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说纷纭的北大第一任校长丁韪良

○ 武海霞

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任校长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是美国北长老会派至中国的传教士，在中国生活了62年（1850—1916）。他精通中国语言、文学、哲学，是清末在华外国学者中首屈一指的“中国通”。对于晚清中国社会，他的观察细致入微，同时又不乏西方人看中国所具有的独到的视角与见解。

他是一个传奇传教士：创立北京崇实中学（现北京21中学），参与起草《天津条约》，后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曾得到清政府二品顶戴。但是，他也曾不止一次地主张驱逐满人、放逐慈禧，由列强控制一个傀儡政权以使中国“进入文明国家的行列”，提出“以华制华”的政治策略，俨然是一个游走在政治舞台的谋士。

“反动”的美国传教士、穿道袍的“帝国主义强盗”

很多教科书和文章把丁韪良定性为帝国主义分子和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代表人物。因为他本人在1900年出版的《北京被围目击记》（Siege in Peking）坦白承认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之后，自己也参加了“抢劫”。顾长声在《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中写道：

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义和团运动之前是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在使馆被围时，他脱去了道袍，背起了步枪，参与射杀义和团。……据他说，慈禧太后带了宫廷人员从西边城门逃走之后，“有一大半居民放弃了他们的住所，向城外逃走了。由于他们仓皇逃跑，他们的衣柜、塞满了之前的皮货，地板上撒满了最华丽的绸缎，有些地方满地都是银锭。多么诱惑人去抢劫啊！”

其实真相并非如此。原文说“……有些地方满地都是银锭。多么诱惑人去抢劫啊”,但这并不意味着丁韪良没有抗拒住诱惑参与了抢劫。但是，他老老实实地记录了自己的一次“抢劫”：

惠志道牧师和怀丁牧师负责的教徒们急需粮食，我为了他们的利益干了一点小小的抢劫。我听说在内城京师大学堂附近有一家被遗弃的粮店。我们到那里去发现有相当数量的小麦、玉米和其他粮食。于是我们把这些粮食搬运到好几辆骡车上，我们运走的粮食不少于二百蒲式耳。我高声叫喊店主，告诉他把账单送到时，我会付给他全部粮款。但是唯一的答复就是我的回声……（《北京被围目击记》）

如果了解了这场“抢劫”的前因后果与作者对这件事的来龙去脉的叙述，那么即使是最严厉的道学家也会承认这是富有正义的“抢劫”。原来在当时的北京义和团运动中，约三千名基督徒避难英国公使馆，很多人已经在饿死的边缘，丁韪良得知此事后，自告奋勇地为其他传教士带路，去无人看管的粮站进行了“抢劫”，以便搭救三千名被义和团围困的中国教民的性命。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有谁依然认为这是一种可耻的抢劫呢？

“放逐慈禧”、“瓜分中国”、“以华制华”的谋士

在亲身经历了庚子之乱的那个夏天之后，丁韪良在1900年9月15日出版的京津《泰晤士报》上正式抛出了他的“中国战后重建”的方案。其内容有：

1、为了根除慈禧太后制造的灾难，在各大国共同拟定下，将慈禧放逐，恢复光绪帝的合法权利；2、取消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后颁布的一切政令，包括她任命的党羽的委任状，新政权许可者除外；3、恢复光绪帝的改革方案，在各国批准后执行；4、让各国划分势力范围，指派代表控制在其势力范围内的各省督府的行动。

站在中国人的立场，这个“方案”令人五味杂陈。中国在晚清的衰败、软弱在多大程度上与慈禧的短视与保守有关？欲逐之而后快的又岂止外国传教士？庚子之乱后的中国已然成为列强刀下羔羊的事实也难以否认，但是，依然很难理解丁韪良为什么提出希望列强“指派代表控制在其势力范围内的各省督府的行动”这样的“以华制华”的建议。

在《北京被围目击记》一书中作者给出了这样的答案：

对于中国来说，完全的独立既不可取也不可能，以上计划能保证现有的政权运转，还能避免中国陷入无政府状态，保证中国的进步，获得中国最开明人士的支持，如果采取相反的计划，推翻现有政权、正式瓜分中国，则中国将不可避免地陷入战乱。

