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同的产生、生产与再生产——《生死十日谈》与当代农村自杀文化叙事

陈舒劼

一

“十日何谈尽？”《生死十日谈》黑底的封面上嵌着五个鲜明的红色字体，以时间之长映衬意义之重。谈不尽的，就是这部小说关注的核心：发生在农村中的自杀现象。古代知识精英遗留下来的历史记载表明，自杀通常是属于英雄豪杰、忠臣硕儒或者是贞妇烈女的特权。从屈原、伯夷、叔齐、项羽、田横一直到王国维，自杀赋予历史人物特有的人格魅力，明末清初大批士大夫以各种形式表现出的自戕，甚至成为某种民族气节的象征——总而言之，历史记载的自杀总是与非凡的品格、信念或事件紧紧相连。民众的自杀之所以被历史叙述轻易地漏过，就是因为他们的死亡无法迈过文化价值的门槛。孔子曾感叹，“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村夫农妇似乎与“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没有多大关系，他们的自杀往往“轻于鸿毛”，如泡沫般旋生旋灭。白话文运动意味着传统文化价值取向的重大转折，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强调了民众教化之于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意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正式确立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路线，这既是对“五四”以后革命文艺运动历史经验的概括，也是对其后文化政策的规定。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的文学中，乡野村夫再度与文化精英分道扬镳，但乡土文学已然从历史的变更中获得了充分的养料。《白鹿原》、《石榴树上结樱桃》、《羊的门》、《秦腔》、《笨花》、《日光流年》、《受活》、《家族》、《马桥词典》、《山南水北》、《一句顶一万句》、《故乡面和花朵》，一大批作品展现了乡土文学的面宽与纵深。启蒙与革命之后，经济成为乡土世界新的观念轴心，可知识分子很快发现他们期盼已久的市场经济并不能顺利解决之前遗留下来的乡村历史问题，反倒使这些问题趋于繁复，类似于《浮躁》、《湖光山色》或《白纸门》这样的作品表达了传统乡土社会对于以经济运作为主体力量的现代性的担忧。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农村的发展使农民生活的观念世界充满价值张力，认同问题也随之复杂化。社会学的研究表明，中国约90%的自杀发生在农村，自杀是造成农村地区预期寿命降低、劳动力年数损失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因自杀导致的劳动力丧失和医疗负担的加重进一步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与此相对应的却是农村自杀问题的不受关注。与社会学或精神卫生学的视野相异的是，《生死十日谈》力图还原农村人自杀过程中的诸多细节与情感，展示作为农村价值认同困惑这一意义层面上的自杀。认同视角的介入意味着将个体农民的自杀置于复杂的观念生产体系之中，考察诸种认同之间的差异与冲突，以及认同的产生与再生产。

迪尔凯姆粘合了自杀研究的理论与经验，将自杀视为个人与社会关系障碍的观念产物。他将自杀明确为“任何由死者自己完成并知道会产生这种结果的某种积极或消极的行动直接或间接地引起的死亡”，这个定义显然强调了自杀主体的主导作用，无论采用何种形式，自杀都是某种认同的表现。当代中国的特殊语境为认同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土壤，“‘认同’这个词的当代用法指的是人类当中诸如人种、种族、国籍、性别、宗教或性等这样一些20世纪50年代后在社会心理学领域引起关注的特征，对这个术语的使用反映了一种信念，即相信每个人的认同——用老话说真正的他∕她是谁——深受这样一些社会特征的影响。”某种意义上说，认同广泛地存在于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中，蕴含了复杂的“差异政治”及其权力关系。有社会学家认为，农民中国的研究必须探讨“包括行动原语、理性行动、冲动、情绪理论、自我理论、认同理论”在内的“个体层面上的选择机制和行动机制”。诸种关系间的引诱、说服、操纵、妥协、颠覆将再现认同的产生与生产，《生死十日谈》正是通过这种途径，展示了“自杀”形式之下当代中国特定区域农村中的文化认同状态。

