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游戏”与“生活形式”
——论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的语言思想及其地位

梁 艳 华

(广西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4)

“语言游戏”与“生活形式”
——论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的语言思想及其地位

梁 艳 华

(广西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4)

作为维特根斯坦思想创造性自我颠覆的哲学力作，《哲学研究》以其独出机杼的语言思想、独具一格的文体风格在当代哲学史中占有重要一席。维氏语言思想凸显了语言本质是一种活动、语言意义根植于使用、语言游戏乃是生活形式的一部分。其思想表现风格体现在内容上的自我颠覆以及语言形式与内容的巨大反差；同时其语言思想的地位在逻辑分析的式微与日常语言分析的兴盛中也得以显现出来。维氏关于语言本质、语言与世界的关系以及哲学任务的重新界定推动了20世纪中期哲学认识论的转向，尤其是其对逻辑(理想)语言的反思和批判，开启了20世纪哲学批判思潮的序幕。

《哲学研究》;语言游戏;生活形式;语言思想;历史地位

维特根斯坦是20世纪逻辑分析的杰出代表，又是日常语言分析的第一开启者，其理智的天赋和自我颠覆的智性创造在当代哲学史中卓尔不群，独树一帜。前期维特根斯坦以“图像论”构建了辉煌的哲学殿堂，同时宣判了哲学的死亡。在雄心勃勃地指出哲学家的工作已经完结后，他声称“凡是可说的都可以说清楚”，“不能说的则必须付诸沉默”。而后期的他用《哲学研究》亲手摧毁了“图像论”，在其废墟上修建了更加富丽堂皇的宫殿——“语言游戏说”，他指出了哲学的唯一出路，即“回到日常语言粗糙的地面上”。在这一过程中，维特根斯坦哲学思想完成了自“形而上”到“形而下”路径的转变，其自我颠覆和彻底批判精神一展无遗。本文试以《哲学研究》为起点，解读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思想及其表现风格与形式，厘清其思想在上世纪以逻辑分析的式微和日常语言分析的兴盛为特征的哲学转向中的地位，以期对维特根斯坦哲学思想的进一步研究有所裨益。

一、独出机杼：《哲学研究》语言思想

作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形态，逻辑分析对维特根斯坦影响深远。在其前期著作《逻辑哲学论》中，他始终表露出对“逻辑分析”的青睐，以及追求更为完美逻辑语言的夙愿。换言之，他试图建立一种以最精确的方式陈述一切的语言，以从根本上彻底地解决哲学问题[1]。但逻辑分析自身的内在矛盾使其日益显示出固有的弊端，随着这种以充分分析的手段提供语言意义最终来源的哲学主张最终成为破灭的神话，自上世纪30年代末，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他幡然醒悟：哲学的出路在于走出逻辑分析的藩篱。而《哲学研究》正是其创造性自我颠覆的集大成之作，其中蕴含的思想洞悉达到了同时代哲学家难以企及的广度和深度[2]。

《哲学研究》的创作大致始于1936年前后，但直至1951年维特根斯坦去世该书仍未完结。维氏学生安斯康和里斯对其书稿进行了整理和编订，于1953年出版了该书德英对照版，最终揭开了这部20世纪独出机杼哲学著作的神秘面纱。《哲学研究》思想构架的基点是表述简洁的“语言游戏说”，但围绕着这一言说涉及的论题十分深刻广泛，以下从四个方面简述其语言思想。

(一)强调语言的本质是一种“活动”

传统哲学语言观认为语言本质上具有与实体世界一样的同构关系，前期维特根斯坦也持此观念，由此提出“图像论”。但后期维特根斯坦清醒认识到，“语言与世界对应”的图像论将命题逻辑视作语言本质有其致命缺陷，因其反映的仍是一种将语言囚禁在逻辑中的思维方式[3]。语言有其独特的语法形式，并非简单地与世界的逻辑形式建立对应关系。哲学所要做的就是把语言(语法)从逻辑桎梏中解放出来，据此他提出了“语言游戏论”，即语言是一种类似“游戏”的活动。“语言游戏”是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思想的核心概念。维特根斯坦把在盖房子中“A叫出这些词，——B则把他已经学会的在如此这般叫唤下应该递送的石料递上”及“给石料命名和跟着某人重复词的过程”叫做“语言游戏”。但他的“语言游戏”的概念并不仅限于此，“我也将把由语言和行动(指与语言交织在一起的那些行动)所组成的整体叫做‘语言游戏’”[4]17。显然，维特根斯坦是从本体论(存在论)角度讨论语言本性，指出语言是和人类其他活动一样的存在形态。他没有给出有关“语言游戏”具体的定义，但用比喻和例子论述了“语言游戏”的主要特征，包括家族相似性、规则、功能等，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家族相似性。家族相似性指的是各种“语言游戏”并不具备如逻辑结构般普遍共相，而只具有“一整套相似之处和亲缘关系”[4]47，因此各种“语言游戏”(类似棋类游戏、纸牌游戏、球类游戏等)形成一个“家族”，也即“一种错综复杂的互相重叠、交叉的相似关系的网络”[4]48。通过“语言游戏”概念，维特根斯坦从最深层次拨开了笼罩在哲学争辩过程中的混乱面纱：语言是一种也仅仅是一种类似“游戏”的活动，哲学研究应该把语言还原到其本来的位置，任何无限提升或者任意贬低语言地位的倾向都是不利于澄清哲学问题的。

