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的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

2013-06-10 03:31苏艳萍鄢增华孙中山纪念馆江苏南京210014
档案与建设 2013年10期
关键词:公墓建筑

苏艳萍 鄢增华(孙中山纪念馆,江苏南京,210014)

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位于钟山风景区,占地约一平方公里,平面成“十字架”形。公墓主体建筑沿一公里长的中轴线依次展开,包括正门、牌坊、祭堂、第一公墓、纪念馆、纪念塔等,轴线两侧对称布置第二公墓、第三公墓。其建造从1931年3月开始,到1935年11月竣工,整个建筑群充分利用地形环境,力求与已有建筑风格相一致而又有自身的特色,层次分明,蔚为壮观,是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的纪念性公墓建筑群。

为了完成孙中山的革命遗志遗愿,谋求中国完整意义上的统一,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背景下,1926年7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北伐动员令。7月4日,国民党中央在广州召开临时全体会议,通过《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明确指出:

统一政府不成立,则外祸益烈,内乱益甚,中国人民之困苦,亦将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中国人民将无噍类矣。……本党为实现中国人民之唯一的需要,统一政府之建设,为巩固国民革命根据地,不能不出师以剿除卖国军阀之势力。本党为民请命,为国除奸,成败利钝,在所不顾,任何牺牲,在所不惜。本党为求遵守总理所昭示之方略,尽本党应尽之天职,宗旨一定,生死以之。”[1]

正门(也叫红山门)

7月9日,蒋介石就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誓师北伐,北伐战争正式开始。1928年7月6日,国民党4 个集团军的总司令在北京香山碧云寺,在庄严的仪式中致祭总理孙中山,告慰孙中山在天之灵,宣称攻占北京,期盼已久的北伐大业基本告成。12月29日,张学良在东北通电易帜,宣布效忠南京中央政府。至此,北伐完全成功,民国一统。

历时三年的北伐战争,数万将士抛尸疆场。1928年10月8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百七十三次常务会议通过了《对于阵亡将士本党先烈抚恤遗族建立公墓专祠并优恤残废士兵一案办法大纲》,规定关于抚恤事宜“应迅行组成抚恤委员会以专责”。关于公墓建设,规定“一、凡本党先烈及国民革命军阵亡官兵除按例抚恤其遗族外,更筑公墓以国葬礼营葬之。二、墓之筑法略同广东东江阵亡烈士墓树立纪念塔或纪念碑镌刻各死难烈士之姓名略历。三、公墓地点拟定首都灵谷寺附近及北平之西山两处建筑完竣后集葬各就近地方之死难烈士其原葬阵亡将士之处人数较多不便迁葬者得就原处建筑公墓。……六、每年以统一纪念日为烈士公墓之纪念日期。”[2]其宗旨为:“眷念前劳,凯旋者概予登庸;惨逝者追加抚恤。惟兹阵亡将士,杀身成仁,尸骨遍野,忠魂无依,乃拟搜集阵亡将士骸骨,建筑公墓,安慰忠魂”[3]。

为了公墓的顺利推进和有序进行,1928年11月,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建议下,设立了建筑阵亡将士公墓筹备委员会(以下简称筹委会),筹备委员会组织条例中规定:“一、建筑阵亡将士公墓筹备委员会直隶于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二、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派十一人为委员就中指定常务委员五人以一人为主席。”[4]蒋介石、陈果夫、刘纪文、何应钦、林焕廷、熊斌、刘朴忱、李宗仁、邱伯衡等被委派着手筹办公墓建设事宜。后又加派傅焕光、黄为材、伍翔、夏光宇等专业的园林、建设人才为委员,来保证公墓的品质和艺术性。1931年4月因迁调关系,筹委会委员又有所变化,加派刘梦锡(中山陵的监理者)为筹备委员会委员。林焕廷去世后,1933年10月9日,建筑阵亡将士公墓筹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推举叶楚伧为常务委员。当时的筹委会,职员纷进,工作繁重,于是制定规则条例,以资遵守。凡遇重大事件开会解决,先后共开会17 次才开始开工。在建筑师人选上,深深为中国文化所吸引,已经完成清华园、金陵女子大学等重要的规划设计,并负责制定《首都计划》的美国建筑师墨菲被国民政府聘为公墓总建筑师。

关于公墓的选址问题,当时也是颇费苦心的。经筹备委员会第一、二、三、四次会议研究并实地勘察后,于1929年9月召开第五次筹备委员会议时,决定以灵谷寺旧址为墓址。筹委会认为,“灵谷寺在紫金山南麓,创自明初。庙宇崇宏,浮屠矗立,周围数里房舍千百间,固南京之丛林,亦地方之名胜。……而地点适在总理墓之左,地势宽坦,但使相度经营兴工建筑,将来可与明孝陵东西对峙,鼎立而三,同为民众所崇拜,岂非陵园界内之一钜观哉!”[5]

笔者认为,当时这样的选择,基于三种因素的考虑。第一,公墓选择建在南京,是因为南京为国民政府的首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将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建于此,是以“国家”名义对为实现国家统一而牺牲的烈士个体和所有人的纪念和缅怀,体现了国家精神。第二,公墓选址在灵谷寺,是因为国民党总理、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就安葬在距此仅几步之遥的中山陵,选址在此有告慰孙中山的意味。另外一层意义上,能够安葬在孙中山身边,也是对烈士的一种褒奖。第三,选择在灵谷寺旧址,是因为在此修建可以借助原有地形、建筑、风水优势,起到突出的效果。而且,当时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不久,百废待兴,政府无论在经费还是人力、物力上都存在着困难,将原有的建筑加以改建利用也是政府的必然选择。

