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研究中的三个问题辨析——以《德意志意识形态》文献学研究为例

周德清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研究中的三个问题辨析
——以《德意志意识形态》文献学研究为例

周德清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研究在我国起步不久，其中一些前提性问题亟待反思和清理，比如：中国人能否在马克思主义文献学上有所作为，我国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研究需要什么样的规范和标准，文献学研究与思想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等。审慎地分析和考辨这些问题，或许能对思考“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研究何以可能”问题、构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研究范式有所助益。

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研究；辨析

近年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版本研究的促动下，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研究在我国蓬勃兴起，并逐渐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研究的一种新的研究进路。它的兴起和发展，无疑将为更加细致、透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开启广阔的可能性空间；有助于编辑出版更好、更加完善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从而对进一步深入探究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思想真谛奠定新的文献基础。围绕《德意志意识形态》文献学研究以及如何构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学或马克思学等相关问题，研究者们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看法和观点。下面，笔者就其中的三个前提性问题予以分析和考辨，以期对思考“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研究何以可能”问题、构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研究范式有所帮助。

一、中国人能否在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研究上有所作为

中国人能在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研究上有所作为吗？能够建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学吗？有一种观点认为，由于语言和文献资源的限制，中国学者在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研究上肯定不及德、俄等国学者，只可能在思想诠释方面有所作为。

这一看法貌似客观，其实经不起推敲。凭实而论，与德、俄等国学者相比，中国学者从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文献学研究，在语言和原始资料占有等方面的确处于劣势。但问题是，文献学研究并非只有某一种研究路径。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关于马克思的一些文本的文献学研究至少包括追溯创作动机、推定写作时间、厘清写作顺序、确认作者身份、再现产生过程、辨识手稿原文、甄别文本构成、编辑文稿内容、考据各种版本等诸多方面。况且，语言和原始资料缺乏的劣势也不是完全没有改善的余地。事实上，近年来，我国一些机构和个人也正在为改变这些劣势而努力，譬如：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中心”每年派出研究生到德国学习，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魏小萍研究员曾到目前世界上珍藏马克思原始手稿最多的机构——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IISG）”住所从事相关研究，清华大学的韩立新教授于2009年被“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IMES）批准加入《德意志意识形态》CD-ROM版的编辑工作，等等。此外，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的文献学（或曰“校雠学”）学术传统的国家，已经形成了一套十分成熟的文献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通过努力，中国学者在充分利用自己文献学研究传统的基础上，可以为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的文献学研究作出新贡献。在这方面，日本学者广松涉、涩谷正，韩国学者郑文吉等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反过来，如果缺乏必要的文献学眼界和研究能力，我们很有可能要么陷入文献学主义之中不能自拔，对国外的文献学研究成果顶礼膜拜，要么武断地将别人的文献学研究成果贴上非马克思主义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标签，一拒（批）了之。在这种情势下，即便有再好的精本、善本呈现在面前，我们也会熟视无睹。一个没有版本意识和起码的文献学常识而只会无反思地将有可能经过他人深度加工过的文本当成原作的人，怎么可能会在思想解读上有大的实质性的突破呢？所以，要做到基于文献学又不止于文献学，既充分利用文献学研究成果，又不至于陷入文献学主义之中，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最现实的方法就是自己具备必要的文献学知识、一定的文献学辨识力和研究能力。

按道理讲，文献学功夫是每一个从事文史哲研究工作的人所必备的基本功之一，但长期以来，我国相当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却忽视了这方面的训练。因此，当前马克思主义研究界急需恶补一些必要的文献学知识，培养基本的文献学研究能力，增强版本意识，以提高自身的理论判断力，能够辨识出每种版本的优缺点，进而“择其善者而从之”，选择精本、善本作为自己从事思想研究的文献基础，能“扬其善者而用之”，以此提高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的整体水平。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应有的态度和高度，才符合马克思当年所践行的“以资本批判、扬弃资本，用现实的方式改造、超越现实”的精神气度。

二、我国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研究的规范和标准问题

任何学术研究均须遵循一定的规范和标准，否则研究成果就没有公度性可言，研究者彼此之间也很难展开对话和交流，更谈不上有什么真正的学术积累。目前，在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研究的规范问题上，有一种观点认为，不是基于原文辨识和原始信息的文献考据和版本研究是一种伪文献学研究，甚至是一种变相的抄袭和非法挪用。