《生死十日谈》所记录的十余个自杀案例之间存在着鲜明的差异，换句话说，这十余个自杀案例是不同问题的产物，也是不同文化属性的表征。孙惠芬描述的翁古城农村，其自杀案例涉及的认同跨度显然不小。婆媳在日常生活中积累并爆发纷争，被丈夫抛弃后的农村妇女失去生活依靠，返乡创业的女大学生看不到未来，贫困家庭产生的令人无法忍受的兄弟共妻，乡村大老板遭受的情感背叛和无法进入体制的痛苦，为妻子艺术才华奉献毕生心血之后的乏力，这些案例的认同困惑指向四面八方。乡村日常生活琐碎而繁复的表面之下隐伏着剧烈的认同冲突，自杀就是认同冲突终极而又同一的表现方式。如果说传统乡土的地域差别还在农耕文明经验体系的解释与调节的范畴之内，那么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乡土世界已经出现了建立在地域区别之上的级差，全球在地化过程中的文化混杂已经渗入了许多乡土村落。现有的文明资源无法全面而彻底地解答转型时期乡土中国的价值困惑，认同观念的差异性也随之愈见扩大。在翁古城农村的自杀记叙中，除了自杀及其背后存在的认同障碍之外，传统文化价值观阐释霸权的丧失是另一项可以确定的内容。费孝通曾就传统之于乡土的重要性做过深刻的阐述：在乡土社会中，传统的重要性比现代社会更甚。传统是社会所积累的经验，行为规范的目的是在配合人们的行为以完成社会的任务，而“礼”则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得到了传统的强力支持。“礼”的话语支配性的强大表现在“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人服“礼”是主动的。翁古城农村的自杀案例中，“礼”的传统受到现代价值观念的冲击与挑战，但它仍主导了某些自杀的发生；现代价值观念虽然扩展了日常生活的可能性空间，却同样催生了部分自杀案例的出现。传统与现代的观念混杂交融在《生死十日谈》的第一个案例中就露面了：一个喜欢在电脑上阅读的媳妇因为婴儿将一泡屎拉在床上而对一直忍让的婆婆不依不饶，可她看到婆婆自杀之后却立即寻药自尽。于吉良家的悲剧在叙事的推进中慢慢演化成一张文化矛盾的网络，认同冲突在各个结点上展开，成功地演绎出自杀个案之下庞大的认同生产体系。如果说观念体系的复杂化、城乡发展的失衡化、认同矛盾的多层化为农村的自杀认同提供了产生的土壤，那么更需要追问的是，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的翁古城乡村数量庞大的自杀，其背后的认同问题是如何生产出来的，经历了哪些可能的再生产渠道，又是否存在某种认同救赎的可能。

二

自杀是种极端的认同表现形式，自杀的出现意味着某种认同的重量已经超过了生命本身。然而，自杀与其他乡村认同表达形式的差异并不仅仅停留于此，作为文化现象或认同问题的自杀，无法离开他者的表述。死者无法发声，不能回溯自杀背后的认同因素；即便死者留下遗书或遗言，也可能包含着其他自杀之外的认同考虑。《生死十日谈》中周凡荣转述其妻的死因是“伺候累了”、“怕自己得了胃癌”，实际上她是无法忍受儿子长期纵容儿媳辱骂自己。她既希望通过自杀捍卫自己的人格尊严，也希望在不影响儿子的名誉与面子的前提下唤醒儿子的麻木不仁。用心良苦的遗言包含了周凡荣之妻和周凡荣本人的双重话语欺骗，话语总是意识观念修辞的产物。“诚然，话语是由符号构成的，但是，话语所做的，不止是使用这些符号以确指事物。正是这个‘不止’使话语成为语言和话语所不可缩减的东西，正是这个‘不止’才是我们应该加以显示和描述的。”话语理论空间敞开之后，追踪其认同生产的机制顺理成章地被提上议事日程：“不应该问‘谁拥有权力？’或者‘权力拥有者的意图和目的是什么？’这样的问题，而应该研究权力的效应对主体的构成。”话语运作过程中的认同生产，就是权力塑造主体的重要表象之一。《生死十日谈》记录的十日十余案，没有一例自杀能脱离他者话语的修辞与塑形。某种意义上，翁古城农村所有被记载的自杀案例，都是多种话语相互冲突、妥协、融合的合力成果，是文化、知识、话语、权力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因此，自杀案例作为文化现象的出现，经历了诸因素的多层次的生产。

