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敦煌 “上大夫”看唐代民间书写

吴 乔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 北京 100048）

一、从敦煌遗书看“上大夫”的起源

据郑阿财先生《敦煌蒙书研究》一书记载了有关于“上大夫”的写本有7件，笔者在查找搜集整理《敦煌遗书》中“上大夫”的写本时只搜集到6件，有P.3145、P4900(2)、P.3806、P.3797、P.3564、S.4106。兹分别叙录如下：

编号 模式 字体 年代 内容法国巴黎藏 伯 3145残卷，纸长41.4cm,高30.4cm。正反面楷书 社司转帖。反面上大夫丘乙己化三千七十二女小生八九子牛羊万曰舍宅法国巴黎藏伯 4900（2）学童习字残卷纸长25,5cm ，高28,5 cm楷书 唐懿宗咸通十年（公元869年）首行有朱文“试文”，其次每行开头有朱笔书一字， 上大夫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每字下有学童临写。后有咸通十年大英图书馆斯 4106卷子本，黄色纸，长426.7cm楷书 上大夫，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牛羊千口。舍宅不受。其卷后佛说法句经卷法国巴黎藏伯 3806卷子本，长309cm,高29.6cm。正反两面书楷书 《春秋经传集解》残卷 ，有社文，佛教愿文等。后有上大夫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二小生八九子可知其礼也。法国巴黎藏伯3797卷子本，黄色纸，长92cm,高30cm。楷书 宋太祖开宝九年（公元976年）《新集严父教》《太公家教》，卷末有“上大夫丘一己化三千七十二女小生八九子牛羊千口宅字”后有维大宋开宝九年丙子岁三月十三日写子文书了。法国巴黎藏伯 2564卷子本，淡黄色纸，楷书 后有乙酉年五月八日…《晏子赋》，《牙可新妇文》，《太公家教》，其后有学童习字文，大夫丘乙己化三千七十二女小生八九子牛羊千口舍曰。

现存的敦煌写本“上大夫”中，伯.2564卷末题“乙酉年五月八日……”，乙酉，可能为唐垂拱或唐顺宗永贞年间。伯4900卷末有咸通十年（869年），伯3797《太公家教》卷末“开宝九年丁丑年四月八日王会……”，从以上多件实物的抄写情形和所属年代来看，这些写本均出于“无古无今”的孩童之手，清褚人镬《坚瓤壬集》卷四《上大人》记：小儿初习字，必令书“上大人，丘乙己……”二十五字，天下同然，不知何起。释慧明《五灯会元》卷四《睦州陈尊宿章》中提及唐僖宗年间陈蒲鞋与禅师之间的信口所答中熟练引用“上大夫”。

后俞樾在《补自述诗》自注云：小儿初学字，以朱字令其似墨描写，谓之描纸。“上大人……”等二十五字，宋时已有此语，不知所自始。可见小孩初学写字时将上大夫作为习字描红的基本规范笔画，每天练习一纸，成为日常生活中的基本书写习惯，据敦煌遗书中保存的写本抄写时代和文献记载可推测将上大人作为儿童习字的书写启蒙教育在北宋甚至唐以前已经广泛流行于敦煌地区。

二、《上大夫》对唐民间书写的影响

“上大夫”，一般也写作“上大人”。全篇25个字，“上大夫丘乙己化三千七十二女小生八九子牛羊千口宅字”，文字笔画简单易实，其内容意旨为何？少人究诘。

清梁章钜《归田琐记》卷六《上大人》上有：余留寓浦城，次儿、三儿、五儿及长女、三女，悉比户居，内外孙十余人，皆不过十岁上下，塾师延至四五人。有初学执笔者，每写“上大人”等字，辄询塾师以出在何书，如何讲解，多不能对。可见梁章钜家里的塾师在教其子女学写“上大人”等字时，连塾师都不知道“上大人”出自何书，更不知其内容如何解释。

明.祝允明《猥谈》“上父书”条中有今小儿学书必先学“上大夫”二十五字，天下同然。然而对于上大夫意义，书坊有解，但也只是众说纷纭胡说也。

“上大夫”作为儿童习字基础笔画的入门训练，在唐宋时期极为流行，关于“上大人”内容的解释众说纷纭，但是从实物原件的抄写情

况来看，“上大夫”只是童蒙语文教育的习字教学，作为基础规范的汉字临摹范本影响每一位初学者，基础学习并不会完全给书写者带来艺术性和审美性，但上大夫却具有书法教育的基础性和习惯性。如伯4900是唐懿宗咸通十年（公元869年）所存的孩童习字的残卷，首行有朱笔“试文”二字，其次每行开头有朱笔各书一字 “上大夫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显然朱笔是塾师示范的，每个字下由学童进行临写，每行十余字。其余几件关于上大夫的写本也都有类似的抄写形式。

