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落体育的社会生态学分析——以河北沧州郭村为例

孙风林

1 前言

2006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要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之后，国家体育总局及时颁布了《关于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的意见》，明确了“我国农村体育工作的重点已从县逐步转移到乡镇，现在已经具备延伸到村庄的条件”。其实，“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2］；“乡镇在农村体育发展中的重点地位还没有落幕”，但“村落作为农村体育新的重点已经启程”［12］。抓住了村落体育，也就执住了中国农村体育之“牛耳”。

费孝通在《云南三村》的序言中写道：“要解决具体问题必须从认清具体事实出发。对中国社会的正确认识应是解决怎样建设中国这个问题的必要前提。科学的知识来自实际的观察和系统的分析”［3］。所以，在对村落体育进行有效地干预之前，我们有必要对村落中的体育状况、发展的规律做系统梳理，这对于国家具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可以提一些切实的建议，以真正做到亲民、便民、利民，真正使广大农民受益。缘于此，笔者试图从社会生态学视角对我国一个典型的村落中的基本未受太大干预的体育状况做一次深入的考察与分析，以找出村落体育自我生长、自我繁殖、自我发展的内在规律。为干预的科学性、合理性和适应性寻找现实依据。之所以从社会生态学的视角来审视主要是因为两点：其一，村落体育既包含自然要素，也包括社会、文化、教育、经济、政治等非自然要素；其二，如果把西方现代体育当做“外来物种”的话，我们看到，传统的村落体育已深深根植于村落环境的土壤之中，随着村落环境的变迁两种体育形态能够共生共荣。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将村落体育发展的生态类型及村落体育生态变迁作为主要研究对象。

2.2 研究方法

个案研究法：首先，选取个案村落河北省泊头市郭村，利用2011年2月寒假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田野调查，然后在2012年7月进行了为期10天的回访，并在2012年10月进行为期7天的数据补充调查，以便更详实地获取村落体育的第一手资料。

比较研究法：选取其他村落做辅助调查，比较村落选为郭村附近的剪屯村和楚贾杜村，在与其他村落的比较当中，去寻找村落体育自生发展的一般规律。

2.3 个案选择理由

第一，经济水平较高，产业结构合理。该村落本身有一定的轻工业基础，以前就有一些村办企业——五金厂，改革开放之后，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村民就以单干或联合的形式办了一些小五金厂。而且，村里每家每户都有枣树，每年卖枣也有一部分额外收入。由于“村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是造成村落农民体育差距的直接原因”［19］，所以，我们选择的个案村落经济水平较高，是河北省小康示范村，村落体育的发展状况和环境都不错，这便于考察村落体育生态变迁的广度和深度。

第二，生活水平较高。由于村里基本上没有闲人，青壮年基本都有活干，家庭收入都不错。家电、摩托车乃至轿车都不是新鲜消费。且村中自发形成一个夜市，这也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该村具有较高的生活消费水平。

第三，村落体育形态多样。村落中既有传统的如舞狮、武术、跑“落（音同烙）子”等，也有现代的如台球、篮球、乒乓球、羽毛球等，还有一些其他的原生形态的体育活动，如掰手腕、打弹弓、游泳、滑冰、跳房子、跳皮筋、遛早、打宝、抓石子、投“布子儿”、撞拐、藏马猴儿（捉迷藏）等。

第四，比较重视教育。村中走出去的大中专学生较多（31人），在学校中都接受过现代体育的教育，有一定现代体育基础，且村中有2个体育院校的大学生，这为现代体育在村中的开展提供了技术支持。

第五，村落体育保持原生发展状态，并无太多的外力干预。村落中的体育活动，原生态的传统体育活动是自发形成的，现代体育是村民自发引入的，目前并没有受到政策等外力较大干预。

2.4 个案村落的其他基本状况

该村位于河北中部平原，隶属于素有武术之乡的沧州（距沧州50华里），民间具有尚武的文化传统。

家庭收入方面：枣树有一部分收入，青壮年一般都在村里的个体企业中就业，外出打工人员较少。农作物主要是小麦和玉米，其收入所占家庭收入中的比例相对较低。由于该村在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较快，人们的生产、生活、休闲娱乐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农业的机械化水平较高，80%以上的家庭都有农用拖拉机、机动三轮车。

