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的若干思考

俞丽君 ，杨德才

（1.湖北工业大学，湖北 武汉 430068；2.武汉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2）

封建时代的中国对世界文明的进步及科技的发展作出了极大贡献，然而近代科技并未在中国产生。早在1915年，作为近代科学奠基人之一的任鸿隽就尝试初步探讨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1945年英国学者李约瑟也明确提出了相同的问题。如何回答“李约瑟难题”成为近代以来所有先进知识分子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共产党一直高度重视科技在革命和发展中的作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科技的一系列观点和主张，是其科技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历史依据：近代科学救国思潮的继承

对近代科学救国思潮的继承，是中国共产党认识科技的重要历史依据，不同社会群体关于科学救国的尝试，为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认识科技提供了重要借鉴。

1.鸦片战争后科学救国主张的初步阐发。

鸦片战争开启了近代中国历史的进程，反侵略战争的一再失败，对国人最大的震动是西方工业革命基础上的船坚炮利。鸦片战争后，以林则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成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既然天朝上国的虚骄神话已被击破，那么了解西方，学习西方就成为当务之急。随后，来自湖南的进士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理性爱国口号，记录着中华民族学习西方的形象和情态。魏源将学习定格为战舰、火器及养兵练兵之法，学习科技，特别是国防科技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内容，科技“奇技淫巧”的社会地位开始得到改变。至此，“以图存为目的，中国开始以西方为向导学习技术，探求使西方强大的动力。”[1]（p5）

2.洋务运动的技术救国主张。

以曾国藩、李鸿章等为首的洋务派官僚在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以“中体西用”为指导，开启了地主阶级改革派三十年自救的洋务运动。这场统治阶级的自强运动，以维护统治阶级的地位和镇压农民运动为目的，在政治上是反动的，但作为“近代化的一小步”，运动本身兴办的新式企业（包括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采用了当时先进的科学技术，也推动了近代科技在中国的传播发展。新式学堂的创办，则开启了近代中国新式教育的进程，官派留学生中也走出了大批各个领域的杰出人才，推动了科技在近代中国的发展。然而学习仅限于科学技术，而排斥了社会制度的改革，其旧人办新政的格局极大地限制了科技作用的发挥。实践证明，单纯学习西方的科技，而缺乏其他社会条件的配合，是不可能能达到“自强、求富”的目的的。

3.戊戌维新的科教救国主张。

19世纪末，在民族矛盾激化的背景下，以康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开始了戊戌变法的政治运动。新政在推动政治变革的同时，积极倡办新式学校。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把西方科技列为主要的教学内容之一，开创了近代中国国立大学的先河。不仅如此，“科学”的概念在此期间得以正式引进。作为最先引入并使用“科学”一词的康有为，其在1898年6月进呈光绪帝的“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析”中，有三处使用“科学”。严复在翻译亚当·斯密的《原富》时，不再采用《天演论》中的译名“格致”，而径直改译“科学”。与此同时，维新派也提出了明确的科学救国保国的主张，如谭嗣同的“学问可以保国”，“有学而国乃可以不忘”，严复的“西学格致救国”论。在宣传科学救国主张的同时，维新派还通过翻译西方自然科学著作，推动学会和研究机构的成立等途径积极传播西方的科学技术。以改良为主要特征的维新运动未能使中国走向独立富强的道路，但是以严复为代表的维新思想家倡导的西方科学知识和科学思想在知识界振聋发聩，影响了一大批追求科学的先进分子，也将近代中国社会关于科技的认识推进到更高的层面。

4.新文化运动对科学救国思潮的大阐发。

至新文化运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明确把“科学”和“民主”看作解决中国问题最有力的武器。陈独秀明确指出，“政治之有共和，学术之有科学”，蔡元培同样认为，“并世各国之富强，正与科学之发达以骈进”[2]（p281），鲁迅更是大声疾呼：救治国家，“只有这鬼话的对头的科学！”[3]（p274）在他们看来，只有“民主”与“科学”，“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4]科学与民主一起成为指引国人救亡图存的两面大旗。至此，近代中国社会对科技的认识理解，由器物层面、制度层面，上升至思想层面。1914年10月，中国科学社成立，迈出了中国科学建制化的第一步，次年1月，《科学》月刊在上海正式创刊，将科学救国的宣传推向高潮。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社会补上了启蒙一课，先进知识分子在大力宣扬科学精神的同时，试图通过改造国民性来推动整体社会变革的实现。

