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D支出资本化：真实信号传递或盈余管理？

李　莉，曲晓辉，肖　虹

(1. 广东商学院 会计学院，广东 广州　510320；2. 厦门大学 管理学院/会计研究发展中心，福建 厦门　361005)

一、 引言

在我国新兴的市场经济制度背景下，管理层的资本化R&D信息是真实信号传递还是盈余管理，这是一个颇为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与稳健的费用化R&D会计政策不同，资本化R&D会计政策的最大好处在于“企业管理层为投资者提供了一个共享企业创新活动进展和成功可能性信息的有效渠道”[1]。在实施资本化R&D会计准则的国家中，经验研究结论表明公司管理层披露的R&D信息向市场传递了“研发成功的资本化支出以及研发失败的费用化支出”的可靠信号[2]，资本化R&D支出对未来盈余波动的影响最小[3]，资本化R&D支出与股价、收益率以及经营业绩都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4-5]，以及资本化R&D信息提高了分析师的追踪率、减少了盈余预测差错[6-7]。然而资本化R&D会计政策同时也是可操纵的，管理当局可以通过选择是否资本化以及资本化的时点和金额进行盈余管理。Markarian等发现意大利家族企业利用资本化R&D支出平滑盈余[8]；Cazavan-Jeny等以法国公司为样本，发现小规模和高负债公司的管理层偏好R&D资本化政策，以实现平滑盈余、扭亏和达到预期盈余的目的[9]。

在我国，虽然刘斌和李翔、许罡的研究表明投资者“捕获”了管理层传递的资本化R&D信号，并对这些公司的价值予以正面评价[10-11]，但与此同时，我国新兴加转轨的资本市场上盈余管理现象仍较为普遍，出于扭亏、获取IPO和配股资格以及利润平滑动机的盈余管理手段屡见不鲜。由于R&D资本化政策赋予了管理层更多的职业判断空间，国内已有学者研究发现管理层存在利用该政策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12-13]。显然，R&D资本化是把“双刃剑”：一方面为管理层传递“私人信息”提供了良机，另一方面也为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打开了方便之门。

已有文献虽指出R&D资本化具有“两面性”，却并未深入探寻何种资本化R&D信息具有信号传递作用，而何种资本化R&D信息扮演了盈余管理角色。本文根据资本化R&D会计政策实务处理方法，结合开发支出的附注披露，将资本化R&D支出分为两个部分：一为研发成功形成的无形资产，二为开发支出“资产”；再就这两部分R&D资产的信号传递功能、与盈余质量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市场认同真实的资本化R&D支出，研发形成的无形资产才具有信号传递作用；而名义上的R&D资产与操控性应计显著正相关，降低了盈余质量。据我们所知，本文是首篇对资本化R&D信息的信号传递和盈余管理实现路径进行研究的文章。我们的研究将丰富资本化R&D支出会计准则经济后果的研究成果，也有助于理解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选择资本化R&D会计政策的行为。

后续部分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为理论分析与假说发展，第三部分是研究设计，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与分析，最后是结论与启示。

二、 理论分析与假说发展

按照新准则，R&D支出有条件资本化的处理原则为：研究阶段R&D支出计入当期损益；开发阶段R&D支出同时符合五项资本化条件时，按实际发生的金额计入无形资产。实务中通过“研发支出/费用化支出”和“研发支出/资本化支出”两个明细科目进行核算。因此，R&D资本化的“成果”表现为两部分：一为开发成功形成的无形资产，即由“研发支出/资本化支出”转入无形资产的部分；二则为尚未开发完毕，形成期末“研发支出/资本化支出”余额的R&D支出(即资产负债表中开发支出金额)。我们认为，这两部分R&D资产在性质上有所区别。形成无形资产的R&D支出才是真正的资本化R&D支出，其代表了公司研发创新的最终成果(以下简称资本化R&D支出)；而开发支出项下的R&D支出，很大程度来自管理层的职业判断(以下简称名义R&D资产)。资产的一个重要特性是能为企业带来未来经济利益，按照R&D支出是否能带来未来经济利益和管理层R&D政策选择进行组合，信号类型可表示为两类(见表1)*此处参考了：Thi T D, Kang H, Schultze W. Discretionary capitalization of R&D: the trade-off between earnings management and signaling[R]. Working paper，2009.。