3 村落体育的原生态

“人类的村落是在人对自然长期协调平衡的自然生态的状况下安居下来而产生的”［5］。它是人类文明的摇篮，是人们生产、生活的现实场所，是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本聚居空间单位。村落体育是村民生活与环境长期互动形成的一种文化形态。传统的村落体育文化是乡民自然产生的休闲娱乐方式。农业生产四季循环不已，体育休闲活动也一年循环往复。虽然人们很少把那些活动冠以“体育”之名，但它在无外力干预的情况下存在了千百年，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图1 村落体育生态示意图Figure 1. Diagram of Village Sports Ecology

村落体育原生态的形成主要是村落体育活动与村落环境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结果（图1）。村落环境主要包括自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不同方面，环境中蕴含的各种资源（自然资源、技术资源、经济资源等）可以服务于村落不同主体（个体和群体）的体育活动，以满足他们的各种体育需求。特定的环境形成特定的体育活动，随着环境的变迁，适者生存，适应环境的体育活动便继续传承，不适者便销声匿迹。当然，体育活动也可以反过来改善村落环境，活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促成了一种动态平衡，一种特定的自成一体的生态。这种生态主要表现为：第一，体育与村落文化融合，如节庆文化、民俗文化中的舞龙舞狮；第二，体育与生活融合，如从在池塘洗澡到狗刨、游泳、戏水的过程中发现，儿童的诸多体育活动本身就是他们的生活；第三 ，体育与自然融合，如北方滑雪、滑冰、打雪仗比较盛行；南方游泳、龙舟竞渡开展得多；山区爬山、登高成为人们的习惯。这是因为很多体育活动依托的是乡土的特色自然资源；第四，体育与劳动融合，如早起看庄稼长势散步到地头，劳动间隙掰手腕、翻跟头。

现代体育进入中国的历史也就一百多年，进入乡村时间还要短些。现在，城市体育基本以现代体育为主，乡村体育则以传统自在的原生态体育形式和现代体育共存，未来村落体育向何处发展？我们应该采取何种措施干预才更理想？这些都需要我们调研、分析与思考。

4 村落体育发展的主要生态类型

4.1 自生

自生是生物的生存本能，是生物应对环境变化的一种自我调节能力。村落体育亦然，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处村落孕育出自己独特的村落体育文化。村落体育根植于村落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之中，其中，前者是物质依托，后者是心理土壤。村落体育是村民在丰富自己文化生活和满足自己身体和精神需求的过程中自然而然产生的，是村民们生活方式的具体体现。从农民的职业角度来讲，村落体育是一种与农民劳作对立的休闲，更是一种健身意识弱化了的娱乐。这种休闲娱乐是建立在农民内在需求得到满足的基础上的，实质上是内在自我生长、自我繁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对村落体育界定为“村落体育即在农村村落环境下，以村民为主体，以自在的或含混着娱乐休闲、健身等目的，所进行的非生产性的身体活动的统称”［20］。这样看来，村落体育不是现在才有的，而是本身就存在于、自生于千百年来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4.2 共生

共生主要是指构成村落体育各要素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协调的一种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首先，体育活动间的共生，即传统体育活动间的共生。例如，从事舞狮活动的群体与从事武术锻炼的群体是有些重叠的，舞狮者一般要有一定的武术功底，要添加一些武术表演。传统体育也可以与现代体育共荣。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休闲方式的日益丰富，人们既可以喜欢传统的体育活动，比如武术、秧歌，也可以从事现代的体育活动比如篮球、羽毛球、乒乓球等。这些活动不论来源如何，只要人们喜欢都可以在村落中共存共荣。其次，体育活动与环境的共生。体育活动一方面与自然环境共生，比如游泳、登山、滑冰、放风筝都需要特定的自然资源，活动与环境无法分开；另一方面，体育活动也受社会文化环境的制约，与村落的社会文化环境相冲突的体育活动很难获得长足的发展。例如，一个成年人如果在村中跑步，别人会误以为他有什么急事，而绝想不到他是在锻炼身体，因为这是与慢节奏、比较静态的村落文化氛围相背离的。

