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许人正在挟文学为大用

○水运宪

前几天读到一位朋友写的文章《文学：无用之用，是为大用》，不禁浮想联翩。文学被边缘化已是不争，确实只剩下“无用之用”了，何以仍然有众多的人趋附于斯？甚为疑惑。

如今还在做文学的人大致分为三种：一是那些以文学为职业的人；二是从幼到老心中始终怀有文学情结的男女人士；再就是以文学为钻营招式的一批功利主义者。第三种人只注重自己在烟火社会中的地位，浑然不知道自己在文学领域中到底有没有地位。偏偏文学对于前两种人只能是“无用之用”。惟有这第三种人，还真能够挟文学“是为大用”。

“无用之用为大用”出自庄周典故。说是庄子率弟子游到某山下，看见一棵粗百尺，高数千，树冠宽如巨伞，能遮蔽十几亩地的巨树，便忍不住问伐木工，如此好大木材，怎么没人砍伐，任它生长千年？伐木工一脸不屑：“何足为奇？此树是一种不中用的木材。用来作舟船，则沉于水；用来作棺材，则很快腐烂；用来作器具，则容易毁坏；用来作门窗，则脂液不干；用来作柱子，则易受虫蚀，此乃不成材之木。不材之木，无所可用，故能有如此之寿。”庄子听完，立即总结出来一条哲理：此树因不材而得以终其天年，岂不是无用之用？无为而于己有为？

从字面上理解，这里所谓的“大用”，是指那棵老树终于得以“终其天年”。之所以能够做到这样，又完全得益于这树本身的“不材”。于是我便想到了文学。何为文学的“大用”？我们应该以文学“终其天年”、“于己有为”为大用吗？进而言之，为达到这样的目的，我们就要让文学蜕变为“不成材之木”。让文学“无所可用”以成全天年之寿。此言当乎？这样简单地套用先哲弘论，显然极其不当。

朋友在文章中提到了一批“文学梦做不下去”的年轻人。他们“没有天分却想把文学当成终生职业，甚至想靠写作发大财”。不过我觉得这样的人倒也可爱。想把文学当成终生职业，毕竟还认为这项事业强过其他，说明他还有一个干净神圣的文化情结紧系于心中。靠写作发大财的想法也无可厚非，只要他发得了这份大财，也算体现了文学的商品属性。正正当当的劳动报酬，实实在在的取之有道嘛。朋友说他恨不得前去喊醒他们的梦，让他们回到现实中来。这当然是一种悲悯情怀，绝对没有恶意。我倒觉得对于那些真正在做文学梦的人，还是不要贸然喊醒的好。纵然他们“执迷文学而不悟”，那也只是暂时未悟，怎么见得会一世不悟？倘若他智商正常，也不好轻易断定人家到底有无文学天赋。做梦嘛，何不由他去？梦做不下去了，自然就会醒过来的。

倒是有太多的人需要人们去喊醒。说喊醒还是客气的，应该对他们当头棒喝。比如时下让人目不暇接的所谓“作品研讨会”，许多不过是一些自费出版完全没有文学品质的粗糙玩意儿（甚至还不乏请人代笔之作），不知怎么就召开了极其隆重的“研讨会”。钱钟书老先生很早就辛辣地讽刺过这种乱象，说那是“花一些不明不白的钱，找一些不三不四的人，说一些不痛不痒的话”。奇怪的是如今的参会者当中，居然也有真三真四的知名评论家现身其中。还煞有介事地说一些不轻不重、无根无据的违心话，然后被塞给一只不薄不厚的红包。

我贸然猜想，这些找人来吹捧自己者，应该不属于做文学梦的人。当然这些人也在做梦，但是他们做的梦跟那些文学青年的梦判若云泥。这些人绝对不会真诚地去追寻文学，更不会梦想把文学当成终生职业。在他们的心目中，文学自有神功。岂止是“无用之用”？他们绝对要把文学“是为大用”。

