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届毕业生的就业压力与抑郁：应对方式的作用检验

王恩界，罗 雪

就业压力是在求职与择业过程中诸多环境变量与个体主观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个体心理紧张状态，是个体在就业情境中所感受到的压力体验[1]。从高校心理咨询与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实践来看，应届毕业生由于就业压力而产生抑郁情绪甚至抑郁症状的案例并不鲜见[2]；另有报道显示我国大学生是抑郁的高发群体，约有30%的大学生具有抑郁情绪[3]。以往研究发现：应激(如就业压力)与抑郁等多种心身疾病存在关联[4]。以抑郁的应激理论与认知易感性观点来看，抑郁的发生是不同类别刺激与个体的生理-社会-心理因素(应对方式是其中重要因素之一[5])交互作用的结果，但易感性素质与外部应激之间的作用机制可能存在多种模式[6]。综合考虑以往相关研究结果，应对方式的作用机制存在着三种假设模型：一是调节模型(moderation model)，假设就业压力与抑郁情绪之间的关系强度受到应对方式的调节(本研究的假设1)，即应对方式是就业压力的缓冲器；二是中介模型(mediation model)，假设就业压力与抑郁情绪是间接关系，即就业压力通过应对方式这个中介因素对抑郁情绪起作用，其中积极应对是保护性因素(本研究的假设2)，消极应对是易感性因素(本研究的假设3)；三是主效应模型(main effect model)，假设就业压力与应对方式分别独立影响抑郁的形成，即应对方式不影响就业压力与抑郁情绪之间的关系，而是单独对抑郁情绪起作用(本研究的假设4)。本研究系广西大学“211”工程四期建设重点学科“区域文化传承创新与交流研究学科群”研究成果，以应届毕业生为调查对象，探讨应对方式在就业压力(一种当代大学生常见的应激事件)与抑郁情绪之间发挥着何种形式的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采用多阶段配额抽样方法，首先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选择了3所具有代表性的学校(分别为综合类高校、师范类高校和医学类高校)，并在3所学校中平均分配了抽样配额，然后在综合类高校与师范类高校中对文科类专业和理工类专业按照1：1进行抽样，在医学类高校所抽取的样本都来自于医学专业，在抽样时尽量保证被试的性别均衡。本次调查于2012年11月下旬完成数据收集，共发出问卷690份，回收669份，剔除做答不完整或规律性答案的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633份，有效回收率为91.7%。被试构成如下：文科类专业学生217人，理工类专业学生212人，医学类专业学生204人；女332人，男301人；来自于城市的学生287人，来自于乡镇的学生346人；汉族学生439人，少数民族194人(主要为壮族、瑶族和苗族等)。

1.2研究方法采用统一指导、集中填写的问卷调查法，主要调查内容及工具如下。

1.2.1人口学信息如性别、民族、专业、生源地等。

1.2.2就业压力量表[7]由陈宇红编制，开发者报告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96，分半信度为0.908，开发者报告的效度也较为理想。该量表由59道题目组成，采用5点计分，从“没有就业压力”计1分到“就业压力很大”计5分；在本研究中其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4。陈宇红所编制的就业压力量表没有给出明确的分组标准，本研究按照上下27%的位置区分出高就业压力组和低就业压力组。

1.2.3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8]由Radloff为评价抑郁情感或心情的强度而编制，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该量表适用于测查一般人群，共包括20道采用4点计分的题目，在本研究中其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3。

1.2.4简易应对方式量表[9]由解亚宁编制，该量表共20条目，由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2个维度组成，采用4点计分。开发者报告该问卷中积极应对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9；消极应对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8；在本次研究中该量表总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6。

2　结果

2.1不同程度就业压力群体的抑郁倾向、应对方式比较分析高就业压力群体在抑郁倾向、消极应对上的得分高于低就业压力群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但两者在积极应对上的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就业压力、抑郁情绪与应对方式的相关就业压力与抑郁情绪呈中等程度的正相关；积极应对与消极应对、就业压力没有相关性，但与抑郁情绪呈负向相关；消极应对与就业压力、抑郁情绪呈正相关。见表2。

