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子路形象演变研究

刘素阁

（戚城文物景区管理处 河南 濮阳 457000）

秦汉时期子路形象演变研究

刘素阁

（戚城文物景区管理处 河南 濮阳 457000）

除《论语》之外，先秦两汉的其他古代文献中对子路的记载也非常多，但是由于作家的主观意识，写作目的和作品体裁的不同，其中所塑造的子路形象有与《论语》中相一致之处，也有与之相反或者不完全相同之处，这期间子路形象经历了不断故事化，寓言化的发展，

秦汉时期；子路

在《史记》、《韩诗外传》、《说苑》、《庄子》等文献中对子路亦多有涉及，而且都对子路形象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加工和改造，或者是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刻画描写。这主要是众多作家的不同经历，所处的时代环境各异，以及写作目的的不同造成的。但是，客观上却使子路形象相对于《论语》所提供的原型来说，显得更加丰富多姿，异彩纷呈。

一、先秦两汉文献中与《论语》中子路形象刻画相吻合之处

（一）在子路性格率直方面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称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少孔子九岁，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寇雄维，佩暇豚，陵暴孔子。孔子设礼稍诱子路，子路后儒服委质，因门人请为弟子。这样的场面颇具戏剧性，它的象征意义也很显然。“鄙、野也”。二字意思等同，“好勇力，志伉直”等是“性鄙”的具体体现。子路桀骜不驯，对作为道德理想化身的孔子实施人身攻击，但孔子轻轻使出他的看家本领“礼”，子路便被驯服，穿上儒服接受了儒家文化的教育。

《说苑·建本》反映本性为“野”的子路还颇为任性：子路问于孔子曰：“请释古之学，而行由之意，可乎？”孔子曰：“不可——”。这里，子路向孔子提出要求，希望保持自己本来的面貌，要“循性”而为，被孔子坚决否定了。

在《韩诗外传》卷二中有这样的记载：传曰：孔子遭齐程本子于郯（今山东郯城），倾盖而语终日。有间，顾子路曰：“由来、取束帛以赠先生。”子路不对。有间，又顾曰：“取束帛以赠先生。”子路率而对曰：“昔者由也闻之于夫子，士不中道相见。女无煤而嫁者，君子不行也。”试想，在孔子众多的弟子中，能够对孔子的话置之不理，并且当面就“率而对曰”，指出孔子不足的，恐怕只有子路一个人了。

《说苑.臣术》更是活画出子路的幼稚冲动：子路为蒲令，备水灾，与民春修沟渎。因为百姓烦苦，故人与箪食，一壶浆。孔子闻之，使子贡复之。子路忿然不说，往见夫子曰：“由也以暴雨将至，恐有水灾，故与民修沟渎以备之，而民多匮于食，故与人一箪食，一壶浆，而夫子使赐止之，何也？夫之止由之行仁也？夫之以仁教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子路施行仁政，是他仁爱和尊师的表现，但也不能领会政治的复杂性，因而显得幼稚。他受了委屈便马上向老师振振有词地申诉，正是他真率的表现。

（二）有关子路尚武的方面

《说苑·贵德》记载：“子路持剑，孔子问曰：‘由，安用此乎？’子路对曰：‘善吾者同以善之，不善吾者固以自卫。’孔子曰：‘君子以忠为质，以仁为卫，不出环境之内，而闻千里之外。不善以忠化，寇暴以仁，何必持剑乎？’子路曰：‘由也请摄齐以事先生。”

《列子·仲尼》也说：“由之勇贤于丘也”。本来孔子就是位异常勇敢的人，而孔子还感到不如子路，可见子路勇到什么程度。无怪乎当孔子问弟子的志向时，每次都是子路先发言，而且多数是谈他自己如何勇敢，如何教别人勇敢，如何敢于打仗等等。如《说苑·建本》说：“孔子谓子路曰：‘汝何好？’子路曰：‘好长剑’”。《说苑·指武》有如下记载：子路曰：“顾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钟鼓之音，上闻于天，旌旗翩翩，下蹯于地，由也举兵而击之，必也攘地千里，独由能耳。使夫二子为从焉。”孔子曰：“勇哉士科愤愤者乎？”在孔子心目中，子路乃是勇士的化身，尚武好勇是他突出的特点，也是他的过人之处，所以当孔子向人提及子路时特别强调“由之勇贤于某”。另外，他在卫国的内乱中，本来可以离开不参与，可是他为了完成职守，临危而进，以至到死。

