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与清末社会变革*

张华腾

甲午战败至辛亥革命之前的十余年间，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晚清社会发生了诸多变化。我们发现，在清末变革的许多关节点和诸项工程中，几乎都留下了袁世凯的身影。他不仅要求变革，主动提出相关方案，而且还将有关方案付诸实施，并取得了一定成效。①本文试图从袁世凯提出的几个变革方案、在社会变革中采取的措施及其主要动因等几个方面，对他在清末社会变革中的地位和作用做些分析探讨。

一、袁世凯提出的三个变革方案

甲午战败至清末新政期间，袁世凯曾提出乙未条陈、丁酉说帖、辛丑奏议等3个前后相接、内容相近的全局性变革方案②，体现了这一时期袁世凯的变革思想和政治态度。

(一)乙未条陈

甲午战争后，在康有为等维新派频频上书的同时，袁世凯的《遵奉面谕谨拟条陈事件缮折》也放在了光绪皇帝的御案上。该条陈洋洋近13000言，涉及教育、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内容，主旨是变法图强。他认为，中国变法，从方法和途径方面当效法日本。“日本幅员仅敌我两省之地，我则十数倍之，彼之所以胜者，由于讲求西法，实力推行。我之所以败者，由于拘守成规，罔思改辙。殷鉴不远，亟宜更张。以我之地大物博，但求日人所以制胜之故，而事半行之，必将雄视海内，强邻悚息。”③这个变革方案主要从储才、理财、练兵、交涉四个方面入手④。其中，储才九条，包括设新式学堂培养新兴人才、各省督抚选拔推荐人才、各省学政选拔实用人才、改革科举、选拔人才要主要德才兼备、保护人才、爱惜人才等。理财九条，包括铸银钱、设银行、造纸币，发展保护商务、修筑铁路、开采矿山、办理邮政和电报、按西法理财、培养新型经济人才等。练兵十二条，包括裁汰旧军、编练新军、采用西方合成营制、严明军纪、厚给军饷、培养新型军官、实行征兵制度、注重思想教育、严格实战训练、装备优良武器、发展海军、加强沿海炮台等。交涉四条，包括严格使员制度、招聘沿海熟悉外交的人员作外交顾问、培养外交人才、以沿海和沿边的洋务人才参与外交事务等。

袁世凯这个变革方案，除政治领域未曾涉及外，囊括了经济、教育、军事等方面的内容。基于清政府的军队在日本新兴军事力量面前一败涂地，其军事变革方面的内容很快为朝廷所采纳，正如刘锦藻所说:“甲午中日之役罢盛军，世凯方自朝鲜内渡，条陈十事，廷议从其一，练兵也。随命按抚胡燏棻之定武军，称新建陆军。”⑤不久，袁世凯就被委以编练新军的重任。他在小站练兵的实践，几乎是对其条陈中军事改革方面相关内容的落实。⑥

(二)丁酉说帖

丁酉说帖是1897年德国侵占胶州湾、列强开始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的情况下，袁世凯向时任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光绪皇帝老师的翁同龢上了两个说帖。一是陈述了中国面临被列强瓜分的严峻形势。认为“俄已俨然认东北数省入其版舆，英复隐然视大江南北在其掌握，倭窥浙、闽，法图滇、桂，鹰瞵虎视，各奋得时则驾之志。德人既发难于先，诸国将效尤于后，沓来纷至，群起而与我为难”⑦。二是建议乘此危机，急切变法。“自甲午军兴以后，朝野士庶，凡识时务之辈，莫不争以变法为言。陈事者条说甚详，而饬下各行省遵办者，亦复指不胜屈。乃因仍迁就，迄未有实而见诸施行者。庙堂亦优容勋旧，不加督责。似此变法，恐终未有其期。然而事变迭乘，人不我待，痛切于剥肤，厄甚于倒悬，何可不幡然振厉，以图挽回补救于万一”⑧。三是强调变法的核心内容是用人、理财、练兵三大端。“第于积重之秋，骤行变法之政，兹事体大，猝难毕举。而究其所最要者，如用人、理财、练兵三大端，实属瞬刻不容稍缓。诚就斯三者而实力变革，汰其宿弊，矫其积习，用以培养元气，护持根本，二三年间，可望自立。纵不能抗拒群雄，保我全局，而画疆自守，政自我出，犹可多存数千里土地人民，以为异时徐图恢复之计。”⑨四是提出自下而上、先地方后全国的循序渐进的变革路径。“然中国目今情势，舍自强不足以图存，舍变法不足以自强，一国变可保一国，一省变可保一省。纵不能合朝野上下，一一舍其旧而新是图，而切要易行之端，要当及时而力求振作，似宜先遴饬二三忠诚明练督抚，姑参仿西法，试行变革，于用人、理财、练兵三大端，责其所为，不以文例相绳，不为浮言所动，期以年限，专其责成，俟有成规，再迅饬各省循法推广”，“倘能严饬各疆臣，破其锢蔽之习，认真变法，实事求是，不出十年，可冀自强，五洲各国，孰敢蔑视”。⑩袁世凯这一改革方案虽然各方面都能接受并切实可行，但未能被翁同龢所采纳。（11）

