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型教学与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以高校中国古代史教学为例

巴晓津

科研型教学与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以高校中国古代史教学为例

巴晓津

中国古代史作为历史学科中的支柱专业，在高校历史专业教学中的重要地位是不言而喻的。然而仅仅依托教材，依靠单纯的教学技巧进行重复性教学既缺乏新意，又明显滞后于学科的前沿性研究，更无益于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基于此，倡导科研与教学相结合，以科研为基础的教学实践便突显其重要意义。

科研型教学 高校 中国古代史 创新能力

一

中国古代史作为大学历史学专业中的主干课，在中国高等学校历史专业的教学工作中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然而，按照传统的教学模式，仅仅依托教材的内容，按照教学大纲的基本要求，通过授课老师对基本史实或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进行重复性讲述的授课方法，不但缺乏新意，而且相对于该学科不断更新、日益发展的最新科研成果和学术动态具有明显的滞后性。这就造成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不但不能适应历史学科教学工作发展的与时俱进性，而且很难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更无益于学生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的培养。因此，中国古代史的教学工作便陷入困境，形成阻碍其向前发展的瓶颈期。

针对上述这一问题，我们应大力倡导科研与教学相结合，以科研为基础的教学实践活动，并以此方法来解决中国古代史教学工作中所面临的困境，不断推进中国古代史教学工作的自我更新和完善，使其能够更加适应现今历史学科教学工作的发展要求和前进方向。以下我们就以魏晋玄风下的儒学发展状况这一问题为例，来具体说明科研型教学在中国古代史教学实践中的重要意义及其对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重要作用。

关于魏晋时期的主要思潮，按照一般教材的传统看法，普遍认为魏晋时期玄学兴盛，儒学式微，是玄学唱主旋律的时代。魏晋时期的士人知识分子也“莫不崇饰华竞，祖述玄虚”，纷纷加入到说玄清谈的行列，浮华交会之风甚盛。而两汉时期被奉为“独尊”的儒学在此时已沦落为“不周世用”之学。特别是对于魏晋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竹林派玄学家嵇康、阮籍等人的介绍，大多数教材也都将注意力集中在他们“越名任心”、指斥礼教、托好老庄和崇尚自然的玄学思想旨趣方面。

然而，根据笔者在前辈学者研究基础上的进一步探讨和考察，发现魏晋时期儒学的深厚根基实际并未真正动摇，其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之底色，一直曲折地向前延续、发展。关于魏晋儒学的传承，实际体现在魏晋政治社会的各个方面，概括起来，大体涉及以下几点：其一，魏晋是号称“以孝治天下”的，“以孝治天下”成为魏晋的统治政策，这无疑是对两汉儒家传统的一种继承和发展。而许多政治势力在取得政权之后，也一定要吸取儒家的理念和原则来治理国家，并打出“尊儒”这面大旗以保持之，可见儒学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特殊意义。其二，作为“王教之首”的儒学，在魏晋官学、私学及家学教育中都始终占据统治地位。其三，魏晋时期，人们对于儒家经学的注经特别重视，且注经数量颇丰，甚至可与两汉时期相媲美。由于对孝观念的提倡，《孝经》在政权分裂的魏晋之世得到了广泛推行，晋代的一些帝王不仅亲自讲解《孝经》，而且还为《孝经》作注。此外，与孝道密切相关的居丧守孝之礼在此时也颇受注重，晋代诸儒尤对《仪礼·丧服传》特别关注，且著述丰厚。其四，魏晋时期，儒学的功能作用还特别体现在清议这一社会政治问题上。以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作为品评升降人才标准的清议所涉及的主要对象也都与有违儒家孝道之礼和丧葬婚嫁之纪等方面的问题相关。其五，儒学还被运用于魏晋封建法律的制定中，《魏律》和《晋律》都呈现出“以礼入法”和“礼法合一”的封建法律儒家化的特征[1]。

此外，魏晋时期的玄学家也大都儒道兼修，外玄而内儒，具有深厚的儒家素养，并成为魏晋儒学传承之重要载体。质言之，儒学的功能作用实际涉及两个不同领域，即政治领域和知识分子的士风学风领域。魏晋玄学兴盛背景下的儒学式微，其实只是儒学在后一个领域有嬗变和式微的趋势。而政治领域却正是魏晋儒学得以延续、传承之重要途径。

