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尔德《理想丈夫》中的矛盾性解析

⊙曲 彬 尹 丹［东北大学外国语学院， 沈阳 110819］

作 者：曲 彬，英语语言文学硕士，东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尹 丹，英语语言文学硕士，东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生活和创作于19世纪下半叶的王尔德是当时英国唯美主义运动最杰出的代表。长期以来，他本人和他的文学创作都被看做是充满矛盾的。他在19世纪90年代创作的喜剧作品更是机智诙谐、妙语连珠，悖论式的格言比比皆是，将读者和观众带入一个似是而非、发人深省的矛盾世界。王尔德的这一特点几乎贯穿了他的整个创作生涯。他的矛盾性曾使传统的批评家得出了对王尔德这样的评价：出色的个人，并不出色的作家。随着对王尔德研究的深入，王尔德和他作品中的矛盾性越来越被人们以新的视角来看待，并成为王尔德独有的特点和优势。①其实，王尔德所体现的这种矛盾性与他在自我身份上的困扰密不可分。他是英国上层社会的文化精英，还是被边缘化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儿子？是维多利亚上流社会宠爱的明星作家，还是企图颠覆那个社会的文化先锋？是异性恋，或是同性恋？王尔德特殊的生长和创作背景决定了他一生在这一问题上的徘徊，他的作品更是王尔德为这种特殊的“中心”与“边缘”之间的身份寻找出路、融合矛盾性所做出的努力。本文将通过对王尔德特殊身份背景的分析，指出王尔德矛盾性形成的原因，并通过对王尔德的喜剧《理想丈夫》的解读，发现其中的矛盾性因素赋予作品的特殊魅力和意义。

一、特殊的背景，矛盾的王尔德

在很多时候，王尔德都被认为是一位大不列颠作家，但是随着对王尔德研究的不断推进和对王尔德生活和创作背景的深入了解已经使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王尔德的爱尔兰背景对他作为一位文化精英和重要作家所产生的不可忽视的影响。事实上，仅仅用英国或爱尔兰来描述王尔德的身份归属都有失偏颇。英国和爱尔兰在历史上的殖民关系、王尔德的英格兰—爱尔兰特权阶级的特殊身份以及王尔德与唯美主义运动的紧密契合都使得王尔德的身份认同发展为无法回避的双重性。这种双重性所导致的矛盾性与王尔德终生相伴，也为我们解读和欣赏王尔德的作品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

王尔德出生于爱尔兰都柏林的一个名声显赫的家庭，父亲是知名的外科医生，热衷于爱尔兰的文化传统，把大量的业余时间都花在了爱尔兰民间传说上。他的母亲是一名颇有才气的诗人和政论家，写下了许多鼓舞爱尔兰民族斗志的诗篇，对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十分热衷。在父亲诊所的爱尔兰农民那里，在母亲会客厅里举办的沙龙中，王尔德一定听到了关于爱尔兰历史文化的方方面面。父亲对爱尔兰过去的关注和母亲为其未来的斗争一定在王尔德心中烙下了深刻的印痕，使他对爱尔兰民族和爱尔兰事业的关注有种与生俱来的特性。但这并不等于说王尔德的爱尔兰性占据了上风。其父母的英格兰和新教的出身使得他们不可能完全放弃英国的文化传统。王尔德1864年来到普拉托皇家学校学习，这一学校位于新教聚居区，学生大多来自殖民官员或地主家庭。1871年，王尔德又进入都柏林的三一学院，而这里与英国政府一直有着密切的联系。此后，王尔德便去往英格兰的牛津大学读书。王尔德幼年的时候家里就是文化名流的聚集地，他因此受到了具有英国背景的文人的影响，并且无论在家中还是在都柏林求学期间都有机会大量阅读英国经典文学作品。到了牛津大学，王尔德的才华进一步得到施展，成为英国文学界小有名气的人物。以“美学教授”自居的他也拥有了不少的崇拜者。这时的王尔德完完全全是一位英国绅士。

不过，虽然王尔德没有在牛津大学青年学生追逐天主教的风潮中改变自己的新教信仰，而且自此再也没有回到过爱尔兰，他却始终保有爱尔兰情怀，并不时地用“爱尔兰人”“凯尔特人”称呼自己。他常用凯尔特人丰富的想象力来挖苦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愚钝无趣。他与同为爱尔兰人的作家萧伯纳、叶芝交好，并把“凯尔特”一词用在他所崇拜的人身上。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很多情形下，王尔德也写下了像“我们英国人”“我们英国”这样的话。爱尔兰或英格兰、天主教或新教、凯尔特或盎格鲁，王尔德身上的这些特性仿佛并存。是的，他既不是纯粹的英格兰人，也不是绝对的爱尔兰人。英格兰在爱尔兰的殖民历史，加上英格兰—爱尔兰特权阶级的特殊身份，注定了王尔德身份认同上的双重性。