(二)强调语言的意义根植于使用

在《哲学研究》开篇，维特根斯坦批判了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认为语词意义对应其指称的语言观。他认为奥古斯丁所描述的是一种完全原始的过分简单的语言观，“重要的是要注意，如果把‘意义’这个词用来表示与这个词相对应的东西，那就是把它用错了”[4]31。在这里，维特根斯坦认为人们的确会通过实指来学习类似“石块”、“石板”、“核桃”这样的名称，但语言使用的实际要远比这些情况复杂，比如当指着两颗核桃说“那就叫做2”的时候，这个实指行为可以指“2”这个数目字，也可能被错误地理解为这一组核桃的名称，借此维氏指出，“在每一个场合中，对实指定义都可以做不同解释”。“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4]31。他还用机车驾驶室的曲柄把手、转换把手和制动把手的不同作用为例，指出语词就类似于这些不同工具有不同使用方法，比如用于命令、提问、叙述等。同样地，就如同棋类游戏中一颗棋子的意义就在于它在棋盘上的走法，在语言游戏中一个语词的意义只能在语词具体使用语境中得到答案。在维氏看来，语词的意义归根结底是其在使用中的用法。理解语词的意义就是了解人们在生活中如何使用这些语词。

(三)强调遵守规则

与语言游戏相关联的另一个概念是遵守规则。维特根斯坦从逻辑思辨的角度论述了遵守规则的重要性。他指出，正如棋类游戏是按照一定规则进行的，语言游戏也同样要遵从一定的规则。没有规则，语词的意义就变得捉摸不定，语言游戏就难以进行下去。从规则与游戏的关系来看，规则不是语言游戏的本质部分，只是进行语言游戏的一个工具。人们并不完全是通过对规则的解说来掌握规则，而是在一次又一次地“遵守规则”和“违反规则”的情形下学会规则的。但规则也没有处处对语言游戏进行限制，正如打网球时的确有规则，但并没有对把球扔多高或打多重有具体规定。维特根斯坦强调遵守规则是一种实践，因此只能在实践中判断是否遵守了规则。他鼓励人们要抛弃抽象的理论，在游戏中了解规则和遵守规则。他在讨论遵守规则时还引入私人语言的概念，认为语言游戏具有公共性，人们不可能“私自”地遵守规则。

(四)强调语言游戏是生活形式的一部分

“生活形式”在《哲学研究》中提及的次数寥寥可数，但却是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思想中极为关键的概念。在书中，“语言游戏”一开始就与“生活形式”交织在一起：“‘语言游戏’一词的用意在于突出下列这个事实，即语言的述说乃是一种活动，或是一种生活形式的一个部分。”[4]17换言之，维氏认为，语言游戏镶嵌在生活形式之中，生活形式为语言游戏提供了广泛的情景，二者关系紧密，因此，“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形式”[4]12。生活形式实质是人们生活世界中一整套惯例和习俗的总和，语言游戏的展开以生活形式作为具体场景。通过把语言游戏置于生活形式这一背景中，维特根斯坦揭示了语言的本性根源于这个他命名为“生活形式”的真实世界之中。