表1　R&D支出信号传递类型

对于资本化R&D支出，我们手工收集数据时发现一般为企业的专利和专有技术，这两类技术性无形资产能显著增加企业未来现金流量，提升企业价值和经营业绩[14-15]，因此将具有未来经济利益的R&D支出确认为资产符合新准则要求。此外，虽然资本化R&D支出增加了当期盈余，但在将来期间需要摊销，会减少未来利润总额，管理层通过资本化R&D支出调增利润的动机应该不强烈。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资本化R&D支出是管理层向市场传递的真实R&D信息信号，借此提出假设1a和假设1b。

H1a：资本化R&D支出与公司市场价值正相关；

H1b：资本化R&D支出与公司经营业绩正相关。

然而与此同时，R&D资本化政策也是可操纵的，Chambers等指出在财务报表中确认R&D支出能带来显著的经济收益，这取决于公司管理层在多大程度上运用资本化政策[16]。资本化准则赋予管理层较大的职业判断空间，如可以更早地将研发项目划入开发阶段，从而形成名义R&D资产，则可避免当期盈余减少或发生亏损。叶建芳分析大族激光公司2007年执行新准则后，由于确认R&D资产，当期利润增加了1 785.75万元，占公司净利润总额16 820.28万元的近10%[17]。我国属于新兴资本市场，经济尚处于转轨时期，上市公司盈余操纵现象普遍，投资者对盈余管理较为敏感，名义R&D资产很可能被视为公司进行盈余操纵的“坏消息”[18]。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设。

H2：名义R&D资产与盈余管理水平正相关。

三、 研究设计

(一) 模型与变量选取

1. 采用模型(1)和模型(2)检验假设1a

P=β0+β1Eps+β2Bvps+β3Intan+β4Deye+β5Size+β6Lev+β7TobinQ+β8Indus+β9Year+ε

(1)

Ret=β0+β1Roe+β2ΔRoe+β3Intan+β4Deye+β5Size+β6Lev+β7TobinQ+β8Indus+β9Year+ε

(2)

其中，模型(1)由Ohlson的价格模型发展而来。R&D资本化政策下，资本化R&D支出和名义R&D资产都会对期末净资产产生影响，将期末净资产分解为“(期末资本化R&D支出*资本化R&D支出对净资产的影响还应考虑其在本期的摊销额，即期末净资产=(期末开发支出余额+本期开发支出转入无形资产-本期转入无形资产的摊销额)。但由于我国上市公司披露研发转入无形资产的摊销金额十分有限，因此这里未估算摊销金额对净资产的影响。+期末名义R&D资产)+其他净资产”。模型(1)中P表示次年4月份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Eps表示每股收益；Bvps为年末经调整的每股净资产价值；Intan表示当年资本化R&D支出；Deye为年末资产化R&D支出余额。为与模型中Eps和Bvps两个基本解释变量一致，Intan和Deye均除以期末流通普通股股数。根据上文的分析，预期β3>0，β4<0。

影响股票价格的因素较多，基于对相关文献的研究，本文加入以下控制变量：规模Size，取期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用以控制公司规模对股价的影响；财务杠杆Lev，取总资产负债率，用来控制债务对股价的影响；成长性TobinQ值，市值账面价值比(市值为股权市值与净债务市值，其中非流通股权市值用净资产代替)，用来控制公司成长性对股价的影响[19]；行业Indus哑变量，属于本行业时取值为1，不属于则为0(制造业取前两位行业代码，其他取前一位)；年份Year哑变量，属于本年度时取值为1，不属于则为0。

模型(2)在Easton和Harris的报酬率模型上发展而来。其中，Ret为当年5月初至次年4月末的累积股票报酬率(以下简称同期收益率)，计算方法为[∏(1+returnj)-1,j为月份](月度报酬return为考虑现金红利再投资因素后的个股月报酬率，数据来源于CSMAR股票市场交易数据库)；Roe表示当年净资产报酬率；ΔRoe表示净资产报酬率差额。Intan和Deye以及控制变量的含义与模型(1)一致。由于公司季度和半年报的披露不及年报详细充分，投资者一般难以获取R&D的具体信息，这可能是造成R&D支出与同期收益率不显著相关的原因[20]，因此本文还将考察下期收益率与资本化R&D支出的关系。

此外，不少研究分别将高新技术企业和非高新技术企业进行对比检验，并发现两者存在显著差异，本文也按此标准将企业分两组进行考察。当前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工作根据国科发火[2008]172号文件进行，我们将发布了该认定消息的公司归于高新技术企业，否则为非高新技术企业。由于2007年尚未执行该文件，根据文件中关于R&D支出的要求是连续3年达到一定标准*详见国科发火[2008]172号文第十条。，因此粗略地将在2008年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公司看作为2007年的高新技术企业。