Table1Comparison of depression and coping style between high and low employment pressure group

组别被试数抑郁倾向消极应对积极应对高就业压力组17222±913±423±6低就业压力组18012±710±422±6t值11.426.211.82P值 0.000 0.0000.070

表2应届毕业生抑郁情绪、就业压力与应对方式的相关分析(r值)

Table2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depression,employment pressure and coping style of graduating students

抑郁情绪积极应对消极应对积极应对-0.31*消极应对 0.37* 0.04就业压力 0.42*-0.050.28*

注：*P<0.01

2.3应对方式的调节模型检验根据应激缓冲器观点来看，应对方式可以被假设为在就业压力和抑郁情绪之间起调节作用。本研究首先对调节模型加以检验，检验前将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然后采用分层回归方法就积极应对、消极应对与就业压力的交互作用对抑郁情绪的预测能力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在控制了人口学变量、就业压力、积极应对、消极应对之后，积极应对×就业压力的ΔR2=0.00(P>0.05)；消极应对×就业压力的ΔR2=0.04(P>0.05)；积极应对×消极应对×就业压力的ΔR2=0.00(P>0.05)，即应对方式的调节模型不能得到支持。

2.4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检验在假设的应对方式中介模型中，因为消极应对(w)与就业压力(x)、抑郁情绪(y)都存在相关，因此可以按照中介效应依次检验方法来进行检验。检验结果显示，消极应对方式的中介效应有统计学意义(P<0.05)，是不完全中介效应。其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23%(0.28×0.34/0.42)。在就业压力与抑郁情绪的回归方程内加入消极应对方式后可以多解释5%的变异。见表3。

表3　消极应对的中介效应依次检验

因为积极应对方式与抑郁情绪呈相关，但与就业压力不相关，所以，采用Sobel检验方法[10]对积极应对方式在就业压力与抑郁情绪之间的中介作用加以检验。计算结果显示：积极应对在就业压力与抑郁情绪之间中介效应的z值为0.41(P>0.05)，积极应对方式的中介效应无统计学意义。

2.5就业压力、抑郁情绪与应对方式的关系模型为进一步确认应对方式在就业压力与抑郁情绪之间发挥作用的模式，本研究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建立了就业压力通过积极应对方式和消极应对方式预测抑郁情绪的饱和模型。通过所得分析结果删除无统计学意义的路径后得到了如图1所示模型，该模型拟合情况良好，df=2，χ2=3.28，P=0.06。NFI=0.98，CFI=0.98，IFI=0.99，GFI=0.98，AIC=29.83，RMSEA=0.06。

注：*P<0.01

图1就业压力、抑郁情绪与应对方式的路径关系

Figure1Path to the relationship of employment pressure,coping style and depression

3　讨论

3.1应对方式在就业压力与抑郁情绪之间的作用应激与应对的关系是现代健康心理学重要的研究主题之一。应激是指人在具有威胁的情境中无法摆脱困境而产生的受压迫感受，然而在相似的应激状态下，不同个体也会有特异性反应。例如，在面临就业压力时，有人会积极态度来应对挫折，并不断调适求职心理与行为以便最终能够获得相对满意的结果；有人却怨天尤人或逃避退缩，进而由于紧张感不断增强而或导致抑郁情绪。这种差异性反应可解释为在应激(就业压力)及其结果(抑郁)之间可能存在着调节变量，诸如应对方式和人格坚韧性等因素可能在其间起到缓冲器作用(即存在调节效应)[11]。目前这种观点得到不少学者的认可并得到一些实证研究的支持[12]，但也有研究发现应对方式等因素既可以直接影响抑郁情绪，还可以在应激与抑郁之间发挥中介作用[13]。本研究旨在通过相关的调查进一步探索应对方式在就业压力与抑郁倾向之间关系上的具体作用机制。本研究统计结果显示：应届毕业生的抑郁情绪、就业压力与应对方式的相关系数与以往相关研究的结论基本一致。