爱尔兰作为英国在大不列颠以外的第一个殖民地从17世纪开始进入了与英国几个世纪的殖民关系当中。长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方面的殖民接触改变了原来的爱尔兰，也改变了殖民者。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关系不是绝对的二元对立，被殖民者不是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而殖民者也在这一关系中处于一种“矛盾状态”。从对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的解读中可以了解到,“殖民者到了殖民地，看到被殖民者俨然成为自己影子的投射之后，在道德的层面上就会形成一种罪恶感与优越感交互混杂的模糊状态”②。殖民者试图把自己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在殖民地加以复制，制造出顺应其统治的臣民，但结果却是被殖民者对殖民者的一种拙劣模仿，这几乎等同于对殖民者的嘲弄。被殖民话语的不确定性搅扰不安的殖民者和深受殖民体系影响的土著都生活在一个“第三空间”。处于第三空间的主体，必然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存在一种模糊性和矛盾性，并会努力融合这种矛盾性。“正是在这种‘阈限的’有限空间内文化上的差异实现了某种接合，所产生的结果便是对文化和民族身份的想象性‘建构’。”③王尔德正是生活和创作在英国和爱尔兰的殖民关系背景之中。作为英殖民者在爱尔兰的后裔，王尔德属于英格兰—爱尔兰特权阶级，对爱尔兰和英格兰都有无法剥离的紧密联系，对身份矛盾性的感知更加强烈。“王尔德的这种既是殖民者又是被殖民者，既是统治者又是牺牲品的身份，使他集‘他者’和‘自我’为一身。因此，王尔德这个阶级的‘临界性’要比任何单纯的殖民者或被殖民者的‘临界性’来得更明显、更典型。”④王尔德的这一特殊背景决定了他艺术创作中的矛盾性特点和融合矛盾性所做出的努力。

才智超群的王尔德在19世纪中期开始的唯美主义运动中为矛盾的自我找到了一个栖息地。而在这场以他为主角的艺术大潮中，王尔德将这种矛盾性尽情地释放，演绎了与众不同的人生，也留下了传世的不朽佳作。19世纪后期，维多利亚统治下的英国如日中天，而就在日不落帝国尽享其荣耀的同时，英国社会也散发出明显的腐败气息。科学技术领域的进步撼动了上帝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工业社会的发展和商业精神的确立将唯利是图和商品消费变成了中产阶级的追求。消费文化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成为人们的信仰和精神支柱。与此同时，维多利亚社会的道德体系却僵化保守，由此滋生了社会道德生活中普遍的虚伪作态。“低层阶级的人置之不理、漠不关心，而高层阶级则伪善、空虚与应付。”⑤这便是维多利亚人面对清教似的道德标准做出的回应。面对着这样的社会危机，唯美主义者举起“为艺术而艺术”的大旗来维护艺术的纯洁领地，反抗中产阶级的物质主义和庸俗虚伪，以艺术捍卫人类的精神家园。这种既排斥现实社会，又成为社会文化先锋的特殊身份，使得唯美主义者占据着中心和边缘之间的位置。这样一种位置对王尔德来说再适合不过。“王尔德的爱尔兰—英格兰的特殊身份和唯美主义者的既是主流社会边缘人，又是对时代品味起指导作用的核心人的身份相契合。”⑥所以，唯美主义为王尔德释放自身的矛盾性，探求对立双方和谐发展的可能提供了一条重要的渠道。他在生活和艺术的世界里与自己的双重性对话，并曾陷入同性恋的地下世界而身陷囹圄。一切的欢乐与悲哀无不印刻着王尔德探索自我矛盾性的虔诚。

二、王尔德在《理想丈夫》中对维多利亚英国的批判

王尔德的文学创作在19世纪90年代的社会喜剧中达到高潮。王尔德的喜剧系统地挑战了英帝国的自负，力图从内部破坏其以优等民族自居的道德基础，即自我道德体系的完整性。⑦《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一个无足轻重的女人》《理想丈夫》和《认真的重要》为读者和观众展现了一幅生动的英国上流社会的生活图景。在这个王尔德所熟知的世界里，上流社会的绅士淑女们娴雅体面的外表背后那些自私虚伪、争权夺利的真实面目被王尔德在优雅的会客厅里和精致的宴会桌上演绎得有声有色且畅快淋漓。英国维多利亚社会道德的方方面面无不受到王尔德的揶揄，各色人等无论男女老幼都逃不过王尔德机智妙语的嘲弄，其否定和批评意义不言而喻。