自杀案例只要进入他人的谈论，即意味着某种认同观念生产的开始，公众评论的出现才是自杀在文化概念上成立的关键。小说“开篇”部分就有细节在暗示“自杀”离不开话语的裹挟：“一位已经当上了当地政府领导的朋友问我，回老家忙什么？我说做自杀调查。他瞪着我，问：‘谁自杀了？’我说：‘不是谁，而是很多。’他以为我耸人听闻，惊诧地说：‘很多？我怎么没听说？’”在认同生产的意义层面上，“没听说”即等于没有发生。翁古城农村的赵凤、姜立修们的自杀，正是在课题组访谈的话语行为刺激下，才得以“死而复生”。《生死十日谈》所记录的每一件自杀案例，都没有只采纳单方面的阐释。不管出自何人之口，话语都必须得到他者话语的反应——无论是赞同、反驳还是补充，甚至包括死者的遗书在内。“小老头”的自杀是《生死十日谈》中较为简单的案例，遗书中所陈述的自杀缘由为其岳父所承认，也与“小老头”之妻“大辫子”的认识相符合，并在公共话语的传播中得到了包括慕红在内的他者的认同。周凡荣之妻的案例和“小老头”的案例表明，死者无法说话的结果是，其关于自杀的认同话语将存在着广阔的阐释空间，导致自杀者死因的认同观念可能在被阐释的过程中复调化。

关注的焦点自然挪移到了他者对自杀者死因的认同叙述之上。除去自杀者本身之外，所有涉及自杀者死因的认同叙述，都属于他者言说、亦即认同生产的范围。在《生死十日谈》这部小说中，他者的认同生产可以分为显性和隐性两种，活动在自杀者周围的村民构成了前者的主体：亲属、邻居、其他村民、妇女主任以及城里的相关者。费孝通用“差序格局”概括了乡土乃至中国社会的基本特性：“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翁古城农村的自杀认同生产，基本遵循着这种从中心到周边递减的规律。也正是在这种规律的链条上，隐性的认同生产叙述者能得以清晰的扑捉，他们就是以“叙述者”和“叙述视角”的双重身份出现的课题组的知识分子们。“我”、张申、贾淑华以及慕红等一干研究生以“农村自杀行为的家庭影响评估与干预研究”的研究者身份进入翁古城农村，其本质是文化、知识或权力对于乡土自杀问题的认同关注。自杀者以及显性的自杀叙述者的认同问题，都是隐性的认同生产叙述者所关注的对象。这种知识、文化、权力介入下的认同考察过程，构成了认同生产更高级别的机制，是囊括显性的自杀认同生产在内的一种自杀认同的“再生产”。

村民们作为显性的自杀认同生产者，激活了乡村自杀事件的文化认同属性，使知识分子隐性的自杀认同再生产成为可能。然而，作为乡村自杀认同生产的主体，村民的叙述能力面临着潜在而又强大的障碍。《生死十日谈》的案例中，有部分自杀事件的紧密关联者保持缄默，于吉良的儿子、万家四兄弟中的老四、棒棰沟倭瓜川的无名氏老太太、“百草枯”等等，这些不同自杀事件中的核心人物在访谈中如同台风眼般安静。抑郁症、对外界的戒心、对家人情绪的考虑都可能成为他们不愿说话的原因，但无法否认的是，上述乡村民众基本不拥有自我表述的能力。底层经验的表述与被表述，更多是知识分子身份意识及叙述策略的产物，像姜立生、刘国胜那样拥有表述能力并完成了对自杀认同的自我表达的农民，在这部小说中并不多见。支撑起乡土自杀认同生产的话语行为的，是以“二嫂”为典型代表的乡土公共话语活跃分子。“二嫂”是这部小说各色人等中的一个异类，它不属于阶级、经济、文化、地域、血缘甚至相貌等惯常的分类标准，她是乡村某种文化性格艺术抽象之后的符号。“只有二嫂长脸小眼儿长下巴，咬钢嚼铁能说会道，既不像大嫂那样一味付出，也不像三嫂那样自私自我。”这样的农村妇女自然是理想的话语生产和传播者，“评说”是“二嫂”们日常生活的主要程序。“她们生在乡村，嫁在乡村。她们听从命运摆布，含辛茹苦，从不敢有非分之想。她们说话永远正直正确，也正因为她们含辛茹苦，不敢有非分之想，才使她们成为乡村的良心，铁铸的同盟。……别人和别人家的错误既是她们评说的焦点，也是她们从中获得过日子力量的源头。”然而，这些在乡村的田间地里、院落炕头随处发生的臧否评点，有多少真正是属于她们自己的、“真正”的言说？底层文学研究曾经提醒道：“如果仔细分析这些底层的‘自主性’话语，就会发现其中有太多被多年的压迫统治扭曲的东西，但他们认识不到，他们以为是在表述自己，实际却在表述来自上层的思想。”二嫂们的点评在乡村公共话语空间内杀死了包裹在姜立修自杀事件中的“百草枯”和姜立生的爱情，传统道德的价值认同给予她们无边的力量，即使在被现代性全面侵蚀的乡村中，传统的力量仍然凭借着历史强大的惯性不断地实现认同的自我繁殖。历史总是无法轻易摆脱，“那些久已逝去的人们，依然存在于我们的生命里，作为我们的禀赋，作为我们命运的负担，作为循环着的血液，作为从时间的深处升发出来的姿态。”虽然被乡土公共认同否定的缘由不同，但使“百草枯”和“祥林嫂”遭弃的认同观念却很容易在历史传统中锁定。自杀者无法发言，其遗书或亲属的转述可能隐伏着相反的认同指向，乡村民众对自杀事件的言语阐释和认同生产又面临着表述能力障碍或文化传统的隐性掌控，每件自杀案例所表现出的认同冲突，都不像访谈时看上去的那样简单。

