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的范式转换：文本的现实化与现实的文本化

李潇潇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北京 100026)

在当前的学术研究生态中，各种范式转换几乎构成了新近哲学研究的一场运动。如果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例，我们会发现有 “文本学”范式、“后形而上学”范式、“后哲学解读”范式等各种哲学研究范式，其中尤以“文本学”范式的盛行最为引人注目。但不无感慨的是，只要认真读一读马克思的著作就会发现，此种主张“回到文本”、“回到马克思”的研究范式在马克思那里其实并不存在。这不由使我们想起阿尔都塞的一种说法：“有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为了让别人起码能听得下去，不得不把自己乔装改扮起来……他们把马克思装扮成胡塞尔、黑格尔或提倡伦理和人道主义的青年马克思，而不惜弄假成真的危险。”①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8页。实际上，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谈到的是：“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6页。至此，面对“范式革命”与经典思想间所存在的这种异质性，文本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割裂问题以及转化问题被推到了前台，这个问题的实质就在于，实现何种学术研究范式的转换以及如何实现学术研究范式的转化才是合理的、进步的、有效的。

“范式”这一概念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的，基于对科学发展的历史阶段分析，他认为，每一个科学发展阶段都有其特殊的内在结构，而体现这种结构的模型即“范式”。“范式”通过一个具体的科学理论为范例，表示一个科学发展阶段的模式。③参见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版。库恩的这一主张在哲学科学化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一些哲学家看来，哲学发展的过程也有着类似的情况，即哲学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范式”不断发生转换的过程。因此，他们借鉴了这一概念。应该说，借鉴这一概念来解释哲学发展的历史过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概念在我国哲学界却被泛化了，使得范式的概念超越了其原来的意义而演变为一种“标准”。随着诸如“回到马克思”口号的提出，范式的“标准”又进一步演变为“文本”的“标准”。但这一“标准”的形成却禁锢了研究范式的转变，使研究往往停滞于文本的表面而无法深入到思想的深处。

此种现象在当前的研究中随处可见：有些学者或者刻意借用一些特定的术语来比附马克思，或者将马克思重构在用西方哲学的概念构成的框架中，或者在某种自我意识哲学的术语中个性化重释马克思，把马克思哲学的独特性与西方哲学完全混淆。可以说，这不仅会导致我们对马克思思想贡献的低估，还会导致我们完全背离马克思所要关注的问题。因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创新并不在于过多地花样翻新，因为“如果文本学研究可以脱离马克思的思想核心和问题逻辑，这种孤立的知识考古也只具有孤立的意义；如果单向度的命题演化可以开辟出马克思哲学的独立的研究领域，这种离开马克思的思想整体的碎片化研究也只能在某个局部显示出微弱的价值；如果从每一个研究主体的自我意识出发都可以构造出一种马克思哲学的学术范式，那么这本身就等于宣布了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危机”[注]参见孙辉：《马克思哲学的学术传统与问题意识》，《哲学研究》2009年第3期。。如果我们用这些范式去讨教马克思，不禁使我们想起马克思当年回答俄国民粹派米海洛夫斯基把《资本论》的某些结论当作“一般历史哲学”时所说的：你给了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给了我过多的侮辱。[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6页。这启示我们，需要对文本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提出反思与拷问，以把握好文本的现实化和现实的文本化之间应有的张力。

从根本上讲，文本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并不应该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但在研究过程中，人们将其对立了起来，甚至于过分夸大两者的内在对立。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人们要么执着于现实，对现实只是作表象的剖析；要么执迷于文本，只是在理论层面进行思辨分析，从而人为地在两者之间“挖掘了一条峡谷”，可以说，这种学术研究的思维模式已经影响到了中国学术理论创新的进程。在我们看来，任何一种思想的产生都有其丰富的时代背景，因此，要真正理解这一思想，就必须深入到思想产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就必须透彻地理解这一思想产生时期的各种理论思潮。同样，正是因为任何理论都是具有时代性的，所以，要挖掘和彰显思想的当代价值，丰富其内涵，赋予其以新的生命力，文本就必须面对现实，面对已经变化了的现实。对于中国的学术研究而言，当前最大的现实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就是在这一建设中我们所遭遇到的各种现实问题，如何回答好这些问题，正在考验着全体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

一、文本现实化批判：实用主义文本滥用

一切哲学研究的对象来源都应该是现实本身而非经验性的判断，也就是说，问题应该来自于现实。经验基础上的哲学思维离不开发现问题的实践性眼光。陈先达先生指出，哲学中的问题只有来自问题中的哲学才是有生命力有现实性的哲学问题。马克思哲学“最为突出的不是研究哲学中的问题，而是问题中的哲学”。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不能是单纯以注经释义为最高意旨的哲学家，而应该是以自己的哲学参与改变世界的实际活动并从中提炼哲学思想的哲学家。[注]参见陈先达：《哲学中的问题与问题中的哲学》，《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马克思主张用哲学方式研究“时代的迫切问题”。这一命题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研究“时代的问题”，每个时代都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要在对具体的时代问题的把握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哲学；二是“迫切的问题”，马克思哲学关注的是那些切中时代脉搏的深层问题和重大问题，并基于对深层问题和重大问题的把握而成为哲学的典范。换言之，马克思哲学视域中的问题不是抽象的，也不是任意的，而是具有极强的时代性和现实性。马克思哲学的问题意识是与它所处的时代紧密相连的。马克思下面的说法我们已经耳熟能详：“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3页。