《理想丈夫》于1895年1月在伦敦首演，是王尔德自认为最好的剧本，其中对维多利亚社会婚姻、女性和政治等方面的探讨见解深刻而独到，其意义不容忽视。在喜剧的第一幕中我们了解到，作为理想丈夫的奇尔顿爵士是一位成功的政治家，是政界正直、诚实和一切优良品行的代表。在家中，他更是妻子眼中的理想丈夫，事业成功，人品上没有一点瑕疵。可奇尔顿太太有所不知的是，奇尔顿爵士竟是靠年轻时出卖内阁机密而发家的，他成功的政治生涯也正源于这段不光彩的历史。这对于奇尔顿太太来说将会是绝对不可容忍的事情，因为奇尔顿太太本人是绝对的道德楷模，纯洁、正直、高贵，没有一丝污染。她是新女性的杰出代表，受过良好的教育，热衷女权主义和政治。而作为她眼中理想丈夫的奇尔顿爵士，由于害怕失去妻子的爱而不敢向其坦承自己的过去，始终生活在紧张和分裂的人格当中。这样，表面上看起来和谐完美的家庭由于女主人苛刻的道德信条便出现了潜在的危机。

在奇尔顿太太主持的宴会上，一位被称为“妖妇”的谢弗利太太出现了。原来，她曾与奇尔顿太太是同学，早就以品行恶劣、小偷小摸为人不齿；她精明而自私，为了牟取私利，她会利用可以利用的一切，包括自己的身体和全部的人格。今天，她来到奇尔顿爵士这里，便是以早年奇尔顿出卖机密的证据相威胁，来逼迫奇尔顿同意阿根廷运河计划，帮她敛财的。多年以前她和奇尔顿爵士都受到过名誉不好的安海姆伯爵的诱导，将权力和金钱奉为人生最为重要的追求。“这个世纪的上帝是财富。一个人要成功就必须拥有财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都必须拥有财富。”⑧现在，奇尔顿爵士向安海姆透露内阁机密的信就在谢弗利太太的手上，虽然奇尔顿知道阿根廷运河计划的欺骗性，不情愿让内阁予以通过，但是如果他不做出这样的努力，他的过去就将大白于天下，他多年努力建立起来的政治生涯和他的婚姻将瞬间被推入岌岌可危的境地。这是他无法承受的，他无法失去他热爱的事业，更无法失去深爱的妻子。在这样的威胁下，奇尔顿爵士不得不同意了谢弗利太太的要求，承诺她会做出努力最终使内阁同意并通过运河计划。而后，谢弗利太太和奇尔顿太太这两个性格品行截然相反的女人在奇尔顿家中不可避免地爆发了冲突。谢弗利太太将奇尔顿爵士同意支持运河计划的事直截而轻蔑地抛在了奇尔顿太太面前。奇尔顿太太怎能容忍丈夫做出如此不理性的选择，这将使奇尔顿的政治名声遭到玷污，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对丈夫的过去和谢弗利太太的敲诈一无所知的奇尔顿太太在见到丈夫后立即要求其写信给谢弗利太太收回承诺。奇尔顿被逼到了死胡同，他顺从了太太的要求，而内心却笼罩上一片阴霾。

在第一幕的尾声我们还得知剧中的浪荡子、奇尔顿爵士的好朋友戈林子爵和他的恋人也是奇尔顿的妹妹梅布尔共同在奇尔顿的客厅里发现了一枚钻石胸针，这曾是戈林多年前送给表妹而后丢失的，是谁获得了这枚胸针而又将其遗失此处呢？在第二幕中，如我们所预料的，谢弗利太太果然来到奇尔顿府上询问胸针的事情，看来这枚胸针无疑是这位恶习难改的谢夫人窃取的。此时，谢夫人再次遇见奇尔顿太太，对奇尔顿爵士收回承诺怒不可遏的她将奇尔顿的过去和盘托出，无情地扔向对方。奇尔顿太太无法接受眼前掉落面具的丈夫，对他为了金钱而出卖名誉的恶行大加斥责。

