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传入中国的演进历程探究

廖生智

（1.武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2.黄淮学院 社会管理系，河南 驻马店 463000）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信念、学说从发源地欧洲传入中国，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历程，其信息容量、本质显现、影响力度经过了由少到多、由多种流派并存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成为社会主流思潮的演进过程。本文拟对此进行简略梳理、分析，以加深对中国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必然性的认识。

一、1 9世纪末3 0年：零星传入，影响甚微

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最早可追溯到清末驻外使节在笔记体书稿中对社会主义事件及学说所作的记载。如驻法外交官张德彝在《随使法国记》中记载了亲眼所见的1870年10月31日巴黎人民起义的状况。几年之后，清政府派驻西欧诸国的使馆参赞黎庶昌在所著《西洋杂志》中记载了1878年6月德皇遇刺一事。同年，出使德国的大臣李凤苞也写有《使德日记》。后两人在书中均提到与社会主义有关的用语。像“索昔阿利司脱”乃英文Socialist即“社会主义（者）的”音译；“莎舍尓德玛葛里”是Social Democracy即“社会民主党”的音译，“廓密尼士”应是Communism即“共产党”。19世纪90年代末，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及他们的社会主义思想开始由西方传教士传入中国。1898年，基督教新教在上海设立的广学会，翻译出版了一部系统讲解各国社会主义学说的著作《泰西民法志》。书中写到“马克思是社会主义史中最著名和最具有势力的人物，他及他同心的朋友昂格斯（恩格斯）都被大家认为是科学和革命的社会主义派的首领。”[1](p43)次年，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翻译连载了英国社会学家基德的《社会进化论》（当时译作《大同学》）。书中提到：“近代学派，有讲究安民新学之一家，如德国之马克偲，主于资本者也。”[2](p612)文中的“马克偲”即是马克思；“安民新学”即是欧洲的社会主义学说；而“主于资本者”即指马克思有关“资本”方面的研究。不过，《万国公报》在中国宣传“救贫”、“均富”，其本意并不在于传播马克思及其社会主义思想，而只是企图作为基督教义的补充，为宣传基督教义夹带进来的。而且，当时喜爱这个刊物的读者并不多，所提到的数量有限的社会主义的信息，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因而在中国思想界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由上观之，在19世纪末的近30年里，社会主义只是零星传入中国，它在信息数量、影响范围和程度上都是极其有限的。

二、2 0世纪初到十月革命前：多种流派纷纷传入，掀起传播热潮

20世纪初到十月革命前的十几年间，经过维新运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的涤荡、冲击，中国几千年封建文化专制的统治日益衰弱，长期紧闭的思想大门逐渐开启，中国思想界接受西方思想文化侵染的机会不断增多。同时，日本思想界兴起的研究社会主义的思潮对中国留日学生产生了重要影响。于是以留日学生和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无政府主义者为代表的团体频繁地向国内宣传、介绍社会主义学说，多种流派的社会主义思想纷纷传入中国，掀起一股传播热潮。

总体上看，日本是当时社会主义学说传入中国的主渠道。清末民初，大量中国人赴日留学，1906年最多时达到13400人。当时社会主义学说在日本非常盛行，幸德秋水、片山潜、安部矶雄等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重要经典著作以及撰写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著深深影响了广大留日学生。他们中的一些人把自己喜爱的这类著作译成中文出版。如赵必振、朱执信以日文版为主节译了《共产党宣言》。留日学生在主办的《译书汇编》上刊登的有贺长雄的《近世政治史》译文第一次提到马克思领导的第一国际和社会主义学说。文中指出：“西国学者悯贫富之不等，而为雇工者往往受资本家之压制，遂有倡均贫富制恒产之说，谓之社会主义。”[3](p300)其他人翻译的还有：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长广舌》、村井知至的《社会主义》、岛田三郎的《社会主义概评》等。[4](p468)此外，仅1903年国内刊物发表的有关社会主义的文章约10篇以上，翻译出版的此类著作共七部。其中上海《新世界学报》连载了久松义典著、杜世珍译的《近世社会主义评论》。译者在按语中写道：“社会主义’索西亚利士谟者，其宗旨专在废私有财产，而为社会财产、为共有财产”。“此社会主义者，必先于二十世纪中大发达于白皙人种无可疑也。吾再拜以引之，吾顶礼以祝之。”[5](p174-182)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梁启超在1902年至1903年间接连撰文著书介绍马克思及其社会主义思想。他在《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书中称马克思为“社会主义泰斗”、“社会主义鼻祖”，预言社会主义是“将来世界上最高尚最美妙之主义”。他在《新民丛报》第46-48号发表了《中国之社会主义》一文。他说：“社会主义者，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也，概括其最要之意，不过日：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源泉。中国古田制度，正与近世社会主义同一立脚点。孔子讲的‘均无贫和无寡’，孟子讲的‘恒产恒心’就是这主义最精要的依据”。

