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与不老

□金 岱

徐远略先生的自选集《海岸上的一串脚印》，收录了他许多年以来写下的一些散记和随想文字。其中的篇章，有的是对于在战争年代结下了深厚友情的老战友的深情回忆；有的是对在几十年政治运动中经历了奇特坎坷的老友的动人心魄的描述，还有的是在旅美探亲期间，由种种际遇所引发的沉思和祈愿；其风格也是既有朴真的记叙，又有富于哲思的美文，还有的是慷慨痛彻的杂文，如在美国听大江健三郎演讲的并谈及日本右翼不认罪的一篇。

我读这些篇章时，在所有这些文字所构成的画面、形象、旋律和思想之间，我看到的却总是非常熟稔，却到底有好几年不见的作者本人，那位“孩子王”徐公。这虽说也是自然，却又并不尽然，读老友的书时，不见得都这样。

徐公，是当时我们一帮年轻人对他的敬称，其实那时他还并不太老，称其为“公”似还早了点。当然，现在我们都已到中年，徐公的年纪自然水涨船高，徐公的称谓也就更加名实相符了。

说徐公是孩子王，也只是一种感觉。原因是当时我们一帮年轻人常在一起相聚，年纪比我们长出许多的唯有徐公一人。而其实，那时我们这些年轻人都已是三十左右的人了，只因文化革命耽误了我们的时间，以至于我们当时都还是刚从校门出来的人，所以自觉还青年得很，甚或孩子的很罢了。可到底来说，徐公在我们当中，年纪毕竟高出许多，所以说他有孩子王的味道也并不太过份。

那还是80年代头些年，学术的春天虽然已经到来，可冻土依然到处，禁锢依然森严。我们一帮刚从大学校门出来的年轻人，揣着一身的热气，想紧随着时代做一些敲破冻土的工作。然而不容易呀，开始时，到处的门对我们都是关得紧紧的，我们是些无名小辈，一些想冒一点天下之“小”不韪的无名小辈，那些门是不可能不对我们紧紧关着的。可是，有一个小小的门却对我们敞开了。这扇小小的门，是江西省文联大院内一间续接在一栋楼房旁边的小棚屋的门。这间小屋想必因为是续接的，到处漏风，所以春天比别个地方都早地到来了。

这间续接的小小棚屋，就是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的办公室。当时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主任以及全部成员就是徐远略先生，他在这间棚屋里主办着一份内部刊物《江西文艺界》。

我们一帮年轻人中特别敏锐，思想活跃，特别有凝聚力的傅修延，首先关注起当时正在文学界兴起的“方法论”讨论。在他的带动下，我们好些朋友也都迷了进去，并很快开始了编辑有关文选的工作。

这项工作所以有可能开展，并最终取得不小效应的关键，便是这后面的支持者徐公。丛书的第一本《文艺研究新方法论文集》，一开始就不是由出版社正式出版的，而是在徐远略先生全力支持和主持下，以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江西文艺界》的名义内部刊行的，后来才由江西省人民出版社重新正式出版。

这事对于我们一帮初出茅庐，一心只想着什么都试试的年轻人来说，是不会有什么心理压力的，而对于饱经政治风波，饱阅世事沧桑的徐远略先生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实在是很要担着一份风险的，因为“精神污染”、“资产阶级自由化”之类的帽子随时都还是有可能会落到头上来的。

那时我们一帮人常聚在徐公的办公室里长聊，有时甚至买了汽水瓜子什么的，边喝边嗑边放声笑谈。徐公在一旁并不太多的吱声，常常还走来走去，似乎总在忙点什么，但我们仿佛觉得是在一棵大树荫凉下，日晒和雨淋都有这棵大树遮挡着，也许当时并不甚明了，现在想起来这感觉却愈益分明。

的确，徐公是那样一种枝叶常绿，腰干笔直的树。我从小在文化人圈中长大，像徐远略先生这样不那么怕事，而且心态始终开放的上了点年纪的文化人并不多见。他那因长年鼻塞而带着浓重鼻音的声音，温文尔雅，慢条斯理，但总透着几分坚定，几分永远朝向未来，准备着拥抱一切新鲜事物的坚定。也许正是这样一种开放坚定的心态，使他总让人觉得不老，不会老，我们虽然尊敬他，但从不觉得他比我们年长太多，而总觉得他是孩子王。

还有一件事是我永远难忘的。我大学本科毕业时写的学位论文约有五万多字，而且题目大得吓人，想在这样一篇文章里把美术、音乐、文学等几乎一切类型的艺术中的抽象问题研究透。我的论文指导老师曾奕禅教授也是一位在思想上、学术上特别宽厚，特别鼓励后学的长者，他竟允许我尽其自由地发挥想象力和创造精神，把这样一个大题目做下去。论文完成，过了毕业一关后，自然想着把这化了我不少心血的长文发表出来，可当时我这样的刚跨出大学校门的小家伙，谁会发表我这样的长文呢？

还是那间续接在一栋楼房旁边的小棚屋向我敞开了门。徐远略先生建议我做些修改，我把论文压缩成三万多字，徐公将其分两次在内部刊物《江西文艺界》中刊出。

刊出后果然颇有些反响，一位朋友最近还告诉我，当时这文章对他们有很大的震动，以至于他至今还保存着那两期刊有那长文的《江西文艺界》。

而尤让我惊奇和感动的是，徐远略先生那时竟主持召开了一个有当时江西省许多重要的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参加的有关这篇论文的讨论会。这惊奇和感动，到了今天，也是让我觉得比那时还要更加分明、清晰的！

后来，“清除精神污染”那阵子，我却因这篇论文而写了长长的一个说明（是说明，不是检查，我不认为我该写什么检查），因为我过早研究了先锋文学与先锋艺术问题。

由此可以想见，徐公在当时，为鼓励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发表这样一篇充满大胆新奇思想的论文并为其召开讨论会，是要有怎样的一种担待的。

开放者，先行者，大胆地发出新鲜思想的人们，通常都并未能得到什么现实的报偿，例如当官，例如发财，甚或例如声名，但是，开放的，不断探索地，坚定地朝向未来，朝向创造的心态，永远是激活生命的不老的精神能源，而且，它将永远鲜活如初，意义愈益分明地留存在人们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