显然，持此观点的学者看到了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文献学研究存在着致命的弱点，即缺少研究规范的问题，从而意在为我国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研究提出一条严格的学术标准。但在笔者看来，这种观点是看对了病，却开错了药方，或者说下的药未免太猛了，从而对正在成长中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研究有可能产生一定的阻抑作用，而且也与当前的研究现状相左。这里，仅以两例反证驳之。先来看广松涉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文献学研究。大村泉、涩谷正、平子友长等日本学者已经令人信服地指出，广松涉在编注广松版《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时，根本没有看到马克思、恩格斯手稿的原件，其所依据的文献素材主要是阿多拉茨基版中的内容。[1]如果严格按照上述标准来论衡，那么广松涉的研究就是典型的伪文献学研究。然而，连大村泉等极力抨击广松版的人也只是认为广松涉的研究成果“过时了”，并没有指责它不是真正的文献学研究，更没有说它是“变相的抄袭和非法挪用”。再来看中央党校侯才教授关于“费尔巴哈”章的排序研究。侯教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文稿结构的重建》[2]（p74-83）一文依据的文本是1995年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连德文本都不是。如果严格按照以上标准，侯先生的这类研究就更是“大伪”了。前东德文献学专家英格·陶伯特十分重视侯先生的这一成果，据说她专门托人把此文寄到德国，并花钱请人译成德文，以备自己编辑新历史考证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时参考。连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世界级权威都看重的东西，谁又敢说它不是真正的文献学研究呢？

由是观之，持此种标准来裁断真伪文献学研究之人，显然有把文献学研究神秘化的倾向。就笔者的初步观察，当前把文献学研究神秘化的有两类人：一类是少数国内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研究的先行者。他们通过强调文献学研究的重要性，继而把文献学研究抬高为唯一真正的学术研究范式，以凸显自己工作的意义和价值。另一类是不懂文献学之人。他们听别人把文献学研究忽悠得如何如何高深，于是乎，要么自愧不如，对文献学研究敬而远之；要么仰之弥高，心向往之，对国外一切文献学研究成果均不加分辨地盲目褒扬、赞赏甚至崇拜。

其实我们大可不必如此。如上文所言，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献学学术传统的国家。在中国传统的学术语境中，文献学研究不仅包括原文辨识，更有版本、校勘、目录、辨伪、辑佚、编纂、注释、检索等诸多内容，[3]其中心任务是探讨收集、鉴别、整理文献材料的规律。[4]（p6）就此而言，从事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的文献学研究其实有很多路径和方式，并非“自古华山一条道”。诚然，西方的编辑学与我国传统的整理文献的方式有较大的差异[5]，但文献学问题显然有别于纯粹的编辑学问题，中国人还是有一定的发挥余地的，或者说，中国人完全可能在借鉴西方马克思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学或马克思主义文献学。

目前，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研究在我国刚刚起步不久，起点低，缺少统一的研究规范和标准，这本来是一件十分正常的事情。任何一种新事物在刚开始时莫不如此。因为研究规范和研究标准并非一种先验性存在，也不是某个人或学术机构凭空制定出来的。那些能够真正起作用的规范和标准一定是在承袭学术传统的基础上，在众多研究者长期的研究过程中逐渐形成和确立起来的学术共识和学术自律。所以，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研究这棵栽种不久的小树，不能因为它缺少规范，长的有些散漫，就对其大加挞伐。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给予它生长所需要的阳光、水和空间，假以时日，这棵小树一定会茁壮地成长起来，在成长的过程中会逐渐地确立其自身的研究标准和规范。

三、如何认识和处理文献学研究与思想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

当前，我国许多研究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研究不应是为了版本研究而从事版本研究，而应以把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为旨归。如果只是停留于一些细枝末节的文献考证，便是舍本逐末，而遗忘了其研究的真正目的。这一观点是目前国内学者在文献学研究与思想研究之间关系上所达成的基本共识，即文献学研究只是手段，而思想研究才是目的，文献学研究应当为思想研究服务。

从长时段和总体上而言，这一看法无疑是正确的。文献学研究是思想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广泛而深入的文献学讨论与研究，有助于推动新的、更好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版本的产生；不同版本的编辑和出版可以为广大的阅读者和研究者提供选择版本的余地；版本比较研究能够使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的各个版本的优势和缺陷得以充分地显露，从而为阅读者和研究者选择可靠的文本提供参考和便利；文献学研究对手稿原始文献信息的复原，可为更加深入、细致地探究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提供大量的新条件、新线索，进而为研究者开辟新的研究论域、提出新的研究课题，等等。然而，这种将文献学研究与思想研究简单地视为手段和目的的看法又不是没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从目前的学术分工来看，文献学研究与文本思想研究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学术研究领域，有着不同的学术规范和要求。所以，以笔者浅见，这一观点有将文献学研究与思想研究之间关系简单化的嫌疑。

