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的边缘“他者”——《蝴蝶君》中的同性恋倾向

⊙吴晓丽［云南师范大学， 昆明 650500］

作 者：吴晓丽，云南师范大学研究生，研究方向：美国文学。

《蝴蝶君》是美籍作家黄哲伦的作品，因其独特的视角及罕见的情节受到评论界的追捧。在国外已经有了关于宋丽玲与伽利马之间的同性恋恋情的论述，并且开始关注这段同性恋恋情背后的意义。国内有很多关于《蝴蝶君》的研究，但是关于同性恋的寥寥可数，仅有的也只是认为同性恋是对这本小说的误读及对他们之间的关系从需求角度做出解读。

同性恋理论来源于女性主义，早期更多的是证明作者是同性恋或者是某部作品是同性恋作品。例如王尔德的同性恋身份，以及像《断背山》这样的作品。但是后期，同性恋理论家们从福柯的身份认同与权力得到启发，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关注同性恋的边缘化身份认同困难与权力的关系上来。

一、同性恋倾向

有一个问题一直都困扰着《蝴蝶君》的爱好者们；那就是为什么相处近二十载，伽利马丝毫也没有发现宋丽玲的真实身份呢？是因为他活在自己的臆想中，还是他在逃避自己是同性恋的事实呢？其实我们不难看出，伽利马是有很多机会可以知道宋丽玲其实并不是个女人的，但是他相信宋丽玲是“害羞的”，所以他可以忍受不看到宋丽玲的裸体。伽利马一开始总是为自己的所谓的完美的温顺的“蝴蝶夫人”所迷惑，但是到后来他自己开始拒绝见到宋的裸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已经认识到自己可能已经爱上了一个男人，对他来说这是多么可怕的事实。黄哲伦在一篇访问中曾经回答记者关于伽利马的同性恋倾向问题时说：“是同性恋或者异性恋在这部小说中是很模糊的，但是我认为他自己确实知道他正在和一个男人发生关系，所以说，某种程度说，伽利马确实是个同性恋。”伽利马强迫自己相信自己是个异性恋，自己爱上的也是一个女人，但是事实上伽利马与一个男人发生了关系。

相较于伽利马，宋丽玲对于这段同性恋恋情显然就要比伽利马坦然得多，他在关系的开始确实是因为自己间谍的身份而接近伽利马，但是后来他自己也爱上了这个男人，所以才有了前面他强迫伽利马看自己裸体的那一幕，伽利马的拒绝使得宋很难过，因为伽利马不承认自己爱上的是一个男人，而宋丽玲却只能扮演一个伽利马喜爱的女人来爱自己的爱人。从这个角度来讲，宋是很悲剧的，他用女性的身份去接近伽利马，而后他发现伽利马陷入了自己亲手扮演的“蝴蝶夫人”的陷阱中，宋本该高兴的，因为伽利马是这么好控制，甚至不要求看到他的裸体，但是他渐渐地对这种情况感到厌倦，他希望得到更多，希望伽利马喜欢的是自己而不是一个幻象。到最后站上法庭，他终于可以以自己本来的面目出现在伽利马面前，坦称自己是个男人，坦白自己的感情；从这个角度讲，宋对自己的性取向要比伽利马更能接受。不可忽视的是，在这部戏剧中，伽利马与宋丽玲都有同性恋倾向，只是伽利马直到最后也没有承认自己的性取向，但是宋丽玲在站在法庭上的一刻，选择勇敢地面对自己的性取向。“宋丽玲倾向于作为一个男人继续自己与伽利马的关系。”

二、边缘化身份认同的困难

伽利马一直以来就是一个不被重视的人，虽然他是一个西方人，但是在他的社会中，他其实就是一个他者，他没有权势，没有钱财，为了前途娶了一个自己不喜欢的甚至是不尊重自己的女人；在一个物质社会中，他这样的人的生存无疑是艰难的。这就是为什么当他遇上宋丽玲扮演的温柔的顺从的“东方蝴蝶”时会那么着迷。因为这样的女人正是可以映衬出他男性的魅力，维护他可怜的自尊的。他需要这样一个女人来维护他那可怜的自尊。在西方国家，同性恋也是一个不能说的秘密。即便在西方国家有的同性恋可以通过“出柜”（outofcloset）来表明自己的倾向，但是问题在于伽利马不仅是一个同性恋者，更为重要的是他的伴侣是一个亚洲人。从东方主义的角度看，西方认为东方永远是奇怪的、神秘的和羸弱的。这个企图通过自己与宋丽玲的关系来证明自己的男人却被自己深爱的“东方蝴蝶”背叛（betray）了。对伽利马来说，他所处的社会地位也就是他的边缘化身份使得他的同性恋身份认同变得困难重重，最终，在绝望与自嘲中，他选择了以死亡来结束自己虚妄的一生。黄哲伦在一次采访中说过：“伽利马相信自己是一个异性恋。”他永远活在幻象中，活在西方对东方的幻象中。

