困扰，各靡聊生，丧乱之馀，百不存一。上天降鉴，爰命朕躬，廓定凶灾，乂宁区域……其河北江淮以南，及荆州大总管向西诸州，所司宜便班下。自今以後，非有别敕，不得辄差科徭役，及迎送供承。庶令安逸，明加简约，称朕意焉。［5］578

此中主要表达减轻差科徭役、使民安逸的命令。从整个行文看，其爱民的原因及约束点皆在于“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此二句为《大雅·民劳》开篇诗句。郑玄释之曰：“今周民罢（疲）劳矣，王几可以小安之乎？”［6］1138意即民众疲劳至极又近于丧亡，君王是否可以减轻赋役而使其安定生活？对照诏令可以发现诗意与诏令内容皆相吻合。高祖特意表达自己的政治行为是在古之圣贤的烛照下作出的，为其统治蒙上一层浓厚的经学面纱。值得注意的是，此诏如果没有《诗》文意思表达仍然非常明确。这种情况一方面说明引《诗》在诏令中确实多有程式性存在，另一方面说明高祖首先要在经学系统内寻找决策的支撑点。这在刚刚建国的唐初，对经学地位的提升大有裨益。

诏令中引用经典对世人思维的影响毕竟只是潜移默化不够显著。因此，高祖进一步强化学校教育，颁布《置学官备释奠礼诏》。该诏令多有引《诗》：

西胶东序，春诵夏弦，说《礼》敦《诗》，本仁祖义，建邦立极，咸必由之……凋敝之馀，湮替日多，学徒尚少，经术未隆，《子衿》之叹，无忘兴寝。方今函夏既清，干戈渐戢，搢绅之业，此则可兴。［5］578

学校的任务为说《礼》敦《诗》，这是建立国家、巩固权力的必由之路。诏令以《礼》和《诗》作为儒家经典的代表，说明二者对巩固政权作用尤为重要。“敦”者，温柔敦厚也，教《诗》的目的就是教授温柔敦厚，此为缙绅之业的重要基础。高祖充分认识到经学对维护政权的重要作用，而《诗》在其中又扮演着重要角色。《子衿·序》云：“刺学校废也。乱世则学校不修焉。”［6］313高祖诏令云“《子衿》之叹”取意全在《诗序》，而又以此为其时经术不隆的注脚。在高祖的经学思维中，《诗》总是处于显在位置，时常可以代指经术。

总之，高祖以开国之君的身份强化经学在统治思维中的地位，群经之中《诗》更为其时常言及。其诏令中对《诗》既有具体引用，又有概括论之，彰显振兴经学的努力，对唐代后世崇尚经学产生深远影响。

二、太宗巩固经学统治地位

太宗即位以后，谨遵儒家教导，克己复礼，勤勉节俭，力促经学倡盛。其诏令中也颇多引《诗》，且与统治思想紧密相联。太宗宠爱中山王承乾，取得帝位的同年即立承乾为太子。《立中山王为皇太子诏》尽显溢美之词：

尚书奏议，以为少阳作贰，元良治本，虔奉宗祏，式固邦家。中山王承乾，地居嫡长，丰姿峻嶷；仁孝纯深，业履昭茂，早闻睿哲，幼观《诗》、《礼》；允兹守器，养德春宫。朕钦承景业，嗣膺宝位，宪则前王，思隆正绪，宜依众请，以答佥望。可立承乾为皇太子。［5］93

诏令反映“幼观《诗》、《礼》”与现实地位（嫡长子）、品行德貌等一道成为承乾将成为太子的客观条件，向世人展示了《诗》《礼》在选拔人才时所占的地位。当然，由于立太子问题常涉及极为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最终在诏令中形成的文字往往并不全具真实性。比如高祖可能从来没有考虑过让李世民继承帝位，但玄武门事变后三天颁布的《立秦王为太子诏》中仍出现“道迈二《南》”［5］93以《诗》标榜品行的现象。不过，立承乾为太子的诏令中出现《诗》、《礼》虽然是程式性引用，但也提示了一个事实：唐代皇室子弟的启蒙教育以《诗》、《礼》为主要内容。