表1 村落体育的生态类型一览表Table 1 Ecological Type of Village Sports

4.3 再生

村落体育活动由于参与主体、环境等因素，在某一阶段可能就消失了，但一遇到适应的环境条件，会“春风吹又生”。例如，解放前在郭村就有人习练武术，有一定的历史传承，在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于20世纪90年代初又形成了一次习武高潮。

4.4 变异

民俗祭祀能够变异为体育，比较典型的就是祭祀屈原的龙舟竞渡；节日庆典可以变异为体育，舞龙、舞狮、“跑落子”都属于此类活动。此外，劳动形式也可以变异为体育。高跷产生于沿海渔民的捕鱼动作；秧歌也是来源于劳动，最初是农民插秧时的歌唱活动，后演变成为一种民族舞蹈；赶马车抽鞭子的劳动技能也可以成为新的健身方式。

4.5 移植

现代体育源于西方，对我们来讲是舶来品，但很多项目也会被农村接纳，比如各种球类运动，包括篮球、乒乓球、羽毛球甚至门球等。这主要是因为这些活动简单易学，易于推广。虽然西方现代体育与农村的乡土文化存在很多冲突，但随着村落现代化程度的提高，现代文化的日益渗透，人们对现代体育也越来越包容，西方体育移植进村落的“成活率”逐步提高。当然，中国传统体育项目的移植更加容易，传统的很多项目本身就是农村自生的，只要村民喜欢，即使是拿来的，“排异”程度也很小。

5 村落体育环境与活动变迁的生态分析

5.1 村落体育环境变迁

5.1.1 政治环境的变化使村落体育经历了从被忽视到正视的转变

村民自治所引起的“民主下乡”，改变着乡村的政治生态，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村落体育的发展进程。“村民自治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最深入的一个领域，作为基层直接民主的有效形式，……它将一种自下而上的乡村社会公共权力产生的方式用制度确定下来”［18］。

前些年，通过村民选举产生的村委会在工作中一般是选择村民最紧迫、最重要的现实问题予以优先解决，因而，村落体育在主体需求不旺盛的阶段往往会受到忽视。例如，前些年，村落体育并没有纳入郭村村委会工作的视野，曾经有两届的村支书在任职前是比较喜欢篮球活动的，但在当上村领导之后并没有对篮球活动进行重点支持。以前在春节期间，村委会也组织舞狮队进行表演，期间有一些武术表演和唱歌娱乐活动，但那主要源于群众自发的热情，村委会的支持力度并不大。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村委会对节日庆典是比较重视的，而对于日常的村落体育活动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热情。实质上，以前日常的村落体育是被村落政治所边缘化的。

近些年来，在村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背景下，随着取消农业税、废除“三提五统”、发放种粮补贴、建立“新农合”医保、给老人上养老保险等的民生政策在村落的落实，村民的体育观念、体育意识正逐步发生积极的转变。自发的健身活动如扭秧歌、健身舞、“舞狮子”等搞得红红火火，村落民主政治开始正视村落体育的发展，并从改善民生的角度给予一定的支持，村落体育正逐渐进入村委会工作的视野。在郭村，除了建休闲广场为村落体育活动提供场地外，现在正向县里积极申请5万元的体育器材经费拨款项目（表2）。这些工作在村委会看来已等同于放电影、请戏班子和为老年人发福利这些民生项目。