以马克思的研究来看，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的“迫切问题”。正如恩格斯所言：“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9页。马克思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雇佣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构成了现代社会的三大阶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7页。那么，这种阶级结构得以形成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呢？对于这一问题的探究，马克思早在1844年左右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就已经涉及，即在唯物史观创立的理论准备阶段就已经开始启动了。马克思通过分析阐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形成过程即是劳动、资本、土地三种要素分离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矛盾运动形成了，并具体表现为资本家与雇佣工人的矛盾对立关系。一方面，资本和劳动紧密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资本和劳动又是直接对立的。因此，马克思深刻揭示了这一矛盾运动的实质是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和劳动关系充分表现为深度的“异化”，构成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不可消除的紧张关系和相互对立的经济基础。

与马克思发现问题以及研究问题的方式不同，当前学术研究中存在功利性研究或叫做实用主义研究的倾向，即以现有的经典文本来套用现实而非解释现实。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到今天，为什么变得如此难以走进现实，为什么变得如此缺乏学理？究其根本，是因为我们的研究范式出了问题。在研究范式上，逻辑主义的方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禁锢在概念的框架中，无法把现实的问题提升到应有的理论高度，结果造成了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的分离，其关键所在是理论研究单薄，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悬置在本体论、认识论等抽象思辨的层面上，没有去建设与现实密切相关的政治哲学及其方法论，这就阻塞了理论通向现实的道路。

(一)以孤立文本得出现实结论

应该承认，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已经呈现出发展和繁荣的局面，但其中有些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这里，我想特别指出的是“文本”本位的问题。有一些学者在研究重大问题时，仅仅套用经典文本或西方文本的框架，甚至仅仅套用其中的一两个基于历史事实或西方事实所得出的结论，就对当前的重大现实问题作出判断或妄下定论。比如，在政治学学科，我们常常看到以奥斯特罗姆的“集体行动逻辑”来分析中国公共治理问题的文章，从而得出多中心的结论。如此结论，或者大而化之，或者与中国实际严重不符，不但不具备基本的科学性，更不具备任何可行性，甚至会隐射出不同的意识形态特征。由此可见，此种从孤立文本出发来进行现实研究的做法是十分危险的。

实际上，对于文本的研究与分析是必要的，但其属于相关研究的学术史研究范畴，这里应该有一个“度”的问题，这包括条理性和必要性两个方面。这个度的问题不仅反映了学术规范的意义，而且反映了对学术研究基础本身的尊重和重视。这种文献梳理是学术研究的起点，但不能视为学术研究的全部。

任何学术研究都离不开文本，文本承载着思想。因此，对文本的解读实际上就是与伟大的思想家对话。但目前我国的学术研究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学者们将大量的精力集中在对文本的研究上，文本研究变成了文本的考据与考证。由此导致的结果是，被研究者的思想在研究者的文本考据中碎片化，思想反倒被淹没。不可否认，文本的考证和考据在学术研究中具有重要的价值。但是，学术研究是否应当就只是考据和考证？在我们看来，任何文本都承载着作者对其时代和问题的关注，都记录着思想者的心路历程。因此，文本研究尤其是对西方学者文本的研究，不应当只是简单地翻译和介绍，而是应深化问题意识，通过文本来弥补我们思想资源的欠缺，但不能拘泥于文本，要跳出文本，要在文本思想资源的支撑下对中国的问题作出解答，以形成新的文本，实现学术的创新与发展。更重要的是学术研究要关注现实，在思想中把握现实的必然性，将现实置于理性的观照下，并将现实问题提升为学术研究的命题和对象。现实不是事实的堆积，而是社会发展具有本质性的维度，将现实文本化将有助于引导学术研究，并在思维中把握我们的时代。

学术研究既在于学问的积累，更在于思想的创造。由此，学者就可以划分为学问家和思想家。学问家，学富五车，只是从事专业领域的研究。思想家，在思想资源积淀的基础上，不仅对本专业有着深入的研究，而且对跨专业尤其是对现实中的诸多问题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在一个“学术凸显、思想淡出”的时代，呼唤学者要做思想家意义重大。试想，一个民族，若无思想的高度，怎样与世界对话。尤其是在当下西风劲吹的情况下，我们不能简单地拘泥于对西方学术的介绍，更不能跟在西方学术的背后亦步亦趋，唯西学马首是瞻。这就要求我们凸显思想的价值，要让中国的学者讲述自己的“故事”，而不是把讲中国人“故事”的权利交给西方学者。不可否认，中国学术依然处在“学步、模仿”的童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要一直这样下去，我们要认真对待成长中的缺陷，从一开始就给予思想创造以至高的地位。

(二)学术评价与文本主义盛行

在前一个问题提出的基础上，我们不免要追问，出现此种现象的成因究竟是什么呢？我认为，这是学术研究量化评价所造成的功利主义行为的一种表现。当前学术研究衡量的量化趋向有其值得肯定的价值，但不能否认的是这也造成了研究成果的批量生产和堆积，而忽视了学术成果价值本身的意义；“思想淡出，学术凸显”这一流行的标志性口号，实际上造成了思想和学术的双重淡出。如果只在文本的意义上进行研究，那么何谈思想，何谈学术，更何谈学术创新与演进？仅限于文本框架所进行的研究必然无法具有有价值的学术研究目标。

