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与党的政治建设刍议

陈建洲

(淮阴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淮安223001)

近几十年来，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沉着应对一次次“西化”“分化”浪潮的冲击，没有盲目效仿西方一些国家的发展模式，坚持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我国的实际相结合，开创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受到了国内外专家的关注。他们将我国的发展道路和制度称为“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从不同的视角发表各种看法。笔者认为，讨论弄清“中国模式”的涵义、形成的主要原因以及与我们党一贯重视党的建设特别是党的政治建设和社会制度建设的关系，从而弄清如何坚持、调整和完善“中国模式”，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中国模式”的涵义及其形成的主要原因

最早谈论中国发展模式的外国专家乔舒亚·库珀·雷默(又称拉莫)先生，用“北京共识”表达“中国模式”，认为这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的路子，其内容一是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验;二是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利益，坚持自己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三是脚踏实地、循序渐进、积聚能量。其中的灵魂是创新和实验。另一位专家布热津斯基指出:“中国模式”就是中国政府如何成功地调动了人民的积极性、能动性和发挥人们的才能而又不引发任何暴力和社会动乱的做法。这两位专家重点从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做法”上看到了中国模式的优点。也许他们认为“中国模式”与中共的政治建设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有的外国专家戴着有色眼镜看我国发展模式，正如盲人摸象。这是由其立场和认识方法的局限性决定的。如认为从“主义”上讲“中国模式”是多个“主义”的大杂烩:半国家资本主义、列宁主义、东亚新权威主义、拉美统合主义、欧洲民主社会主义;这种模式已经给中国带来很多问题，如环境污染、有害气体排放、贫富差别拉大等。又如，认为“北京共识”是市场列宁主义的模式，只对权威国家有吸引力，对民主国家一文不值。值得深思的是:一位世界上影响很大的专家，日裔美国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先生，近来对不同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看法发生了巨大的逆转。20年前他发表《历史的终结》，当时面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他认定“西方民主很可能是人类社会、文化演变的最终阶段，也是政府管理模式的最终形式”［1］7，他认为“自由民主”战胜了“苏联模式”。到了2008年面对世界经济危机大潮，他了解到我国给希腊较多贷款，却说:中国救了资本主义。近来他还认为:“伊拉克战争以及军事侵略与民主推广之间的密切联系给民主抹了黑，而华尔街金融危机则打破了市场自我调节的理念，相比之下，中国发展顺利。眼下，许多中国人认为，安然度过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是中国证明自己的体制合理的一个机会，也是美国自由理念不再占主导地位的时代的开始，中国政治体制优点明显。中国的政治体制最重要的优点就是能够迅速做出众多复杂的决定，而且决策的结果还不错。”［2］美国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夫妇的新著《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中，详尽地阐述了“中国模式”的八大支柱，指出:中国“正在创造一种符合自己历史与社会要求的，与美国现代民主相抗衡的政治体制，就像美国在200年前创造了符合自己历史与社会要求的民主体制一样”。“对于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来说，中国已经开始展示一种与西方不同的、诱人的发展模式。假以时日，它很可能成为对西方民主治理方式的一种真正的挑战。”［1］7-8这两位专家，能从对中国的现实研究而得出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不赞成国内外一些人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倒退”的说法。笔者认为这些评论是符合我国的客观实际的。

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认为:中国成功的公式是:社会主义+中国民族传统+国家调控的市场+现代化技术和管理。他虽未完整地阐述“中国模式”的涵义，但指出了其主要特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国家调控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现代化科学技术与现代的管理相结合等。

究竟怎样认识“中国模式”的含义?我国许多专家深入研究后下的定义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以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己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科学发展模式。”［3］如果把这98个字用一句话讲，就是中共领导人民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当代中国建设的实际相结合而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这种表述，实际上已表明“中国模式”形成的主要原因:它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所创造的，它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的，而不是以硬搬来各种“主义”的大杂烩作指导的，更不是效仿某国的发展模式。“中国模式”是我们党将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运用于我国具体实际，经过90多年奋斗、探索、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笔者认为，苏共丧失政权主要原因之一是丢掉、放弃马克思主义，实行指导思想多元化和多党制，企图用西方价值观和政治模式来改造苏联社会。苏共自身建设的失败，丧失了党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苏共不再代表大多数苏联人民群众的利益，只代表党的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利益。党变质导致国变色，这从反面表明党的建设特别是党的政治建设和社会制度建设的重要性。

几十年来的中国历史表明:没有我们一贯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党的政治建设，我们就会走上邪路;没有改革开放的正确方针，也难以告别封闭僵化的老路。因此，“中国模式”形成的关键和主要原因，是我们党不断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

二、“中国模式”是在不断完善党的政治建设的过程中形成的

“中国模式”形成的过程也就是我们党不断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党的政治建设的过程。

我们党诞生之后，就很重视党的建设，首先是党的政治建设。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通过中国共产党纲领，指出:“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党的“二大”提出的革命纲领，既坚持和包含了无产阶级政党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最高理想，又第一次明确提出党在现阶段的行动方针和革命任务，即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党的“二大”“制定了第一个正式的章程”［4］26。党的“三大”决定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这既有利于国民党的改造，使国民党获得新生;又有利于共产党走上更广阔的政治舞台，得到锻炼和发展”［4］136。这三次党的代表大会表明:我们党刚成立的头三年就很重视党的建设，包括制定和执行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在内的党的政治建设。

毛泽东特别重视党的建设，尤其重视党的政治建设，强调路线的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建党18周年时，毛泽东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提出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强调党的建设是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之一;建党28周年时，又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指出夺取政权的主要经验是:由于有“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5］687。毛泽东领导我们党创造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文化教育制度等，这些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实基础，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