表2 惠及郭村村民的民生项目一览表Table 2 People’s Livelihood Projects in Guo Village

5.1.2 在自然环境方面，村落体育空间经历了从被动压缩到主动拓展的过程

“当前，中国农村环境污染现状可以概括为：点源污染与面源共存；生活污染与工业污染叠加；各种新旧污染相互交织；工业和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6］。当然，郭村也不例外，环境的污染压缩了人们的活动空间，不论是需要大空间还是需要小空间的活动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表3）。以村落水塘为例，这一场所一直是村民夏天游泳，冬天滑冰的娱乐场所，但由于生活垃圾、粪便的随意放置和化肥、农药、洗涤剂的滥用对其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污染，加上村民卫生意识的逐步提高，人们已经很少下水洗澡、游泳了，这直接导致现在的村落中青少年儿童几乎都不会游泳。而且由于种种原因，村落中大的空间（比如空地、庭院、学校操场等）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压缩（表4）。以郭村的“土”篮球场为例，以前在篮球兴盛时期，村落篮球运动一般就利用打谷场和小学的操场，因为打谷场一般是一大块压得比较平整的空地，篮球场设在那里正合适。但现在由于收割庄稼都用收割机了，打谷场也就废弃了，后来那些空地大都被改成宅基地，盖了房子。

表3 村落体育及其自然空间环境一览表Table 3 Village Sports and Its Natural Environment

近几年，随着新农村建设步伐的加快，村落开始整治环境，比如建公共厕所，对乱倒垃圾进行管制，严禁向水塘排放生活污水；村落开始建休闲广场，这拓宽了人们活动的公共空间（表4），为体育活动在村落中的开展提供了一定便利。

表4 郭村体育空间变迁一览表Table 4 Changes of Sports Space in Guo Village

5.1.3 村落体育经济环境变迁

随着村落经济的发展，农业机械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农机的大量使用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降低了农民劳动的体能支出，使得农业劳动的强度大大降低。同时，农业机械化程度提高的同时也大大缩短了农民用于劳作的时间，他们可以外出或在本地打工谋得另一份收入。在郭村，少部分剩余劳动力外出做工，大部分留在村里的私人五金企业里做工，而且劳动强度随着这些企业电动设备的广泛使用也逐渐降低。这样，在郭村无论是“农活儿”还是“做工”（在村里私人企业上班）都逐渐从“强体能支出”转向“弱体能支出”，这为村落体育的开展腾出了体能储备空间。

随着村落经济的发展，人们有更多的时间从事休闲娱乐活动。而且，消费观念也在改变，比如，郭村村民在交通消费（摩托车、小轿车）、家庭耐用品消费（彩电、冰箱、洗衣机、电脑等）之后，购买保健器材、体育健身器材成了新的消费方式。

表5 郭村耐用消费品一览表Table 5 Durable Consumer Goods in Guo Village

5.1.4 在文化环境方面，经历了对现代体育从排斥到吸纳的过程

现代体育进入村落，阻力首先来自于文化，这是因为西方现代体育与中国农村的乡土文化存在很多冲突，村落中存在比较保守的抵制外来文化的力量。田雨普教授认为“农民的相对封闭产生了与体育文化的冲突”，“农业劳动的缓慢特征形成了与体育精神的偏离”［14］。这样现代体育在农村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村落文化的阻滞。

但是，随着村落的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发展，这些对于现代体育在农村推行的不利因素发生着一定程度的改变。其一，村落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农业的机械化，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劳动效率的提高，生产劳动的体能支出减少，再加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带来饮食结构的变化，农村“文明病”、“富贵病”蔓延，被动地刺激人们进行体育锻炼（图2）。

其二，日益加强的人员流动、信息流动使村落不再闭塞。随着村落经济的发展，人们获得信息的渠道多了，从广播到有线电视再到现在的互联网一应俱全，再加上人们逐渐走出村落，走进城市去打工、做生意、读书、旅游等，使得农村的信息已不再那么闭塞。这样村落在逐步开放、节奏逐步加快的新的环境下，旧有的阻滞现代体育的文化力量逐渐被解构，人们的体育观念、体育需求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转变，这可以从村民的集体访谈中得到佐证（表6）。

图2 郭村村民被动型体育锻炼机制形成示意图Figure 2. Diagram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Passive Exercise Mechanism in Guo Village

尤其是一些“先富起来的人们”率先购置体育器材，积极参与体育锻炼，比如郭村中有两户分别购置了乒乓球台，还有两户将在城市淘汰的篮球架买下来安置在自家的庭院当中（表7）。“先富起来的人们”的示范效应不可小觑，这对其他村民的体育价值观会产生积极影响。