在谈到当前学术研究的目标性缺失以及学术研究的价值性质疑等问题时，我想以不同学科的几篇有针对性的评论作为例子引出需要讨论的问题。

方福前在《新时期如何对待西方经济学》[注]方福前：《新时期如何对待西方经济学》，《学术月刊》2006年。一文中针对那种不加分析、不顾中国的实际简单套用西方经济学的经济研究路数，提出了西方经济学“中国化”以及如何“中国化”的问题。作者指出，即便撇开制度差别和其所包含的意识形态因素，西方经济学也是根据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践和经验写成的，也是以发达国家的经济条件和经济问题为背景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我们必须结合中国国情，对西方经济学进行分类研究，重新审视西方经济学中的哪些内容是反映了市场经济的共性和一般规律？哪些结论是和发达国家的现实经济条件联系在一起的？哪些观点包含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此基础上，我们要进一步明确：西方经济学中的哪些内容是可以直接采用的？哪些内容是需要改造的？哪些内容是目前我国经济条件不具备、不成熟而暂时不宜用的？哪些内容是应当摈弃的？我们研究西方经济学，不但要掌握其结论和方法，而且还要把握具体的理论赖以产生的假设前提、逻辑结构和经济背景，还要注意不同的经济制度(或体制)、经济条件和风俗习惯所造成的经济主体(消费者、生产者、政府)的动机和目标的差别。这些差别和不同就可能导致这样的结果：在西方是正确的结论在中国现阶段可能是不正确的；在西方有用的理论和政策在中国现阶段不一定有效。作者认为，中国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需要走“三化”之路，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代化，西方经济学“中国化”，中国经济问题理论化。

周宪在《“合法化”论争与认同焦虑》[注]周宪：《“合法化”论争与认同焦虑》，《南京大学学报》2006年。一文中则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当代中国文论的“失语症”问题。作者指出的一种“范例”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长期处于文论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中国文论严重他者化是其合法性危机的根源。作者试图以文化多元主义的理念，在肯定差异性的前提下，承认不同文化及其价值的合法性。

奚广庆在《政治学原理“西主中附”的教学布局亟待改革》[注]奚广庆：《政治学原理“西主中附”的教学布局亟待改革》，《社会科学报》2006年8月31日。一文中，对作为高校21世纪政治学系列教材的《政治学导论》提出了批评。该书讲述的内容基本上是西方的政治学说和政治实践，而中国的政治发展和政治文明成果只是零散地论及。仅从引文就可以看出西主中附的布局。全书引文310余条，有关中国文献的引文不过30条，基本上是西方的引文。该书所列参考书目44种，西方学者的论著占到80%以上。那么，西方的政治学说是否就是政治学的普遍原理？是不是应该把西方国家的政治发展规律和模式作为世界各国社会政治发展的普遍规律和唯一模式来阐述？作者提出了走出政治学原理西方中心论的误区和创建现代中国政治学的任务。

此外，关注的焦点还体现在社会转型议题上。郑杭生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质：新型社会主义的成长——对新布达佩斯学派中国版的学术剖析》[注]郑杭生：《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质：新型社会主义的成长——对新布达佩斯学派中国版的学术剖析》，《中国社会科学内刊》2007年第2期。这篇3万字的论文中指出：近年来，新布达佩斯学派中国版极力表明：正如苏东等前社会主义“转型国家”或“转型社会”一样，中国社会转型就是从现代社会主义向现代资本主义的转变，中国的“真问题”就是如何通过这个转变成为资本主义的新成员，“中国经验”就是这个转变过程出现的一系列特点，简单地说，就是在原有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背景束缚下形成权贵资本主义。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意味着，中国社会转型加速期基本是按照新布达佩斯学派的构想运行着，中国社会学的研究逃脱不了为新布达佩斯学派的预言作论证的命运，中国社会学家的“中国研究”和“中国经验”只是为新布达佩斯学派的研究又增加了一个案例而已。显然，中国社会学正面对着自有史以来最为严峻的一场分歧。因为，这一分歧即“社会转型论”与“转型社会学”之间的分歧，涉及两种根本不同的社会学观点和理念的分野：中国社会转型是像绝大多数中国社会学家和社会学工作者所主张的，是中国的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即社会实践结构不断从传统走向现代、到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变迁过程，还是像新布达佩斯学派中国版所谓转型社会学所主张的，社会转型是苏东前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中国、越南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中国社会转型是“自下而上”地由现代社会主义向现代资本主义的过渡。郑文证明了：“中国版”不仅在意识形态上有许多误导，而且在学术的主要方面也是站不住脚的，“中国版”在范式或话语方面、学术立场和价值立场上、在理论逻辑和研究策略以及事实研究等方面全面复制了新布达佩斯学派。