二、独具一格：《哲学研究》语言思想的表现风格与形式

与前期《逻辑哲学论》相比较，无论在内容、篇章结构还是文体上，《哲学研究》都呈现出一种“迥异”的风格。这种不同凡响的表现风格与形式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在内容上维特根斯完全颠覆了自己在《逻辑哲学论》中的主张，毅然与早先的“图像论”和“逻辑语言”分道扬镳。基于不打算建构任何意义理论的出发点，他提出了强调语言实际用法的“语言游戏论”和为日常语言使用提供广泛情景的“生活形式”等重要概念，从而指明哲学使命不再是“以语言或思辨哲学的方式与更高者沟通”[5]，而是“不应以任何方式干涉语言的实际使用”，“最终只能是对语言的实际使用进行描述”[4]75。其次，在论述形式上，全书并没有像《逻辑哲学论》一样在每一章给出一个总题，辅以解释和论证，也并未采用严谨的词项或对各词项逐一给出严格细致的定义。在篇章结构上，整部《哲学研究》除了前言外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包含693条论述，第二部分则包括以罗马数字标识的14节和10处简笔图画，但每节也都没有题目。维氏对自己以“论述(Bemerkung,Remark)”(由短句子或若干个段落组成)的形式进行的写作颇为自得。在书中他的思想表现为一段一段表面看起来彼此独立的“论述”，但他始终没有将这些论述以某种方式“联结为一个整体”，甚至认为，“如果我迫使自己的思想违背其自然的倾向而企图强使其进入同一个方向，那么它们立即就会变得淡而无味了”[4]1。维特根斯坦将《哲学研究》中的论述比作“在这些漫长而曲折的旅途(哲学思考)中所作的风景速写”，但声称这些新的速写是“对相同的或近乎相同的风景点……从各种不同的方向上重新接近”[4]2。正是基于不同角度对同一命题或近似命题的简单“线条”勾勒，维特根斯坦留给参观者的是一幅幅意蕴深远的哲学景观。再次，《哲学研究》论述形式上的独立并没有掩盖其深层思想背后的某种联系。事实上，维氏本人十分重视论述次序的安排，强调思想从一个论题进入另一个论题的自然过渡。在其视界中，诸多论述之间并不存在所谓“断裂和脱节之处”。最后，较之惯常哲学家们论述冗长和因大量使用术语而晦涩难懂的著作，《哲学研究》用词简洁，表达简约，全书充满类似“派某人去买五个红苹果”和“用各种建筑石料盖房子”等源自日常生活的生动比喻和例子，即便是书中最为重要的概念(如语言游戏、语言规则、生活形式、私人语言等)也使用了日常语词来表达。但毋庸置疑，潜藏在凝炼的表达形式深处的是“微言大义，古奥艰辛”，语言形式与内容的巨大反差映现了维特根斯坦深邃广阔的思想精髓。陈嘉映称赞维氏的书说：“他以最本真的方式继承了源远流长的西方哲学，继承了西方爱真理的精神，也继承了哲学最基本的艺术，在看似只能各说各话的事情那里发论证。”[6]《哲学研究》所折射出的维特根斯坦自我颠覆性思想光辉和“独具一格”的文体风格使其在西方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三、独领风骚：《哲学研究》语言思想及其地位

在撰写《哲学研究》之时，因西方科学化传统而获得至高地位的逻辑分析思潮已度过了鼎盛时期逐渐走向式微。尽管弗雷格、罗素包括维特根斯坦本人都是这一思潮积极的捍卫者，但依然阻挡不了逻辑分析形式拘泥、思想迟滞导致的衰落。1953年《哲学研究》横空出世，自成一派的维特根斯坦语言思想以“澄清误解”作为哲学旨归，自然承续起哲学在20世纪后半叶的发展，这种承续突显出《哲学研究》语言思想的地位。在书中维特根斯坦提出的“意义即使用”、“语言游戏说”和“生活形式”等思想不但为日常语言分析的出现准备了条件，而且在批判逻辑分析的过程中，极大地促进了哲学认识论的转变，在将哲学研究从“形而上”拉回“形而下”的过程中，维特根斯坦还为日后语用学的形成奠定了哲学基础。

