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践行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历史考察

摘要：考察历史人物，主要是看历史人物的活动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是否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张闻天在其经历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都适应并代表了当时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制定并实施了正确的或较为正确的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成分来发展中国经济的政策，清晰勾勒了一幅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并进而推动当时社会发展的蓝图，其正确和比较正确的思想至今仍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张闻天；生产力；历史考察

考察历史人物，主要是看历史人物的活动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是否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张闻天在其经历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都适应并代表了当时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制定并实施了正确的或较为正确的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成分来发展中国经济的政策，清晰勾勒了一幅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并进而推动当时社会发展的蓝图，其正确和比较正确的思想至今仍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资本主义是一超越于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生产力要千百倍高于以往生产方式所创造的生产力。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对于封建经济来说，它是新经济”[1]而且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参与者，其经济利益不仅应得到保护，而且也应获得一定的发展，何况要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力的积累也是不可能的，因而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与政策如何，就表明是否多大程度上代表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五四运动时期，张闻天对资本主义经济基本持否定的态度。1922年1月，他写的《中国底乱源及其解决》文章中指出“资本主义在中国越是发达，……受很多不必要的痛苦”。[2]他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态度是由于：一是这一时期，他对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认识基本上还是处于感性认识阶段。1922年8月，他到美国作实地考察后发出“可怜资本主义国家的不能永远旋转着啊！”[3]；二是照搬马克思主义消灭私有制理论；三是未能把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和外国资本主义经济进行严格区分，看不到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土地革命时期，他认为不能打倒资本主义，应该利用、发展私人资本主义。1931年，张闻天认为帝国主义目的“并不是要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更其能使中国经济变成他的附庸。”[4]并强烈呼吁“面对帝国主义剥夺中国民众，……没收帝国主义在中华的一切财产。”[5]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不但不能阻止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给资本主义的发展肃清道路。”[6]由此可以看出，他此时对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与本国资本主义已有明确区分，并着手探讨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在中国的发展问题。1933年，他明确提出应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其作用“可以增加我们苏区的生产，流通我们的产品”。[7]这是我党领导人中第一次提出了利用比较不重要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来发展苏维埃经济，巩固苏维埃政权的主张。“富农经济则是中国近代农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比较有发展的一种形式”。[8]对此种经济成分，“没收他们的好田，分给他们坏田”，[9]但要求对地主残余的策略与富农的策略区别开来。“对于地主残余，……我们的策略只是在削弱他们的力量”，[10]并预言，土地革命胜利之后，在广大农民群众中将会产生新的富农，那时削弱富农政策将随着农村中新的富农而须改变。因为“这种政策对于新富农的继续应用，……影响苏维埃经济的发展。”[11]这表明，张对待富农问题总体上仍未摆脱“左”的束缚，但他认为对待富农的策略同消灭封建残余不同，对新富农产生后政策应该改变的预示，表现了在当时“左”倾错误占统治地位下巨大理论勇气和对中国社会实际深邃的洞察力。

抗日战争时期，他认为应该改变对富农政策，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发展新式资本主义。九一八事变后，对于富农，他认为在白区“一般可以联合富农，造成统一战线”，在苏区“只取消富农的封建剥削”，坚决杜绝“消灭富农”，“加紧反对富农”或“富农分坏田”的“左”倾错误。要求“各方面都要坚决贯彻执行”。并提出四项具体措施：“第一，富农自己经营的土地不动，出租的土地没收……但不能让他们参加政权。”[12]对于民族工商业，“在双方有利的条件下，……保护一切反对反日反卖国贼运动有利的工商业。”[13]另外，在这一时期，他还提出了发展新式资本主义的主张，他所说的“新式资本主义”实质上是“根据中国经济落后的基本国情，……并过渡到社会主义打下物质基础。”[14]

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他对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又作了相当的阐述。第一，将列宁创立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加以运用，并把它作为新中国过渡时期的五种经济成分之一；第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贯彻是否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标准，实行利用与限制相结合的政策；第三，发展新富农经济。“民主政府对于这种新富农应该而且必须允许其存在和发展的。”[15]并指出了与旧富农经济的区别：“在经济上，……它必须拥护民主政府的饿一切法律不能任何反动的行动。”[16]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认为应开放全国大市场，允许非公有制成分进入商业渠道。其主要思想：第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经济范畴上存在共性。他认为孙冶方《论价值》一文打破了“把价值规律等同于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即等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价值规律”[17]的看法，很有思想性和启发性。并认为“价值不但反映生产关系的阶级性，而且也反映生产力，是一切社会所必要的。”[18]；第二，开放全国市场，适当允许非公有成分进入商业渠道，他在《关于集市贸易问题的一点意见》中建议集市贸易不仅要成为“本地区经济生活的中心”，“而且使之成为全国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还“应该容许和利用合作商店……合法买卖活动”。[20]对于非公有制成分参与集市贸易，“应该加以利用并支持其积极作用。”[21]

总之，张闻天在中国社会发展的每一阶段，都适应并代表了当时中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制定实施了较为正确的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成分来发展中国经济的政策，推动了当时社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5页。

[2][3][4][5][6][7][9][10][11]《张闻天文集》第一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8—9页；72页；179页；174页；222页；343页；366页；366页；366页。

[8]许涤新，吴承明：《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4页。

[12][13]《张闻天文集》第二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36—37页；36—37页。

[14]张培森：《张闻天研究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15][16][17][18]张培森：《张闻天研究文集》第四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395页；395页；375页；375页。

[19][20][21]《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页；13页；13页。

作者简介

史要防（1979—），曾用名 史铠逢。男，汉族，河南濮阳人，武汉轻工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部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中共党史（党建）、中国近现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