(三)辛丑奏议

辛丑奏议是袁世凯在清廷决定变法新政、要各省督抚大臣提出新政建议时所上的奏折。经过义和团之变和八国联军侵华之难，清廷最高决策者慈禧太后也不得不适应变法的时代潮流，于1901年1月29日以光绪名义发出新政诏书，要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提出新政的具体建议。（12）清廷要求的时限是两个月内，可是两个月过去了，竟然还没有一个人上奏。究其主要原因，恐怕是人们对慈禧太后在戊戌年扼杀维新变法记忆犹新，对她缺乏信任，还在怀疑和互相观望。袁世凯的建议于4月25日率先呈上，这是袁世凯在新世纪、新时期所提出的变法新建议。

该奏议主旨乃沿袭了过去变法方案的一贯性:循序渐进，以培养人才为中心，具体包括慎号令、教官吏、崇实学、增实科、开民智、重游历、定使例、辩名实、裕度支、修武备等10个部分。虽然涉及政治、经济、教育、军事、外交、开放等方面的内容，但其重点在教育、经济与军事等几个方面。

政治方面:一是提出要巩固中央的绝对权威。“迨至禀承庙谟择定施行，便成万钧不移之势，无论如何为难，亦必坚持定见，始终不渝”（13）。二是整顿吏治，培养具有实际能力的官员。“在京师设立课官院，简派明达王大臣督其事，由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各衙门，精选品学敦实、才识明通者入其中，分延教习，课以本国史学、掌故、政治、律例以及各国约章公法”（14），各省设立课吏馆，学习吏治、时务、交涉等。与此同时，裁减冗员冗官。开民智方面，主要设立报馆。报纸分发乡镇后，“庶几风气日辟，耳目日新”（15）。

教育方面:一是办新式学堂，培养新型人才。他建议扩充京师现有大学堂，各省设立各种层次的学堂，“拟请饬将京师本有之大学堂认真整顿，竭力扩充。并饬下各行省厚筹经费，多设学堂，或仿照各国学校章程，区分等次，依次推广。务使僻壤穷乡，皆有痒序”（16）。二是改革科举制度。“旧科仍按期举行，不必一旦全废，但将各省岁科乡会试取中定额，先行核减二成，另增实学一科，即将旧科所减之额，作为实科取中之数”，“其旧科中额，每次递减二成，实科递增二成，以六成为度。使士子知所趋向，争自濯磨，皆渐勉为有用之才，以求奋于功名之路。迨三科之后，学堂中多成材之士，考官中亦多实学之人，即将旧科所留四成贴括中额概行废止，一并按照实科章程办理”（17）。