2. 假设1b的检验模型

Gsale=β0+β1Cap_Int+β2Size+β3Lev+β4TobinQ+β5Share+β6Area+β7Indus+β8Year+ε

(3)

模型(3)中，Gsale代表经营业绩，用销售毛利率表示。R&D活动对经营业绩的增长一般体现在新产品的市场表现上，并且R&D支出属于经营活动支出范围，而其他用净利润来计算的报酬率则加入了非经营活动对业绩的影响，因此用销售毛利率作为因变量更合适。

解释变量Cap_Int表示资本化R&D支出比例，取资本化R&D支出与年末无形资产价值之比。控制变量包括：公司规模Size，控制可能存在的规模效应；资产负债率Lev，控制资本结构的影响；TobinQ值，控制成长性；股权集中度Share，取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控制大股东对公司盈利的影响[21]；市场化进程Area哑变量，根据樊纲等编制的各地区市场化进程指数[22]，当公司注册地市场化指数大于中位数时取值为1、否则为0，用来控制市场化进程对经营业绩的影响[23]。与假设1a的检验模型一样，本模型分高新技术企业组和非高新技术企业组进行检验。考虑到当期R&D投入对企业盈利的增长作用可能不会马上显现，我们还将检验资本化R&D支出对未来一年经营业绩的滞后效应。

3. 以操控性应计作因变量，建立模型(4)检验假设2

DA=β0+β1De_Int+β2Loss+β3ΔEps+β4Size+β5Lev+β6Share+β7Hite+β8Indus+β9Year+ε

(4)

操控性应计(DA)参考夏立军的研究成果，分行业估计并且采用线上项目应计作为因变量估计特征参数的截面Jones模型最能有效地揭示出盈余管理[24]。

解释变量De_Int表示资产化R&D支出程度，即不包括转出无形资产和费用化的开发阶段支出与营业利润之比，该比率越高，对当期利润减少的影响程度就越大。如果公司管理层存在利用名义R&D支出来调整当期会计盈余的动机，则会加重当期盈余管理程度，损害盈余质量，预计其系数符号为正。

国内研究表明，债务契约安排和政治成本动因总的来说不如资本市场因素对盈余质量的影响明显[25]，因此在模型中加入扭亏(Loss)和利润平滑(ΔEps)这两个主要的资本市场因素作为对盈余质量的解释变量。虚拟变量Loss当会计盈余小于零时取值为1，否则为0，系数符号预计为负；ΔEps表示利润平滑动机，盈余波动越大，则管理层进行盈余平滑的动机越强，预计系数符号为正。

其他控制变量包括：Size为规模变量，取当年营业收入的自然对数。Lev为资产负债率，用以控制资本结构的影响。Shleifer和Vishney、Fan和Wong的研究表明，控股股东对公司的盈余质量有重大影响[26-27]，因此加入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Share作为控制变量。最后，加入高新技术企业哑变量Hite，高新技术企业取值为1，否则为0。

(二) 样本和数据来源

表2　2007—2010年开发支出样本公司

①这里披露有误的情况包括：2007年年初“开发支出”有余额；当年确认过“开发支出”余额却进行附注披露；“开发支出”期初期末余额相等，并且附注表明当年并无开发阶段支出；“开发支出”本期期初余额与上期期末余额不相等，附注无解释说明；个别明显的数字错误。

选取2007—2010年在年度财务报告中曾确认过“开发支出”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由于金融行业的特殊性，所适用的会计准则与其他行业不同，遵从研究惯例，予以剔除。同时，由于制度环境和监管要求存在一定的差异，剔除B股公司、创业板上市公司、同时发行B股以及境外上市的公司。各年样本的选取过程如表2所示。各模型存在因相关变量数据缺失而导致样本数不一致的情况。

本文股票市场数据、财务数据等来源于国泰安金融研究数据库(CSMAR)和WIND金融数据库。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消息来源于锐思金融研究数据库(RESSET)并与手工检索结果相核对。相关R&D支出数据根据上市公司的年报资料手工整理而成，上市公司的年报来源于巨潮资讯网以及深交所和上交所网站。数据整理和计算使用EXCEL，统计软件采用STATA 11.0。

四、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限于篇幅，这里只列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指标。