三

知识分子在《生死十日谈》中的活动远不止于“我”、张申和几个研究生的访谈，视角的架构、情节的设计、叙述的基调等等认同再生产的重要环节，均是知识分子当代乡土认同的产物。以调查实录的形式面世表明了这部小说强烈的现实主义取向，直面当代农村自杀问题之时，现实的残酷似乎已然超出了艺术的加工能力，作家好像只需像考古学家那样把样本从野地里挪移至观众的面前。然而，孙惠芬坦承“非虚构性”正是刻意为之的结果：“运用访谈这样一个线索，营造访谈的现场，都是为了造成一个非虚构的阅读场，让读者更切近一种感受。这是我的故意。而实际上这里许多故事和人物都是虚构，比如姜立生，杨柱，吕有万，很多很多。把看到的和听到的故事进行整合，对人物进行塑造，在建立一个现实世界时，我其实企图将读者带到另一个我的世界，我要表达的世界。”冰冷的自杀案例，纷乱的乡民自杀描述与认同表达，仅仅是一堆没有意义的原材料，如何组织它们并使之完成对于当代农村自杀现象的认同阐释，才是《生死十日谈》的知识分子认同再生产的核心。

第一人称视角基本贯穿了整部小说，“我”是小说中调查的亲历者，也是诸多自杀案例的分析者和认同再生产者。当然，“我”并非等同于作者，作为小说叙述的承担人和掌控者，“我”被塑造成有理性、体贴人、情感充沛、家庭情感和谐的知识分子形象，而张申作为“我”的丈夫则承担了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和媒介运用能力的角色功能，同时张申的男性气质也是对这部小说较多女性活动气息的中和。这样的设置无疑暗示了“谁适合进行乡村自杀调查”的主体资格，也表明了对乡土认同生产的再生产缘由——农民终究是不可信任的叙述者，他们的乡土认同需要知识分子的再整合与再表述。“百草枯”的形象转变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见证了知识分子认同再生产的强大能力。以乡土中致死率极高的自杀工具“百草枯”作为人名，说明这位农村妇女的人格在姜立修自杀案例的乡村认同生产中被决绝地否定，除了她曾经的爱人、同样在姜立修自杀案例中被唾弃的姜立生，乡土世界中没有人对她表示过同情或善意。正是“我”对姜立修自杀案例的追溯，铲除了附着于“百草枯”身上的负面认同，完成了一次颠覆性的认同再生产。乡土公共空间的认同生产显然极大地影响到了“我”第一次见到“百草枯”时的感受：“我看到了一个魔鬼！她就坐在院子中间的过道上，两手撕扯着豆秸，神情专注。乌黑的长发遮住了半边脸，而另一半黑紫的脸在阳光照射下，闪着紫悠悠的光。”而当交谈发生之后，尽管要求被拒绝，“我”仍然凭借着知识分子的理性意识迅速调整了认同判断，“刚才被吓了一跳，都因为之前就对房子和人存有恐惧”。此时的“百草枯”形象已经开始由“魔鬼”向“野性美”转变：“她的脸不是紫，……她就是那种黑皮肤的人，而恰恰就是她这种黑皮肤，才显出一种东南亚人才有的野性美。”人物肖像遭受到乡土认同的强力整容，而知识分子的身份意识又不断删削这种乡土认同的塑形面貌，力图重塑对象心中的另一种、在知识分子看来是更为真实的认同世界。通过姜立生的叙述，“百草枯”和姜立生在另一天的调查里出现在教堂中时，这个知识分子认同再生产的案例完成了意味深长的结尾，“魔鬼”悄然蜕变成了试图靠近上帝的“天使”。然而，“百草枯”案例并未就此结束。