宋丽玲作为一个中国间谍，尽管对于他来说自己更倾向于自己作为一个男人与伽利马相处，但是他的周边环境却使得他的“出柜”之路显得那么的艰难。秦同志是宋丽玲的联络员，他强迫宋丽玲回到法国进行间谍活动，然而在与伽利马分别四年后，宋丽玲拒绝回法国。这气坏了秦同志，因为这四年来，宋丽玲不断地向他讲述着自己的“性变态”。在中国，也可以说是在东方，同性恋对于人们来说是讳莫如深的。秦同志直接说道:“你再也不能用你的性变态把中国熏臭了。你要去污染污染产生的地方——西方。”在秦同志眼里，同性恋来自于西方，宋丽玲的所作所为不仅说明他受到了西方的影响，还是很恶心和变态的。至此宋丽玲的边缘化身份认同的困难清晰可见，他深情地对伽利马说：“不是世界，是你和我。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对于一个男人来说，如果他抚摸得过于频繁，即使是最柔软的皮肤也会变得像皮革。我承认，我不知道怎么来阻止这个。我不知道怎样变成另外一个女人。”显而易见的是，宋丽玲自己也很担心伽利马对于自己的爱会消失，因为他不是一个女人。当伽利马多次提出要看宋的裸体之后，宋说：“剥光我。不管发生什么。”但是伽利马却退却了，他说道：“我没有脱掉她的衣服，难道是因为在内心深处的某个地方，我知道我会发现什么吗？”最后，宋终于向伽利马表白了自己的身份：自己是一个男人；同时，也表白了自己的爱。他对伽利马说离开他，自己将活不下去。但是伽利马却告诉宋，宋仅仅只是一个男人。伽利马的拒绝使得宋十分伤心。一方面，宋的边缘化身份认同困境在东方得不到谅解；另一方面，由于自己的爱人伽利马的身份认同也模糊不清，使得宋的爱永远得不到回应，宋是一个边缘的但是敢于直面自己性取向的“他者”，但是自己的身份认同始终很难，甚至伽利马都说：“你一定是有某种身份认同问题。

三、对传统性别政治的挑战

同样身处边缘的同性恋“他者”，宋与伽利马都不能认清自己的身份。伽利马是因为自己身处于自己的幻象中，因为在西方人眼中，东方女子都是柔弱的顺从的，甚至愿意为了自己心爱的人而死。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伽利马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深刻地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在被爱人背叛和自己与一个东方男人的同性恋恋情会受到西方社会的唾弃的压力下，伽利马自杀了。宋作为一个敢于承认自己的性取向的男人，却由于自己爱人的回避与社会压力，他的同性恋恋情最终得不到回应。

伽利马的死与宋丽玲的孤独终老使得我们对于同性恋的边缘化身份困境唏嘘不已。他们的身份认同困境也同样是作者对于传统性别政治的一种反抗。在这部作品中，宋丽玲与伽利马之间的同性恋倾向的关系更对传统的以异性恋为主的性别政治中心发起了挑战，不论是西方的或者东方的同性恋者，都有身份认同的困难，他们是这个社会的“他者”，永远不能享受宋所说的“我和你”的纯粹的关系。但是另一方面，他们的同性恋关系确实给这个传统的以“异性恋”为中心的社会制造了麻烦，发起了挑战，因为宋通过伽利马得到了许多情报给法国带来了损害。而宋的“性变态”也使得秦同志头疼不已。作者通过对这段同性恋恋情的描写，成功地为边缘化的同性恋“他者”们挑战了性别政治中心。文中的宋与伽利马像所有的人一样，渴望的不过是爱，而不是他人眼中“扭曲的”“变态的”同性恋隐喻。显然，不论西方东方，这样的同性恋隐喻都是存在的，因为传统性别社会的权力是强大的。而黄哲伦却向这样的传统性别社会发起了挑战。可以说，《蝴蝶君》是对传统性别社会的一种解构亦是一种建构。

四、结语

很多评论家就伽利马自杀这件事争论不已，他们认为一个西方男人为了一个东方男人自杀是“奇怪的（odd）”。作者黄哲伦的立意显然不在此。通过对两个同性恋男人的边缘化身份认同困境的描写，作者没有把西方与东方对立起来。同性恋作为一种存在，不是东方的或是西方的，而是这个传统的以异性恋为中心的世界的一种“边缘”文化，需要的是关注而不是非西即东的争论。

[1]黄哲伦.蝴蝶君[M].张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2]DiGaetani,John Louis.M.Butterfly—An Interview with David Henry Hwang.

[3]Rich,Frank.M.Butterfly,a Story of a Strange Love,Conflict and Betrayal.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Detroit:Gale Research.1989.

[4]Mcleod，John.Beginning Postcolonialism.ManchesterUniversity Press，2000.

[5]塔姆幸.福柯与库尔理论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