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在33岁那一年

朱学东

新浪微博上有一条热帖，主题是“33岁，他们在干什么”：

“1986年，习近平33岁，宁德地委书记；1988年，李克强33岁，团中央书记处书记；1988年，汪洋33岁，铜陵市市长；1993年，周强33岁，司法部办公厅副主任、部长办公室主任。”

我对他们的33岁一点都不感兴趣。我真正感兴趣的，是那些跟帖故事。

在跟帖中，我的一些朋友回忆了他们的33岁：

封新城，从电台辞职，创办《新周刊》；

刘春，从中央电视台辞职；

牛文文，从《经济日报》下派到中国企业家杂志社；

邓飞，不再做调查记者，开始做公益，发起了免费午餐；

……

突然间发现我与朋友们的选择竟然非常相似：

2000年9月，我33岁，我放弃了自己的第二份工作，辞去了如今人人羡慕的稳定可靠的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身份，转而投身于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开始了自己的媒体工作之路。

或许仅仅巧合，或许有某种复杂的逻辑关联，让我们都在33岁时都作出了类似的选择，尤其是选择离开体制？

我没问过我的那些朋友。但我清楚，自己在33岁时的选择，是自己作出的，因为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33岁之前，我在机关当一个小小的公务员，一个小小的秘书，绝不是官。

在中国的政府机关，秘书虽然不算什么，但有时也算是位居要津了，当年的说法，秘书是体制内升官最快的一种职务，甚至现实政治中，还有秘书帮之说。

彼时我所供职的机构，秘书处我们同龄的若干人，都算得是干才。

我也不差，那时起草文件写个讲话稿，我也算得上是一把好手了。还受委托独自一人给常委副总理起草过讲稿呢。以至于会议做记录时，老觉得是自己在讲。当然是意淫了。

所以，其时我也算得上领导信任，同事器重，自己努力了。

当我准备辞职时，我的中学好友强烈反对我辞职，认为多么好的机会啊。甚至，我的一位同学，当年我们一起来北京上学，直截了当地跟我说，若是觉得机关收入低，他每月给我补5000元，完全是个人行为，而且，“我们俩完全不一样的行当，绝对不会找你麻烦，不用担心行贿受贿”！

我谢绝了同学的好意。在我家太座的支持下，我选择了离开机关，义无反顾。

而且，离开机关时，我谢绝了领导和机关的推荐安排，而是自己选择了一家当年市场化程度颇高的报纸，《信息早报》。当年炒股票的人，大抵知道这张报纸。

从此自我放逐，浪迹江湖路，一路走来，颠簸蹒跚，摔跤磕碰，自是难免。

但日子却过得很是踏实放松。

我的那些留在机关的秘书处的同事们，他们工作努力，后来发展得都很好，都当了司长副司长。

我的一些老同事，后来见了我，分外热情，一些人为我选择离开遗憾，认为我应该留在机关。有人开玩笑跟我说，要是不走，什么什么地方多大的房子早就该住上了。

我哈哈一笑，回答说，我早住上了那样的房子！

后来我在《南风窗》工作，一位在某重要部门工作的朋友，跟他的领导说，若我不离开，也应该如何如何了。领导说，人家学东做的是正事，我们能够帮他的地方多帮帮他。

话传到我耳朵里，我心里暖洋洋的。后来我的许多旧同事老朋友，在我的每一个新事业的关口，都曾经给我帮助支持。

2002年我的一位老领导曾经建议我回锅，但我谢绝了。好马不吃回头草，外面的世界虽然也时有无奈，但自由开阔，像我这样性格的人，放浪惯了，更受不了限制。

但我并没有想到，后来公务员热得如此之烈。

但我一点也不羡慕。

文章千古事，纱帽一时新。

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以文字立身，在这个人人写作人人奢谈媒体的时代，于我这样老派的人而言，依旧有一种无法换得的尊荣和享受。

我会记得2000年秋天的选择，那是一种新生，成就了我的今天。

那一年，我33岁。

（摘自《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