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的水鬼唯你成江神

魏建宽

一

肉体的、碳水化合物的屈原，公元前278年前就葬身汨罗江。唯有精神的、文化的、人格的屈原不朽！

屈原是什么？

屈原是诗人，一位忧郁的诗人，一位太清醒又太孤独的诗人，一位容易流泪的诗人，一位彷徨的诗人。一位进退无路的诗人，一位人格峻洁的诗人，一位悲天悯人的诗人，一住拥有自己的信仰的诗人，一位怀才不遇的诗人，一位“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的诗人，一位“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诗人，一位绝望的诗人，一位山穷水尽最后沉江而死的诗人。

诗人余光中说：湘水悠悠无数的水鬼/冤缠荇藻怎洗涤得清？/千年的水鬼唯你成江神/非湘水净你，是你净湘水/你奋身一跃，所有的波涛/汀芷浦兰流芳到现夸

正因为这样，余光中深情地说“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蓝墨水的上游”，既是喝着蓝墨水长大的中国文化人的精神源头，也是中国文化与精神的源头之一。

二

司马迁是一位雕塑家，他将手中的如椽巨笔，化成锋利灵巧的刻刀，为历史塑造起了一尊尊精神的雕像。就是在他的刻刀下。屈原从汨罗江水中浮出了水面。于是，屈原有了呼吸，有了叹息，精神的屈原借助于司马迁的笔复活了！文化的屈原、精神的屈原第一次在史册上成了偶像，成了神。

《史记·屈原列传》是司马迁为屈原写的政治史、命运史，也是司马迁为屈原书写的心灵史。

政治史上的屈原，“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曾担任楚怀王的左徒。左徒一职权力很重，其地位仅次于楚国的令尹（国相）。任左徒时，屈原在朝廷与楚怀王商议国家大事，楚怀王颁发的政夸大多出自屈原之笔；屈原受命出使诸侯国，又能不辱使命。楚怀王一度对屈原十分信任。但是，“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的屈原，最终招致的却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上官大夫等奸佞之巨的离间，让楚怀王逐渐疏远了屈原。屈原提出的联齐抗秦的外交原则也被楚怀王放弃了。公元前301年，秦、齐、韩、魏四国联军攻击楚国，楚军大败，大将唐眛被杀。楚国从此江河日下，国势日衰。楚怀王接着又中了秦昭王的联姻计，出访秦国被扣，成了秦国向楚国索要土地的人质，最终客死秦国。在这几次对楚国的命运走向有着决定性意义的历史事件中，屈原曾力主楚怀王杀秦国使臣张仪以向世人表明联齐合纵的决心，也曾力谏楚怀王不要出访“虎狼之国”——秦国。但是屈原的一片忠心。都被楚怀王误解了：他的具有远见的政治外交主张也被楚怀王拒绝了。等到后来楚怀王被扣秦国，楚怀王的儿子顷襄王继住，屈原又因令尹子兰的离间而遭放速。屈原终于被迫离开了政治舞台的中心，彻底成了楚国的弃臣。屈原徘徊江边。最后孤独而又愤怒地走向了汨罗江。

水葬，成了屈原最后的选择！“水谏”成了屈原最后一次尽忠的方式！

司马迁于《屈原列传》中引用屈原的诗歌《渔父》，借屈原对渔父的回答，将屈原的心灵世界展现在了我们的面前：“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吾闻之，新沭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表。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这就是撼人心魄的屈原的心灵独白。

一个高贵的灵魂，一尊精神的偶像就这样矗立在了我们面前！

司马迁“信而见疑”的个人遭遇与屈原有着惊人的相似，身为太史令的司马迁曾立于汉武帝的朝堂之上，动情而又慷慨地为李陵辩护。他的忠心与直言，不仅没能得到汉武帝的理解，反而激怒了刚愎自用的汉武帝，终遭宫刑。