从中国社会科学所面临的挑战、机遇和危机来看，我们应该秉持一种怎样的学术理念这个问题必须被提上议事日程。仅仅从目前学术产出的方式和数量这一个视角来看，中国学术研究的规范性和合理性都出现了一定的偏差。由此，我们常常会有一种学术忧思，这种忧思包含着两个层面：一是中国学术自主性的忧思；一是中国学术研究的目标性缺失的忧思。

二、文本现实化之殇：西方文本入侵

这些年来，中国的学术研究中文本主义盛行，尤其是囿于西方文本释义、止于西方文本的解读，基本上是西方学术话语的转化和延伸，经院化、个性化研究取代了对现实问题的思考，转述、复制和大量的直接引用代替了总结分析实践经验基础上的学术原创，将所谓规范性研究当作创造性思维本身，其结果是中国学术始终走不出幼稚的童年，造成了中国学术的“失语症”。应该承认，这是一种学术职业化的倾向，这种学术职业化的倾向与功利主义具有一种支配性的逻辑，学术研究指标化，只求成果量的积累和完成既定的规划，并以这些成果追求所谓“核心期刊”发表，而忽略的恰恰是学术之生命的问题意识；“思想淡出，学术凸显”，这是一些新潮理论家的口号，事实上，凸显的只是学术的形式，淡出的却是学术的灵魂。知识分子淡漠了批判意识，抑制了艰苦独自探索的精神冲动，又何以真正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思考问题，又怎能通过精神力量推动和影响历史与社会发展的实际进程？

(一)止步于西方文本的解读与重构

当前，一些学者的研究止步于“文本”解读或重构，尤其是对西方学术和文本的盲目引入与崇尚，其结果只能造成中国学术的“失语症”。不可否认，当代学术是由张一兵的《回到马克思》引出了有关马克思文本解读的问题。在《回到马克思》中，张一兵把“应该”与“是”之间的对立及其调解作为马克思理论进展的主要动力，并由此区分出马克思思想历程的三个主要阶段或制高点，这些制高点代表着不同的认知范式或逻辑公式。从完整的过程看，由于终点上表现为一种完成的科学，而起点上表现为伦理要求，这两者构成一种对立，所以马克思的思想历程就具有非连续性特征。这个特征的理论意义在于清除马克思主义哲学认知中的教条主义，教条主义喜欢在马克思的文本中寻找现成的结论，它假定马克思从一开始就自觉地并且始终朝向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再也不能简单地把马克思不同时期的文本视为同质性的。在马克思思想变迁过程中，政治立场与理论立场之间复杂的冲突和协调使得马克思的文本(特别是创作时间相近的文本)具有明显的内在连续性，承认这一点，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过程中就会更加谨慎地深入理论的逻辑，而不是浮在表面的结论上。从这一角度看，对理论自觉、连续性的强调，无非也是强调一个传统解读原则：必须从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历程来看待单个文本，不能将其孤立化、片面化甚至教条化。他在阐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多样性解读模式时还提出了一个“防御性原则”，这一原则一是表明对多样性学术研究生态的尊重，而这正是为了保护多样性本身；二是维护马克思哲学的一个核心，即对现代社会的解释力，强化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力量；三是为了在持久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注]参见胡大平：《马克思最初遭遇生产力问题的语境、理论逻辑和意义——兼论马克思文本解读的若干原则》，《人文杂志》2005年，第9页。

文本解读会否导致对马克思哲学的质的不同的理解？其可能性空间是什么？笔者认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转变，在推进“文本研究”的同时，更应注重“问题研究”、“中国现代化道路及经验的哲学基础研究”、“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研究”。就是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仅仅应有“文本学派”，还应当有“问题学派”、“(中国)经验学派”以及“传统学派”(汇通与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关系)。

当代中国学术历经30多年的成长过程，必须破除束缚学术独立性和创造性的教条主义，我们要从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包括打破两个教条，即盲目迷信马克思主义这一教条和盲目迷信西方学术这一教条。

用发展的眼光和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内在地包含用批判性的眼光和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正是在不断的自我批判中注入了不竭的发展动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动力，一方面来自实践和时代提出的实际问题，另一方面来自对理论自身的批判意识。这两种动力所形成的合力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演进性的理论品格决定了其不可能是一个完全封闭的孤立发展的理论体系，而其所反对的正是那种所谓理论达到顶点而成为万人追捧的所谓绝对精神。

需要肯定的是，我们应该引进和借鉴西方学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尤其是那些具有贯通性的科学思想。但必须同时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如果我们不加区别与批判地接受西方那些带有浓厚意识形态特征和利益诉求的思想理论观点，不管其产生的社会制度性质及其与政治形态和经济形态的同根性，不假思索地全部搬来使用，仅仅从自在的文本中得出一些所谓具有现实性的判断，那么，这种复制西方的学术方法所造成的后果，就是令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延展出一种附属性特质。对一些重大现实问题的争论，如果只能借助西方的理论资源加以解说，只能从西方的理论视角观察问题，就会遮蔽真正的中国问题。

学术可以注解经典，对其中蕴涵的知识仅进行回顾性研究；也能够只是对其意思进行“翻译”，而完全不顾其价值指向；当然，也可以完完全全地封闭在“象牙塔”中，在无知之幕的遮蔽下进行空泛的思考。但这样做的弊病在于，我们要让理论得到发展，要实现社会变革，就不能只从历史而需要面向未来的问题来展开我们自己的探索。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是西方文本入侵的“重灾区”