我曾经在省作家协会忝列过18年副主席。主席团每半年就要进行一次投票表决，通过一批申请入会的新会员。漫长的18年当中，我发现申报者中，在任的党政领导干部越来越多，级别也越来越高。有一次讨论，八十多名申报者当中赫然就有三名正厅级官员。处级干部十好几位。当然不能根据人家是不是官员来决定取舍，问题是那三位领导我都认识，不客气地说，三位老兄没有一个够得上作协会员的资格。其中一位呈报的入会作品，竟然是他的一本“论文”集。洋洋五十万言，全是他平时各种工作报告的结集。而且他主管的是一个经济部门，跟文学风牛马不相关。

记得主席团啼笑皆非之后，也有人很现实地说，越来越多的领导申请入会，对于我们作协这尊清水衙门也许是件好事。至少今后开展点文学活动，寻求点资助什么的会方便一些吧？耐不过人穷志短，于是也就稀里糊涂地通过算了。实践证明，后来这些领导还真就给予了一些支持。文学还真有些无用之用呢。

当时我有点费解。都是高级干部了，有的还官居知府，牧驭数百万平民百姓。种种实在的东西都不缺，又何必如此看重“作协会员”的虚无名分？后来才发现我的这种费解实在过于浅薄，正如看不透商人如何算计将自己的资产滚雪球一般壮大。有一次我出差回到家乡，当地的市委宣传部长请我吃饭。他们部里正在考察提拔一名文化科长，部长在敬酒的时候似乎很随意地告诉我说，有三名候选对象，其他两名看来差了点火候。因为那两位同志都没出过书。“既然是选文化科长嘛”，部长条理清晰地说，“有作协会员的身份，优势当然就大多了”。

文化科长还只是科级干部。下去采访过程中，我就多次收到过县级领导递上来的名片。除了印有书记、县长或副书记、副县长之类的党政职务，还专门印有：省作协会员。宴请之前，就有工作人员将他的书搬来一大摞，由他签名赠送。我心里很清楚，他的上级领导或者跟前程有关的部门领导肯定早就收到过他的“著作”。比起前后出道的同僚，这样的干部便多了一个作家的身份。倒不是说作家就注定有什么优势，但可以在“综合素质”一栏加分添筹。

再往上走，厅级干部是否也在玩文学牌？答案是肯定的。那次主席团会议上批准入会的三名厅级领导，其中一位是在职的市委书记，一位是某某厅的党组书记兼厅长。到了这个级别，有的人便玩得更具奇效。某个地级市的人大代表选举市领导，候选人高票当选。发言人说，本次选举风清气正，不存在拉票贿选问题。还用得着拉票吗？人大代表早就被告知这位候选人是一名作家。人们敬仰作家。这是一种既无形又有形的示范效应，难怪有众多的官员们竞相效仿。对于千方百计渴望进步却又深感仕途拥挤的某些官员来说，文学的无用之用，的确是为大用。

官员弄文著述本属极其正常的事情。古代科举制度之下，考生人人平等，唯有文才佼佼者方能得以录用。所谓学而优则仕。文章从四书五经中选题，开始先揭示题旨，称为“破题”。接着承上文而加以阐发，叫“承题”。然后开始议论，称为“起进”。往后还有诸多名堂，总共有八股。在这样严厉的考试制度面前，若不是饱学之士，不是文章高手，绝对仕途无门，科举制度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历朝历代有无数传世诗人本身就是当朝仕宦。跟今天的官员不同的是，他们不会在自己官衔前面冠以前缀词。刘禹锡、苏东坡从来就没有把自己称之为“作家刺史”，王安石也绝不称自己是“诗人丞相”。先贤们对于文学的历史贡献，足以让后人去领会文学“无用之用为大用”的奥妙。

只可惜今天某些官员并没有去作深刻的领会。他们争相出书、踊跃入会，已经成为了时下官场盛行之怪现状。如果说有的官员是在附庸风雅，这倒也情有可原。毕竟他们还知道舞文弄墨、写书码字是件风雅的事情。况且不少官员确有文学底蕴，公务暇余常有妙手文章，令我读毕视为道兄。他们当然不在怪现状之列。

然而有为数不少的官员则是以文学为官场进取之阶梯，独辟蹊径，以获得出奇制胜的效果。或者以文学为饰己之羽毛，制成桂冠，欺世盗名，以污损文学之圣洁。凡此种种，不忍枚举，实在看得人心寒齿冷。

有心匡正，无力回天。世风如此，拿他们有什么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