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验想象力：“感性”和“知性”共同的根

王建斌

摘要：“想象力”是康德哲学的重要范畴之一，是连接“感性”和“知性”的桥梁。但是，国内外对“想象力”是与“感性、知性”并列的能力，还是“感性”和“知性”共同的根，颇有分歧。通过对康德的“想象力”的概念以及两版演绎和先验图型论中想象力的地位和作用的澄清，认为“先验想象力”是保证知识普遍性和必然性的前提，是主体的创造性的体现，也是“感性”和“知性”共同的根。

关键词：想象力；先验想象力；感性；知性；再生性想象力；生产性想象力；主体创造性

中图分类号：B51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2?0039?05

“想象力”是康德著作中多次论述并且是比较晦涩、含糊的概念之一。它在认识中地位和作用，康德本人在阐释中并非始终如一，而是一个不断推进的过程，这也给研究康德的学者带来了困惑。国内外学者对“想象力”的认识存在着很多分歧，争论诸多，各说其是，难以达成共识。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两种，一部分学者认为“想象力”是比感性和知性更为基础的能力。海德格尔就持这一种观点，将“想象力”看作是 “感性”和“知性”共同的根[1]（95）。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想象力”是既独立于“感性”，又独立于“知性”的第三种能力。我国早年研究康德的学者郑昕认为“感性、想象力和知性”共同组成了人类的认识能力[2]（110）。“想象力”到底是与“感性”和“知性”并列的一种能力，还是“感性”和“知性”共同的根，澄清这一问题，对于理解康德认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两种不同的“想象力”：概念的辨析

“想象力”是康德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中，康德给予了明确界定，“想象力是即便对象不在场也在直观中表象对象的能 力。”[3]（114）而在《实用人类学》中，康德将“想象力”描述为“本源地表现对象的能力，因而这种表现是先于经验发生的”[4]（52?71）。康德两次对“想象力”描述

并不一致。事实上，康德将“想象力”分为两种：前者为“再生性想象力”，而后者为“生产性想象力”。“再生性想象力”是在直观中对象不在场，仍然能将先前感性直观的对象带到“当下”能力，是一种经验性的“想象力”。而“生产性的想象力”与“再生性想象力”不同的想象力，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其一，它是先验的，也即先于经验发生，是主体自发产生的。其二，具有构想的性质，也就是能够构想本来不存在的东西。“再生性想象力”是经验性的，它能使“先前”进入人的认识领域的“表象”再现出来，就像休谟所言的“习惯性联想”一样，服从经验性的规律，对解释先天知识的可能性毫无贡献，属于心理学范围，而不属于先验哲学。“生产性想象力”则是一种主体自发的、先天的能力。康德之所以把两者区别开来，其目的在于确立先验的“生产性想象力”的优先性，它认为先验的“生产性想象力”是经验性的“再生的想象力”的基础，从而为知识的客观性奠定了基础。

“想象力”与“感性”和“知性”是什么关系呢？它在认识中的作用是什么呢？康德在不同的时期论述有所不同。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中，康德将“想象力”看作与“感性、知性”并列的人类认识能力，也即“感性、想象力、知性”。他认为：“有三种主观的认识来源是一般经验可能性和经验对象的知识建立于其上：感官、想象力和统觉。”[3]（124）在这里“生产性想象力”成为沟通“感性”和“知性”（统觉）之间的中介。而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导言中，认为人类的认识能力只有两种，那就是“感性和知性”，并未提及“想象力”。“人类知识有两个主干，他们也许出自一个共同的、但不为我们所知的根源，这两个主干就是感性和知性，对象通过前者被给予我们，但通过后者被思维。”[3]（43）感性为我们提供认识的材料，知性为我们提供思维的方式，“思维无直观就是空，直观无思维就是盲”。第一版、第二版对“想象力”的论述有着很大的差别。第一版中与“感性”、“知性”并列的“想象力”在第二版中并未直接提及，而是用“共同的、但不为我们所知的根源”来替代。那么，“共同的、但不为我们所知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呢？根据海德格尔对康德的理解，“共同的，但不为我们所知的根源”就是“先验想象力”。那么，“想象力”与“感性”、“知性”是并列关系呢？还是感性和知性的“共同根”呢？只有通过康德的两版演绎以及“先验图式论”的认识，能够对“想象力”的地位和作用得到进一步澄清。