经济方面:主要是通过发展经济，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各国财政，途径纷繁。大要在采矿产、造铁路、兴商务、通货币及一切生财之道。凡可以利国利民者，靡不竭力经营。”（18）为此，要以“官为商助”的方式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他认为:“近年来路矿邮政诸务，中国皆以举行，而收效尚需时日，非目前所能取济。似宜亟兴商务，以保利权而厚民生。现各省亦多有设立商务局者，不过具文，无裨实际。盖由官尊商卑，上下隔阂。官视商为鱼肉，商畏官为虎狼，局所虽多，徒滋纷扰。”如何改变这种状况，迅速发展商务呢?他认为“必须办理商务者扫除在官习气，使官商一体，情意相通，并在各商萃聚之处，设立商会，分举董事，经纪期间，遇事联络声势，通力合作，以与洋商相角逐。有害则官为除之，有利则官为倡之。其有抑制凌铄者官为保护之，其有财力不逮者官为助成之”（19）。

军事方面:袁世凯提出要“多设武备学堂，广储将才”，也就是说要像改革科举制度一样改革武科考试制度。“即仿照文场实科取士办法，酌减各省武试定额二成，移作武备生徒中额。每次按成递互增减，俾天下挽强引重之士，皆变为技精略裕之才。而武科旧试，亦将不废而自废。”（20）此外，他还提出要统一各省军政，多设机器厂制造军火器械，优化武器装备等。袁世凯的这些建议得到清廷的高度重视，并成为清廷决策的重要参考。

由以上乙未条陈、丁酉说帖、辛丑奏议可见，袁世凯在清末的重大关键时期是主张变革的。他的三折虽然没有康有为上书那么激进，却比较切实可行。

二、袁世凯在晚清社会变革中的主要成就

作为清政府的一位地方要员，袁世凯更多的是注重变革方案的实施。他在晚清社会变革中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编练新军，变革军制

袁世凯为军事变革和军事建设做了不少事情，实现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做出的贡献最为突出，综合起来主要以下几点:一是短短几年间就创建训练出新建陆军。二是在新建陆军的基础上，于20世纪初的5年间创造出中国第一支集团军——北洋陆军六镇和第十三混成协，总数达七八万人，几占清末新式陆军的一半。（21）三是在军制方面，引进西方的合成军制，创建中国的步、骑、炮、工、辎重合成军队。探索外国的征兵制，创造中国的常备军、续备军、后备军制。四是仿照外国军校，创造中国的军校体系——陆军小学堂、陆军中学堂、陆军大学堂以及陆军师范学堂、宪兵学堂等，军官一律由军校学生中选拔，大大提高了军队素质。袁世凯的军事变革得到了国内外的一致好评。慈禧、光绪、荣禄、张之洞、刘坤一都曾给予高度评价。国外更赞扬袁世凯及其军队，认为袁世凯“在清国的所有官员里，他是第一个认真学习国外军队组织方法和战略战术的人，并且也是第一个极力鼓吹军队必须实现现代化的人”（22），“按西方标准，袁世凯的部队是大清帝国唯一装备齐全的军队”（23）。

(二)创设巡警，维护社会治安

学习西方、日本的警察制度，创建了天津巡警。不久将巡警制度由城市扩大到乡村，扩大到直隶全境。由一般警察到消防、铁路、水上等多种专门巡警，建立起严密的警务体系。巡警制度这一新的治安管理方式在直隶的推行，立即显示出传统的保甲制度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各方面都反映良好，“中外商民交口称赞”（24），“不二年津埠治安为各省冠，有六个月不见盗窃者，西人亦为叹服”（25）。袁世凯1901年底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面临的直隶社会是一个刚刚经过义和团之变和八国联军之难的残破的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破坏，社会矛盾极其复杂，社会秩序极不稳定。巡警制度的实行对维护直隶地区的社会治安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办新学，废科举

1901年11月初，袁世凯奏请创办了山东大学堂，即今山东大学之前身。1902年，又奏请恢复被八国联军破坏的北洋大学。在督直期间，袁世凯在北洋辖区掀起了一个创办新式学堂的高潮。1907年学部曾对各省创办的学校进行全面统计，直隶的学校计有专门学堂12所，实业学堂20所，优级师范学堂3所，初级师范学堂90所，师范传习所5所，中学堂30所，小学堂7391所，女子学堂121所，蒙养院(即幼儿园)2所，总计8723所，学生164000余人，位居全国第二，而直隶学务财产480万两，名列各省之冠。此外专门学生人数、师范学生人数，直隶均居全国首位。（26）袁世凯不仅注意普通教育，而且还非常重视专门教育，诸如女子教育、职业教育、留学教育、私人教育等。