写屈原，司马迁其实也是在写自己！在《屈原列传》的篇尾，司马迁无限感慨地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过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

读《离骚》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我们知道屈原是一位容易流泪的诗人；读《屈原列传》上面的文字，我们又知道司马迁也是一位容易流泪的史学家！

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个人命运，还有贾谊的同样遭遇，均让司马迁无限感伤。最牵动司马迁的个人情感的，我认为首先是屈原的命运，因为屈原的命运就是司马迁的命运，司马迁的命运就是屈原与贾谊命运史的“汉武帝时代版”。

但是，客观上也因为有了《史记·屈原列传》，一位忠君、爱国、爱民、正直的士大夫形象，终于成了一个历史的定格！

三

时间是最好的过滤器，有的人很快被时间蒸发、风干，消逝得无影无踪，有的人却成了后人世世代代尊崇的偶像！

屈原在一位容易流泪的史学家司马迁的那部大书中，复活成神了。再经汉代大儒王逸等人的推崇，屈原忠君爱国的一面又得到了强化。于是，屈原最终成了神。成了象征忠与义的神。

成神，就成了顶礼膜拜的对象，就成了为之敬礼的对象，就成了世代供奉的对象。

每年的端午节，都会有龙舟竞渡，人们将这一习俗赋予了最美的传奇色彩。人们说，龙舟竞渡是为了以最快的速度将投江而死的屈原的尸骨抢回。人们说，以菰叶与五彩线包扎糯米粽子，是为了沉江而死的屈原不致成为饿鬼，因为龙王最怕的就是五彩线，王彩线能化为缚龙的长缨。龙王被镇住了，龙王管辖下的鱼鳖虾蟹就不敢对屈原无礼了。人们说，端午节家家户户大门佩香艾与菖蒲，香艾吐芳，菖蒲似剑，因为那是屈原最爱的芳草，是屈原美德的象征。屈原成神，神的爱物也便能避邪解难。

其实，龙舟竟渡缘起拯救溺水的屈原的传说，据闻一多先生的考证，最早的文字记载也只见于南北朝。对于龙舟竟渡习俗的起因，学术界众说纷纭，有人说是为了祭祀伍子胥，有人说是为了祭祀勾践，有人说是为了祭祀介子推，说法不一而足。

时间为我们制造了无教个谜，我们或许已经无法从历史的迷雾中去寻找出一个解释端午节起源的正确答案。真正值得人思考的，我认为倒是人们为什么更愿意把端午节这样一个起源最后归于与屈原有关！

读读文天祥的《正气歌》，我们就能找到答案！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日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

文天祥虽然没有将屈原列入嵇绍、颜真卿、张巡等人之列，但我们可以从文天祥的文字中，知道什么是那个时代的天地正气，知道那个世界有一种维系天道、地纪、人伦的准则。屈原之所以成神，也正是他身上所体现的忠于自己的祖国、忠于自己的人民的那份可贵的品节。

人民从屈原的作品中，读到了他的“哀民生之多艰”的大悲悯的情怀：君王从屈原的作品中，读到了他的耿耿忠心：文人从屈原的作品中，读到了他的“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的独立人格：志士从屈原的作品中，读到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坚忍意志。

尤其重要的是君王从屈原身上读到的“忠”，对屈原最终成为世代祭祀的神灵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的两千年封建史，就是以“忠孝节义”“仁义礼智信”维系的历史，屈原成神，是统治者所希望看到的。因为屈原从某种意艾上说，是忠臣的典范。统治者的认可，使屈原最终被默认为供人祭祀的神灵。

当代著名学者刘晓枫在他的《拯救与逍遥》一书中，深刻地分析说：“儒家信念对君子人格的高度弘扬，并非没有理由，乃基乎下列三项依据：君子与圣史合一，与习传伦理同一，与天理同一。”