二、逻辑上的假定：主观演绎中的“想象力”

在康德的两版演绎中，对“想象力”的描述有着很大的区别。“演绎”这一词汇本身是一个法律概念，指“权利”对于“事实”的合法性，“先验演绎”就是指“知性范畴”对“经验对象”的普遍有效性和客观必然性，“对概念能先天地和对象发生关系的方式所作的解释。”[3]（80）第一版演绎中，先验演绎分为两个部分：主观演绎和客观演绎。主观演绎中，康德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也即从知识发生的过程，寻求知识发生的最高条件——先验“统觉”，也即先验自我意识的统一性。客观演绎则相反，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论证先验统觉或者说先验自我意识是一切经验对象的“先天”条件。在第二版演绎中，康德为了避免将先验演绎当作“莱布尼茨-沃尔夫”的主观唯心主义，而将主观演绎删除，保留并发挥了客观演绎。

在主观演绎中，“先验想象力”发挥了“综合”的功能，利用三重综合：直观中把握的综合、想象中再生的综合和概念中认知的综合，将“对象”综合成认识的“现象”。“直观中把握的综合”是康德的第一重综合。“无论一种知识以什么方式以及通过什么手段与对象发生关系，它与对象直接发生所凭借的，以及一切思维当作手段所追求的，就是直观”[3]（45）。康德又将感性直观分为了“质料”和“形式”，将“形式”也即“时间”和“空间”又称为“纯直观”，“先验想象力”正是通过“时间”和“空间”将一个个凌乱的感性杂多综合为一个统一的“表象”。“物自体”刺激我们的感官，形成了一个个杂乱无章的表象，如何形成一个统一的表象，这就需要“空间”和“时间”的综合。而时、空的综合能力不是来自于独立的杂多表象自身，而是来自于“先验想象力”的自发把握能力。在直观中把握的综合中，尽管感性是被动的、接受性的，但是如果没有先验想象力的自发把握能力，也不可能形成表象。

“想象中再生的综合”是康德的第二重综合。如果没有“再生的想象力”，各种表象纷沓而至，就难以认识到这个表象就是先前的那个表象。先前进入我的意识的“表象”瞬息即逝，和我“当下”直观所形成的“表象”毫无关联。“再生的想象力”就是要打破在场和不在场的分离。从时间意识上来讲，“先验想象力”将过去产生的“表象”再现出来，正是这种能力，具备了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表象联接起来的条件。“再生的想象力”必须以“先验想象力”为前提条件。正如当我感知“石头热”这一表象时，先前的表象“太阳嗮”如果无法再生，那么它们之间就无法建立关系，正是“先验想象力”的综合使得二者建立关系，那么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则需要第三重综合。

“概念中认知的综合”是康德的第三重综合。“直观中把握的综合”“想象中再现的综合”还难以形成知识。正如“太阳嗮”和“石头热”这两个表象的关系，如果仅仅用休谟的“恒常性的心理联想”，并不能说明知识的必然性和普遍性。只有高级的综合能力，才能意识到“太阳晒”和“石头热”之间存在着一贯的、必然的联系。康德认为这就是“先验统觉”的“概念中认知的综合”能力。“先验统觉”也即“先验自我意识”，“先验自我意识”的同一性是认识的最高原则。

