潞潞：1980

张乐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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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留在人们记忆深处的画面，是被夸张的文学色彩过度渲染了的色块，尤以诗坛为甚，当时的文学青年胜似过江之鲫，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1988年6月，我所在的永济电机厂文联邀请了潞潞等三人来给厂里的文学青年讲课，我就在这次活动中认识了潞潞。那时潞潞已经是桂冠诗人：在山西大学创办过诗社和诗刊，参加过《诗刊》主办的“青春诗会”，第一本诗集《肩的雕塑》也推出，这一轮轮的光环，潞潞一个不少地套在身上。记得当时厂文联为了让尽可能多的文学爱好者坐下听课，专门找了一个能容纳二百多人的会议室当做教室。潞潞讲课那晚上，慕名而来的文学爱好者不仅坐满会场，站满了过道，还一直延伸到门外，蔓延到楼梯上，当时的那种盛况，现在已经不可想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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潞潞二十出头就负有诗名，然后风生水起，高歌猛进，二十二岁调到晋中报社，二十四岁调入晋中文联，然后到山西大学学习，期间和李杜在山西大学创办“北国诗社”和《北国》诗刊。二人分任了社长和主编。以“北国诗社”和《北国》诗刊为核心，周围不仅凝聚了一批大学生诗人，还把校园外的诗人也引来了。

关于和李杜在山西大学创办“北国诗社”和《北国》诗刊这件事，需要在这里插上一笔。2008年春，我到报社拜访李杜，中午和几个朋友一起吃饭，座中有人直接问李杜他和潞潞在山西排名谁前谁后，这个问题说实话说假话都不好回答，而李杜从容答曰：“潞潞是旗帜，我是旗手。”当时我就给李杜的即席妙答击掌叫绝。其实这个问题是山西诗人上升到一定层次之后的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一道必答题。

潞潞真正的成名作是《城市与〈勇敢的野牛之血〉》，这首诗歌的发表还有个波折，起先他投给《诗刊》，被退了稿，便转投《人民文学》，结果投中了，《人民文学》在1981年第9期隆重推出，后来《诗刊》编选年度诗选，选入了这首诗歌，算是对遗珠之憾的一种弥补。随着《城市与〈勇敢的野牛之血〉》的发表，潞潞伴随着崛起的年轻的小号，活蹦乱跳地闯进了中国诗坛。现在回头去读“年轻的小号冲决了堤坝/压过来轰轰烈烈的北方”这样的诗句，依然能感受到青春和激情展现出来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同年11月，长诗《肩的雕塑》又排在《青春》杂志的诗版首发，《青春》杂志当时属于先锋文学刊物，影响很大。《肩的雕塑》随后被收入《新诗潮诗选》和当年的《中国年鉴》。“我们都是英雄/英雄亦如此平凡”作为《肩的雕塑》的诗眼，为人传诵，不胫而走。而《肩的雕塑》更引起一些诗人的仿效，诗歌里先后出现了云的雕塑、海的雕塑、城市雕塑等“雕塑热”，侧面反映了《肩的雕塑》发表后引起的广泛影响。

《城市与〈勇敢的野牛之血〉》在《人民文学》上发表后，潞潞顺利调入山西作家协会工作，那年潞潞二十六岁。那是一个百废待兴因此相对清廉的时代，潞潞没有辜负他的时代，那个时代也没辜负他。

过去的辉煌，也能说明诗人的才华和实力。

诗人的生命力是通过作品的影响力表现出来的。潞潞的《无题》诗集，也成为许多年轻诗人学习练习的教材，他的语气、节奏、结构被一些年轻诗人自觉不自觉地学习和模仿，这种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广泛而清晰，由此可见，一个诗人的成功，应该是被后学者欣然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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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作荣在《潞潞诗歌的魅力》（潞潞诗集《一行墨水》序言）一文中称赞潞潞的诗歌“犹如写意画，着墨不多，却意味深长，已逼化境”。