毫无疑问，西方马克思主义与 20 世纪的一切重大历史事件都存在着内化的联系。作为一种热门学术思潮，其每一个流派、每一种新思想的诞生都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现实根基。例如，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和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是对欧洲革命失败的反思；正是由于科技革命所带来的变革，科学技术批判成为了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等等。因此，有人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是与当代世界的一切重大社会历史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的思想并不是“象牙塔”中毫无根据的空想，虽然他们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角度有时显得难以令人接受，但思想与现实问题本身是不可否定的，因而思考这些问题就是非常有价值的。也许正因为如此，在当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的关系就显得扑朔迷离起来。在很长一个时期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研究已成为一种“奥秘”学科，它所使用的艰深术语，足以说明其已远远脱离现实(政治)。由于缺乏与现实问题的联系，中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们不仅对现实缺乏关注，且对彼此之间也缺乏关注，从而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象牙塔”现象。当然，我们需要关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发展的最新态势，更重要的是要实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有意义对接。一方面，应拓展视野，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纳入整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另一方面，应积极吸收和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资源，转变传统的研究范式。此外，还要注重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当代中国现实研究的结合。开展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目的是为了回答和解决当代中国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更好地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此，应努力实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当代中国现实研究的有机结合。

当前，在世界各国，马克思主义仍然是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它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其中有马克思主义者，也有非马克思主义者)关注马克思主义是从当今全球化过程中的实际问题着眼的。他们大都力图从哲学的高度说明问题，因而十分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们很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其中包括发展中国家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自己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问题，也关注马克思主义在这些国家特别是在中国的发展。但他们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成果了解得并不充分，因而对我们取得的成果感到“惊奇”。从这些情况看，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包括哲学)研究的主要任务不是去构造这样那样的体系，而是从全球化的大背景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出发，提炼出既有民族特色又有世界意义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促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世界各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保持经常的对话和交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只有这样才能在观点的互相碰撞中达到互相理解，才能开阔我们的学术理论视野，扩大中国学术的世界影响。

(三)要打破西方学术话语的垄断

西方学术在其产生和发展的土壤中有其自身的历史合理性和学理科学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就能够普遍地适用于不同的历史环境。何况资产阶级的学术代表总是声称自己理论的永恒性,自觉地为其赖以存在的社会制度进行辩护,以特殊价值充当普世价值的文化战略更是霸权在学术领域的表现。

对于西方社会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以及产生于西方社会的具有科学内容的学术思想，我们应该学习和借鉴。但问题的另一面是，如果我们毫无保留地接受西方一些具有强烈意识形态特征和利益表达的学术思想，不顾其产生的制度背景以及与政治形式和社会形式的关联，不加分析和鉴别地照搬照用，从西方的文本中引申出现实的结论，那么，这种直接套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的结果，就会使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表现出依附性特征。对一些重大现实问题的争论，如果只能借助西方的理论资源加以解说，只能从西方的理论视角观察问题，就会遮蔽真正的中国问题。

三、现实文本化路径：学术思维范式的转换

我们不能武断地说，是文本现实化趋向成就了畸形发展的“文本学”范式，亦或是“文本学”范式的盛行助长了文本现实化的功利性生长，但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学术研究如果继续限于文本的现实化而不重视现实的文本化，必将不利于其发展与创新。那么，何谓现实的文本化？简单说来，就是从问题中提升理论，即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问题及社会现象，从中总结出规律、趋势与走向，从而针对问题，凝练出具有普遍价值的、一般意义的、严谨科学的学术概念、学术理论乃至学术体系。

总的来说，就是要从严格的经验事实出发，从来自于事实的问题本身出发，为解决实际问题提供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思维框架和解释框架。任何文本、文献和思想本身，都并不是提供现成的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案，也不是根据某种需要可以随意选取的解释工具，理论成果成为一种认识工具，要在实践中不断生成和发展，成为一种历史辩证法，这种历史辩证法反对任何从一般原则出发的独断论。那么，如何从事实出发来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从而实现现实的文本化呢？我们认为，要转换当前流行的文本式的学术思维范式，这种转换的实现可以从三个层面予以展开：提问方式的转换、研究进路的转换、实现方式的转换。

(一)问题意识：问题本身来自于实践而非文本

学术研究只有关注现实社会才不会被历史所抛弃。正是基于此种现实性品格，学术思想才能始终成为一个时代的灵魂，才能在社会现实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嬗变和完善自身。那么关注现实是否仅仅流于空泛的观察或无奈的关怀？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面对现实，旨在提出问题，继而解决问题，必须避免一切走向肤浅或天真的浏览式的表述。要有问题意识，而且这个问题必须是来自于现实需要的实践中的真问题，而不是限于文本的概念演绎式的问题。

面对社会、思考现实、提出问题，绝不仅仅是观察、记录和叙述这么平面，也绝不仅仅是获得一些间接性的文本经验这么简单，不能只是充当一个局外人的角色，而是必须亲身介入和参与到社会实践当中，才有可能寻求真理性的问题答案。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否真正地触动现实并启发问题，才是衡量现实研究是否深入的重要标准。