康德从经验上升到先验，从主观上升到客观，最终上升到“先验统觉”，而“想象力”为先验统觉的能力。换言之，先验想象力自发性的综合，来自于先验统觉。康德特别将“经验统觉”和“先验统觉”区别开来，“经验统觉”是心理学研究的对象，它随着情绪的转移、记忆力的改变而改变，而“先验统觉”则始终保持统一，它是先天知识普遍必然性的基础。从第一版主观演绎可以看出，“经验性想象力”是联结“感性”（直观）和“知性”（概念）的桥梁。康德认为“再生性的想象力”（经验性想象力）必须有一个逻辑前提，才能保证其客观有效性，那就是“先验想象力”。在第一版演绎中，“先验想象力”是一种逻辑推导产生的，是一种理论的假设，还不具有普遍必然性。由于康德第一版演绎的客观演绎与第二版演绎有着很大的关联，基本思想一致，在这里不作分析，直接探讨第二版演绎中的“想象力”问题。

三、先验结构：客观演绎中的“想象力”

在第二版演绎中，康德第一版研究的“主观演绎”删除，而保留了客观演绎。康德一开始就从“先验统觉”出发，也就是“自我意识的综合统一性”人类知识的“最本源原理”出发，提出了“联结是杂多的综合统一的表象”[3]（102）。这里包含了“杂多、杂多的综合、杂多综合的统一”的一个“联接”过程，而康德认为这是由于主体的“自发性”实现的。换言之，知性所认识的对象（对象意识）只有通过自我意识的综合统一活动才能建立起来，先验的自我意识将经验中产生的各种杂多表象联接起来。康德阐明的是任何经验性的统一性、主观的统一性都不是普遍的、必然的，只有“先验统觉”的自我统一性才能保证知识的普遍性、必然性。在第二版演绎中，当康德回头审视“想象力”时，先验想象力已经不再是一种逻辑上的假定，而变成了逻辑上的一种先验结构。

笛卡尔的一句话“我思伴随着我的一切表象”被康德用来阐明先验统觉的统一性。康德所讲的“我思”与笛卡尔的“我思”有很大的区别，前者是“先验性”的意识行为，而后者是“经验性”的意识行为。经验性的“我思”随着外在的“对象”的变化而变化，而先验性的“我思”是没有任何内容、纯粹的我思，始终保持自身的同一性。经验性的“我思”是一种感性活动，而先验的“我思”是一种知性活动，“先验形象力”将二者联合起来，先验的“我思”的自我统一性是保证经验性“我思”的普遍性、必然性的先决条件。先验的我思是主动感知的我，而经验的我思是被动接受的我。前者是知性综合能力的体现，它通过先验想象力而起作用；后者是感性的接受能力的结果，同样也是由先验想象力起作用。换言之，“先验想象力”不仅在感性中起作用，而且在“知性”中其作用，它构成了联接感性和知性的重要一环。“知性通过先验想象力，一方面刺激内感官，使它通过其直观形式接受到各种内感杂多表象，另一方面使这些表象综合统一为一个经验的‘自我，即作为现象和认识对象的 我。”[3]（161）而综合统一是通过“范畴”来进行的，范畴一方面整理感性杂多，形成表象的综合统一带给“先验自我”，另一方面，先验自我意识又通过“范畴”，将“先验自我”的同一性带给感性杂多。先验想象力不仅在感性中起作用，而且在知性中起作用。“先验想象力”成为了联结“感性”和“知性”的先决条件，但是，具体怎么样联结呢？

四、具体的连接：先验图型中的“想象力”

康德在第二版演绎中，认为“先验想象力”将“感性”和“知性”结合起来。然而，感性和知性、直观和范畴属于不同的认识能力，它们之间是异质的，异质东西的结合必须有中介。“如今显而易见的是，必须有一个第三者，它一方面必须与范畴同类，另外一方面必须与显象同类，并使前者运用于后者成为可 能。”[3]（128）而康德认为先验的图型一方面是理智的，另一方面是感性的，“先验图型”就成为了知性范畴和感性之间的中介。那么什么是知性图型法呢？康德认为：“我们想把知性概念在其应用中被限制于其上的感性的这种形式的和纯粹的条件称为该知性概念的图型，把知性使用这些图型的做法称为纯粹知性的图型法。”[3]（128）图型与图像不同。“图像”是经验性的产物，而图型则是“先验想象力”的产物。康德认为“关于想象力为一个概念提供其图像的普遍做法的表象，我称为该概念的图型”。[3]（130）对于图像和图型根本不同，通过康德所举的例子可以明确说明这一点。我依次画出五个点……，这就是数字5的图像，这是经验性的产物，是再生性想象力的产物。但是，对于更大的数字一千、一万，我们很难从经验上综揽这一图像，它只能通过先验想象力的创造能力而产生。康德认为纯粹感性概念的基础只能是“图型”，而不可能是“图像”。就像狗的概念一样，它不可能是经验性的狗图像的产物，因为具体的狗的图像，任何时候都不能囊括所有的狗，它只能是先验想象力产生的图型，而狗的图像只有通过狗的图型才与狗的概念相结合。换言之，图像属于感性的产物，与纯粹概念是不同类的，它们之间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直接发生关系，只能通过“先验图型”建立关联。“先验图型”也就成为了知性概念应用于感性直观的中介形式，知性概念通过“先验图型”将经验对象归摄于其下。