颇有意义的是，后来的承乾很多行为不合礼仪，“口说突厥话，他和他的仆从都穿突厥服装。当朝廷官员们批评他这种粗野和不体面的行为时，他公然蔑弃中国礼法，竟打算杀害他们”，［7］213最后在刺杀李泰和太宗计划失败后被废为庶人。《废皇太子承乾为庶人诏》同样引《诗》，却是另一幅景象：

皇太子承乾，地惟长嫡，位居明两，训以《诗》、《书》，教以《礼》、《乐》。庶宏日新之德，以永无疆之祚。而邪僻是蹈，仁义蔑闻，疏远正人，亲昵群小……郑声淫乐，好之不离左右；兵凶战危，习之以为戏乐……承乾宜废为庶人。［1］83

对照《立》、《废》两篇诏令可以看出，除位居嫡长、是否做出表率外，对《诗》及其他诸经经义的把握和应用也为承乾被立和废的主要依据。如果承乾以嫡长身份行太子之事，依《诗》、《礼》处理政务，将不致被废。

太宗被后世奉为政治楷模，除了善于纳谏之外，含有温情的统治思维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承乾被废太宗“深增惭叹”，颇使人体谅到一个父亲而不是皇帝在面对不争气的儿子时的无奈和痛心。《为太穆皇后追福手疏》同样表达了他对亲情的珍惜，当然这不排除是在兄弟相残、夺得帝位后的良心发现：

圣哲之所尚者孝也，仁人之所爱者亲也，朕幼荷鞠育之恩，长蒙抚养之训，《蓼莪》之念，何日忘之？罔极之情，昊天菲报。昔子路叹千锺之无养，虞邱嗟二亲之不待，方寸乱矣，信可悲夫。朕每痛一月之中，再罹艰疚，兴言永慕，哀切深衷。欲报靡因，唯资冥助，敬以绢二百匹奉慈悲大道。傥至诚有感，冀销过去之愆，为善有因，庶获後缘之庆。［1］129

《蓼莪序》云：“刺幽王也。民劳苦，孝子不得终养尔。”诏令取不得终养意。《蓼莪》经文有“欲报之德，昊天罔极”，意即自己想要报答母亲生养之恩，经常忆念，没有停止的时候，故将此痛切心情，告之于天。太宗诏令化用此句云“罔极之情，昊天菲报”，将自己的心情全部借《诗》表达出来。

唐太宗曾长年征战，崇尚武力已成为他性格的一个方面，贞观元年（公元627年）所颁布《赐凉州都督李大亮诏》云：

以卿兼资文武，志怀贞确，故委藩牧，当兹重寄。比在州镇，声绩远彰，念此忠勤，无忘寤寐。使遣献鹰，遂不曲顺，论今引古，远献直言，披露腹心，非常恳到，览用嘉叹，不能已已。有臣若此，朕复何忧，宜守此诚，始终若一。《诗》云：“靖共尔位，好是正直。神之听之，介尔景福。”古人称一言之得，侔于千金。卿之此言，深足贵矣。今赐卿金壶瓶金碗各一枚，虽无千镒之得。是朕自用之物。［1］108

“靖共尔位，好是正直。神之听之，介尔景福”为《小雅·小明》经文。《郑笺》云：“神明听之，则将助女以大福。谓遭是明君，道施行也。”［6］804《小明》乃大夫念明君之作，因为悔仕于乱世，所以盼望明君出；明君在位自己就可以安心待命，以正直之心为君王治理天下，神明若祐而听之，也会给予洪福。诗皆以大夫口吻行文，太宗却引之以褒仅为凉州都督的李大亮，可谓错位。这至少反映了两种事实：一是李大亮深受太宗赏识，二是太宗不够注意与封疆大吏之间的情感距离以致尊卑有乱。值得注意的是，此诏令“《诗》云”一段在《旧唐书·李大亮传》中并没有出现，其他文字却完全相同。是不是《旧唐书》编撰者已觉其引《诗》不确而删去，尚不得知。