在刘晓枫看来，所谓“圣史”就是尧舜至文武诸先王的政绩，由天启示给先王的历史王道。而“王道就是在历史中实现了的正义。把神圣历史的典籍变换成历史正义的基础，历史理性就确立了”。“与习传伦理同一”中的“礼”则是一套伦常规范如孝悌以及政治秩序，这样的礼就是使人服从君父的命令。屈原的身上完整地体现了儒家所期许的“君子”内涵。而屈原身上体现的“忠君”思想，更是被宋代儒学奉为可与日月同在的永恒不变的“天理”。

正因为屈原完全具备了这三个条件，屈原最后成神也就有了政治学、伦理学上的意义了。

当然，我认为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不同的人均从屈原的身上读到了自己，这才是屈原最终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共同接受且世世代代受到祭祀的神灵的根本原因。

四

端午节，也曾是诗人节！

了解这一历史事实，对理解屈原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1940年6月10日，正是那一年的端午节。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重庆举行了纪念屈原的诗歌朗诵会。会上有人提议以每年的阴历五月初五端午日为中国的诗人节——这就是诗人节的来历。这个提议得到了中华民国政府的肯定。

1941年端午日，重庆举办了第一届诗人节。国民党的大员如于右任（监察院长）、陈立夫（组织部长）、孙科（立法院长）、冯玉祥（副委员长）参加了，“左翼丈人”郭沫若、老舍等文化名流也参加了。大会推选于右任为诗人节纪念会主席，老舍为主持人。于右任、老舍作了主题演讲，郭沫若作了有关屈原的考证，李可染作了屈原画像，安娥、高兰等作了诗朗诵，马思聪等人演奏了音乐。老舍与冰心、胡风、郭津若、臧克家等53人，联名签署了《诗人节宣言》。宣言发表于《新华日报》，表示“我们决定诗人节是要效法屈原精神……诅咒侵略，讴歌创造，赞扬真理”。

不过，1946年以后，国内就很少有诗人节的活动了。但不管怎样，在那个烽火连天共御外侮的年代里，诗人们提出这样一个宣言——“要效法屈原精神……诅咒侵略，讴歌创造，赞扬真理”，其实就是希望将屈原塑造成一尊精神的偶像，让屈原成为能唤起人们反对法西斯战争、呼唤和平的神灵。同时，也希望屈原能成为一尊诗神，激励诗人们“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能用手中的那支笔创造出更多的优秀作品，以诅咒战争，以守护正义，以祈盼和平，以讴歌真理！

在民族危亡之际，人们总会自然而然地想起他。希望他成神，愿意他成神。这就是屈原的意义！

1944年，曾有一位名叫孙次舟的教授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推断“屈原是楚怀王的弄臣”。也就是说几千年来人们所崇敬的屈原，只不过是楚怀王的一个文学仆从，一个供封建君王驱遣玩弄、没有任何独立人格的文学侍从。孙次舟认为屈原是一位从“人”变而为“奴”的弄臣，根本不配以诗人节来祭祀他。孙次舟还在他的《屈原讨论的最后中辩》中说：“昔闻一多先生亦有类似之说。”这一句话，逼出了闻一多先生的一篇长文《屈原问题——敬质孙挺舟先生》。

闻一多先生在这篇文章中所表达的核心观点是——

我觉得屈原最突出的品性。无疑是孤高与激烈。这正是从《卜居》《渔父》的作者到西汉人对屈原的认识。至东汉，班固的批评还是“露才扬己，怨怼沉江”和什么“不合经义”，这里语气虽有些不满，认识依然是正确的。大概从王逸替他和儒家的经拉拢，这才有了一个纯粹的“忠君爱国”的屈原，再经过宋人的吹嘘。到今天，居然成了牢不可破的观念。可是这中间，我记得，至少还有两个人了解屈原，一个是那教人“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的王孝伯，一个是在《通鉴》里连屈原的名字都不屑一提的司马光，前者一个同情的名士，后者一个敌意的腐儒，都不失为屈原的知己，一个孤高激烈的奴隶，决不是一个好的奴隶，所以名士爱他，腐儒恨他。可是一个不好的奴隶，正是一个好的“人”。