资产阶级革命派代表人物积极宣传、介绍社会主义思想和学说，马君武于1903年2月在《译书汇编》发表了《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介绍社会主义学说史以及马克思及其学说。文章指出：“社会主义者，发源于法兰西人圣西门、佛礼儿，中兴于法兰西人鲁意伯龙、布鲁东，极盛于德意志人拉沙勒、马克司”。“马克司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马君武在文末还附注了社会党巨子所著书目。其中马克思的著作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实际上是恩格斯的著作——笔者注）、《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6](p49-50)孙中山在拜会第二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主要领导人，申请加入第二国际时表示：“中国社会主义者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但要避免其种种弊端。他们要在将来建立一个没有任何过渡的新社会……而工人不必经受被资本家剥削的痛苦。”[7](p335)孙中山在《三民主义》讲演中称马克思是“社会主义中之圣人，马克思是科学派社会主义。”[8](p9)而且三民主义纲领之一的“民生主义”也被他解释为社会主义。朱执信在1905年发表的《德意志革命家小传》中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论述了《共产党宣言》的十大纲领及《资本论》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无产阶级贫困论观点。

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在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的过程中，也介绍了社会主义学说。1907年8月，刘师培和张继等在日本东京创办的《天义报》、《衡报》等无政府主义刊物上刊载了一批介绍社会主义思想的文章。如申叔的《社会主义学说发达考》介绍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源流；震述在文章中以附录形式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的部分内容。[9](p86)同一时期李石曾、吴稚晖等在法国创办新世纪社，其刊物《新世纪》多次刊文介绍巴黎公社、第二国际和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情况。江亢虎组织的社会主义研究会和中国社会党介绍了社会主义思想，但侧重于鼓吹废除世袭财产制度、普及义务教育制度，还注重推行亨利·乔治的“专征地税”说，认为这可以消灭社会上的不平等。刘师复也对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学说作了介绍。如在他们所办的报刊《天义》报“关于社会主义书刊（籍）的预（广）告”所列书目中，把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列为第一部。

上述史料表明，20世纪初到十月革命前，中国的思想界以多种方式将不同流派的社会主义思想、学说引入中国，形成了一股传播热潮，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超出了零星传播时期的容量和影响范围及程度。但这一时期的传播还只有量的增加而无质的飞跃，即科学社会主义仅仅被初步提到，尚未被真正地理解，显示其吸引力和生命力还没有聚变成强大的精神力量、化作思想武器。之所以如此，不仅因为客观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不足，即当时中国还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政治、经济上要受封建地主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尤其是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革命舞台，不具备正确认识和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基础，而且还受到了两方面主观因素的影响：

第一，传播者成分较复杂，流派繁多，内容混杂难辨。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无政府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政客、武人等都竞相宣传各种所谓的社会主义观点，“社会主义”成为最时髦、最流行的一种新思潮。这就使得各种打着社会主义旗号涌入中国的流派达近200种。这些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除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以外，还有空想社会主义、各种各样的无政府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工读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平民主义等。这种状况使得人们就像雾里看花，对各种社会主义理解朦胧模糊，莫衷一是，难以分辨，分不清科学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确立对科学社会主义坚定信念的认知基础薄弱。