正是对于魏晋玄风下儒学发展状况这一问题做了一系列的相关研究和探讨，并在发表了系列学术论文、申请了相关研究性课题的基础上，笔者才能够更加深入细致地认识和理解魏晋时期玄学勃兴状况下，儒学发展、传承的真实状况，才能得出有别于一般教材的，更加深入、客观和妥帖的见解。而将此类科研成果运用到中国古代史的教学实践中，则能很好地贯彻、实施科研与教学相结合，以科研为基础的，将传统教材内容与最新研究动态相结合的教学模式，给中国古代史的教学工作注入了前沿性学术研究的新鲜因子，这不仅有力地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自觉性，而且激发了学生对于深入理解、探讨历史问题的浓厚兴趣，有利于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有利于推进中国古代史教学工作的与时俱，增加了不断进行自我更新的生机与活力。

二

科研与教学相结合，以科研为基础的教学模式，在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过程中应当特别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要注意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问题意识在当今历史学的学习和研究中已经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历史学习和研究的关键就在于发现并提出新颖的问题。提出问题的能力体现出一个学生的基本学术素养，而学生最终的本科毕业论文能否具有新意，同样取决于是否找到了值得研究的相关问题。然而，我国国内的大多数历史教学，从中学到大学，都更加侧重单向的灌输知识，不重视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力求创新的学习习惯和能力，很多学生提出的问题，也往往局限于一些历史学常识性方面的问题，缺少具有深层思想内涵的问题。因此，我们在本科历史教学过程中，应当将科研与教学相结合，通过讲授相关问题的学术动态和启发性教学，培养学生自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授课的目的不应仅仅局限于一味的灌输知识，而应将教学的重点放在引导和培养学生从课堂的听课、学习，到课下的读书、阅览中随时寻找、发现问题，发现自己的兴趣点，再结合此问题或兴趣点，做进一步探索、求证和研究的能力。学生一旦具有了发现问题的能力，就能够带着问题进行学习和思考，这不仅有利于中国古代史教学的课堂吸收率，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而且对于学生在大学毕业前所必须完成的学位论文的选题、开题和撰写的全过程也都具有积极的辅助意义。

比如我们在为学生讲解魏晋时期的主要思潮问题时，虽然按照一般教材的内容，魏晋玄学在此时期的思潮中占据主流地位，但如果我们通过引进科研与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模式，以最新的科研成果为基础进行教学，调动学生的问题意识，启发、引导学生进行深入思考，就会提出一系列问题：如两汉以来，在董仲舒大力倡导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影响下，被定为一尊的儒学，其在魏晋时期到底呈现何种发展态势，其在魏晋时期难道真的一落千丈，“不周世用”了吗？即便魏晋时期的儒学呈现式微状，但作为我国传统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学在魏晋时期到底衰落到何种程度，其真正的发展状况到底如何？魏晋时期主要的玄学代表人物，特别是嵇康、阮籍等人是否完全抛弃了儒学，他们的思想中是否还存在儒家倾向，拥有儒学素养，以及魏晋儒学存在、发展的社会基础，在当时社会中的功能作用，魏晋儒学与玄学之间的相互关系到底如何等等。而这些问题的提出和解答实际都对学生正确认识和把握魏晋之际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发展的客观状况具有深远的意义。