1905年8月，由袁世凯发起，联合了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署两广总督岑春煊、署两江总督周馥、湖南巡抚端方等六位督抚大臣，联衔向清廷上了《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并妥筹办法折》，要求废除科举。袁世凯等六督抚的建议，两天后被清政府接受，“兹据该督等奏称，科举不停，民间相率观望。推广学校，必先停科举等语。所陈不为无见。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27）。科举制的废除是中国历史上的特大事件，是中国文化教育史上的一次大变革。袁世凯，实际上从乙未条陈中就主张改革科举，经过十年的努力最终得以实现。

(四)兴办实业，发展经济

“窃维富国裕民之道，农、工、商务三者，实相为表里”（28），“农、工为商务根本，而商之懋迁，全赖农之物产，工之制造”（29）。早在山东巡抚时期，他就在山东成立商务局，统领全省商务，振兴东省之商务。督直后于1902年分别在保定设立农务局，在天津设立工艺总局，统揽全省实业，动员、指导、推动全省实业的发展。《直隶工艺总局局规·总纲》规定了直隶工艺总局的责任和义务是:“一、本局以提倡维持全省之工艺为宗旨。二、本局以诱掖奖劝，使全省绅民勃兴工业思想为应尽之义务。三、本局以全省工业普兴，人人有自立之技能为目的。”（30）直隶工商业在袁世凯等人的督导下进入发展的快车道。仅就天津来说，据统计，在庚子以前，天津近代工业企业仅有四、五家，资本总额110万两，经过袁世凯的北洋新政以及袁氏后继者继续袁世凯辅助和大力发展工商的政策，到辛亥革命前已发展到137家，资本总额达 2920 万元。（31）

直隶工业企业不仅仅表现在数量的增多和资本总额的扩大方面，还表现在工业产品的质量方面。1910年5月，清政府在南京举行了第一次商品展销会，即南洋赛会。直隶提供了12110件合格商品，其中有27种被选到意大利参展，有129种到德国参展。直隶商品在这次南洋赛会上共获特别优秀奖6个，超等奖8个，优等奖18个，金牌58面，银牌142面，在各省名列前茅。（32）这一时期，袁世凯还对周学熙所办的启新洋灰公司、滦州煤矿公司等给予重点扶持和支持，给予资金、减税、运输等方面的优惠条件，使之逐步成为成为华北最大的资本集团。

(五)推进司法变革，创办新式监狱

早在1902年4月，袁世凯就会同张之洞、刘坤一保举沈家本与伍廷芳主持修律馆。比如将沿袭几千年的司法、行政分离，搞司法独立;刑部改为法部，专任司法;大理寺改为大理院，专掌审判;设总检察厅，受法部监督，对刑事案件提起公诉等。与中央的司法变革相呼应，袁世凯着手进行地方司法变革。直隶是地方司法变革的试点，袁世凯选择天津作为直隶的突破点，先在天津进行试办。到1907年2月，天津司法变革初见成效。天津府设高等审判分厅，天津县设地方审判厅，天津城乡分设乡谳局四处，天津地方司法体系初步确立。

与地方司法变革紧密相联系的就是刑狱制度的变革。袁世凯多次派人到东邻日本学习，具体考察日本的监狱，“以日本大阪监狱习艺法良意美，饬令(天津府凌福彭)前往考察一切，详细记载，以资仿效”。随后在天津和保定各设立一所习艺所，进行试办。天津习艺所有大小房屋241间，厅屋、工厂、监所、浴场、医室、病室、厨房、厕所等一应俱备。这所新式监狱采取管教结合，劝惩并施的办法，根据犯人的个人兴趣和需要，每人在所期间要学习一二种工艺，工艺有粗有细，先简后繁，逐步提高，“要在因才施教，就地取材”（33）。犯人的居住条件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犯人的人权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尊重。