至此，维多利亚时代政治生活、婚姻家庭和女性社会角色中的种种问题都被剧作家不留情面地暴露出来，其批判色彩显而易见。就连奇尔顿爵士这样的模范政治家、英国人尊崇的榜样都有着不可告人的发家丑史，英国的政治还能有多少的正直和公正呢？就像谢弗利太太强迫奇尔顿设法让内阁通过运河计划时说的：“我要你撤回你准备向议会提交的报告，就说你有理由相信委员们的结论是出于偏见或对事实认识不足什么的。然后我要你表达政府要重新考虑这个问题，说你有理由相信运河完工之后会有重要的国际价值。你知道部长们在这种情况下常说的那些东西的。几句陈词滥调就够了。”看来，谢弗利太太对政界的规则了如指掌，而英国政界所做的决定竟然可以如此随意，如果奇尔顿想利用自己的地位牟取私利，那简直是轻而易举的事。在这样的政治局面下，腐败当然在所难免。这样的社会道德氛围，也侵蚀和纵容了谢弗利太太这样的女性。在金钱和权力成为人生追求的时代，谢弗利太太为了达到目的可以将尊严和道德统统抛弃。她将婚姻当作敛财的工具，在与男人的交往中发迹。当年她为了金钱对戈林子爵虚情假意，而现在又要戈林承诺与其成婚来交换奇尔顿的罪证。婚姻对谢弗利太太来说是一个可以随意利用和交换的东西。物质文明大发展的维多利亚时代掩藏着的却是利欲熏心和对伦理道德的不屑。出入上流社会的正人君子和端庄淑女们暗地里却干着自私败德的勾当，这在《理想丈夫》对次要角色的描画中都显露无遗。事实虽是如此，维多利亚社会的道德要求却是相当刻板。对传统道德不和时宜的严苛固守不仅使社会上虚伪之风盛行，也创造了奇尔顿太太这样的传统卫道士。奇尔顿太太以一个道德警察的角色控制着整个家庭，言行举止傲慢专横，这在她迫使丈夫写信给谢弗利太太撤回承诺时表现得十分清楚：“你必须马上给她写信，现在，就现在……就在这里写，罗伯特。写上你拒绝支持她的那个计划，写你认为这是个欺骗性的计划。对，写上‘欺骗’这个词儿……对；这样就行了……还有信皮。马上把这封信送到克来利致旅馆。不用等回信。”对理想刻板严格的追求并不会带来温馨的家庭生活，却会使婚姻关系变得无比脆弱。事实证明，奇尔顿太太脱离现实的苛求使家庭的幸福在谢弗利太太的阴谋下不堪一击。如果奇尔顿太太不做出改变，她和奇尔顿的婚姻必然以悲剧作为结局。

王尔德清晰地洞察出维多利亚社会的这些疾患，并且令人无法回避地把它们摆在读者和观众面前。

三、王尔德批判的温和性

王尔德对英格兰既排斥又接纳的矛盾性决定了他对英国社会批判的温和性。王尔德对于喜剧这种文学形式的选择本身就表现出他的温和态度。

在《理想丈夫》的第三幕，获知丈夫不光彩历史的奇尔顿太太写信给戈林子爵希望当面求助。与此同时，奇尔顿来到戈林家中，期望戈林给出进一步的意见。事实上，戈林一直在奇尔顿夫妇的事情上起着积极的帮助作用。在第二幕的一开始，戈林就对受到谢弗利太太威胁陷入窘境的奇尔顿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不仅批评了奇尔顿通过泄密敛财的不名誉行为、否定了他所信奉的金钱逻辑，而且向奇尔顿提出他应该向妻子坦白一切，并支持他与谢弗利太太斗争到底。对于奇尔顿太太，在她还不知晓丈夫的丑史之前，戈林就曾间接地劝说她不要在道德要求上过于严苛、毫不宽容。“奇尔顿太太，我有些时候认为……可能你对于生活的一些观点有点严格。我认为……通常你不够宽容。”知晓奇尔顿过去一切的戈林正努力地改变这位恪守道德准则的太太。这位被其父亲批评为没有任何“正经营生”的浪荡子戈林对于生活的理解却独到而深刻。他对奇尔顿太太的劝说真诚而中肯。“……我真正知道的是对生活的理解不能没有宽容，对生活的态度不能没有宽容。不管下个世界怎样，对于这个世界真正的解释是爱，不是道德式的哲学。奇尔顿太太，如果你遇到麻烦的话，请完全相信我，我会尽我所能帮助你。”作为奇尔顿夫妇好朋友的戈林自然在这个家庭出现危机时成为了夫妻双方求援的对象。另外，戈林在第三幕中还以最直接的方式将奇尔顿从事业的危机中解救出来。他利用谢弗利太太偷窃胸针的把柄最终迫使其交出奇尔顿的信，并将阻碍奇尔顿仕途的这一罪证当即烧毁。