建成后的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反映了墨菲的建筑设计理念,基本适应了国民政府的功能需求,也体现了很高的文化和艺术价值。

公墓以我国传统的中轴线空间为主体,正门、牌坊、祭堂、第一公墓、纪念馆和纪念塔在一条中轴线上,步步抬高、层层递进;同时利用第二、第三公墓形成副轴,总平面形如西式的“十字架”;并加进了西方风格的几何形绿地广场,一起构成了中西合璧、耐人寻味的平面格局。

除此之外,众多单体建筑也有可圈可点之处,各具特色与功能。

正门位于灵谷寺原山门处,为仿古建筑,门额书“国民革命烈士之祠”,两偏门书“松声”、“泉涛”。虽完全采用传统寺院山门造型,但功能、结构加以改造以适应纪念所需,两侧设守卫室各一间,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

牌坊宽五楹,坊额正面镶“大仁大义”,背面刻“救国救民”,两侧立似虎非虎、似狐非狐的异兽貔貅一对,造型传统而结构现代,适当减弱彩画、图案,通体金山石质、绿色琉璃瓦顶,色彩素雅,合于纪念建筑个性。尤其是立于多级台阶之上的5 间6 柱的巨大、敦实体量,与空旷的自然环境尺度和谐,纪念氛围浓郁。

祭堂由明代建筑无梁殿改建而成,“四壁遍嵌花岗石,计共九十四块,上镌北伐以来之死难烈士名单,自将领以至士兵,共计六万余人。堂之正中,为‘国民革命军阵亡烈士之灵位’花岗石碑,长约十八尺,宽约九尺,左为北伐誓师词,右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祭文”[6]。无梁殿厚重、稳健的形体,纯净、明确的拱券内部空间,形成独特肃穆、庄重的祭祀、纪念氛围,因地制宜、匠心独具。

无梁殿内祭台

公墓有3 座,呈品字形,“第一座公墓场在祭堂之后,第二公墓场在祭堂之左,第三公墓场在祭堂之右,场为半圆形,中筑墓道,每一墓穴均系用红砖砌成,宽约八尺,长约十五尺,上用水泥制成同样之大小石盖,以为掩蔽,上铺黄土,……墓穴共三千余个,现迁葬已将足额,后至者拟另辟墓穴,以安忠魂。”[7]公墓图案寓意显明。淞沪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后有由低到高的墩厚围墙,平面弯曲,象征国民党青天白日旗的旗边,围墙环抱的中间圆圈,以花坛象征太阳,圈中植一大桂花树,圆圈周边砖砌十二根齿轮,正中望柱一对。整体图案寓意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覆盖着公墓。

革命纪念馆外观类似重檐歇山顶,实为二层楼阁;唯现状红柱、彩画等均真实模拟木构建筑,色彩较鲜艳而失之庄重。建筑主要用作烈士遗物的展示,兼具了纪念和展示的双重功能,公众参观的需求被进一步考虑。

纪念塔九级八角,金山石贴面,石质仿木构斗栱、腰檐、平坐等,形体简洁、凝重,色彩纯净、统一,与牌楼手法协调一致,合于纪念性格,可谓“中体西用”,取得了相当高的艺术成就。纪念塔碑石,每层四块,每块内外刻字,向外第一层刻蒋介石所书“精忠报国”四大字,第二层刻蒋介石所撰《遗阡表》全文,第三、第四层刻蒋介石所撰黄埔军校第五、六期同学录序各一篇,第五、六层刻蒋介石所撰黄埔军校第三、四期同学录序各一篇,第七、八层刻蒋介石所撰黄埔军校第一、二期同学录序各一篇。向内第二、三、四层刻《孙总理北上时之告别黄埔军校词》,第五、六、七、八层刻《孙总理黄埔军校开学词》,第九层未嵌石碑以便高瞻远瞩[8]。

据此,整个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建筑群,中轴与副轴,第一公墓与第二、第三公墓主次分明,新旧建筑结合巧妙,既对比又融合,依山顺势层层递进,形成了纵深开合有致、变化丰富的纪念性景观。1935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举行了盛大的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落成暨公祭典礼,蒋介石担任主祭,国民党中央和各界人士有1万多人参加,全国下半旗志哀。典礼当日,公墓路口高搭松柏彩坊一座,入内沿途电灯杆上均交叉悬挂党国旗及国花,上书“公墓落成典礼”字样。进大门后,经牌坊、正气堂(祭堂)、公墓、纪念馆以至纪念塔,沿途均竖有悬挂大的党国旗的旗杆,及密挂小的党国旗,地下遍置盆菊,布置庄严整肃。祭坛设在正气堂内,中有阵亡将士灵位,下设主祭及与祭者席次,公墓前亦如是。[9]

注释

[1]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252-254 页。

[2][4]《对于阵亡将士本党先烈抚恤遗族建立公墓专祠并优恤残废士兵一案办法大纲》,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1-243 页。

[3]《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之筹建》,南京市档案馆、中山陵园管理处编:《中山陵档案史料选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27 页。

[5]《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之筹建》,《中山陵档案史料选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28 页。

[6][7]《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建筑即将完工下月举行落成礼》,《中央日报》1935年10月7日。

[8]叶楚伧等编著:《首都志》卷三,正中书局1935年版,第280-281 页。

[9]《中央日报》1935年11月20日第一张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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