对于佛教，太宗既不像高祖严格限制，也不似后继者热衷信奉，而是一切以实用为目的。《舍旧宅造兴圣寺诏》云：

丹陵启圣，华渚降祥，叶德神居，克隆鸿业。朕丕承大宝，奄宅域中，远藉郊禋之庆，仰惟枢电之祉。思园之礼既宏，抚镜之情徒切，而永怀慈训，欲报无从，静言因果，思凭冥福。通义宫皇家旧宅，制度宏敞，以崇神祠，敬增灵祐，宜舍为尼寺，仍以兴圣为名。庶神道无方，微伸《凯风》之思，主者施行。［1］107

《邶风·凯风序》云：“美孝子也。卫之淫风流行，虽有七子之母，犹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尽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尔。”［6］133太宗借《凯风》以慰其心，有使尼姑安室之意。此虽为尼姑建寺，表面崇佛，实质却让这一行为担负着儒家教化的责任。无怪乎崔瑞德说：“太宗对佛教精神境界的兴趣仅限于与国家利益一致的方面。”［7］196

综上所述，太宗时期以《诗》为代表的经学思想的统治地位得到了较好的巩固。

三、高宗以后经学地位下降

公元649年，太宗崩，高宗继位。这一时期经学的地位发生了显著变化，从诏令的引《诗》情况可以清晰地看出。《答沙门慧净辞知普光寺任令》是一道与佛教相关的令文，大类与太宗《舍旧宅造兴圣寺诏》相似。其中也用到了《诗》：

法师昔在俗缘，门称通德，飞缨东序，鸣玉上庠，故得垂裕后昆，传芳犹子。尝以《诗》称三百，不离于苦空；《曲礼》三千，未免于生灭。故发宏誓愿，回向菩提，落彼两髦，披兹三服。［1］136

“《诗》称三百，不离于苦空”虽非高宗本人所言，但从全篇充满褒奖言辞来看，视之为其观点并不为过。这就与太宗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太宗建兴圣寺目的在于“伸《凯风》之思”，使之承担儒家教化责任；高宗却完全以佛教眼光审视儒家经典著作，居然也赞成《诗》三百“不离于苦空”之说。可见，高宗朝佛教地位迅速增长，儒家开始脱离中心地位。《旧唐书》载高宗即位后，“政教渐衰，薄于儒术，尤重文吏。于是醇醲日去，华竞日彰”，［8］与此可互为印证。

统观高宗诏令，引《诗》之篇多不出“早通《诗》、《书》”、“夙闻《诗》、《礼》”类泛泛之说，所可论者几近于无。永徽元年（公元650年）五月，高宗颁布《卫士等听终制三年诏》：

通丧下达，圣哲贻训，纬俗经邦，咸率兹道。至于婴《蓼莪》之巨痛，怀顾复之深慈，得自天经，含生罔极者也……乃眷于斯，载深惊叹，朕膺兹景命，君临九野，中区富教，外俗永规，宜有解张，以励风俗。卫士掌闲幕士等，遭丧合期年上者，宜听终制三年。［1］627

讲述士兵在父母丧期应守孝三年之事，所引之《诗》略有可论。引《蓼莪》仍如太宗诏令取不得终养意，认为遭受这种痛苦实乃人生之大痛。“罔极”为《蓼莪》诗文。后文又用“素冠”一词，《素冠》属《桧风》，刺不能三年也，所引之《诗》颇合文意。这与高宗时众多诏令并不相同。但该诏颁布于永徽元年，即太宗驾崩后不久，其风格延续前代近于太宗。《资治通鉴》对贞观、永徽亦不作详分，在评价宋璟等科举改革成绩时就说“当时翕然以为复有贞观永徽之风”，［9］6652足见此二时代的政风颇为相近。

此外，高宗在册封诸皇子时通篇一律用《麟之趾》，如《册潞王贤为扬州都督仍徙封沛王文》“故乃族茂麟趾”、［1］170《册冀王轮文》“盛业光于麟趾”、［1］172《册纪王慎邢州刺史文》“茂麟趾而光天绪”、［1］173《册周王显左卫大将军文》“乃眷鹰扬，寄于麟趾”［1］175等。麟乃瑞兽，《序》云，“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时”。高宗诏令喻诸公子信厚如麟趾，可与礼相应。每一篇册皇子文都用此“象”，一则可以说明诏令的写作具有极强的规范性，二则又可说明高宗时代经学地位降低，诏令引《诗》多处于敷衍和干枯状态。由此可见，经学于政治的作用在太宗和高宗朝之间发生了巨大变化。太宗推崇经学但高宗对此却少有兴趣。