对于近代以来科学救国的主张及救亡图存的努力，毛泽东将其称为不同民众“在不同的时间里和不同的程度上”实行的一步，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八十年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中，不同社会群体认识科技、发展科技留下了很多经验教训。一方面，近代仁人志士在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过程中，改变了传统的科技观，提出了发展科技的诸多观点，为中国共产党认识科技提供了借鉴。另一方面也留下了许多没有解决的问题：如何使科学作为独立的社会系统和实践活动，改变其附属政治的地位；如何完整准确地把握科技的社会功能；科技作用的发挥与社会，尤其是社会制度的关系是什么；实践中如何推动科技作用的发挥，如何为科技的发展创造所需的社会条件等。

二、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树立

20世纪初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其科技思想逐步为中国共产党所学习和接受。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形成了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浪潮。上海、北平等地先后大量出版了恩格斯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唯物论和经验批判论》等经典著作。同时翻译介绍到中国的苏联哲学界许多反映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的著作有，德波林的《唯物辩证法与自然科学》，果林斯坦的《自然科学新论》，乌兰诺夫斯基的《新哲学与自然科学》，格森的《牛顿（原理）批判》，对中国共产党人树立马克思主义科学观产生了重要影响。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著作在国统区出版后，通过各种渠道传到延安，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学习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的主要教材。《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收录的毛泽东1936年11月至1941年3月阅读并批注的哲学著作有：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李达、雷仲坚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等著沈志远译《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斯大林著博古译《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这些哲学著作中包含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广泛研读著作的过程中，经历了一次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的启蒙教育。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人也逐步提出了关于科技的诸多观点和结论，全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于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的认识成果，初步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

对于什么是科学，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思考科技问题的理论起点，也是其科学观的全面反映。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陈独秀认为：“科学有广狭二义：狭义的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的是指社会科学而言。社会科学是拿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这乃是科学最大的效用。”[5]徐特立认为，自然科学是“客观的逻辑主观化”，即“自然的规律被人类正确反映而转化为科学”。[6]《自然科学研究会宣言》也指出：“自然科学是研究自然界发展规律性的科学，它是人们探求真理的武器，它是人们创造物质文明的工具，它是现代人类社会进步的产物。”[7]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科学中既包含自然科学，也包括哲学社会科学，二者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这一观点被中国共产党所继承和强调。毛泽东提出：“自此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8](p815)。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科学观的树立成为其进一步认识科技地位、作用和功能的理论前提。

三、主要内容：科技与社会关系的思考

（一）阐发科技的社会功能。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陈独秀就明确提出，“只有科学能够增加物质文明”，不仅如此，他还认为中国许多具体社会问题的解决也仰仗于科技的发达，如发展生产，人口问题的解决等。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科技的社会功能进行了更深入的阐述。1940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提出“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的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关于科技功能的代表性观点。毛泽东认为，进行社会革命，就需要社会科学，它是人类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工具。而为了从自然里得到自由，就必须“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9]（p269）。1942年《解放日报》也发表文章，指出“自然科学一般地是文明劳动人类从事物质生产并与自然界的力量进行斗争，借以驾驭与支配自然力的必要与有力的武器，是人类历史发展中一个革命的因素。”[10]1945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庆自然科学座谈会在宣言中强调，人类发展自身、掌握命运的“主要的途径就是科学和技术”[11]（p164）。其他领导人也从不同的侧面阐述了科技的社会功能，朱德在《把科学与抗战结合起来》的讲话中，提出“自然科学，这是一个伟大的力量”，“谁要忽略这个力量，那是极其错误的”[12]（p76-77）。