潞潞诗品如此，作为诗人，他的一句诗：“那过时的典雅/才真正与这绝技暗合”，颇能写照其诗品与人品。潞潞处世低调，有君子风度，1990年代后，诗歌日渐式微，潞潞顺其自然，这和潞潞处理诗歌事务的态度大有关系。其实，他有不少诗歌，包括组诗和长诗，比如《枪族》和《跛腿少校的女儿》，就从来没收入他的集子。在山西大学学习时，正是年轻而富于激情的年龄，经常在上课和自习时，就来了诗兴，开始哗哗写诗，稍作整理就投稿发表了。若干年前，我和潞潞谈论口语诗的语感问题，他翻出几本旧杂志（杂志社给他邮寄的样刊），让我看他早年用口语写的作品，那种奇思妙想的火花和酣畅淋漓的语感，非才华横溢不能形容，而他用一个“悔其少作”，就自我否定、弃之一隅了。现在想起这件事，心情很复杂。潞潞从不游戏诗歌，也不滥情，他的诗歌，即使很短，也富于深情，富于回响。这种严谨的创作态度，实在值得有志于诗歌的人学习。当然，谨严不是刻板，而是操守，我特别信奉古人说过的一句诗歌大法，叫“眼前景色平常语，便是人间绝妙诗”。潞潞的一首《黄河一夜》，就具有这种令人心折首肯的朴素之力，足以传之后世。

潞潞是一个被写家多次提炼的诗人，他的第一本诗集《肩的雕塑》是1987年出版的，随后又出版了《携带的花园》、《潞潞无题诗》、《一行墨水》以及新版《无题》等多种诗集，这些诗集给读者带来一次次的惊喜。其实，大部分读者不会从理论上探究其中的曲折和变化，在普通读者眼里，诗人在诗艺方面苦心孤诣的探索，就是“才华”二字。才华是诗人的基本素质，也是诗歌成活的气息。如同他在《携带的花园》涵养的那些短诗。

潞潞不出风头，他不热衷于当诗歌活动家，也对世俗的权力和名利不感兴趣，没野心，则不经营，算得上谦谦君子。1990年代，诗界有过一场“盘峰论战”，是号称民间立场的诗人与所谓知识分子立场诗人的论战，我在报摊儿上看到消息，也不知道为啥，觉得很激动。那年见了潞潞，问他对两个立场的态度，当时我心里有个划线，我当然是天然的民间立场，潞潞应该属于知识分子立场。而潞潞当时的回答是，他不属于哪个立场，他只是一个诗人。

潞潞颇具古风，成人之美而不居功，讲一件事，海子生前诗歌发表也困难，在《山西文学》担任诗歌编辑的潞潞却独具慧眼，不仅选用过海子、骆一禾等人的诗作，还和他们书信往来。海子去世后，急速成为热点，很多人出来作文说事，潞潞却保持沉默。我从西川整理出版的海子遗诗的书信目录里看到相关的通信，去问过潞潞一些问题，潞潞均不作答。直到去年我才在网络上看到一些大致是实情的令人难堪的说法，才明白潞潞三缄其口的原因。

这件事情，能看出潞潞为人。一是作为编辑的开放心态，二是作为诗人“以友辅仁”的正确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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潞潞在一个访谈里说，“江河是我见到的第一个诗人”，“江河是我最初的诗人偶像”。

就手仿写一下：潞潞是我见到的第一个诗人。潞潞是我最初的诗人偶像。

1988年夏天潞潞到永济电机厂讲课，当时不惟是我，也是工厂里二百来号文学爱好者有幸见到的真诗人。从那以后，我基本上每年都要到太原拜访一次潞潞，第一次去拜访，潞潞招呼我在他家吃饭，在诗人家里做客，酒不醉人人自醉，饭后在潞潞的小书房里睡了整整一下午。两三年后，我才知道那天中午我还打了潞潞家一只碗。

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潞潞在《山西文学》编辑部担任诗歌编辑组的组长，我给他大量写信投稿，我的诗歌第一次上《山西文学》，就是潞潞编发的。那年头发表作品很难，尤其我这样地处偏僻的。坚持到1994年1995年，实在写不下去了，开始少写准备放弃，但1996年1期《上海文学》突然发表了我的一小组诗歌，事后得知是潞潞推荐过去的，我才又接着写下来。回想起来，这两根“稻草”对于那时的我而言，不啻于两车薪柴。早些年我反着问过潞潞，他帮扶过多少像我这样的诗人，他说有几十个。

掐指算来，认识潞潞已经二十四五年了，我在心里一直尊他为诗歌老师，虽然没有拜师仪式，但这些年来，我从潞潞那里学了不少东西，有当面告诫的，也有书信指点的，还有我抄录他的诗歌时琢磨出来的。