丁韪良以上方案背后的原因，就是作者对义和团、清政府排外的赤裸裸的愤恨：“我们要发动战争，直到满清政府同意我们的所有要求，并保证此类起义事件绝不重犯。要解除满清的武装，让他们再也无力危害文明世界的和平，要拔掉老虎的利齿，要削掉老虎的利爪……”但是，仅仅过了6年，他就在《中国觉醒》（沈宏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版，）中大力赞美慈禧太后与晚清官僚：“她驾驭权力的手是强有力的，而且她的勇气出类拔萃，在驾驭帝国这辆马车走上从未尝试过的这条新路时她绝不会有丝毫的犹豫……”考虑到慈禧于1902年回銮进京后实施的一系列改革——比如1905年毅然废除实施千年之久的科举考试——那么丁韪良对慈禧的乐观似乎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争取美国在华利益的恶毒“外交家”

丁韪良其人最让中国人无法接受的一点是他为美国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献计献策。

在《北京被围目击记》结尾，他写道：

假如让我在中国境内挑选任何地方以代替战费的赔偿，由中国割让给我们一个“立足点”，那最好是海南岛……美国应当像英国一样，不因惧怕发展而放弃它光荣的卓越地位。……在中国，直到目前，我们的政治影响一直不够显著，但现在有一个很大的机会出现了，上帝不允许我们任其消逝，而不加利用。在我看来，我们并不需要大块土地作为我们的立足点。如果一个海南岛不够称心的话，再有一个大陆上的海口就可满足我们的需要了。也就是说，有了一个作为我们海军舰队的避风港，一个驻防阵地，使我们军队为了反对某个贪欲的国家企图吞并中国时，或是为了镇压另一次像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这种世界的暴动时，有一个集结的所在。

一百多年过去了，回顾丁韪良所提的一些建议，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为自己的祖国谋求霸权的战略家。他关于控制太平洋西岸的战略思想，至今还能从美国的亚洲政策中看出若干影子。

对中国文化抱有敬意

如果仔细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对丁韪良的“强盗”、“谋士”、“外交家”这样的定位大都依据他在1900年庚子之乱后发表的文章或者当年就写的《北京被围目击记》这本书。把对一个人一生的评价与定位围绕一本书或者几篇文章显然是有失公允的。事实上，丁韪良写了大量的文章与专著向世界介绍中国。翻开这些著述，可以看到他对中国的观察、理解与同情，即使在今天读来，其对中国文化理解之透彻至今让人赞叹。

早在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之前，丁韪良已经是当时中国教育界响当当的人物。1869年11月,经赫德推荐,总理衙门任命丁韪良为京师同文馆总教习，负责一切教务工作。直到1894年5月由于健康原因离馆辞职，丁韪良担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之职达25年。在他的不懈努力下，京师同文馆培养了近代中国第一批具有双语能力的外交官、外语教习和翻译。同文馆的新式教育实践促进了教育现代化，为辛丑条约后废除科举、建立新型教育体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丁韪良精通西方多种语言，熟读西方典籍，加上在中国多年浸淫中国文化，因此在写起中国的文、史、哲时持有一种超越东西壁垒的阔大视野。在其介绍中国文化的名著《汉学菁华》中不仅对如“翰林院”和“科举制”这样的题目驾轻就熟，同时将西方典故随手拈来，以作对比，超出寻常就事论事的视野。

丁韪良的学术贡献也表现在“双向译介”上，一方面向中国输入西方知识，一方面是把中国介绍给西方。前者主要有《天道溯原》《万国公法》《格物入门》等，后者主要有《汉学菁华》《中国觉醒》等。丁的这种双向译介，涉及语言学、国际法、政治经济学、自然科学、宗教心理学、历史、文学、哲学等诸多领域。

1916年12月17日，丁韪良在北京去世，与妻子同葬于西直门外的一块墓地。墓草萋萋中，斯人长眠在他所热爱的中国的土地。但愿那些关于他的不公正的评价，都早些平息下来，但愿历史给予这位北大第一任校长应有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