同时，并不知道自己已被戈林解救的奇尔顿在议会中完全否定了阿根廷运河计划，并对整个现代政治金融体系提出了批评。报纸刊出这一重要新闻，并对奇尔顿不吝赞美之词，称其为英国公共生活中最优秀的代表。戈林从父亲那里得知这一切时，感慨地说：“……这表明他是有勇气的。”不错，奇尔顿做出这样的决定意味着他内心正直的力量终于占了上风。即便葬送整个政治生涯，他也要坚持正义。同样做出改变的还有奇尔顿太太。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是非烦扰之后，在戈林反复而耐心的劝导下，她终于放弃了对丈夫严苛的道德要求，并对丈夫继续从政表示支持。当家庭危机已过，奇尔顿即将面对未来的生活时，奇尔顿太太借用戈林子爵的话表达了自己的态度：“男人的生命比女人的更有价值。它有更宏伟的事业、更广阔的天地、更伟大的理想。女人的生命在情感的轨道上盘旋。男人的生命却在智慧的道路上前进。我刚刚从戈林子爵那里学到的，还学到了很多其他的东西。我不会毁掉你的生命，也不会让你为了我而毁掉它，那是没有意义的牺牲！”奇尔顿太太的这番话在已经倡导女性权利的19世纪末显然令人难以信服，这不过是王尔德对维多利亚社会的又一嘲弄。可是不管怎样，在奇尔顿太太的理解和支持下，奇尔顿将去唐宁街接受他新的内阁成员的职位，现实生活中的一切还是恢复了原来的秩序，故事在第四幕中圆满地以喜剧结束。

《理想丈夫》中完美的结局使得王尔德对维多利亚社会的批判显得十分温和。戈林子爵的帮助和奇尔顿夫妇的改变使和谐的政治和家庭生活秩序得以维护。这固然与王尔德自身对英国暧昧的态度紧密相连。他试图通过创作探索融合矛盾双方的可能性。在这个过程中，王尔德探索了人性的复杂性，颠覆了对人物形象绝对的善恶区分。奇尔顿这一角色就很明显地体现出这一点。从他的身上，“……人们可以感受到人性的复杂，看到生活境遇对人的影响，发现成功人士内心的阴影，并引发对传统是非标准的拷问”⑨。是的，在这部剧中，我们清楚地感受到了善恶好坏没有鲜明的泾渭之分，就如奇尔顿被戈林指责其懦弱而屈服于诱惑时他所回答的：“懦弱？哦，我厌倦了这个字眼。厌倦了把它用在别人身上。懦弱！亚瑟，你真的以为是懦弱使人屈服于诱惑？我告诉你，可怕的诱惑是需要力量和勇气才能向它屈服的。将自己的一生孤注一掷，不管赌注是权力还是快乐，我都不在乎——这里面是没有懦弱的。有的是可怕的勇气。我曾经拥有这样的勇气。”这番表述无疑是王尔德的又一个悖论，他以此带给我们更多的思考。这便是王尔德喜剧中的矛盾性所具有的特殊意义。他冲破了传统道德体系中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使读者和观众认识了现实生活的复杂性而以更加智慧的眼光去看待世界。

① 李元.唯美主义的浪荡子——解析王尔德的矛盾性与自我塑造[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3，（05）：62.

② 生安锋.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③ 王宁.霍米·巴巴和他的后殖民批评理论[J].南方文坛，2002，（06）：40.

④⑥ 刘晋.后殖民视角下的奥斯卡·王尔德——论王尔德的“阈限性”[J].外国文学研究，2009，（01）.

⑤ 戴维·罗伯兹.英国史·1688年至今[M].鲁光恒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279.

⑦ Cave R.Wilde’s Plays:Some Lines of Influence[C]//Raby P.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Oscar Wilde.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223.

⑧ Wilde O.An Ideal Husband[M]//Holland M.Complete Works of Oscar Wilde.5th ed.London:HarperCollins Publishers,2003.文中有关该小说译文均系本文作者自译。

⑨ 吴学平.论王尔德喜剧人物的独创性[J].外国文学研究，2007，（06）：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