根据孙惠芬的自述，姜立生、杨柱、吕有万等一批人物都是艺术的杜撰，与姜立生不可分割的“百草枯”由此同样被卷入虚构的漩涡，不具自我表述能力的她只是某种知识分子认同观念的木偶。“百草枯”的意义都浓缩在一句总结之中：“道德没有倒下去，爱情却灰飞烟灭。”隐伏在姜立修自杀案例中的认同生产链条，至此方才走到了末端。乡村婚恋关系与婚恋认同的产生土壤、乡村婚恋关系在自杀事件的裹挟中进入乡村公共空间后引发的道德认同生产、知识分子对乡村公共认同生产的再造与再生产，触发这系列认同叙事的，无疑是知识分子对乡村爱情、道德、话语的认同阐释冲动：即使造成了名声或道德上的巨大损害，自杀也无法摧毁当代农民追求爱情自由的权力。

与此同时，姜立生、杨柱、吕有万等一批人物的虚构性还在提醒那些试图进行文本细读的目光，如果注意到与这些人物相关的案例所牵涉到的范围和表现出的复杂性，就必然能意识到《生死十日谈》在组织自杀认同生产与再生产的叙述时所秉持的关系主义思维方法。姜立生不仅是姜立修自杀案的关键人物，他还通向杨柱，即赵凤自杀案例的核心人物。小说所谓的关系性思维不仅停留在人际关系上，更重要的是其所涉及的认同的复杂性。孙惠芬在访谈中提及的三个虚构人物，其所涉案例都包含了诸多观念绞缠。姜立生涉及农村婚恋形式下的文化歧视与道德压迫，杨柱涉及的是致富农民进城后在抛弃原配、自由恋爱和为朋友两肋插刀中的生存困惑，吕有万则展示了农民心中强烈的官员身份认同、参与政治实践的失败以及情感上的依赖性和脆弱性。耿小云、老杨头之妻、耿春江等人的自杀案例补充并且加固了乡土认同生产的复杂性。这些案例足以说明，每桩自杀事件的背面都牵扯到诸多或隐或现的认同交锋或生产，任何单一视角的认同分析都必须承担巨大的知识风险。“除了一个极其庞大的、永远可以扩张的相对于其他客体的关系网络以外，不存在关于它们的任何东西有待于被我们所认识。能够作为一条关系发生作用的每一个事物都能够被融入于另一组关系之中，以至于永远。所以，可以这样说，存在着各种各样错综复杂的关系，它们或左或右，或上或下，向着所有的方向开放：你永远抵达不了没有处于彼此交叉关系之中的某个事物。”必须在关系的网络中解读自杀案例背后的认同生产，必须对既有的认同叙述保持开放的认知态度，《生死十日谈》的结构方式显然强调了其认同再生产的知识分子话语属性。

虚构与纪实之间的掌控，也是这部小说认同再生产精心设计的一部分。怎样呈现自杀视角下当代农村的文化认同，与呈现自杀视角下什么状态的当代农村文化认同，都是《生死十日谈》认同再生产的要件。虚构与纪实之间的掌控，针对的就是当代农村文化认同的复杂化的呈现形态。不难发现，这部小说在情节设计上有意突出其非均衡性：一些自杀事例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了另一些案例。无论从篇幅还是认同生产的环节上看，李琴的母亲、刘开顺、刘国胜女儿的自杀均显得简单许多。相关研究表明，大多数自杀事件都仅仅是应激性反应的结果，冲动性、容易得到自杀的工具、服用减弱个体抑制能力的物质，都是自杀发生的主要风险因素。并非每一件自杀案例都如同福尔摩斯参与的案子一般复杂，设置姜立生、杨柱、吕有万等等使自杀案例复杂化的人物，正是为了拉开自杀案例的繁复梯度。在纪实基础之上的虚构扩张了自杀的认同表现空间，也使诸多自杀案例之间的差异性符合日常生活的包容度，从而增强了小说逼真性与批判性兼而有之的现实主义气质。这种效果，显然有利于《生死十日谈》所经营的认同再生产的接受。