进一步的假设检验的结果表明，应对方式的调节模型(研究假设1：就业压力与抑郁情绪之间的关系强度受到应对方式的调节)得不到支持；消极应对在就业压力与应届毕业生抑郁情绪之间具有中介作用，并且有中介效应，其可以视为抑郁情绪的易感性因素(研究假设3得到支持)；积极对应在就业压力与应届毕业生抑郁情绪之间没有中介作用(研究假设2未得到支持)，其结果部分地支持了主效应模型(研究假设4得到了部分支持，即积极应对方式不是就业压力影响抑郁倾向的中介变量，积极应对方式对抑郁倾向具有直接的负向预测作用)。换言之，积极应对与消极应对作为应对方式的一体两面，其在就业压力与抑郁之间发挥作用的机制是不同的。就业压力既可以通过消极应对方式间接影响应届毕业生的抑郁情绪，又可以直接影响抑郁情绪；而就业压力未通过积极应对来影响应届毕业生的抑郁情绪，积极应对方式可以直接对抑郁倾向产生影响，而不是就业压力影响抑郁过程的中介变量。

从研究数据上来看，就业压力会诱发出更多的消极应对，这可能是一种自然的应激反应，在较强应激作用下个体都可能会有否认、逃避、合理化等消极反应，但是应激并不会导致积极应对的减少，积极应对的尝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抑郁情绪的形成。当前较为流行的应激缓冲器模型在应对方式上并未得到支持，而中介模型和主效应模型也只得到了部分支持。本研究结果表明就业压力、抑郁情绪与应对方式三者之间关系较为复杂，目前还无法用一种理论加以完善的系统说明，尚需要更多研究来深入探讨易感性与环境刺激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问题。

3.2应届毕业生抑郁情绪的干预导致大学生抑郁情绪常见的诱因主要是就业压力与感情问题等因素。从高校心理咨询的实践经验来看，每年都有应届毕业因为就业压力或相关问题来求助于高校心理咨询师。心理咨询师在遇到此类问题时，应适度重视积极应对作为个体缓解外在压力、保持内在平衡手段的意义；在面对相似的就业压力时，不同应对习惯者的压力反应也会有所不同，因此需要深入了解来访者经常使用的应对方式有哪些，其中哪些是消极的哪些是积极的，又有哪些应对方式是来访者很少使用的，并以此为基础进行认知调整或行为干预。在干预与咨询过程中，既可以让来访者学习应对方式的相关知识与理论，区分什么是消极应对什么是积极应对，在不同情况下哪些应对方式最有可能是成功的，以及如何有针对性地应对就业压力事件；还可以通过团体辅导的方式对来访者进行应对策略与方法的训练，以提高其有效应对压力的能力。例如，采用情景模拟的方式进行角色扮演训练，使来访者形成并巩固其积极应对习惯，同时将消极应对方式的使用限制在合理范围内。

3.3本研究的局限与今后研究方向抑郁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情感障碍，其对提高罹患者生活质量与发挥社会功能都具有较大的负面影响。抑郁可以划分为内摄性抑郁和依附性抑郁两大类[14]，本研究所使用的量表考察的是内摄性抑郁，而没有测查依附性抑郁的相关内容，因此对抑郁内容的探索不够全面，今后相关研究可以进一步考察依附性抑郁的情况。应对方式可以视为抑郁易感性的一个方面，有学者将之视为认知易感性因素[5]，本研究使用的应对方式测量工具主要关注的是认知应对，今后还可以进一步考察其他应对方式类型(如问题应对或情绪应对)在就业压力与抑郁情绪之间关系上是否具有相同的作用。另外，本研究是一项横断面调查，如果能够对应届毕业生进行3至4个时点的追踪调查，研究结论会得到更有力的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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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Blatt SJ.Level of object representation in anaclitic and introjective depression[J].Psychoanalytic Study of the Child,1974,29(1):107-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