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不断强调党的建设，特别是党的政治建设，他指出:我们党的根本任务就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他强调我们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是统一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有纪律的队伍，是中国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他主张将“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6］39。他指出，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策略的出发点和归宿。他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冲击明确指出:必须坚决反对任何削弱、摆脱、取消党的领导的倾向，西方的多党制不适合我国国情，不能照搬。他强调依法治国，主张改革党对国家的领导体制，他强调“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体现了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应坚决贯彻执行，动摇不得。正因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人民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的同时，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全盘西化”的错误主张，非常重视从多方面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我国才没有效仿西方模式，才走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特别强调“要把党建设成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7］263。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提出，我们党要“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断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以新的面貌和更强大的战斗力，带领人民完成新的历史任务”。明确要求干部必须“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他指出:“政治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在政治问题上，一定要头脑清醒。”［7］186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江泽民同毛泽东、邓小平两位伟人一样极其重视全党的政治建设，而且让我们更具体地深刻地认识到党的政治建设的丰富内容。

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以很大篇幅阐述了“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他指出:“党的自身建设任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必须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8］48，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他要求全党:“深入学习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着力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切实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继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着力建设高素质领导班子;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着力增强党的团结统一;不断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着力造就高素质干部和人才队伍;全面巩固和发展先进性教育活动成果，着力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切实改进党的作风，着力加强反腐倡廉建设。五年来的实践表明，这六点要求推动党的建设工程有了很大进展，党的建设全面加强了。党的十八大又以报告十二个重大问题的篇幅，强调“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9］，指出“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全党要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牢牢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针对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重大建设任务，他又要求我们党: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积极发展党内民主，增强党的创造活力;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设高素质执政骨干队伍;坚持党管人才原则，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事业中来;创新基层党建工作，夯实党执政的组织基础;坚定不移反对腐败，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严明党的纪律，自觉维护党的集中统一。

总之，我们党的几代领导集体一贯极其重视党的建设特别是党的政治建设，并开创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近几十年来的发展表明，“中国模式”能够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三、坚持、调整和完善“中国模式”的关键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和社会制度建设

“中国模式”是我们党领导人民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创造而初步形成的发展模式，还存在不少问题，随着建设事业的发展还会遇到新的难题。因此，我们党和全国人民都面临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它的问题。

国内外有些人否认“中国模式”存在，其主要理由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了”、“倒退了”。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当做唯一模式和固定尺度。实际上，30多年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在稳步进行，已经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解放初期由毛主席领导全党全国人民所创造的基本政治制度已巩固发展了，近年来又建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废除了领导干部终身制，建立了任期制;选拔任用干部用选举制、竞聘制和任命制并存的新体制;发展了协商式民主制;改革了行政管理体制;不断推进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到2011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订的法律已达300多件;由国务院系统制订的行政法规达600多项，这些近1 000件的法律法规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2011年春已经宣告这个法律体系的形成，提前完成了党的十七大要求完成的任务。这些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因此，国内外有些人还在散布的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论”是没有根据的，或者是别有用心的。美国式的民主、“华盛顿共识”近年来越来越暴露其弊端，欧美的有识之士纷纷作了揭露批判。比如有的专家认为，美国已经从“每个有产者一票、每个男人一票、每人一票向一美元一票发展”，成为一个“名存实亡的宪法共和国”。我国有个别人还坚持要盲目效仿它，是极其有害的。

当然，如果看不到“中国模式”还客观存在着的一些问题，盲目乐观，也是不对的。我们应当按照党的十八大的部署，尽力探索和解决种种难题，知难而进，正确对待“中国模式”。

正确对待“中国模式”，首先要理直气壮地坚持这一模式。近年来的实践充分表明:这种发展模式是正确的，是有利于我国生产力的发展的，是有利于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改善人民生活的。近十多年来我国GDP以两位数增长，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综合国力不断增强，这是举世公认的。对于我们党领导人民所开创的适合我国生产力发展的“中国模式”，我们应当自豪，不应妄自菲薄;应当理直气壮地坚持，并且满怀信心地奋勇前行。

今后，必须认真落实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八个方面的基本要求:必须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必须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全面推进五位一体的建设;必须坚持推进改革开放，推进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必须走共同富裕道路，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必须坚持促进社会和谐;必须坚持和平发展;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达到这些基本要求，就能使得“中国模式”更趋于完善，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

总之，我们要认真借鉴当今世界主要发展模式，根据党中央的部署和要求，从各方面对我国发展模式作必要的调整和完善，决不能盲目自满。其调整和完善的关键，是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和社会制度建设，而不是盲目效仿“西方模式”。

这是因为:第一，调整、完善“中国模式”是复杂艰巨的任务，必须依靠我们党领导人民完成，即靠发挥党的核心作用才能进行并完成。而这种核心作用是否能发挥得好，决定于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和社会制度建设。

第二，调整和完善“中国模式”，涉及对制度或法律的制定、修改和执行;涉及对党的具体方针、政策、策略的调整和执行，而这些均是党的政治建设的内容。只有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才能解决好这些方面的问题。

第三，我们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党的政治建设，提高广大干部的政治素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提高广大党员的政治素质，发挥党员的先锋作用、模范作用，这样才能推进社会主义三大文明协调并进，才能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1］ ［美］约翰·奈斯比特，［德］多丽丝·奈斯比特.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09.

［2］ ［美］弗朗西斯·福山.美国民主没什么可教给中国的［J］.求是，2011(4).

［3］ 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课题组.关于“中国模式”的几点认识［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1(1).

［4］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

［5］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6］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7］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8］ 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9］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2-11-8)［N］.人民日报，2012-11-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