四

归根结底，《生死十日谈》将焦点集中到了话语之于认同生产或再生产的重要性上。语言学的转向突出了话语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量：没有什么实体能摆脱语言的塑形与掌控。霍尔认为，认同是在话语实践中出现的，也是经由话语实践生产出来的。认同不是我们是谁或我们从哪儿来的问题，更多的是我们会成为谁、我们如何再现、如何影响到我们去怎样重现我们自己的问题。所以，认同是在再现之中而非再现之外构成的。《生死十日谈》的叙述生动地演绎了自杀现象之下，知识分子对当代乡土认同问题的认同再生产，“正是通过叙事性，我们得以知晓、理解和明白社会世界，而且也是通过叙事和叙事性，我们形成了自己的社会认同。”但小说与理论毕竟有别，文学擅长的不是提供知识，而是表达美感体验或提供意义慰安。

“在这部作品里，我写出了当代乡下人的自我救赎！”自我救赎的出现，意味着以自杀为表征的乡土认同困惑有可能在自身语境中得以解决。迫在眉睫的是，孙惠芬自述的“当代乡下人的自我救赎”指的是什么呢？小说本身提供的可能性之中，出现在许多自杀案例结尾的宗教慰安显然是一个明显的选项。与北村、张承志、马原等知名的信仰叙述不同的是，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没有一个明确的信仰对象。佛祖、基督、民间大仙交替出现，小说中的“我”甚至短暂地肯定过“狐仙豹”和“狐仙”的心灵慰安作用。“相信灵魂转世，这是自杀亲族得以自救的最好办法”，或出于拯救自杀者灵魂的期望，或出于自我心灵疗伤的极度渴求，被不同的认同困惑缠绕的村民选择了不同的信仰。在佛教音乐和教堂祷告之外，民间的各种大仙层出不穷：“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些神仙不但从没从乡村消失，且愈发兴盛普及。”作为这种现象的注脚，小说中的几个知识分子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信仰趋势。聆听佛经、寻找教堂、参加祷告，或者埋葬死者的头发、为调查中的自杀者举行超度仪式，信仰皈依已经成为小说认同建构的核心，小说多次提及自杀调研的课题负责人贾树华教授在多年研究中已经越来越“通灵”。如果说，信仰对乡村认同的全面渗透是“没办法”下的无奈——张氏老太太用这句口头禅表示对行政力量无法顾及乡村生活的理解，那么知识分子愈加明显的信仰倾向则传达出较为复杂的信息。对逝者的尊重与对亲族的慰安只是知识分子信仰姿态的表层意义所在，深层次的意图则是希望借信仰的力量建成某个互助互爱式的乡村共同体。信仰在相互救助的意义上得到以“我”为代表知识分子的承认，小说“第八日”中的“以马内利”部分，“我”甚至对刘国胜为代表的自杀亲族发出呼吁：“来吧，不要在乎是老天还是上帝，你只需要站在这里，和大家在一起。”信仰的内容被形式所取代，“和大家在一起”表明，信仰的形式最终将责任落在了由信仰形成的认同共同体上。就此而言，信仰的救赎确乎终结了知识分子乡土认同的再生产之旅，然而，乡土世界的信仰救助着实有如此大的力量吗？各种类别的信仰进驻乡土世界的历史已经过于漫长，乡村苦难显然没有因此而减轻。“中国人的神人关系仅仅是一种以信仰表达出来的相对化的人际关系而已。”这种人际关系的建立利于特定的信仰认同生产：“人们经常会相信某些事情——哪怕是最为离奇、怪诞、非理性、毫无道理的事情——只是因为社会世界中其他人都相信那些事情。‘社会网络使宗教认信显得有道理。’”“和大家在一起”意在信仰形式之下的认同整合，整合一旦完成，小说中所展示的乡土自杀现象之下的诸多认同困惑就被悄然抹去，现实与精神的双重苦难将被缩减为个体对苦难的理解。在此意义上，个体的觉醒与自强看上去远比选择某种认信更接近于“自我救赎”——这种选择无疑更强调面临现实与精神的双重苦难之时的奋起。