“先验图型”是知性概念应用于范畴的中介，而这一过程是凭借先验的时间规定才成为可能的。“一种先验的时间规定就它是普遍的并且依据一种先天规则而言，与范畴（构成时间规定的统一性的范畴）是同类的。但另一方面，就杂多的任何经验性直观而言，时间规定又与显象是同类的。”[3]（129）可见，先验图型是时间性的，是范畴和感性杂多的中介。一方面，由于“时间”是“先天”的、先于经验的，因此，它和质的、量的、关系的和模态的四组十二对范畴同类；另一方面，由于“时间”和“空间”是纯粹直观形式，其与“感性杂多”同类。那么，为什么是图型是“时间”而不是“空间”呢？依据康德的观点，时间是“内直观”形式，而空间是“外直观”形式，“外直观”形式都要通过“内直观”形式起作用。作为“先验图型”而言，“时间”比空间更根本。“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想象力作为内感官的形式而与时间相关联，涉及到理解力的认知兴趣，其功能在于在时间中‘综合渐进的序列表象。”[5]（303）每一个范畴的图型无非是按照规则的先天时间规定，“每一个范畴的图型，作为量的图型就包含和表现着在对一个对象的相继把握中时间本身的产生（综合），作为质的图型就包含和表现着感觉（知觉）与时间表象的综合或者时间的充实，作为关系的图型就包含和表现着种种知觉在一切时间中（即根据时间规定的一条规则）的相互关系，最后，作为模态及其各范畴的图型就包含着和表现着作为一个对象是否以及如何属于时间的规定的相关物的时间本身。”[3]（132?133）图型的构造必须符合时间这种内感官形式，先验图型就是时间构造、规定的时间关系，时间按照范畴应用于对象，分为四种基本关系，也即时间序列、时间内容、时间总和的关系，范畴的图型也就包括量的图型、质的图型、关系的图型以及模态及其各范畴的图型。

康德认为先验形象力是“感性”和“知性”共同的、不为人所知的根源，同时，知性范畴又通过想象力的产物先验图型将感性杂多归摄于其下。康德对“先验想象力”和“先验图型”关系和作用的阐释本身含混不清，乃至于康蒲·斯密认为“在康德为图型说问题之存在所举出的理由中，又一次出现他的论证之矫揉造作，即是说，纯粹概念和包摄在它们下面的感性直觉，在性质上是对立的。这种解释是不能为人所接受的”[6]（361）。我国研究康德的学者杨祖陶、邓晓芒先生也感慨道：“由于康德一开始就人为地割裂了感性和理性，在此前提下再寻找和拼凑二者的中介，他的这套学说便显得极其不自然，即笨拙又累赘。”[7]（180）到底是通过“先验想象力”还是“先验图型”将“感性”和“知性”、“知性范畴”和“直观”联接起来呢？事实上，康德对两者的关系还是十分明晰的，“先验想象力”是感性和知性联接的先天条件，而“先验图型”则为感性和知性联接的具体方式。正如温纯如先生所言，“创造的想象力正式连接感性与知性的动力，图式（图型，笔者加）是想象力的产物，是想象力创造的感性的共相。”[8]（44）如果没有先验想象力，知性范畴就无法利用“先验图型”来统摄“感性杂多”。如果没有“先验图型”，“先验想象力”作为“知性范畴”和“感性”共同的根，仅仅停留在抽象层面中，无法真正做到“知性概念”和“感性”的具体联结。