第二，不同流派传播者怀着不同的目的传播和解释社会主义，传播及解释有较大的偶然性、随意性、主观片面性、不确定性，各派都没有真正理解社会主义的真谛。梁启超曾直言不讳地说：“中国当时民族主义尚不暇及，何论于社会主义大同思想哉？曰：吾明知不能与聚致大国，而实欲立大同之基也。立大同之基何？曰：在迫朝廷专制政体惟立宪政体。”[10]孙中山也认为，中国“处今日而言社会主义，即预防大资本家之发生可矣。”[11](p17)各种流派在传播社会主义的目的及解读上的差异拉大了彼此的思想距离，导致不同流派间及内部对社会主义的立场、态度彼此充满对立，科学社会主义难以在各流派的冲突中生长。从资产阶级改良派和无政府主义方面看，它们都兼有赞同和反对社会主义的非常矛盾的两面性。资产阶级改良派虽然肯定社会主义，但又觉得它遥不可及且容易产生新的专制主义。梁启超称：对于“社会改良主义”，他绝对表示同情；对于“麦喀、比比尔辈”所倡导的“社会革命主义”，他认为“必不可行，即行，亦在千数百年之后。”[12](p199)无政府主义对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不乏赞誉之词，对《共产党宣言》的部分内容也予以翻译、传播。但它在介绍社会主义的同时又攻击社会主义。刘师培反对无产阶级在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后，建立自己的国家。刘师培等人把任何国家形态都看成坏东西，视政府为万恶之源。所以，他在《社会主义与国会政策》一文宣布：“由今而降，如有借社会主义之名，希望政权者，绝非吾人所主张之政策，虽目为敌仇，不为过矣。”与其他流派相比，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马克思的学说更赞许，对宣传社会主义更积极。但他只是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观点出发来理解和推崇社会主义，因此只能算作主观社会主义。其一，他把社会主义归结为民生主义。他认为辛亥革命已达到了民族、民主的目的，此后搞社会主义只要实现民生即可。“社会主义，一言以蔽之，曰社会生计而已矣”。其二，他把马克思的学说和亨利乔治的学说混同起来，认为二者同属社会主义。他认为亨利乔治主张的单税法目的是要实现土地公有，而马克思“专论资本”，是要实现资本公有。所以他得出结论：“有是亨氏之土地公有、麦氏之资本公有，其学说得社会主义之真髓。”[11](p17)可见，孙中山对社会主义的狭隘理解必然阻碍他对社会主义的进一步探索和宣传、介绍。

尽管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向中国的传播存在着诸多欠缺和局限。但仍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人们的思想禁锢，从而为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前后科学社会主义传入中国，达到传播高潮起到了先导作用。

三、十月革命到五四运动前后：科学社会主义大规模传入中国，达到传播高潮

1917年俄国发生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使社会主义由书本上的理论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给正在苦苦地寻求拯救祖国和人民于水火的中国先进分子指出了一条改变社会状况的新道路，他们从此摒弃了资本主义道路，放弃了民主主义立场，将学习目标由西方转向东方，学习走俄国人的道路，实现了思想认识上的重大突破，转变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积极传播科学社会主义。十月革命胜利一年多后，中国又发生了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一方面将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民主和科学从口号从学术探求引向大众的现实关注和参与，使全国民众的爱国热情空前激发出来。另一方面使中国工人阶级在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现，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启蒙、熏陶的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工人阶级中蕴藏着巨大的力量，开始向工人阶级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思想开始与群众运动结合起来。因此，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大规模传入中国准备了充分的条件，进而达到传播高潮，成为中国社会主流思潮和指导人民革命的思想武器,实现了由量变向质变的飞跃，即不仅产生量的剧增，而且有了明确的主题内容，即学习苏俄，走科学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的道路。

这一时期社会主义传入中国与以前相比有三大明显的变化。

第一，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成为传播主力，尤其是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作为杰出代表在运动中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发表文章高度评价十月革命的世界意义及对中国的借鉴价值，进一步论述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李大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系列文章，热情讴歌十月革命的世界性典范意义。他指出俄国革命“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为宗主的”，是“立于社会主义之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并显著世界的革命的采色者也”。“二十世纪初叶以后之文明，必将引起绝大之变动，其萌芽即茁发于今日俄国革命之血潮之中。”[13](p572-573)李大钊还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他指出：“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14](p177)文中还介绍并摘译了《共产党宣言》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阶级斗争及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等原理。陈独秀在《关于社会主义》等文章中介绍了发动民众，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等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如他在为《共产党》第一号起草的《短言》中指出：“资本主义在欧美已经由发达而濒于崩坏了”。“代之而起的自然是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要“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产阶级，跟着俄国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15](p427-428)这一时期，毛泽东也盛赞十月革命的世界意义，主张中国革命学走俄国的道路。他在主编的《湘江评论》刊物上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等重要文章，指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就是民众联合的胜利，号召广大人民联合起来反对贵族、资本家的统治，仿效俄国的革命方法，实现中国民众的大联合。[16](p145-157)