当然，社会现实的复杂性决定了其现象纷繁复杂且本质难辨，不同的人处在不同的时空会对其有不同的理解和感受。既然如此，那么社会现实究竟有没有“客观性”呢？答案是肯定的。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同样面对社会现实，同样思考现实问题，结论总有肤浅与深刻、片面与全面、表象与客观等等的差池和分野。马克思恩格斯在注意到这一情况后，特别提出要对不同状况作出厘清和甄别。作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的补充，恩格斯就曾以卡尔贝克的《穷人之歌》[注]Karl Beck: Lieder vom armen Mann, Leipzig, 1864.为例剖析过作为“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想表现的诗歌和散文为什么会在反映社会现实时走向了肤浅和天真。

问题意识是学术研究的核心，只有强化问题意识才能推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进步和繁荣。什么可称之为问题？问题不是漂浮在空中的主观认定或概念推演，其来源只能有一个——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冲突。意识本身不能作为现实判断的根据或支撑，意识是来自于客观现实的、由“苦恼的物质利益”所产生的，因而只能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逻辑关系中去寻求理解。揭开神秘的面纱，以事物的本来面目或现实存在来理解世界，一切玄虚的学术体系都能找到本源的可理解的现实土壤。由是，如果我们抛开现实去“制造”问题，我们所面对的就只能是伪问题或者空洞的问题。

问题与现实的逻辑关系可以这样表述：“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可见，问题不仅在现实中，而且与产生问题的物质条件相联系。离开产生问题的物质的历史的条件，问题只是没有实质内容的虚悬的理论。马克思曾经说过：“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3页。马克思所说的正是问题在现实中的时代表达。

通过对学术史的考察我们看到，重要的学术成果和学术发现无一例外地来自于对现实的关切和考察。中国18世纪的思想大师袁枚曾经说过：“学问之道，当识其大者。”[注]袁枚：《与托师健冢宰》，《小仓山房尺牍》(卷三)。这里的“大者”指什么呢？我理解，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及规律、人类社会的发展及规律。因而，若要发现和总结规律，我们就必须从社会现实出发去观察社会变迁的现实脉络和走向。

树立问题意识，转变提出问题的方式，让我们研究的问题来自于实践而非文本，是实现文本现实化的第一步。那么，如何发现问题和关注现实呢？这就牵涉到第二个转变：研究进路的转变。实际上，我们反观马克思恩格斯关注现实的方式，或许就会从中获得裨益。

(二)研究进路：透过经济理论问题与现实对话

下面从哲学视角来谈一谈关注现实的研究进路。马克思强调哲学要面对现实，而最大的现实就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现实，它对于政治和意识的结构具有基础性的决定作用。不研究经济学，不了解社会的经济结构，不理解以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分层，就无法准确理解社会思潮的形成，也就不可能理解社会现象的实质。“没有经济学理论的支撑，哲学永远浮在社会的表层，不能进入社会的深处。”[注]参见陈先达：《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现实的方式》，《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因此，透过经济问题、经济理论与现实对话，在与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明辨中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和有效性，是马克思哲学得以实现的基本方式。

马克思深刻揭示了他所处的时代“资本和劳动的关系”这一时代问题，这一高度概括仍然适用于我们所处的时代。但是，如同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提供了深厚的土壤一样，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影响与实践活动也促成了资本主义的不断修正与自我“完善”，由此改变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的具体表现形式，并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植根于资本主义结构之中的剥削关系。因此，透过经济理论、经济问题与现实对话，不是抽象的理论演绎，而必须从当下的实际出发，从当下的经济事实出发。具体来说，资本主义在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后，不论在微观层面的企业或公司结构与运作，还是在宏观层面的经济机制与运作上，都呈现出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不同的面貌。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从对当下经济事实的观察与把握出发，才能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

从微观层面看，所有制结构与治理机制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给资本主义穿上了“社会主义”的外衣，同时也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和现实有效性提出了新的考验。就所有制结构而言，产生于18世纪欧洲、19世纪后半期以来广泛流行于资本主义各国的股份制及其发展在促进资本积累、掩盖阶级剥削关系方面的运行机理与现实影响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马克思早已指出股份制在形成资本集聚方面的强大威力：“假如必须等待积累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24页。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经济全球化的现实进程，不仅在广度和深度上加剧了资本的积累，而且使得不同性质的所有制经济通过股份制混合在一起，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混合所有制。如何认识和评价这种改变，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必须面对的问题，而且是马克思哲学研究者必须关注的问题。

从宏观层面看，资本主义经济在全球化、虚拟化和“生态化”三个维度上的发展与相互交织共同增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渗透性和吞噬性，也使得当代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批判任务。资本主义经济的全球扩张是由其内在的扩张性所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就在于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一句话，资本要夺得全球作为它的市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要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跨国公司的迅速崛起与扩张，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进一步从物质载体和意识形态两个方面为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提供了武器。在位12年的世界银行高级经理戴维森·巴德霍在离职时坦言：“我们自1983年以来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基于这样一种使命感：不惜一切代价将南方国家私有化。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我们卑鄙地把拉丁美洲和非洲变成了经济上的疯人院。”[注]李其庆：《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7页。资本主义对全球市场的开拓，肩负着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既有的社会——封建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为创造服务、从属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当下，经济全球化所裹挟的跨国资本主义正在深刻影响着全球范围内几乎所有国家的生产结构与生产关系，并改变和影响着全球的阶级结构与阶级意识。