武则天执政期间，虽曾重用过徐有功、狄仁杰、李昭德等有才能的官员，但对经学基本没有特别倚重的行为。这一时期诏令中《诗》的出现情况乏善可陈，《求访贤良诏》可以称之为较为经典的引《诗》诏令：

周称多士，著美风谣……虽复群龙在位，振鹭充庭，仍恐屠钓或违。［1］990

《大雅·文王》有“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句，意即朝廷英才众多，文王才得以安宁。《周颂》有《振鹭》篇，讲述周公、成王时天下太平，诸侯前来助祭，夏、商后人也在其中尽礼备仪，尊崇王室。武则天将之用于求贤良诏中，很好地表达了朝廷渴求英才的急切心情，可惜此类诏令此时极为欠缺。

中宗、睿宗都享祚日短，加上韦后和太平公主先后强势干政，他们都无法提出自己的治国思路，诏令引《诗》情况整体上没有更多特点值得陈述。当然，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也都做出了力所能及的努力，此尤以睿宗较为突出。其《令所司举人制》云：

才生于代，必以经邦，官得其人，故能理物。朕恭膺大宝慎择庶僚，延伫思英，无忘终食。思欲萧艾咸采，葑菲不遗，而商山幽旷，渭滨寂寞。夫以贵耳贱目，殊通方之论；舍近谋远，非应务之术。今四方选举，群才辐凑，操斧伐柯，求之不远。［1］217萧、艾和葑、菲都是《诗》中常用意象，“操斧伐柯”更直接化用《豳风·伐柯》“伐柯如何，非斧不古”之意，以表达对贤才的渴求之心。睿宗还作有一组先贤赞文，第一篇即为《孔子赞》：

猗欤夫子，实有圣德。其道可尊，其仪不忒。删《诗》定《礼》，百王取则。吾岂匏瓜，东西南北。［1］232

短短数语描述孔子功绩，尤其肯定《诗》、《礼》为后世君王取则之经典。最后二句用意颇深，《论语·阳货》云：“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意喻未得仕用或无所作为。睿宗既是述说孔子也是表达自己愿望：不愿只做一匏瓜任由别人指使。玄宗时代经学昌盛，此亦有奠基之功。

综上所述，初唐时期经学的发展变化基本可以从各个时代的诏令引《诗》情况反映出来。高祖开创唐代崇尚经学风气，有意无意时常引《诗》；太宗继续崇儒，甚至修建尼姑寺诏中也出现引《诗》，实将儒学纳入实用范围。高宗时代儒教影响急剧减弱，武后更背离儒学思维行事，中宗、睿宗权力微小，虽有心恢复崇儒但收效甚微。此四朝诏令中引《诗》明显趋于敷衍和僵化，只是这一时期儒学的衰弱为玄宗朝的复兴聚集着能量。

［1］［清］董诰，阮元，徐松，等.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M］.周勋初，等校订.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

［3］孟子注疏［M］.［汉］赵岐，注，［宋］孙奭，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4］［梁］萧统.文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5］［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8.

［6］［唐］孔颖达.毛诗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7］［英］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8］［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儒学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9］［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

Relation between Imperial Edicts Quoting“The Books of Songs”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in the Initial Tang Dynasty

ZHAO Peng-ge

（Chinese Literature Department，Luoyang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Luoyang 471023，China）

Close relation exists between the Confucian Classics and the imperial edicts quoting“The Books of Songs”in the initial Tang Dynasty.As Emperor Tang Gaozu worshiped the Confucianism，his edicts quoted“The Books of Songs”，which is of abundant significance.Emperor Tang Taizong strengthened the status of Confucianism，his quotation aims at severing the politics of reality.In the periods of Emperor Tang Gaozong and his several successors，the status of Confucianism descended and edicts quoting“The Books of Songs”has little value.Emperor Tang Ruizong betters the situation and paves the way for the revival of Confucian Classics.

the initial Tang Dynasty；imperial edict；“The Books of Songs”；Confucian classics

I206.2

：A

：1672－3910（2013）01－0005－05

2012－05－02

赵棚鸽（1979－），男，河南嵩县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与《诗经》学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