(一)《哲学研究》映射语用思想的光辉

作为逻辑分析思潮到日常语言分析的一个过渡环节，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的语言思想富有语用旨趣。其映射出的语用思想光辉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语言使用的多样性。在《哲学研究》中，“使用”是维特根斯坦用来分析语言游戏时提到的基本概念之一。在书中，“使用”有时也表述为“用法”、“功能”。他在引出“语言游戏”的概念后，在第43节为全书定下了一个基调：意义即使用。很显然，用“使用”说明语言意义的思想已具有鲜明语用思维的特性。在开篇他用“派某人去买五个红苹果”的例子来说明，人们是在具体的语言使用中实现对“五”这个词的意义的理解。接下来他又用“建筑工地上用建筑石料盖房子”的例子说明对类似“石板”或“‘石块”等实指的施教也是发生在词的使用之中，由此他指出“词的用法是绝对不同的”[4]9。紧接着他把语词的用法的不同阐释为“多种多样”。他认为语词类似于工具箱中的各种工具和材料，“想一想工具箱中的工具：有锤子，钳子，锯子，起子，尺子，熬胶的锅，胶，钉子和螺钉。──词的功能就像这些东西的功能一样，是多种多样的”[4]9。在引入“语言游戏”概念之时，维特根斯坦已经将语言与行动当做一个整体，“我们用语句做大量的各种各样的事情”[4]20。他注意到语言中一些语词表达人们的愿望，但另一些语词却可用以声明放弃什么东西或者承认某种东西，语词显然具有行动的效应。在这里维特根斯坦对言语与行为的关系的论述呈现出浓厚的语用倾向。维特根斯坦对语言与行为的洞悉还体现在他对语句形式与功能之间不对等的察觉，“他所说的虽然具有问话形式，但实际上是一道命令”[4]15，在这里，我们明显看到了塞尔间接言语行为的雏形。可见，在由“语言游戏”、“语言使用”等概念入手分析哲学诸问题时，《哲学研究》所表现出的思想特征，在理论形态上已趋向语用倾向了。

2.语言意义的不确定性。这也是维特根斯坦在讨论语言游戏时始终贯穿的主线之一。语言意义的不确定性直接源于“生活形式”概念。由于语言具有家族相似性，语句的功能或意义取决于其在一个体系中的地位。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语言游戏，但“这种多样性并不是什么固定的，一劳永逸地给定了的东西”[4]17。一方面，维特根斯坦将语言游戏置身于生活形式来论述，构成生活形式的惯例和习俗的多变使意义失去稳定性；另一方面，语词所处的网络系统包含不同的根植于文化约束的社会的规则(即规范)，这类规范随着语言游戏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因此，语言使用是不同的，意义具有完全的不确定性。从思辨角度，维特根斯坦对语言意义的论述已经触及语用学的核心论题：话语的字面意义与隐含意义以及语言使用的社会文化性和规约性。

3.语言语境的多变性。维特根斯坦讨论“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时，首先认为语言游戏是交织于生活形式之中的，接着指出语词是处于一个相似性的系统中的，其使用受到语词在系统中的地位制约，而生活方式则被视为语言游戏发生的具体场景。这在一定意义上将语言使用的语境区分为两类，语言游戏代表语言使用的微观语境，而生活形式则为语言使用的宏观语境。正是由于语词处于不同的多变语境，不同的语境参数产生了语言使用中各种各样的可能性。维特根斯坦常常将目光转向语言使用的情景，他在书中以举例的方式提到各种各样的“场合”，在他看来，语言的意义要置于现实生活语境中才能得到理解，生活形式所要求的规则不同，因此语境制约语言意义的产生和理解。毫无疑问，有多少种语言使用的语境就有多少种语言的使用。在对语境多变性的论述中，《哲学研究》鲜明的语用倾向再次得到彰显。

(二)《哲学研究》促成20世纪哲学认识论转变

日常语言分析是20世纪中后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哲学流派，日常语言分析的实质同样是解决语言的意义问题，进而解除语言施加在哲学问题上的“魔力”。从逻辑分析到日常语言分析，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及其所代表的语言思想在其间无疑起着某种纽带作用。而厘清这一纽带作用的关键就是聚焦维特根斯坦对语言的本质、语言与世界的关系以及哲学任务的重新界定所揭示出的哲学认识论转变。

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反复提及“语言游戏”，用以在哲学高度重新捕获语言的本性。“语言游戏论”的核心是：语言的本性是一种“活动”。正是为了说明语言这种活动的功能，维特根斯坦把自己的语言哲学思想称为“语言游戏”，而当语言变成一种“游戏”时，“语言与世界的关系就由静态的映射关系转向动态的纠缠关系”[7]。此外，维特根斯坦在提出的“生活方式”概念上也透露出传统哲学认识论问题的转变迹象。自上个世纪30年代起，维特根斯坦改变了前期坚持的哲学研究方法，在批判逻辑分析的基础上认识到日常语言的确会给哲学带来困惑，但并不需要创造另一套语言取代日常语言，因为日常语言的本质是一种“语言游戏”，且是一种镶嵌在“生活形式”中的“语言游戏”。语言只有在使用中才有意义，而这个使用的场景就是“生活形式”。在这个意义上，维特根斯坦将哲学的问题从“天上”拉回了“人间”，即回到了日常语言的粗糙地面上来了。换句话说，维氏看到了以纯粹逻辑形式解决哲学问题的失败归根到底是哲学认识论上的失败，哲学应当关注的是实际使用中的语言，通过对日常使用中的语言的分析来澄清误解，而不是借助精确语言消除所有误解。可以说，维特根斯坦对语言本质和哲学任务的重新界定表明其哲学研究认识论已开始发生转变。这一转变影响了后世几乎所有的意识形态领域，在推动20世纪哲学的语言转向所起到的作用不容低估。