如果说全球化在广度和深度上形塑着资本主义的面貌，那么，虚拟化则在性质上重塑着资本主义，并伴随其全球性的扩张积聚、放大了资本主义内在的缺陷。在知识经济时代，“资本”和“劳动”都在获得新的表现形式，这无疑为我们正确理解“资本和劳动关系”增加了新的难度。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传统经济注重的是有形产品的制造与规模的扩张，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揭露也主要是针对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尽管马克思早已对证券等本身没有价值但却能够产生某种剩余价值的“虚拟资本”提出了批判。而当下信息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网络的全球链接与(电子)货币的全球流动，为虚拟经济的迅速膨胀创造了更为便利的技术条件。在虚拟经济形态下，生产过程往往与消费过程同一。因此，鼓励消费胜于财富积累、金融产品创新重于规模扩张。以美国次贷危机为例，“穷人消费的是次贷，中产阶级消费的是品位，富有阶层消费的是意境”一说形象地揭示了当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虚拟化、符号化。然而，引发次贷危机的根源恰恰在于，在消费主义激发穷人消费欲望的同时，资本家对工人的持续剥削并未停止。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终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比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竭力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8页。对当代马克思主义者而言，揭示虚拟经济形态下资本的增殖过程和资本家聚集财富的新途径，显然是时代赋予的新的理论使命。

(三)实现方式：社会主义现实运动创造当代学术体系

当代中国学术不同于以往的独特主题，正在于其实现学术理念的现实途径。下面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例来谈这个问题。马克思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马克思哲学对哲学身份的改变是通过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和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批判得以完成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页。这表明，马克思哲学是无产阶级的头脑，马克思哲学是为科学社会主义创造理论基础和逻辑论证的。

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对劳动在资本主义制度特殊状态下的性质作了深刻揭示，阐明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根源和实质。因此，消除资本主义制度在根本上必须消除异化劳动，或者说消除异化劳动必须以消除资本主义制度为前提。而由资本主义的生产创造出来的无产阶级，即承担着消除异化劳动重任的社会阶级，必然“要求利用这种财富和生产力来为全社会服务，以代替现在为一个垄断者阶级服务的状况”[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6-597页。。在这种历史逻辑之下，“自主活动”作为人的理想生存图景被提出来了，这是一种对异化状况的矫正、是对人的片面性生存方式的超越。

“自主活动”的思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了较为系统的阐述。马克思指出，未来社会全面发展的可能性及基本特征蕴含于资本主义的片面发展之中，但这种可能性只有通过实践方式才能真正成为现实，只能在现实世界中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够实现。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虽然将人从自然中解放出来，却也使人陷入到新的依赖形式即商品拜物教当中。在这种资本占支配地位的权力结构中，消除资本对人的活动的全面控制是人的“自主活动”得以实现的重要前提。可见，马克思是从社会形态演变的高度来理解人的“自主活动”的，即资本主义被更符合人的独立自由活动这一理想的新社会形态即共产主义社会所扬弃。“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作是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2页。马克思的这一看法表明，共产主义的社会形态是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是人从自我异化向人自身、向社会的复归。用马尔库塞的话说，在扬弃了异化劳动的非压抑性文明中，“人类生存将是消遣，而不是苦役，人将在表演中而不是需要中生活”[注]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144-145页。。当然，自主活动的意义不仅在于社会关系的层面上，全面发展的个人把其社会关系作为他们共同的关系，并使其服从于他们共同的控制；而且包涵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层面，意味着“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28页。。马克思特别强调，要避免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要看到“由每一个新的一代承受下来的生产力的历史，从而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4页。。

在马克思一生对超越私有制、实现人的解放的理论向度与现实运动的孜孜以求中，他始终坚持从现实出发，从当下的经济事实出发，真实呈现了资本统治下工人被奴役的现实境况以及人的普遍异化。正是在将人作为“从事实践活动的社会历史中的人”的前提下，马克思将人拉回到现实生活中，并使得哲学主题从探究世界何以可能转向探究人类解放何以可能。

可以说，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扬弃、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位一体的理论结构共同构成了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完整涵义。不翻转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并确立辩证唯物主义的根基，不为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注入以“实践”为核心范畴的历史辩证法；不确立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实证基础，不把人的现实性及其得以展开的条件纳入经济学意义中去理解；不经过科学社会主义的现实运动以及在这种运动中进行理论创造，不从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意义上扩展和丰富对人的现实性的理解，就不可能真正地站在时代的高度上科学理解人的本质的哲学含义，也就不可能形成超越本身需要解释的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原则”，也就不可能产生世界观和历史观意义上的“哲学革命”。

四、坚持马克思主义：建构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若想站立在时代的应有位置上，就必须用中国自己的方式来深层地表达那些现实中具有前沿性的问题，同时还要通过实现自己的复兴去为世界文明进步提供经验。为了这个实现这个目标，就需要在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历程中，及时掌握我们这个时代的品质和定律，同时还要在文化的继承和相互交流中去掌握当代学术的理论品质和源流考辨。我们已经不只一次地谈过，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之中，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正是社会转型与变革的集中反映。在这一进程中，形成了两个基本的事实，其完全奠定了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根基：其一，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成果，这些成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脉相承的，同时又是与时俱进的，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在于回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其二，这些理论成果都切中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这些基本问题既是对时代精神的中国诉求，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必须始终关注的命题。