其次，要在中国古代史教学中引导学生充分了解该学科已经具有的学术资源，把握最新的学术动态。如何贴近史学界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应当成为我们在科研型教学中把握的关键。学生们只有了解了该领域中前人所做的研究，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发现新的研究问题，并有所创新。帮助学生了解学术前沿问题时最好要有较宽的涵盖面，研究中国古代史，不仅需要介绍相关的中文文献、中文论著，而且应该适当介绍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实际上，经过长期的学术积累，国外的中国史研究已经较为成熟，尤其是美国、日本和欧洲的一些学者在中国史研究领域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些国外学者对于中国史研究的论著，视角新颖、方法独到。如20世纪上半叶在国际汉学界声名显赫的法国学者葛兰言，就运用了社会学理论及分析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的社会、文化、宗教和礼俗。葛兰言在《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一书中，通过对《诗经》进行人类学、神话学等方面的分析，研究了中国远古时代原始祭祀的宗教学意义[2](P3)。他撰写的《中国文明》以封建家族制度为核心，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进行了透彻的研究和分析。适当地为学生讲授并介绍这些论著，不仅可以使他们开阔学术视野，提高学习兴趣，而且可以使他们从中获得诸多启示。当然，在向学生介绍国外史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也应当告诫他们，对于国外的研究成果需要鉴别吸收，不能盲目迷信或夸大国外史学理论的意义和作用，尤其不能不加分析地生搬硬套，照搬照抄，用一些所谓新奇的概念夺人眼球，否定中国传统的治史方法与研究成果。

再次，我们要在教学中重视培养学生的史料功夫。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在中国学术传统中，衡量史学水平高下的一个重要尺度就是历史学家掌握资料的丰富程度和考证史料的严谨程度。历史研究的基本功就是详尽地占有史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点及面、由表及里，通过史料这一中介还原历史。如何考证和运用史料是学习和研究历史的一项基本功。中国古典文献资料浩如烟海，搜集、考证文献史料是一项艰巨而又艰辛的工作，很多中国古代史籍依靠传抄而流传，一些谬误的出现在所难免，尤其是在造伪风气甚盛的某些历史时期，古籍中存在着真伪混杂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在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中对本专业学生进行传统史料考证方法的训练。例如，我们可以指定学生在课下阅读某一经典论著，要求学生查找该论著中所引史料的出处，老师可以借此讲授各种史料的考辨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学生可以初步了解查阅史料的方法，提高收集和考订史料的能力。在中国史教学过程中，我们既要告诉学生充分利用传统文献史料的重要性，也要向他们介绍诸如殷墟甲骨文、秦汉简牍、敦煌吐鲁番文书等相关考古资料是如何极大地促进了历史研究的进步的，告诉他们民族史料、地方史料是如何在中国古代民族史、地方史研究中发挥作用的。此外，我们还应在教学中培养学生注意历史学习和研究中所要遵循的“论从史出”的治学方法，也就是说每叙述一事或提出一个论点，都要做到言必有据，信而有征。

最后，我们应当在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中，让学生了解贯通与博览对于学习和研究历史的重要意义。历史知识包罗万象，内容丰富，在教学中，我们应当经常告诉学生注重贯通和博览之间的互动关系，既要具有广博的知识，开阔的视野，又要懂得追根溯源，才能对所学习或研究的问题有比较透彻的了解。中国古代史往往按照朝代的划分来进行讲授，但是历史是不断发展演进的，人类社会的发展不会因为朝代的更迭而中断。因此我们在研究某一个朝代的问题时，至少要对与其衔接的上下两个朝代有相当的认识。例如著名史学家严耕望先生在研究唐代节度使制度时发现，这个制度粗看起来像是唐代所独创的制度，但它的结构形式及作用与魏晋南北朝的都督府制度完全一样，于是严先生便将魏晋南北朝的都督府制度做了详细地考论之后，再研究唐代节度使制度，这就使其更加清楚和了解该制度发展演变的脉络及源流[3](P15)。严先生在研究唐史时，还有意识地通读《宋史》，以求对研究唐史有所帮助。此外，陈寅恪、唐长孺等一些史学名家也都是博通之士，他们贯通古今，以博驭专，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应有意识地为学生讲述这些史学名家的治史经验，这就可以使学生了解并积累各方面的治史方法，从而对某一问题获得全面而深入的认识。

综上所述，可见在高校中国古代史教学中大力倡导科研与教学相结合，以科研为基础的教学实践活动对学生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培养的重要意义。与此同时，随着科研型教学的不断实践与推广，其必将对高校中国古代史教学工作的不断完善和发展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1]巴晓津.玄学代表人物的儒家素养与魏晋儒学之传承[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12,(2).

[2]葛兰言.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3]严耕望.治史三书[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6.

巴晓津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 讲师 博士

（责编 陈锦慧）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2YJC77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