论述科技对社会影响的同时，结合民主革命时期的实际需要，中国共产党尤其强调了其实用功能，试图将科技的作用与边区生产、革命结合起来，理论联系实际，通过发展科技解决革命和边区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对于科技与抗战救国的关系，朱德就明确指出，只有在科技进步、工农业发达、生产能力提高以及资源得到充分开发利用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取得抗战的胜利。为此，毛泽东十分赞成自然科学研究会的成立，他说“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它能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赞成它，每一个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学。”[9]（p270）徐特立则更详细地论述了这一观点，他说“我们的科学应该替抗战建国服务，无论一般的研究，专门的研究，理论的研究和技术的研究，其总的任务只一个：即在物质上加强和扩大我们的抗战建国力量。……因此我们对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无论在高深的学理方面或粗浅的技术方面，总的任务是为着生产，为着解决抗战的物质问题。”[13]1940年，在毛泽东的直接指示下，由武衡、于光远和屈伯传等人负责筹备组织了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研究会根据边区工农业生产的迫切需要，有步骤地开展了经济建设、技术改进、医药卫生、资源调查等工作，解决了边区建设及军事作战过程中的很多难题，有力地支撑了抗战。

（二）关注社会对科技的影响。

不仅科技对社会有巨大的影响，社会也对科技有反作用，这一点也引起了中国共产党的关注。马克思的科学观中，就明确了生产关系的变革对于科技的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科技的发展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因此新的生产关系代替旧的生产关系成为科技发展的强大动力。恩格斯曾就此分析道，“现代自然科学……是和封建主义被市民阶级所粉碎的那个伟大的时代一起开始的”，“科学的发展从此便以巨人的步伐前进，这种发展可以说是与从其出发点的时间的距离的平方成正比的”[14]（p8）。民主革命时期，生产关系的变革是根本内容，也必将对科技产生重大影响。毛泽东明确提出，旧的生产关系一定会阻碍科技的进一步发展，“自然科学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却被阻碍了它的发展，所以要改造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9]（p269）尽管当时尚不具备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制度的条件，但毛泽东认为边区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社会的改造，改变了生产关系，为科技的发展创造了前提，毛泽东很有自信地指出：“有了改造自然的先决条件，生产力也就日渐发展了，这从边区生产运动和农工业展览可以表现出来，所以边区现在的社会制度是有利于自然科学发展的。”[9]（p270）尽管这一阶段还没有对生产关系进行彻底的变革，土地革命的政策在抗战时期也有所调整，但伴随农民问题的逐步解决，边区阶级关系的不断变化仍具有历史的进步性，为科技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证。毛泽东则进一步明确，腐朽的社会制度是制约科技发展、作用发挥的根本原因。只有在社会革命成功，生产关系彻底变革的前提下，技术革命才有了最根本的保证，这实际上是对革命时期社会对科技影响观点的继承与发展。

除了关注生产关系与社会制度变革对科技的影响之外，中国共产党也试图通过教育、人才培养、加强对科技的领导等具体方针来推动科技进步。延安时期开展了科学大众化运动，进行群众性的科学普及与宣传工作，延安创办了历史上第一所培养科技人才的理工农综合性大学——自然科学院，开创了无产阶级政党领导高等科技教育的先河，先后培养和延揽了一批优秀的科技人才。

四、结语

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诞生于近代科学救国思潮的大背景下，如何认识科技，如何看待科技与社会的关系成为其思考科技问题的主线。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的功利主义的偏向开始形成，科技发展的实用主义特点也较为突出。关于科技与社会互动，逐步形成了以政党为主导，以政治为中心，以服务革命为现实目标，以民众广泛动员为主要手段的科技发展思路，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新中国科技发展的规划和模式。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科技的思考与实践为随后科技思想的发展以及更大范围的科技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来源和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的科技思想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技的学说，以不断创新的科技思想指导实践是中国共产党发展科技的基本历史经验。

[1][美]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M]．雷颐，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

[2]高平叔．蔡元培论科学与技术[M]．石家庄：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

[3]鲁迅．鲁迅全集：第 1 卷[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

[4]陈独秀．罪案答辩书[J]．新青年，1919，6（1）．

[5]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J]．新青年，1919，7（5）．

[6]徐特立．怎样发展我们的自然科学[N]．解放日报，1941-09-24．

[7]自然科学研究会．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宣言[N]．新中华报，1940-02-28．

[8]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 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0]祝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第一届年会[N]．解放日报，1942-08-02．

[11]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历史与现状[M]．北京：知识出版社，1983．

[12]朱德．朱德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13]徐特立．怎样进行自然科学的研究 [J]．中国文化，1940，2（4）．

[14]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