（三）对于子路长于政事的记载也颇多

这些和《论语》中的记载是一脉相承的。《论语》中孔子对子路从政上的表现还是很欣赏的，曾评价说：“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子路为季氏宰，季孙闻曰：“子路可谓大臣与？”孔子曰“谓具臣矣。”

子路是长于“政事”的。当有人问子路的情况时，孔子说：“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公治长》）。由此可以了解到，子路开始时，是特别善于治理军赋的。后来由于经验的增多，独立治邑也能取得不少政绩。如他在卫国当“蒲大夫”时，管理的就不错，并受到了孔子“三称其善”的赞赏。《韩诗外传》卷六记载说：“子路治蒲三年，孔子过之，入其境而善之曰：‘善哉！由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忠信以宽矣！’至庭曰：‘善哉！由明察以断矣！’”孔子还进一步肯定说：“恭敬以信故民尽力”，“忠信以宽其民不偷”，“明察以断故民不扰也”。孔子如此肯定和称赞子路的政绩，可见子路在这方面是有特长的。

二、有关文献中与《论语》中所记载子路形象的不同之处

（一）子路闻过则喜，闻过即改的特点

《说苑·修文》记载：子路鼓瑟，有北鄙之声。孔子闻之曰:“信矣，由之不才也。”冉有侍，孔子曰：“求，来，尔奚不谓由：——。”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曰：“由之罪也，小人不能耳，陷而入于斯，宜矣，夫子之言也”遂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焉，孔子曰：“由之改，过矣。”

《礼记·檀弓》记载：子路有姊之丧，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礼，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闻之，遂除之。

《孟子·公孙丑》有两次提到子路：或问乎曾西曰：‘吾子与子路贤？’曾西蹴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子路，人告之有过则喜，禹闻善言而拜。”

孟子生活的时代，孔子及其高足们的流风余韵犹存。以上就是孟子评论子路“闻过则喜”的品德，正是因为子路具有这种品德，孟子才对他产生了景仰之情，并把子路的闻过则喜和禹拜善言等量齐观，这充分反映出子路在战国的政治、思想领域的崇高地位。

（二）子路性虽鲁莽，但却事双亲至孝

《说苑·建本》记载：子路曰：“负重道远者，不择地而休；家贫亲老者，不择禄而仕。昔者，由事二亲之时，常食藜藿之事，而为亲负米百里之外。亲没之后，南游于楚，从车百乘，积粟万钟，累茵而坐，列鼎而食，愿食藜藿负米之时，不可复得也。枯鱼衔索，几何不蠹。二亲之寿，忽如过隙！草木欲长，霜露不使，贤者欲养，二亲不待！故曰：家贫亲老，不择禄而仕也。”

这是子路回忆少年之时家境贫寒，自己以野菜野果为食。为孝敬父母到百里以外背米，以尽其欢。长大成人后步入上层社会，想好好的孝敬双亲，但是父母已经去世，因此而深感哀痛，并告诫家贫亲老的世人“不择禄而仕”。在《孔子家语·致思》中，孔子也曾肯定子路在这方面的操行，说：“由也事亲，可谓生事尽力，死事尽思者也”。

（三）见义勇为

《韩诗外传·卷二》记载子路曾说：“士不能勤苦，不能轻死亡，不能恬贫穷，而曰我能行义，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于秦庭，七日七夜，哭不绝声，是以存楚。不能勤苦，焉能行此。比干且死，而谏愈忠。……不轻死亡，焉能行此。……夫士欲立身行道，无顾难易，然后能行之”。他认为，要想行道，就应有不怕穷困、不怕劳苦和不怕牺牲的精神。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如《吕氏春秋·察微》、《淮南子》描述：当有人掉入水中时，他认为救人是合乎义的，于是就跳下水去，而拯溺者于危难之中。他在卫国之死，更能说明他的这一精神。