童蒙初学习字描红，旨在熟稔运笔与文字结构，“上大夫”作为民间书写的启蒙教学，几字易识，却蕴含了中国文字的基本笔法，作为经典的书写规范，广泛流传，经久不衰。

《上大夫》的性质究竟为何？我们从敦煌写本的情形及宋元明清的典籍所载，可以认定这是童蒙的识字通俗读物，同时也是学童习字的仿书。关于敦煌遗书中的童蒙教育类的书籍，识字类主要有《千字文》《开蒙要训》《百家姓》《俗务要名林》等，知识类有《九九乘法歌》《杂抄》，德行类有《太公家教》《崔氏夫人训女文》等。这些古代蒙书的存在反映当时敦煌地区的民间书写情况和民间文化，囊括了大众知识与广阔的思想内容，体现了唐代对儿童启蒙教育的重视。

伯3797号同卷还抄有《太公家教》《新集严父教》，卷末抄有“上大夫……”二十五字，可见《上大夫》不仅是童蒙读物，也是学童启蒙习字的仿本，这些以民间书写形式记载的童蒙读物，无古无今，无须追求书法的绝对完美，没有刻意矫饰的痕迹，在无法度森严之后形成了一种“规范”模式，包含的却是清新与活泼的自然流露。

据陈元靓《事林广记》中“小儿写字法”条明白地提到孩童写字时，先写“上大”二字，一日不得过两字，两字端正。方可换字。若贪字多，必笔（潦）草，写得不好。写得好时，便放归。可见“上大人”作为习字描红的常用教材规范着学童的习字方法，字一次不可多写，少而精，写好了才可以去做别的事情。俞樾《补自述诗》描述娇孙习字时“晨窗日日磨丹砚，描纸亲书上大人。”可见“上大人”作为儿童通俗的民间启蒙习字内容，因其笔画简易、笔法完备而广泛流传，深入人心，经久不衰。

三、民间书法的艺术分析

从敦煌遗书《上大夫》的6件写本上看，伯.3806上有《春秋经传集解》残卷，伯.2564上有 《晏子赋》《牙可新妇文》《太公家教》，可见民间的书写中不仅会有童蒙的诵读书目，还涉及到经卷的书写。可以推测，经生们抄写经卷的启蒙很有可能也是从“上大夫”开始的。

敦煌文书，多出自非职业写经生的普通人之手，可窥见出当时初学者和粗通文墨者使用文字的状况。敦煌遗书中的书法特点既具有民间书法的自由与率真，也有着经典书法的庄重和严肃。它是典型的民间书法，其形成的整体过程具有宽松的民间自发行为，如伯.2564《晏子赋一首》，露峰起笔，撇捺舒展，下笔果断，行笔自然，表现出轻松秀雅的书写风格。奇险率意的结构和刚柔相济的用笔构成了民间书法的典型书法审美特征。如伯.3806上《春秋经传集解》残卷，笔画夸张，充满孩童书写的稚趣和“无古无今”的审美倾向，整篇趋于和谐，灵动清逸。在内容上看，敦煌遗书与经典书法一样，那些童蒙的经典读物被学书者一遍遍的诵读与书写，那些经卷在僧人笔下一遍遍的被诵读抄写，无论是僧人的日课之作，还是书写的低手所抄，完全是虔诚和崇敬的心理支撑着自己的心灵，支撑自己的书写行为，自然率真和内心庄重被转化成书写审美的理想。

在以写经为主要内容和形式的敦煌遗书中，同时也留存了临习王羲之、欧阳询、柳公权等著名书法家的经典名帖，反映了经典书法文化艺术对社会不同领域不同地区中的传播，体现了写经者对经典名家书帖的崇尚、学习、向往和追慕。正是有了这些经典名帖的流传和传播，给当时写经人提供了重要的临摹范本和样式。

钱泳《履园丛话.书学》中所云， “经生书中，有近虞、褚者，有近颜、徐者。”米芾《海岳名言》中所说，“进入盛唐开元以来，缘明皇字体肥俗，始有徐浩，以合时君所好，经生字亦自此肥”，随着历朝皇帝对书法追求的风格不同，写经者也投其所好的进行书写创作。结合斯752《佛说佛明经》比斯786《般若波罗蜜经》要丰腴宽博的多，想必后唐经生书体呈现肥满之态受到颜体宽博饱满气象的影响，使其审美意识更趋向于经典和传统。另外《怀仁集王书圣教序》于唐高宗咸亨三年（627）刻石后，引起了广泛关注，内府中翰林待诏亦学此碑，以至专门从事抄经的书手、经生们也回归传统，向经典法书靠拢。通过真迹的传搨摹写，使内府中珍贵的书迹流向敦煌，带给了广大好书者观摩学习的机会。敦煌遗书以民间书写为主的表现形式，流露出淳朴消散的自然美感。

1.《中晚唐五代书论》[M].湖南：湖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

2.《宣和书谱》[M].湖南：湖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

3.《历代书法论文选》[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

4.《唐五代笔记小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