(三)《哲学研究》开启20世纪哲学批判思潮序幕

哲学与语言的纠葛早在古希腊时期哲学中就初见端倪。至19世纪末，普遍的观点是哲学研究落入了语法的陷阱，只有借助对语言的分析和研究才能回答关于世界本质的认识论及其背后隐藏的本体论问题。对于日常语言使用给哲学思辨造成的困惑和混乱，弗雷格曾一语中的，指明“逻辑学家的主要任务就在于从语言中解放出来”，晚年他更表示哲学家工作的很大一部分在于“与语言战斗”[8]。在弗雷格这里，哲学的目的是“通过揭示有关由于语言的用法几乎是不可避免地形成的概念关系的假象”，进而“打破语言对人类精神的统治”[9]。随后他将称为“概念文字”的逻辑符号应用于语言，开创了分析哲学对语言意义理论的研究路径。弗雷格在这场艰难的“语言战斗”中所使用的“武器”是一套模仿算术语言构造的纯粹逻辑形式的精确语言(理想语言)。前期维特根斯坦继承了这一观点，以“逻辑”为中心构架了借助语言逻辑结构达到对世界逻辑结构理解的体系。他提出了用以联结可能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图像论”。在该框架下，语言与世界处于同构关系，语句是对世界的摹画。思想产生逻辑图像，而逻辑图像对应现实世界的事态，并通过命题的形式(语句)表现出来。这样语义分析与思想领域的互联就等同于可能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互联。其次，他认为“逻辑语言的界限就是思维和世界的界限”[10]，进而区分了“可说的”和“不可说的”，认为世界是所有偶然的事实和事态的总和，属于相对价值，是“可说的”；而类似于伦理学、美学和形而上学等属于绝对价值是“不可说的”。在划定了“可说的”和“不可说的”界限之后，维特根斯坦坦言，“凡是不能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也就是说，尽管人类有冲撞语言界限的冲动，但到头来发现的只是“理智把头撞到语言的界限上所撞出的肿块”[4]73，他以此来提醒哲学家在界限的另一边应该彻底沉默。再次，维特根斯坦将不可言说的东西称为“神秘之域”，但不可言说之物又是如何获得意义的呢？他对此给出的答案是：不可言说的东西可以自行显示，且自行显示的意义远比言说的意义重要。因此哲学“通过清楚地表现出可以言说的东西来意谓不可言说的东西”[6]，至此，维特根斯坦用近似悖论的论述将可说的都清晰地表达了，因此他宣告已将所有哲学问题解决了，哲学家的任务已经终结，哲学已经死亡。如前所述，逻辑分析的式微有其自身的原因，这种基于逻辑语言的语义分析最终遭遇到了困境，非但没能解决哲学问题，反而使哲学落入语言的陷阱难以自拔。针对当时逻辑分析的发展态势，维特根斯坦必然有所察觉，从而突破逻辑语言的藩篱，在面对哲学问题现实时，摒弃其前期的“图像论”，以“自我颠覆”的思想风格及思路重新审视哲学问题，从而引发20世纪中后期哲学对逻辑分析反思和批判思潮的涌起。借助于《哲学研究》的问世，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论”的提出使当时的哲学界批判思潮蔚为大观，且极大促成了以莱尔、奥斯汀和斯特劳森为代表的日常语言分析学派的兴起，开启了将哲学从“天上”拉回“人间”艰难旅程的序幕。

[1]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M].贺绍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2]陈嘉映.语言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任华东.试论海德格尔的语言观是诗化语言观[J].江西社会科学，2010(1):206-211.

[4]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李步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5]尹哲.重要的无意义——前期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反讽[J].外语学刊，2012(3):22-26.

[6]陈嘉映.维特根斯坦读本[C].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9：导言.

[7]王和玉.维特根斯坦与乔姆斯基的语言思想辨析[J].外语学刊，2012(3):27-31.

[8]陈波.分析哲学——回顾与反省[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1：134.

[9]弗雷格.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4.

[10]殷杰.哲学传统中的语用思维[J].阴山学刊，2004(9):5-10.

[责任编辑张家鹿]

B516.59

A

1000-2359(2013)02-0024-05

梁艳华(1972-)，女，广西柳州人，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英国赫尔大学博士，主要从事语言学研究。

2012-10-23

广西大学科研基金资助项目(XBS12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