(六)参加预备立宪，试行地方自治

在清政府预备立宪酝酿之初，虽然袁世凯曾经有过短暂的犹豫，但当他看到立宪为必然发展趋势时，马上以非常积极的态度参加，并很快成为清政府内部官僚立宪派的领袖，他与张謇等民族资产阶级立宪领袖上下呼应，共同推动清廷迈上立宪道路。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中保存了张謇、袁世凯互相联络的主要内容，“时张謇寓书与公(即袁世凯，下同)，请主持立宪。言:‘公今揽天下重兵，肩天下重任矣，宜与国家有死生休戚之谊，顾亦知国家之危，非夫甲午、庚子所得比方乎?不变政体，而为揖让救焚之迂，图无及也’。又言:‘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今全球专制之国谁乎?一专制当众立宪，尚可幸乎?’又言:‘日本伊藤，板垣诸人，共成宪法，巍然成尊主庇民之大绩，特命好耳。论公之才，岂必在彼诸人之下?即下走自问，志气亦必不在诸人下也。’洋洋千言。公极激赏。”（34）1905年7月，袁世凯奏请清政府派大臣赴东西洋考察政治，了解各国情况，以备中国参考，“乙巳六月，直督袁制军世凯奏请简派亲贵分赴各国考察政治，以为改政张本。朝旨俞之。”（35）袁世凯的奏请被清廷采纳后，为表示对清廷此举的全力支持，袁世凯慨然从直隶拨银10万两作为五大臣出国考察费用（36）。1906年8月，五大臣回国上奏《请改定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要求立颁明诏，以定立宪国是。慈禧太后阅后踌躇莫决，急召世凯入宫商量。袁世凯于26日入京后奏言:变法须先组织内阁，组织内阁须先从官制入手。随后，他接连四次面陈西太后说:“若不及早图新，国事不堪设想。”（37）西太后终于采纳了袁世凯等人的意见，9月1日，清廷颁布了预备立宪诏书，宣布“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但未可操切从事，先从官制入手。”（38）

地方自治是预备立宪的主要内容，袁世凯同样走在全国各省前列。“地方制度，必先乎立宪政治而兴”（39）。所以要实行立宪政治，必须先从地方自治开始。清廷根据各方面的要求，谕令地方自治先从直隶、奉天开始试办。自1906年以后，袁世凯一面参与筹划清政府中央预备立宪事项，一面在天津试办地方自治，准备以天津县为试点，天津试办成功后再推行到直隶各州县。为此袁世凯的团队作了大量的工作，从组织宣传到调查户口、选民登记，从初选到复选，最终于1907年8月18日(七月初九)宣告天津县议事会正式成立。袁世凯派代表前往祝贺:“今日为天津议事会成立之日，可以为天津贺，并可为直隶全省贺。不但为直隶一省贺，且可为我中国前途贺。自客岁预备立宪之诏下，朝野士大夫莫不万口同声，曰地方自治为立宪之基础，于是各省纷纷议办自治。独天津地方自治奉旨试办，实在预备立宪诏旨之前，今果先各省而成立，则发达地方上之一切公益及增造天津人民之幸福者亦必先各省而收效。”“天津既可为直隶全省之模范，亦各省急欲仿办者，是亦全国自治之模范也。全国之自治成而立宪之基础成矣。此所以为中国前途贺也”。（40）他在《天津自治章程草案》上批示道:“此次试办地方自治，为从前未有之事，凡在官绅务必和衷共济，一秉大公，以为全省楷模。凛之，慎之。”（41）

上述几个方面的事例足以说明袁世凯在清末社会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既得到清廷的信任，又为人们所尊重，还为他积累了雄厚的政治资本，从而为其进一步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袁世凯主张和实施变革的主要动机

袁世凯为什么积极主动地推行新政?一般人认为袁世凯是想借此扩张自己的势力。然而，笔者认为这个回答仅仅是问题的表层，并没有涉及到问题的本质。作为清末重臣的袁世凯在清末新政和推进社会发展过程中之所以走在最前面，之所以成为领军人物，有着以下几方面的动因。