5.2 村落体育活动的变迁

村落体育活动是随着村落体育的环境变迁而变迁的。

第一，在时间上，成年人体育活动呈现出向日常化发展趋势。村落体育正从以节庆、农闲的时间为主向日常化方向转变（表7）。

表6 郭村经常参加村落群体体育活动人员体育参与动机访谈记录一览表Table 6 Survey of Motivation for Mass Sports Activities in Guo Village

表7 郭村群体性活动调查一览表Table 7 Survey of Mass Activities in Guo Village

第二，在空间上，村落体育正由先前的分散化向聚集化发展，或者聚集于大的空间，如休闲广场，或者聚集于大的活动，如秧歌、健身操、舞狮子等。

第三，在内容上，对于青少年儿童来说，正经历着从乡土性的娱乐游戏活动向城市化娱乐特征发展趋势。随着人们的安全意识、卫生意识逐渐提高，一些带有浓厚乡土色彩的少年儿童游戏活动在逐步消失，比如，自制“弓箭”、爬树、摔跤、踩高跷以及到池塘“凫水”（游泳），取而代之的是城市孩子们玩的东西，比如扭扭车、滑板车、游戏机、电脑网络等。对于成年人来说，活动内容则既包括传统的武术、舞狮子、秧歌，也包括现代的健身操、乒乓球、台球、篮球活动等。

第四，在参与动机上，村落体育完成了从满足休闲娱乐需求为主向娱乐需求和健身祛病需求并重转变。

第五，在消费观念上，正从农村人无须锻炼，向可以适度投资体育活动转变。

6 村落体育生态变迁的机遇与挑战

6.1 机遇：新农村建设

新农村建设是在城乡统筹的背景下进行的，它既包含基础设施等的硬件建设，也包括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软件建设，其最终目标是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型农村社区。这一过程恰好能够改善影响村落体育发展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自然空间环境。在这种背景下，农村体育生态环境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村落体育水平也得到进一步提升。

6.2 挑战：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村人口流动对村落体育生态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外流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这其实对于村落体育生态的发展具有釜底抽薪的负面影响。由于这些外流的劳动力很多都是村落体育活动的生力军，且一般文化水平比较高，观念比较开放，有的是村落体育活动的骨干人员（技术熟练者甚至是组织者），他们的流出会破坏原本脆弱的村落体育生态。如在郭村，一部分打篮球、练武术的骨干人员由于升学、做生意、务工进入城市，这对于这些项目在村落中的进一步开展有一定的消极作用。

当然，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后，受到城市生活的熏陶，他们会在思想观念以及行为方式上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又会通过各种途径，对家乡农民的思想观念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那些返乡、回流人们从城市带来了休闲健身观念，这对村落中抑制现代体育开展的保守文化具有强大的解构作用，对改善村落体育文化生态环境起到积极作用。

7 村落体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其生态干预

7.1 存在的问题

7.1.1 村落体育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村落体育在没有外力干预的情况下长期处于自在进行、自生自灭的状态。“村落体育几乎没有明确的组织和管理，也较少进行有意识的控制，并没有自觉地将这些活动纳入到体育领域中来，因此，结构松散，随机性强。但因为依附于传统习俗，形成村民的生活模式而得以开展。村落大多数体育活动都处于自在状态”［9］。

其实，一些已经明确被纳入到体育中的活动，无论是来自西方的现代体育项目，还是中国传统的体育项目均面临着自生自灭的命运。前者如篮球：在郭村曾有过一次篮球运动的高潮，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村中的几个正上学的学生和年轻村民因为对篮球的喜爱，自制篮球架，以打谷场作为场地，从事篮球活动，不断带动村里的大人、小孩一起锻炼，并与其他村落组织互访的篮球比赛。最后，由于场地受限、骨干外流等原因，兴盛了几年就衰落下去了。现在，虽然有村民买了两个篮球架，但由于没有整块的场地安放，只能分散放置，玩者寥寥；后者如武术：郭村20世纪90年代初，一位孙姓村民因酷爱武术，便从沧县雇来一位老拳师，学习传统武术，最初带动的练习者比较多，后来因为闲暇时间以及兴趣衰退等原因，习练者越来越少，最后随着拳师离去，这项运动在郭村逐渐衰落下去，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复苏的迹象。