表3　模型(1)和模型(2)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3至表5列示了各模型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有关R&D支出的变量有四个：Intan、Deye、Cap_Int和DE_Int，分别表示每股资本化R&D支出、每股名义R&D资产余额、资本化R&D支出占期末无形资产比重和当期名义R&D资产占营业利润的比重。

表3数据显示，高新技术企业组Intan和Deye的中位数分别为0.0245元/股和0.0267元/股，比非高新技术企业组的Intan和Deye中位数(分别为0.0207元/股和0.0162元/股)高，说明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投入和研发能力均高于非高新技术企业。从均值来看，非高新技术企业组的这两个变量都比高新技术企业组高，主要受个别极大值的影响。在我们手工收集数据的过程中发现，当年资本化R&D支出和名义R&D资产余额的最小值在万元之下，最大值则高达几十亿元。

表4　模型(3)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4统计数据显示，高新技术企业组Cap_Int无论均值还是中位数都比非高新技术企业组高。高新技术企业组的均值为20.21%，中位数为8.74%；非高新技术企业组分别为14.13%和8.41%。这个结果符合情理，说明高新技术企业在研发实力上更胜一筹，但也表明上市公司无形资产中通过自主研发所形成的部分比重仍不高，无形资产的“含金量”不够。这与我国现有对上市公司无形资产构成和比重的研究结论一致：各类使用权尤其是土地使用权的比重偏高，而技术性无形资产(专利、专有技术)的比重偏低[28]。

表5　模型(4)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5统计数据显示DE_Int的均值为35.7%，最大值为532.40%，最小值为0.02%，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当期名义R&D资产占会计盈余的比重差别较大。从中位数看，这一指标大致为8%，表明选择R&D资本化政策的上市公司通过将当期发生的R&D支出确认为开发支出的做法对营业利润的提升幅度大致在8%左右。

(二) 相关性分析

表6为各模型主要变量的相关系数。从Pearson系数看，资本化R&D支出(Intan)与股价(P)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与下期股票收益率(Rett+1)也显著正相关，这就与假设1a预期一致；而资本化R&D支出(Cap_Int)与经营业绩(GSalet+1)在5%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与假设1b的预期吻合；当期名义R&D资产占营业利润的比重与操控性应计水平在10%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这初步证实了本文的假设，更进一步的检验需要控制其他可能变量的影响对模型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表6　模型(1)-(4)主要变量Pearson和Spearman相关系数

注：左下方为Pearson相关系数矩阵，右上方为Spearman相关系数矩阵，*为在10%水平上显著；**为在5%水平上显著；***为在1%水平上显著，下同。

表7　模型(1)回归结果

(三) 回归结果与分析

为避免极端值影响，我们对回归模型中的连续变量按照上下1%分位进行了Winsorize处理。表7为模型(1)回归结果。结果表明，高新技术企业组的Intan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市场认同高新技术企业的资本化R&D支出；非高新技术企业组Intan系数虽然也为正，但并不显著，这与刘斌、李翔的研究结论一致[10]；从样本整体看，Intan系数在10%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市场总体对资本化R&D支出信息持肯定态度。而对于Deye，市场都予以负面评价，但系数不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市场对这部分可能形成未来无形资产的开发支出表示怀疑，由于研发活动的不确定性以及我国资本市场上普遍存在的盈余管理现象，投资者倾向于将这部分支出视作费用而非资产。以价格模型检验资本化R&D支出的短期市场反应证实了假设1a。

表8　模型(2)回归结果

注：*为在10%水平上显著；**为在5%水平上显著；***为在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

表8为模型(2)回归结果。从表8数据可知同期收益率Rett与资本化R&D支出Intan虽然正相关，但系数不显著。Deye系数为负，但也不显著。这样的结果不论高新技术企业组还是非高新技术企业组都一样。原因可能在于我国上市公司中期财务报告只披露“开发支出”项目余额，其增减变动情况要等到次年年报报出时才揭晓，这就导致投资者无法及时获取被投资公司研发信息，因此同期收益率与资本化R&D支出没有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关系。当以下一期收益率(Rett+1)为因变量时，我们发现样本总体Intan系数转为显著，其中高新技术企业组系数的显著水平为5%，非高新技术组企业系数不显著。Deye系数全样本和高新技术企业组样本则转为非显著的正向关系。

表9　模型(3)回归结果

注：*为在10%水平上显著；**为在5%水平上显著；***为在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