(一)中国传统士大夫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倍受列强欺凌的时代，任何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不可能甘于忍受民族危机的存在和国家落后局面的持续，都有着挽救民族危机，致力于国家富强的责任。康有为、梁启超如此，孙中山、黄兴如此，张之洞如此，袁世凯也如此。所不同的是康有为、孙中山成长于体制之外，张之洞、袁世凯则成长于体制之内而已。张之洞、袁世凯所代表的是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封建官僚，在谋求富国强兵和民族独立方面的初衷与康有为、孙中山等人基本上是一致的。（42）

袁世凯虽然没有考取科举功名，但不能说他没有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实际上，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和传统知识分子、士大夫的使命感在袁世凯身上也有体现。比如，1881年袁世凯在投奔淮军统领吴长庆时曾对张謇说:“我家中有田可耕，此来不是为谋糊口。我以为中国现在受列强压迫，法西兰侵略安南，扰及我南洋沿海，指顾之间，战事将起，假如对法失败，则列强或将群起瓜分。我当初因吴公膺海防重镇，需才必多，正是大丈夫报国之秋，不料到此之后，见吴公温雅如书生，并无请缨赴敌之意，谅我亦不甘久居也。”（43）

面对甲午战争前后的民族危机，孙中山上李鸿章书和随后不久发起成立兴中会;康有为、梁启超发起公车上书和领导戊戌维新运动;袁世凯上皇帝书和上翁同龢说帖，一大批官僚也慷慨激昂纷纷向皇帝上书，其动机都是相同的。袁世凯对中国甲午战败颇有反思:“伏查倭人十数年来，外示联合，内蓄叵测，其甘言愉色使我略不猜防，而整顿武备，踏勘形胜，密以谋我;迨祸机突发，我已支吾不暇，故败挫频仍，不克抵御。究其本原，虽由于练兵诸统将多未得人，亦由于未雨绸缪之义有所阙如。此固中国覆车之鉴，要亦中国更始之机也。”（44）袁世凯对民族危机、对列强侵略的认识还是比较深刻的。对此，翁同龢的日记记述得很清楚:“袁慰廷世凯来深谈时局，慷慨自誓，意欲辞三千添募之兵，而以筹大局为巫。云需每省三四万兵，且以瓜分中国画报示我。”（45）

(二)强烈的政治抱负和对朝廷的忠心

在晚清政治人物中，袁世凯和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一样，都是有政治抱负的人。袁世凯少年时期就有大志，且看其诗作:(一)眼前龙虎斗不了，杀气直上干云霄。我欲向天张巨口，一口吞尽胡天骄。(二)我今独上雨花台，万古英雄付劫灰。谓是孙策破刘处，相传梅鋗屯兵来。大江滚滚向东去，寸心郁郁何时开。只等羽毛一丰满，飞下九天拯鸿哀。（46）如果说这些诗作对尚未入仕的袁世凯还仅仅是豪言壮语而已，那么两次乡试失败发出的“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乌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耶!”则具有现实意义。而初出茅庐，参加镇压朝鲜壬午兵变中的表现“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47）则为实际行动了。戊戌政变后慈禧在北京召见了他，给他特别的恩遇，“候补侍郎袁世凯加恩著在西苑门内骑马，并乘坐船只拖床。”慈禧太后的恩遇使袁世凯感激涕零。他表示“臣惟有益加奋发，勉效驰驱，整饬戎行，共坚揽辔澄清之志，激扬士气，弥励卧薪刻苦之忱，以期仰答高厚鸿慈于万一”（48）。到20世纪初，成为封疆大吏的袁世凯在致徐世昌的信函中说:“所谓自强者，非凑饷百十万，募兵数千人之谓也。必须放手经营，筹饷数千万，练兵数十万，然后可语自保，否则已矣。”（49）即便他后来隐居彰德时，其抱负和志气仍然不减，有诗为证:“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思量天下无磐石，叹息神州变缺瓯。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50）