这里还是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例，对文献学研究与思想研究之间可能存在的几种关系予以具体说明。第一种关系是研究者出于思想研究的目的而做文献学考察，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二者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文献学研究自然是文本解读、思想阐释的手段，后者才是目的所在。比如广松涉在《早期马克思像的批判的再构成》一文中，对莫泽斯·赫斯与青年马克思思想关系的文献学追溯即属于这一类型。[6]（p154-200）第二种是在文献学研究内部存在的思想（史）研究与资料考证、版本比较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思想（史）研究不是目的反而成为一种手段。它是整个文献学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并最终为文本编辑等文献学目的服务。例如：巴加图利亚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手稿的结构和内容》是学界一致公认的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之费尔巴哈章的重要的文献学研究成果，其中对于手稿内在逻辑线索的梳理，就运用了思想研究的方法。[7]（p31-46）正因为如此，英格·陶伯特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MEGA2先行版的导言中坦率地承认：“文献学考察不是仅有文献事实就能了结的，它还必须用理论性的考察加以补充，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8]（p21）在前两种关系的基础上，又可能形成文献学研究与思想研究的第三种关系：一方面，思想研究者出于思想研究的目的而运用他人的文献学研究成果，例如：城塚登在研究“自我异化的逻辑与唯物史观”问题上，对广松涉和巴加图利亚文献学研究成果的运用；[9]（p196-214）望月清司在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分工逻辑时，对广松涉和涩谷正文献学研究成果的利用[10]（p116-204）等；另一方面，文献学研究者也可以出于文献考证的目的而运用他人的思想研究成果，英格·陶伯特就经常这么做。也就是说，文献学研究和思想研究各有自己的研究规范和研究目的，两者之间并不必然或应然地存在着目的和手段的关系，能否形成这种关系完全取决于研究主体的运用。这一点在新MEGA工程上表现得十分突出。众所周知，自1993年以后，新MEGA工程是作为一项德国的世界性文化遗产保护工程而得到柏林—勃兰登科学院项目资助的。项目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它的首要任务是保护德国的文化遗产，其他方面反在其次。作为受保护的文化遗产，多少都有博物馆化的取向，成为专供人们参观、凭吊的对象，而与现实（包括现实的学术研究）疏离开来。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笔者认为，用思想研究的标准去要求文献学研究显然有越界干涉的嫌疑，不仅不利于文献学研究，最终也可能给思想研究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效应。

清代学者姚鼐尝言：“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11]（p61）在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研究问题上，思想研究者似乎不应过多地苛求甚至指责文献学家的研究不该如何，而应该通过自身的积极努力去影响他们，使其编纂、研究工作朝着有利于思想解读和学术研究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思想研究者自己要具备正确的问题视域和研究立场，要有足够的眼光和能力辨识各种文献学研究成果的意义及其局限性，在此基础上批判性地利用其积极方面去推进马克思、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研究，这方是问题的关键之所在。

[1][日]大村泉，涩谷正，平子友长.MEGA2《德意志意识形态》之编辑与广松涉版的根本问题[J].学术月刊，2007，（1）.

[2][日]涩谷正.《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辑问题[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6）.

[3]王东，丰子义，聂锦芳.马克思主义与全球化——《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当代阐释[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4]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M].济南：齐鲁出版社，1998.

[5]洪湛侯.中国文献学新编[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

[6]徐有富，徐昕.文献学研究[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7]鲁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异文处理方法[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1）.

[8][日]广松涉.唯物史观的原像[M].邓习议，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9]韩立新.新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10][德]Marx/Engels/Weydemeyer.Die Deutsche Ideologie. Text und Apparat[M].Marx/Engels Jahrbuch 2003.Berlin: Akademie Verlag，2004.

[11][日]城塚登.青年马克思的思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M].尚晶晶，李成鼎，等，译校.北京：求实出版社，1988.

[12][日]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M].韩立新，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13][清]姚鼐.惜抱轩诗文集：第四卷[M].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92.

责任编辑 张晓予

A12；G256

A

1003-8477（2013）04-0005-03

周德清（1972—），男，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三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2011年武汉大学博士研究生自主科研项目（201111301020003）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