五、“先验想象力”的启示

“感性”和“知性”问题始终困扰着西方近代哲学，也是康德重点解决的难题。通过对两版演绎以及先验图型中“想象力”的分析可见，“感性、想象力和知性”并列并不是康德的本意，尽管在第一版演绎中“三重综合”中，“想象力中再生的综合”和“直观中把握的综合”“概念中认知的综合”并列。然而，康德仅仅是想通过“经验性的想象力”追溯原始本源的“先验想象力”，而不是把“想象力”当作是与“感性”和“知性”并列的能力。否则，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就不可能只写“先验感性论”和“先验分析论”，必然还要专门写“先验想象力”。另外，如果“想象力”是“感性”和“知性”之间的中介的话，那么，“想象力”与“感性”之间、“想象力”与“知性”之间是否也需要中介，这样循环论证并不能解释“感性”和“知性”之间联结的问题。正如杨祖陶、邓晓芒先生所言：“因为中介是在这两方面之外找来插于其间的，所以它不仅成不了真正的中介，反而在自己和这一方以及那一方又再需要中介；此外中介本身为了充当中介又具有双重性质，因而又面临在它自身内部如何使两方面结合，即寻找‘中介的中介这个难题。”[7]（180） “先验想象力”只能是比“感性”和“知性”更基础、更本源的东西，是“感性”与“知性”共同的根。

“感性”和“知性”的结合是通过先验想象力所产生的“图型”进行的。“先验想象力”是主体的创造能力，表明了认识不像“经验论”者所主张的一样，是一种“被动”接受的能力，而是主体自发生产的能力；同时，“想象力”也无法离开感性材料，如果离开感性材料，仅仅依靠想象力，就不可能有知识的内容，必然会陷入没有任何价值的幻想。“感性无思维就是盲，知性无直观就是空，唯有二者的结合才能产生知识”。康德正是通过“先验想象力”实现了认识领域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不是“主体适应对象”，而是“对象适应主体”。从而确立了主体在认识中的地位，确立了“知性为自然立法”这一认识论的最高准则，这也是“先验想象力”在康德哲学中的奥秘所在。

康德哲学在整个西方哲学中起到“蓄水池”作用。在认识论中，“先验想象力”确立了近代认识的主体性、能动性，为解决近代认识论的纷争做出了尝试，也启发了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等哲学家。近代以来，经验论和唯理论在认识上各执一词，经验主义者认为人心灵就像“白板”一样，被动地接受外在刺激而形成认识，强调了“客体”的刺激作用；而唯理论者认为任何认识都是“天赋观念”，强调主体在认识产生中的“自生性”。双方各执一词，最终导致“休谟问题”的产生。“先验想象力”的出发点正是着手解决这一问题，通过“先验想象力”为“感性”和“知性”找到了“共同的根”，主体和客体“双向”性的“联接”起来，确立了认识的主体性、能动性。“先验想象力”也产生了深刻后续“效应”，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将康德思想中“物自体”思想抛弃，更多的对“先验想象力”中主体的能动性加以发挥，将世界看作是“精神”的运动。而费尔巴哈、马克思在重视康德“物自体”的基础上，发展了“先验想象力”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

参考文献：

[1] Martin Heidegger. Kant and the Problem of Metaphysics [M]. Indiana， U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0.

[2] 郑昕. 康德学述[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3] 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4] 康德. 实用人类学[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5] Rudolf Makkreel. Imagination and Temporality in Kants Theory of Sublime [J]. The Journal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1984， 42（3）： 304?315.

[6] 康蒲·斯密.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解义[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7] 杨祖陶， 邓晓芒.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1.

[8] 温纯如. 康德论想象力的创造性[J]. 哲学研究， 2001（12）： 42?49.

[编辑： 颜关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