表9为模型(3)回归结果。由表9可知高新技术组Cap_Int与同期销售毛利率(Gsalet)没有显著的正向关系，而非高新技术组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样本总体正向关系不显著。我们认为可能的原因来自2008年执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工作后，高新技术企业所处行业和相关研发活动(项目)、机构、人员以及投入上有明确的要求，被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多属于战略新兴行业或国家重点扶持的产业，研发难度和投入较非高新技术企业更大，研发周期更长，研发成果的市场认同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因而研发成果不一定在投入当期就表现出明显的绩效。而非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活动相对周期短、创新程度低，多为对现有产品和技术的改良，并且非高新技术企业其所处行业已趋饱和，经营渠道稳定，因此当期资本化R&D支出就已显示出效果。当检验Cap_Int与滞后一期经营业绩(Gsalet+1)的关系时，结果发生了改变：高新技术企业组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非高新技术企业组仍然保持了5%水平上的正相关关系。整体上，当年资本化R&D支出与下一年经营业绩呈显著的正向关系。这与周亚虹以及罗婷等的发现一致，假设1b成立[29，20]。

表10　模型(4)回归结果

注：*为在10%水平上显著；**为在5%水平上显著；***为在1%水平上显著。

表10为模型(4)回归结果。DE_Int与操控性应计水平(DA)成正向关系，并在10%水平上显著，说明管理层有动机提前将R&D支出划入开发阶段或推迟将不符合资本化条件的R&D支出转为费用，以形成账面资产，调增当期利润，进行盈余管理，假设2得以证明。Loss与盈余管理程度在10%水平上显著负相关，ΔEps与盈余管理程度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明上市公司为实现扭亏和平滑利润进行了盈余管理。这与已有研究如叶建芳等的结论一致[17]。另外，Size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公司规模越大，盈余管理程度越低。这可能与公司规模越大，其财务管理制度更为规范、执行也更加严格，因此降低了盈余管理的可能性有关，当然也有可能与大公司的政治要求有关[30]。Share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对公司盈余管理行为能产生重大影响。Hite虚拟变量系数在10%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非高新技术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比高新技术企业更严重。这可能缘于2008年底开始实施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办法比以前的规定更严格，审批手续须经科技、财政和税务部门共同把关，因此公司提供的财务信息可靠性相对较高。

表11　模型(4)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注：*为在10%水平上显著；**为在5%水平上显著；***为在1%水平上显著。

(四) 稳健性检验

我们对模型(1)和模型(2)做了如下稳健性测试：(1)股价(P)取财务报告报出日的收盘价；(2)用超额累积收益率代替股票收益率(RET)，超额累积收益率的算法是：[∏(1+returni，j)-∏(1+returnm，j)]，returni，j为i公司j月考虑现金红利再投资因素后的个股月报酬率，returnm，j为分市场的j月报酬率。替换变量后的检验结果与前述结果无明显差异，限于篇幅，未列示回归结果。

最后，我们用操控性应计变动(ΔDA)与名义R&D资产对营业利润比值的变动(ΔDe_Int)带入模型(4)进行回归，以检验当期名义R&D资产变动对盈余管理程度的影响。结果发现，ΔDe_Int的回归系数在10%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上市公司通过名义R&D资产的确定加重了盈余管理程度，存在盈余管理现象。回归结果如表11所示。

五、 结论与启示

以2007—2010年披露开发支出的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资本化R&D支出，即当期研发成功所形成的无形资产与年度财务报告披露日的股价显著正相关，并且与滞后一年的股票收益率显著正相关，这一现象在高新技术企业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对于名义R&D资产余额的长短期市场反应则为负，但不显著。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资本化R&D支出对非高新技术企业当期和滞后一期的销售毛利率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而对高新技术企业销售毛利率的显著提升作用在滞后一期才体现。以上结果总体上表明了资本化R&D支出是管理层向市场传递“私人信息”的真实信号，并可为投资者捕获。名义R&D资产与公司操控性应计水平成显著正向关系，表明名义R&D资产有盈余管理之嫌，管理层存在提前确认R&D资产以调节盈余的行为。资本化R&D支出和名义R&D资产在本质上有所区别：资本化R&D支出主要起信号传递的作用，名义R&D资产则扮演了盈余管理的角色。

为了更好地发挥R&D资本化政策的信号传递作用，降低公司管理层利用准则空间进行盈余操纵的可能性，我们认为，监管层应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关于R&D信息的披露要求，如要求企业明确制定划分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的界限、披露研发项目的进展情况及本期R&D支出对损益和资产价值的影响等，提高资本化R&D信息的可靠性和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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