刘国胜、大辫子身上体现了自杀亲族的自强与觉醒，也是小说中不多见的乡村农民的精神面貌。刘国胜因帮助别人拆房子而被砸断脊椎骨，妻子照顾他月余即患脑溢血去世，女儿又因小事赌气自杀，但他并不甘心靠国家低保过日子，重伤的他仍然在与命运抗争，发誓要靠自己的劳动摘掉低保户的帽子。与刘国胜的自强相比，大辫子的案例更多地透露出觉醒的重要性——被爱情长期骄纵的农村妇女在五十八岁时因丈夫的自杀而开始挑起生活的担子。他们二人在重伤或人近黄昏之时选择直面生活的苦难，也为《生死十日谈》的乡土认同表述增添了难得的昂扬之气。总体上看，《生死十日谈》没有多少关于自杀的终极哲学体验的描述，没有写出“人和超验的存在，或者说绝对的美好之间，同时存在着亲和与紧张的关系。”但小说提供了比自杀求死更富有勇气的自强与担当，“自我救赎”或许更应从此意义上加以理解、阐释和肯定。自杀是死者认同的选择结果，更是生者认同再调适的镜像：“即使受挫甚至痛苦的人生里，也蕴藏着积极的力量。”这样的认同立场，或许才是《生死十日谈》所期盼得到承认的。

【注释】

①张燕婴译注：《论语》，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46页。

②冯珊珊、肖水源：《我国农村自杀问题的研究状况》，樊富珉、张天舒编：《自杀及其预防与干预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3-39页。

③[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自杀论：社会学研究》，冯韵文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9-10页。

④ [美]夸梅·安东尼·阿皮亚：《认同伦理学》，张容南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93页。

⑤周宪：《文学与认同》，周宪主编：《文学与认同：跨学科的反思》，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81页。

⑥[美]李丹：《理解农民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的案例研究》，张天虹、张洪云、张胜波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40页。

⑦陈舒劼：《1990年代以来乡土文学的书写经验》，《福建论坛》2011年第9期。

⑧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0-51页。

⑨[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2页。

⑩包亚明主编：《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73页。

（11）孙惠芬：《生死十日谈》“开篇”，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页。

（12）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

（13）滕翠钦：《“底层经验”的表述与被表述：论争背后的话语策略分析》，《内蒙古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14）孙惠芬：《生死十日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4-115页。

（15）孙惠芬：《生死十日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24页。

（16）刘旭：《底层能否摆脱被表述的命运》，《天涯》2004 年第2 期。

（17）[奥]里尔克：《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第六封信》，《冯至全集（第十一卷）》，冯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09页。

（18）何晶：《孙惠芬：我想展现当代乡下人的自我救赎》，《文学报》2013年1月24日。

（19）孙惠芬：《生死十日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21页。

（20）孙惠芬：《生死十日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33页。

（21）[美]理查德·罗蒂：《后形而上学希望——新实用主义社会、政治和法律哲学》，张国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

（22）翟书涛：《自杀的发生机制》，樊富珉、张天舒编：《自杀及其预防与干预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6页。

（23）周宪：《文学与认同》，周宪主编：《文学与认同：跨学科的反思》，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86页。

（24）[美]玛格丽特·萨默斯：《认同的叙事构成：一种关系和网络的路径》，周宪主编：《文学与认同：跨学科的反思》，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2页。

（25）何晶：《孙惠芬：我想展现当代乡下人的自我救赎》，《文学报》2013年1月24日。

（26）孙惠芬：《生死十日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9页。

（27）孙惠芬：《生死十日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4页。

（28）孙惠芬：《生死十日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79页。

（29）李向平：《信仰但不认同：当代中国信仰的社会学诠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404页。

（30）[美]菲尔·朱克曼：《宗教社会学的邀请》，曹义昆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5页。

（31）吴飞：《自杀作为中国问题》，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31-32页。

（32）孙惠芬：《生死十日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