闻先生认为孙次舟先生恰恰将屈原人格变化的过程颠倒了，屈原不是由独立的“人”变成了“弄臣”、奴隶，而恰恰相反，屈原是一桩“反抗的奴隶”，是一位“居然挣脱枷锁，变成了人”的奴隶。

因此，基于这一观点，闻一多说：“对奴隶，我们只当同情，对有反抗性的奴隶，尤当尊敬，不是吗？”

文章的最后，闻一多先生说：“我们要注意，在思想上，存在着两个屈原，一个是‘竭忠尽智，以事其君的集体精神的屈原，一个是‘露才扬己，怨怼沉江的屈原。”

闻一多先生曾留学欧美，一度曾是自由主义者，曾是埋首学问的学者，曾是知识分子必须拥有个体独立人格这一价值观的捍卫者与坚守者。明白这一点，我们就能明白闻一多为何在1935年发表于天津《益世报》的《读骚杂记》中套引用东汉班固的文字写下这样的话——

班固说：“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絮狂狷景行之士。”

这才真是《离骚》的作者，但去后世所谓忠君爱国的屈原是多么辽远！说屈原是为爱国而自杀的，说他的死是尸谏，不简直是梦呓吗？

这样的观点，即使在批评孙次舟的文章中，闻一多其实仍然在坚持着。时隔一年之后，又一个诗人节来到了。闻一多又写了一篇纪念屈原的文章《人民的诗人——屈原》。读这篇文章，我们套感到十分的惊讶。在这篇文章中，闻一多只字不提他原来主张的观点——屈原是一个“露才扬己，想怼沉江”的由奴隶变为人的诗人。全篇只一个核心观点：屈原是“身份上属于广大人民群众的”、以“人民的艺术形式”（楚地民歌风格的诗体）“无情暴露了统治阶层的罪行，严正宣判了他们的罪状”、唤醒了人民的反抗精神的屈原。

写作这篇文章时的闻一多先生，已经是接受了吴晗、楚图南等共产党员影响的闻一多，无须深读《人民的诗人——屈原》，从速篇文章中不断跳出的在闻一多先生以前的作品从来出现的词语中，你就会发现1945年6月端午节的闻一多，已经成了一位深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影响的诗人，这有楚图南、昊晗及闻先生的家属等人的回忆录为证。这个时期，闻一多已经是一位坚定的民主斗士，他正在为人民歌，为人民呼。

至此，屈原在闻一多先生的笔下，完全成了一面迎风猎猎飘展的战旗：屈原的诗歌也成了一声声嘹亮的刺破专制黑暗的黎明前的号角。也难怪在《人民的诗人——屈原》的结尾，闻一多先生会高声地赞美：“屈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有充分条件称为人民诗人的人。”

只可叹。闻一多先生写完《人民的诗人——屈原》，仅一年之后，他就倒在了血泊之中。

枪杀他的是国民党法西斯特务，这是有预谋的狙杀。是密集的攒射，是背后的暗杀。

闻一多写《人民的诗人——屈原》，是为人民而呼，为自由而呼，为民主而呼：闻一多在李公朴先生的追悼会上大义凛然拍案而起，怒不可遏地斥责国民党的黑暗统治，预言他们快完蛋了。那是向国民党专制统治的奋力一击，也是最后一击。

但是，他倒下了！

闻一多之死，说明了什么？这无疑从反面证明，屈原存在的价值，或者说屈原精神存在的价值！

让屈原永远成为诗人笔下的尊神吧！成为人民心中的真神吧！一尊呼唤人格独立的真神，一尊爱国爱民的真神！

若能如此，屈原连一千年前的水鬼才能真正成为我们所希望也是所需要的江神！

（摘自《高中生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