作为统治者中的一员，为了维护清政府的统治，同时也为了自己的仕途，袁世凯敢于勇往直前。袁世凯家族是在镇压太平天国、捻军起义中的暴发户，其叔祖袁甲三曾任钦差大臣、漕运总督，其从叔袁保恒官至头品顶戴刑部左侍郎，另一从叔袁保龄官至二品顶戴内阁中书侍读，长期协助李鸿章办理北洋海防。其叔叔、嗣父袁保庆官至济南知府、江宁盐法道。袁氏三代为清政府官员，维护清政府的统治，报效朝廷自然为袁世凯的责任，也是作为一个官员的最基本要求，在袁世凯崛起、成长过程中这样的情节比比皆是，轨迹清晰。如在驻扎朝鲜时曾向李鸿章、清政府献策，对日本在朝鲜的行为采取主动积极政策。他说:“至日本缮卒治兵，欲趁法人多事，觅衅中国，前已禀明在案，此时日人必不甘心”，“卑职等受恩深重，持戈之义，原无可辞，惟朝鲜非琉球、安南可比，如资他人，中原焉能安枕。伏乞先派兵轮十数只，陆军数千，先入屯扎。日人见人心不附，又有我兵先入重戍，必可翻然乞和。否则日兵先至，中国落后尤难措手。”（51）在上呈乙未条陈时他说:“況职世受国恩，涓埃未报，苟有一得，曷敢畏罪缄默，自外生成。谨就大局所关，事难再缓者，分条开列，缮摺呈恳代奏，仰乞皇上圣鉴训示。”（52）在1899年1月慈禧召见后所上的《钦遵懿旨敬陈管见折》中，袁世凯表示:“臣受恩深重，未报涓埃，披沥陈言，罔知顾忌，不胜战栗陨越之至。”（53）同年5月，他在《时局艰危亟宜讲求练兵折》中写道:“臣三世受国厚恩，虽顶蹱捐糜，亦不足图报万一。值此强邻逼处，既不能因时建策，稍分圣虑于九重;复不能御侮折冲，丕振军声于万里。抚膺零涕，愧莫能容。然夙夜思维，就今日已见之病症，求目前救急之良方，既有所见，不敢壅于上闻。”由此不难看出，袁世凯在清政府面临统治危机之时能认真思考，并向朝廷提出自己的建议。这种意识和态度是三纲五常道德规范下的常态，作为统治阶级的一员，维护王朝统治，挽救王朝危机是最基本的责任和义务。

(三)审时度势的能力与过人的胆识

在学而优则仕的科举时代，要想成为人上人是相当困难的。晚清时期，袁世凯的命运始终掌握在自己手里，他善于把握时机，始终在努力奋斗。比如，在科举失败后他另辟蹊径，走上从军的道路。在朝鲜，经过10年的历练，不仅培养了他的处事应变能力，而且开阔了他的视野。北洋舰队在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国人无不为之震惊。在朝野反思编练新军的热潮中，袁世凯表现积极。他甚至放弃浙江温处道的实职，谋取开辟编练新军的新途径，并最终如愿以偿。20世纪初，经过义和团之变和八国联军之难后，清政府终于做出实行新政的重大决策。袁世凯认准方向，大胆创新，使北洋成为晚清新政的典范。正如时人评价的那样:“一时北洋新政，如旭日之升，为全国所具瞻。”（54）北洋新政推动了全国新政的开展，北洋新政的每一项措施都经朝廷谕旨颁行全国，“凡将校之训练，巡警之编制，司法之改良，教育之普及，皆创自直隶，中央及各省或转相效法”（55）。

袁世凯还有一大特点，即在酝酿某一件事情时都非常谨慎细致，一旦决定就会雷厉风行，一往无前，勇于承担责任。有人针对他的这一优点赞扬说:“公之缜密，详审实大过人。即一文札间，而字斟句酌，务求妥适。比计议既定，即毅然行之，绝不退缩。其大过人处在肩头有力，绝不诿过于人。凡一材一艺一经甄录，即各从其才之所堪而委。以力之所能胜，不求备于一人，亦不望人以分外。一事而成，则奖藉不遑;不成则自任其咎，不使人分谤。此其所以群流归仰，天下英雄咸乐为之尽死也。”（56）袁世凯这个特点，即便他的政敌也不得不承认。正如凌霄一士兄弟曾说的那样:“谋定而后，行以坚毅，固袁氏所长耳。”（57）