（四）子路的善说

《说苑·善说》载：赵襄子谓仲尼曰：“先生委质以见主人，七十君矣，而无所不通识，世无明君乎？意先生之道固不通乎？”仲尼不对。异日，襄子见子路，曰：“尝问先生以道，先生不对，知而不对，则隐也，隐则安得为仁？若信不知，安得为圣？”子路曰：“建天下之鸣钟而撞之以梃，岂能发其声乎哉？君问先生，无乃犹以梃撞乎？”这里子路词锋锐健，比喻巧妙，把咄咄逼人的赵襄子置于自讨没趣的境地。这与《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反映的“好勇力，志伉直”的子路有很大的不同，简直判若两人。

（五）有关子路之死的记载不同

关于子路的死因、经过，在《论语》中并没有明确的记载，只有《论语·先进》篇孔子说过：“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此外便再无记述。对子路之死做详尽描述的是《左传》和《史记》两部著作。但是二者对子路的死因却持不同的意见：《左传》说子路是为了救助其主孔悝而死；而《史记》却将孔悝写成乱贼，子路是前去同他问难而被杀的。

《左传·哀公十五年》记载：卫国发生内乱，出亡太子蒯聩企图复国，与孔悝的家臣浑良夫密谋。两人挟持孔悝攻击卫出公。外出的子路闻讯，一路飞马赶回卫都。在城门边上正遇到准备出逃的子羔。子羔说：“出公已经连夜逃亡了，而且现在四门紧闭。请赶快走吧，何苦空受其难？”子路却毫不犹豫地说“食其禄者不避其难”，我既食孔悝之禄，如今他有难，我岂能远避？正值叛军出城追击卫出公，子路趁机潜入城内，直奔孔氏堂前。见孔悝被挟持于台口，就高声呼喊：“仲由在此，孔大夫赶快走开！”孔悝此时早已经失去了自由，不赶下台，子路紧接着吼道：“太子没什么武艺，等我一把火烧掉这台阶，他自然会放您。”太子闻言大惊，急命死党石乞等围攻子路。子路舞剑奋战，但终因年岁不饶人，被叛军刺断冠缨，身受重伤。子路仍然忍痛大呼：“大丈夫死不免冠，且待我结缨戴冠而死。”于是扔下手中利剑，双手取冠结缨。随后叛军兵士一哄而上，乱刀砍死了子路。这段记载可以说是子路好勇尚义，重信守职性格最有力的证明。子路正是以他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实践着他“士不能勤苦，不能轻死亡，不能恬贫穷，而曰我能行义，吾不信也”（《韩诗外传》卷七）的信念。

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记载的情形就与此不同了。他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用“作乱”二字评价蒯聩，孔悝等人的行为。认为蒯聩返回国家争夺自己儿子的王位属于谋反叛乱，而孔悝更是一个助纣为虐的逆臣，子路挺身而出为的是维护卫出公的政权，他是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来抗议蒯聩等人的篡国行径。这样一来，司马迁将子路的死因由“效忠其主”改为“讨伐乱贼”，将子路之死提升到了维护卫国政局稳定的高度上，从而赋予子路的悲剧结局以一种崇高的意味。

司马迁之所以要这样写，主要目的是想让子路的死富有价值。对子路的勇猛无畏、心地坦荡，司马迁格外欣赏。但他认为子路单枪匹马地去救助被挟持的孔悝，未免显得勇气有余而智慧不足，这样的死对卫国的政局是丝毫无补的。司马迁固然欣赏置生死于度外的人生境界，但他更提倡死得其所。他认为《左传》所载子路赴死的意义不大，因此才对子路之死重新加以演绎。这同时也应和了当时社会上对子路之死存在不同于《左传》的传说，司马迁对此认可，并写入《史记》。

[1]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11月2版。

[2]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5月1版。

[3]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3月1版。

[4]沈玉成：《左传译文》，中华书局1981年2月1版。

[5]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中华书局1984年1版。

刘素阁，女，河南省濮阳市人，（1970年7月-），本科学历，文博中级职称，濮阳市戚城文物景区管理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