第二，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大量翻译出版（绝大部分为全译），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内容极大丰富起来，大大开阔了中国先进分子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的知识视野，提高了他们的理论素养。这一时期翻译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原著有：《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雇佣劳动与资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自叙》（即初版序言）、《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反杜林论》第三编之一部分）。翻译出版的列宁的著作有：《民族自决》、《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从破坏历史的旧制度到创造新制度》、《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俄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国家与革命》、《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等。此外，翻译出版的介绍性论著，有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马氏资本论释义》、刻卜朴的《社会主义史》、马尔西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马克思经济学说》、河上肇的《马克思唯物史观》、《社会主义之进化》、《马克思社会主义之理论体系》、《社会主义之进化谈》等。

第三，俄国取代日本成为新生的、主要的传入途径、渠道。不过，日本、法国仍然作为重要的传播途径、渠道继续向中国传输社会主义思想。

在俄国，社会主义思想主要通过四个方面传入中国：一是留俄人员发回的报道。瞿秋白受《晨报》指派赴俄两年，写了《俄乡纪程》、《赤都心史》等著作，在《晨报》上发表《共产主义人间化》、《苏维埃俄罗斯之经济问题》、《劳农政府治下之俄国——实行社会共产主义之俄国之真相》等数十篇报道，较系统地介绍了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党建、工人组织、农民问题、民族问题等。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向国内民众所作的关于列宁和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真实的直接报道，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二是共产国际和俄国共产党派出的帮助中国组建共产党的国际友人的宣传。1920年，共产国际东方局派魏经斯基来到北京，与李大钊等进步人士举行几次座谈，报告了苏联十月革命以后的实际情况和对外政策。后来经李大钊介绍，魏经斯基又到上海，同那里先进社团、杂志的负责人座谈，一些当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更加明确了苏俄和苏共的情况，得到了一致的结论：走俄国人的道路。[9](p116)三是俄国在华人员的宣传。据鲍威尔统计，在华俄侨最多曾达到5万人。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宣传俄国革命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四是从欧俄回国的华工带回的关于俄国情况的介绍。很多赴俄华工曾亲身参加过十月革命，他们回国后就向国内介绍布尔什维克主义。

在日本，五四运动后，研究、宣传马克思及其社会主义达到鼎盛时期，这不能不深刻影响到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当时曾有报纸加以报道：“日本学界最近关于近代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学说之研究顿盛，东京西京帝国大学教授争先恐后发表此种研究”，当时的舆论界“差不多可以说是马克思的时代。”[17](p65)当时最著名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河上肇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李达、李汉俊的影响尤为巨大。其中李达在《民国日报》“觉悟”副刊发表了《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前文初步介绍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阐述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区别和界限，后文指出社会主义本质是为了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状况，它的最终目的就是“恢复人类真正平等的状态”。李达的文章，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政治目标入手，为进一步加深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的了解提供了有益的资料。

1919-1920年形成了一个留法勤工俭学的浪潮，人数达到1600多，很多先进分子和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如朱德、周恩来、陈毅、蔡和森、何长工、赵世炎等都在这个时期在法国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的熏陶，投身到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中去，蔡和森、周恩来更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蔡和森“猛译猛看”了几十种马克思主义书籍和有关社会主义的小册子，并撰文宣传、介绍。如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问题上,他说：“我以为现世界不能行无政府主义，因为有两个对抗的阶级存在，打倒有产阶级的迪克维多，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维多压不住反动，俄国就是个明证。所以我对于将来中国的改造，以为完全使用社会主义的原理与方法。”[18](p50-51)这些思想对毛泽东早期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蔡和森还和王若飞组织了“工学互助社”（后改为“工学世界社”），团结进步留学生研究学习马克思主义。周恩来和其他信奉马克思主义者一道，建立共产主义组织，创办《少年》杂志，宣传马克思主义。有研究者指出：“周恩来在旅欧期间，仍然与国内斗争息息相关。他经常和邓颖超及觉悟社其他社会通讯联系，并发表了一百多篇通讯……分析国际形势，介绍科学共产主义等思想，在国内发生了很大影响。”[19](p192)

综上分析，十月革命到五四运动前后，社会主义传入中国在量的积累基础上实现了质的飞跃，科学社会主义真正为中国先进分子和人们所理解、接受，成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武装群众头脑的思想武器，此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大众为主力军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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