总之，晚清时期内外交困的中国社会现实，加上袁世凯个人因素，造就了袁世凯这样一个政治人物。本文只是截取清末新政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梳理分析袁世凯在清末社会变革中所起的作用。至于袁世凯后来的发展变化，则不在本文讨论范围。

注释

①关于袁世凯与清末社会变革的研究，尤其是关于袁世凯与新政的研究已经非常充分了，将袁世凯的言与行结合起来，并探讨他变革的内在动因则是本文新的尝试。同时试图给晚清的袁世凯一个准确定位。②乙未条陈、丁酉说帖、辛丑奏议为作者新使用的概念，特此说明。③袁世凯:《遵奉面谕谨拟条陈事件缮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未刊)。本文所引，除注明者外，均引自该条陈。作者曾称之为甲午条陈，误。应该称之为乙未条陈，因为1895年为乙未年。④由于该条陈尚未公布，所以很少人知道该条陈的内容，更没有人分析研究过这个变革方案。⑤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三，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9656页。⑥张华腾:《袁世凯甲午条陈与练兵权的获得》，《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⑦⑧⑨⑩ （11）孔祥吉:《袁世凯上翁同龢说帖述论》，《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 （12）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卷四，中华书局，1958 年，总第 4602 页。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8） （48） （53）廖一中、罗真容:《袁世凯奏议》(上)，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年，第 269、270、272、270、271、274、275、276、342、13、18页。 （21）一般的说法为北洋六镇，不确，六镇之外还有第十三混成协，在直隶正定训练，后开赴江北，驻扎江北。 （22）郑曦原:《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三联书店，2001年，第 36 页。 （23）［美］拉尔夫·尔·鲍威尔:《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93页。 （24）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卷三，(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1966年，第20页。 （25）张一麐:《古红梅阁笔记》，上海书店，1998年，第42页。 （26）学部总务司:《第一次教育统计图表(光绪三十三年)》，(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1985 年，第 1—8 页。 （27） （33） （36） （39）廖一中、罗真容:《袁世凯奏议》(下)，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年，第 1191、1110、1219、1520 页。 （29）廖一中、罗真容:《袁世凯奏议》(中)，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852页。 （30）虞和平、夏良才:《周学熙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41页。 （31）转引自胡光明:《论早期天津商会的性质和作用》，《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4期。 （32）转引自郝庆元:《周学熙与天津早期工商业的发展》，《天津社会科学》1983年第2期。 （34）来新夏:《北洋军阀》(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7页。 （35）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2页。 （37）陈旭麓、顾廷龙、汪熙:《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6页。 （38）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中华书局，1979年，第43—44 页。 （40） （41）甘厚慈:《北洋公牍类纂》(一)，(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1966 年，第119、97 页。 （42）张华腾:《康袁交往与戊戌维新政治格局》，《史学月刊》1999 年第 5 期。 （43）刘厚生:《张謇传记》，龙门联合书局，1958 年，第6 页。 （44）中国史学会:《中日战争》(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17—220页 （45）中国史学会:《戊戌变法》(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年，第 521 页。 （46）张华腾:《袁世凯与近代名流》，新华出版社，2003年，第25页。 （47）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卷一，(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第12页。 （49）《袁世凯致徐世昌函》，《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2期，第35页。 （50）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安阳文史资料》1986年第1期，第221页。 （51）故宫博物院:《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六，故宫博物院(线装)，1932年，第20页。 （52）袁世凯:《遵奉面谕谨拟条陈事件缮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未刊)。 （54）周小鹃:《周学熙传记汇编》，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 年，第278 页。 （55）沈祖宪:《养寿园奏议辑要》，(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1966 年，第885 －886 页。 （56）王锡彤:《抑斋自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37页。 （57）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