看来，很多村落体育活动在没有大的外力推动的前提下，很难通过村落内部自身的调节机制来调配资源以维持其自身的持续发展。

7.1.2 村落体育资源方面的问题

1.村落体育资源总量少。对于村落人口来讲村落体育的资源与城市相比是比较贫乏的，在城乡统筹的背景下尤其需要增加供给。

2.村落现有的体育资源并没有被有效的开发、整合与利用。

调查显示（表7），郭村具有一定的体育活动资源、技术资源、器材资源以及场地资源，但如果没有各级政府部门去组织、开发、整合利用，只凭借群众自发的热情，很难提高村落体育资源利用率。

7.2 干预

7.2.1 干预主体

村落体育的内生调节机制具有先天缺陷，其内驱力和动能不足以保障其自身的持续进化发展。这时，就需要各级政府来主导为村落体育的发展提供适度的外力，促进其持续发展。

7.2.2 干预的生态原则

第一，资源的高效利用原则。村落体育资源是有限的，与城市相比更是存在很大差距。其主要包括与体育相关的自然资源，时空资源、活动内容资源、技术技能资源、信息资源、组织资源等。外力干预提供的组织管理、器材经费、技术服务要与村落体育环境和活动的变迁相适应，更要以促进村落内部体育资源的开发、整合、高效利用为基本原则。

第二，协同原则。协同的核心思想是事物间的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它能够降低成本，提高效率。首先，外力干预要促使村落体育与村落民主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相协同；其次，外力干预既要与村落体育环境、活动的变迁相协同，也要与村落体育主体需求的转变相协调。

第三，保护体育活动的多样性原则。多样性呈现与发展应该作为村落体育干预的基本原则。这种多样性主要包括村落体育参与主体、活动内容、存在形态、价值取向、结构和功能维度的多样性。现代体育的话语权不宜被过度放大，村落原生态的一些体育形式需要加强保护，比如踩高跷、跑落子、跑旱船，使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至于消亡。因为，村落体育多样性既可以满足参与主体日益多样化的体育需求，也可以有效抵御环境变迁所带来的冲击，从而为村落体育生态的平衡稳定与进化提供保障。

第四，环境综合治理原则。村落体育生态是脆弱的。村落体育包含众多要素如闲暇时间、空间场地、设施、内容、经费、组织、人员等，任何一个要素出现问题都可能使活动中断甚至消亡；村落体育的发展更与村委会及上级政府的重视程度、村民的富裕程度、村落文化容纳程度密切相关。只有对村落体育的发展环境进行综合治理才能促进其持续发展。

7.2.3 干预的生态路径

1.在宏观层面，国家应制定切实有效的扶持政策，加大投入，增加服务和资源供给，整合村落资源，进一步满足农村体育主体的现实和潜在需求，促进村落体育生态向更高层次发展。

“村庄的变动表现为村庄逐渐从农民因居住而自然形成的聚落演变为行政管理单位”，“在费孝通的论述中，村庄存在的逻辑是村民的互助，而现在行政村存在的理由却是国家的管理”，并且，“村庄的维持越来越需要国家的支农项目，这造成村庄对国家权威和资源的依赖”［7］。村落体育同样需要得到国家层面的政策或项目支持才能进一步发展。当然，操作过程中也要注意如下3个问题：

第一，资源的供给要充分考虑与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村村落人口的流动状况，提高输入资源的使用效率。村落体育的扶持要与村落常住人口的比例、人口流动实际状况相契合。比如，针对春节外出打工群体回流的特点，可以扶助一些传统节庆文化体育项目；针对有些村落平时留守的老人、妇女和儿童比例较大的情况，扶助一些适合这些群体锻炼的项目。