潞潞得知我接下这个约稿后，在电话里说他“写诗的起点其实很低”。我听了暗暗吃惊，一是因为他是大家公认的天才诗人，二是觉得他没必要这样谦虚，弄得我们的起点没法算了。

潞潞以前也说过江河和西川对他的忠告和批评，江河鼓励他去写具有自己个性的诗歌，西川则写信批评他创立的黄河诗派。两个诗人的忠告善道，影响并改变了潞潞的诗歌判断和创作走向，后来的诗歌风格和面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2010年秋，潞潞参加了第47届贝尔格莱德世界作家会议，会议期间，潞潞见到了塞尔维亚诗人德拉甘·德拉高伊罗维奇，德拉高伊罗维奇曾经将潞潞的一些无题诗从英语转译成塞尔维亚语，他对潞潞说：“你的诗是非常国际化的。”怎么理解国际化？最起码要认识到才华和个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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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诗人来说，生活一直在颠簸，否则，无风起浪的情感难以在白纸上掀起波澜，留下诗行。用不着安慰，也用不着任何形式的鼓吹和赞誉，在非诗的时代，所谓诗意的栖居，可能正像潞潞诗言的，一行墨水在一张白纸上消磨。总有一天诗人会走到月白风清的境界，会说出水落石出的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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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潞潞之前，我见过一本《中国当代实验诗选》，其中选有潞潞的《石头屋子》、《希腊》、《青铜仿制品》、《山崖下面》等诗作，当时觉得那些诗歌陌生而新鲜，和我熟悉的诗歌也不一样，读过之后，真的朦胧了。那本诗选还配有简介和一幅诗人小像，潞潞的小像是一幅戴墨镜的头像素描，意气风发，形象很酷。后来，又很偶然地在一个小书店里买到一套1986年的《诗刊》，其中第11期是当年“青春诗会”的专号，那届“青春诗会”集中了一批影响深远的诗人，潞潞、宋琳、车前子、翟永明等在列，还有于坚、韩东等后来分裂诗坛的民间诗派领袖也在。我在那期《诗刊》上再度看到潞潞的《老歌》、《两张桦树皮》、《泥路》、《内蒙狼山岩画》等作品，这几首小诗都安静忧伤，恬淡悠远，留给人清晰而难忘的印象，格调也同入选《中国当代实验诗选》的那几首有别。若干年后，潞潞说起过此事，说诗会的组织者要求参会诗人交20首代表作，他不想拿旧作充数，便在一周之内写下二十首新作，就是《老歌》、《泥路》等，这是他从高亢硬朗如《肩的雕塑》走向柔和宁静的《携带的花园》的转折点，展现出他诗歌的个性和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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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按照“诗如其人”的说法，品读诗人有两个向度，一个是由诗而人，一个是由人而诗。我认为由诗而人比较好说，简言之，这是归纳，比如顺着蛛丝找到蜘蛛，可能性和准确性都是有的。此前我写过四五篇有关潞潞诗歌的赏析文章，用“徒步者的寂静”、“天工出清新”和“出于神恩的文字”这些文字为题，表达了对诗人的认同。但这次责编约稿时，明确要求规避诗歌分析，多写诗人创作经历的相关事件，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文章呢，我心里并没有谱，这分明是我要推定和设计蜘蛛的运行轨迹，这个任务太具有挑战性了。仗着和潞潞熟识，也觉得义不容辞，我先硬着头皮接了任务，随后我和潞潞在电话沟通，把责编的要求说给他听，他听了说的第一句话居然是“这个文章不好写”。我心说，得了，蜘蛛都不知道往哪儿张网，叫我怎么去捕捉那些游丝？——上文设喻的蜘蛛，不是我原创，而是采自潞潞过去的诗句：“掌上命运错综的小径/将怀着渴望的蜘蛛迷失”。

另外，我还这样认为，诗人不同于其他职业人，你不能用一份简历和一份创作年表那么简单地叠加起来。诗人是精神品质上发生过突变和异化的人，写诗这种能耐，不是哪种稿费计算方式可以量化的。诗歌的存在，可以证明有更大的存在空间，无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所以，若把这种神秘感说得具象化一点，还得用潞潞的诗来表述：“这金色的虫子过于辉煌/它的边缘因此有些泛白/它充满了病态向我们靠近/它太像诗人”。

诗人是一种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