谈及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我们不免罗列一系列亟待解决的、极其繁琐的困境。但就本质而言，主要是要在研究路径的选择上处理一些关系问题。

(一)中国学术的健康发展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基本要求，是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这三大要求归结到一起，其政治与阶级基础就在于，马克思主义是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及中国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内在要求相一致的。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必须关注两个方面的逻辑关系：其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要坚持体现其科学精神和本质原则的那些核心思想。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不仅完全超越了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桎梏性，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建设产生了根本性影响，而且最终确立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此外更重要的在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创造性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但现在有一种很不正常的学术倾向，那就是提及马克思主义，都认为这不是学术，不具有学术性，反而是看到西方学者的文章和观点就趋之若鹜，认为其极具学术性、理论性和相当的研究价值。笔者认为，这真是中国学术的悲哀！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一是立场观点有失偏颇，在思想上出现了倒退，成为了西方学术的奴隶；二是这些学者不了解马克思主义，也不了解西方学术，由于其自身的局限，形成了盲目崇拜西方的种种观点，可这种对西方理论的生搬硬套，只能起到严重妨碍中国学术进步的消极作用。其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必须在反对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中使理论在独立创造的基础上成熟起来，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与各种思想体系的交流与交锋中更加具有中国特色，从而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理真正融入中国的时代发展之中去。我们的研究者要始终关注时代前沿问题，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及时反映时代要求，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更具有时代性，才能更好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撑。

(二)在与世界学术的交流和对话中形成中国的学术风格

中国学术应如何应对西方学术霸权呢？笔者认为，社会科学的中国形态就是“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必须以全球语境中的中国问题作为主要研究指向。如果中国学界毫无主见和创见，只是一味地崇尚西方学术思潮，甚至生吞活剥，那这就是一种非理性的学术理论倾向。不幸的是，除了这种露骨的“借鉴”方式外，中国学界还有一种研究方法：将有关的研究成果和方法统统建立在西方学术的研究框架和逻辑框架之上，或将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转化为西方学术话语和西方表达范式，这种“隐晦”的“借鉴”方式更彻底地使中国的社会科学失去了中国形态和中国特色。这样的研究方式和研究方法正在使中国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理论体系和研究体系失去其独立性和创造性。当然，我们并不是绝对拒斥西方学术和研究方法，因为构建和实现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也需要吸取和借鉴西方学术的成熟的研究结果。

中国学术要想从合法性危机中走出来，就应该把“本土化”作为核心理念和自觉追求。“本土化”亦即“中国化”，是指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世界文明成果的中国化。这里的“中国化”并非一种理论抽象或特质，也非一种简单的学术罗列或归类，而是一种理论(学术)照进现实的方式。马克思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这个国家对理论的需要程度。关键点是研究者们的理论旨趣或学术追求是否以此为指向。同时，其学术理论水平是否达到了现实需要的高度和历史发展的诉求，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中国学者所应自省的角度同时也是其所应担当的使命。

(三)关注跨学科研究的重要价值

当前，社会科学必须在“全球化”和“中国化”两种现实境遇中去研究问题。毋庸置疑，目前新自由主义已经导致了诸多现实问题和社会危机，其根源在于新自由主义的许多理论假设的基础是不准确和不全面的，而这些假设没有经过现实的检验和批判就被我们全盘接受了。这样的谬误告诉我们，研究者需要一种综合式的眼光来判断和研究我们所处的现实。学科是分化的，但问题却是综合的。这就是说，全球化时代我们发现一切学术问题(植根于现实的真问题)都是综合性的问题，因此只在一个学科框架内很难找到问题的答案和解决途径。具体到中国问题，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出现了大量亟待解决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社会科学的综合式研究，同时也昭示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方向。这种动向直接推动了跨学科研究的发展，当然，这种研究是以问题为中心的。这种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还同时体现在推动各个学科的发展上。

当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一方面面对着种种“终结论”、“过时论”、“困境论”、“怀疑论”以及马克思主义“只是对未来社会的一种伦理冲动”这样的嘲讽；另一方面，一些研究者则忽略学术传统与中国现实，或仅从当代西方学术中寻找灵感，用西方哲学的特定概念制造种种“不在场”的马克思，或仅仅陷落在对马克思文本的细微发现与解读中，用各种新发现的所谓“隐匿”文本来构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马克思。虽然我们不能否认西方“解释学”等思潮所提供的学理借鉴，也不能否认马克思经典著作之于我们的根基性意义，但如若止于认同或解读，那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已经实现了的哲学变革的重新倒退。实际上，“文本”之争从来就不是资料占有之争，也不是“解读”正确与否之争，而是价值观(选择性)与方法论(框架)之争。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文本解读、话语霸权本质上都是意识形态问题，只依靠解读是解决不了意识形态问题的，最终只能依靠实践。正如马克思所言：“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因此，我们必须在思想和现实的双重维度上展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