第二，服务的供给要充分考虑村落体育主体（个体和群体）潜在的和现实的体育需求，“一刀切”的做法显然不一定符合村落主体的体育需求。

第三，外部输入的资源与服务要能够与村落现有的体育资源相协调，可以对资源进行进一步整合、开发与利用。比如，有条件的村落可以发展村落民俗体育旅游项目。

2.在中观层面，通过新农村建设，改善村落体育发展环境，促进村落体育活动可持续发展。

第一，呼唤村落体育纳入村落民主政治的视野，村落体育工作应该作为考评村落基层工作的一个重要指标。村委会应该组织和吸纳更多的资源，改变现在村落体育自生自灭的发展状态，从而达到更高层次的村落体育生态平衡。

第二，拓展村落大型体育活动的自然空间，并且尽可能做到空间的生态复合利用以节约场地资源。这样既可以产生一定的聚集效应、示范效应，也可以优化村落体育自然环境。比如，在村落中适宜的空间建立篮球场、健身广场，平时可打篮球，节庆时可以作为舞龙、舞狮、秧歌、武术表演的主要场所。

第三，通过多种途径进一步解构阻碍村落体育开展的落后文化，激发村落体育主体的参与热情，改变村民落后的身体健康和休闲娱乐观念，消解和改善传统村落文化对体育的文化压制的状况，形成鼓励锻炼、包容健身、善待运动的新型的积极上进的体育生态文化环境。

第四，加强村落体育消费环境建设。村落经济水平与村民整体体育需求存在比较大的相关性，同时，村民个体的经济实力与体育需求也存在很大的相关性。要对村民的体育经济消费加强引导，甚至可以以体育器材补贴（体育器材下乡）的形式，刺激村民体育器材的消费，以构建一个良好的村落体育消费环境。

3.在微观层面，通过4种村落体育生态发展途径来繁荣村落体育活动。

第一，移植共生。对于村落来讲，我们可以将一些西方的体育项目引进村落，比如门球、羽毛球、篮球、乒乓球等，但这些项目也要面临一个如何“生根发芽”的问题，我们要及时做好修建场地、培训技术与规则、培养参与者、组织比赛等工作。

第二，传统再生。很多传统的体育项目如舞狮、武术、秧歌、落子、高跷等可能由于各种原因，暂时玩的人少了，但技术、技能资源并未失传，可以通过定向扶持的手段发展起来。

第三，内部自生。随着环境的变迁，村落中会衍生出一些新型的体育活动。比如在郭村，随着近些年老年人日益增多，一些老年人组织成立了“老年自行车队”，他们将这一生活技能直接转化成了体育项目。依此思路，可以创生出一些体育活动，比如老年徒步、青少年池塘游泳比赛等。

第四，变异转化。劳动形式转变成体育形式、比赛形式。比如，可以举办包玉米、搬运粮食、除草、割麦子、自行车驮物等具有劳动特色且可以标准化测量的比赛；也可以从原有的劳动技能中挖掘资源，比如练习抽各种各样的赶马车的鞭子等。

8 结语

村落体育生态的形成主要是村落体育活动与村落环境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结果，它既受到百年来西方现代体育的冲击，也受到人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变迁的影响。村落体育活动的发展具有自生、共生、再生、变异、移植等生态类型，其与环境相互作用从而形成了村落体育的内生机制。在村落体育的政治、经济、自然以及文化环境不断变迁的情况下，村落体育活动在时间安排、空间分布、内容选择、参与动机、消费观念等方面发生了比较积极的转变。村落体育生态的发展既存在“新农村建设”的机遇，也面临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挑战。村落体育的这种内生机制很难在村落内部通过调配有限的资源保持村落体育的持续繁荣。要想保持可持续发展，必须借助各级政府的外力进行科学干预。根据社会生态学的规律，制定了资源的高效利用原则、协同原则、保护村落体育多样性原则以及环境综合治理等4项干预原则；提出了如下生态解决路径：宏观上，国家应制定切实有效的扶持政策，加大投入，增加服务和资源供给，促进村落体育生态向更高层次变迁；中观上，抓住新农村建设的契机，营造行政上重视、消费上引导、文化上包容、空间上集约优化的村落体育生态环境；在微观上，通过移植共生、传统再生、内部自生和变异转化的方法繁荣村落体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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