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 骚》 诗 体 辩 证

2013-08-15 00:42
文教资料 2013年32期
关键词:叙事诗抒情诗楚辞

朱 岩

(睢宁县树人高级中学,江苏 睢宁 221200)

《离骚》是政治抒情诗吗?

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但这一问题,似乎从《离骚》研究以来人们的回答总是肯定的。特别是近代以来,从郭沫若到游国恩,几代学者都说《离骚》是政治抒情诗。笔者认为,这是值得讨论的。

1978年以来,从高等学校教科书,到中学语文课本、历史课本;从研究专著到一般普及性或工具性读物、甚至《中国大百科全书》,对《离骚》也都一概称之曰政治抒情诗。学者专著中,如梅桐生《楚辞入门》(第41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袁梅《屈原赋译注》(第3页,齐鲁出版社,1984年1月第1版)、吴广平《白话楚辞》(第1页,岳麓出版社,1996年5月第1版)、孙宝莹《屈原》(第105页,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5月第1版)、吕俊岭《中国古代文化荟萃》(第186页,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月第版)等都异文同调说《离骚》是政治抒情诗;在科普和工具书一类著作中,如《青年知识手册》(第487页,1983年河北人民出版社, 第1版)、《教师手册》(第306页,档案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古文自学词典》(第99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第1版)都千篇一律说《离骚》是政治抒情诗;甚至连最权威的工具书1983出版的《词源》、2009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也作如此完全相同的论断:

“《离骚》是战国时期著名诗人屈原的代表作,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最长的一首浪漫主义政治抒情诗。”

而且,大、中学的文科教科书也都是唱一个调子。如1975月十三所院校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编的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这样介绍道:“《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共373句,2490字,是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最长的一首抒情诗。”

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2版的《高中语文》第三册(必修)也如是介绍道:“《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共三百七十句,是我国古代最长的抒情诗。”

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四版《高中历史》(必修)也同样介绍道:“《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是一首宏伟壮丽的政治抒情长诗,风格浪漫,充满奇特的幻想。”

总之,不论是权威工具书,还是大、中学教科书在《离骚》是政治抒情诗的判断上已早成定论。

然而,对学术问题,人们不能也不该用简单的表决方式去做结论,因为真理有时候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笔者通过研究《离骚》各家学说,认真仔细地研究《离骚》的思想内容、结构形式、艺术风格和诞生的时代,得出一个与众不同的结论:《离骚》是我国第一首矛盾冲突激烈、情节曲折完整的神话叙事诗。

首先,要弄清叙事诗与抒情诗最明显不同之点,其一叙事诗有清晰的线索,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其二是通过语言行动与大量的细节描写与心理描写来写人;其三通过塑造一个个性格鲜明的独特的人物形象来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和人生理想。如乐府双璧《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辞》、杜甫的《三吏》《三别》、现代诗李季的《王贵和李香香》、田间的《赶车传》都是典型的叙事诗。而抒情诗则以集中直接抒发诗人在生活中激起的思想感情为特征的,它不详细叙述生活事件的过程,没有完整的情节,不具体描写人物形象和场面,侧重直接表达诗人的政治信仰与道德情操。如汉高祖的 《大风歌》、李白的《将进酒》、《梦游天姥吟留别》;现代诗如贺敬之的 《雷锋之歌》、《中国的十月》;马雅可夫斯基的 《列宁》、《好》;惠特曼的《船长啊,船长》等都是典型的抒情诗。我们要用这三点来衡量,《离骚》到底属什么诗。

说《离骚》是叙事诗,人们会问:《离骚》有明显线索、激烈的矛盾冲突、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吗?只要我们认真仔细而不是粗枝大叶地研究《离骚》的内容与结构。就可以得出肯定的答案。

最早发现《离骚》的线索是明代著名的学者汪瑗。他虽然没有明确认定《离骚》是叙事诗,但他第一次指出《离骚》的线索,深刻分析了《离骚》的结构。他以“行路”之比,释“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两句,认为细读全篇,确有一条“驾车云游”的情节线索。他分析,从篇首“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到篇末“仆夫悲余馬懐兮,蜷局顾而不行”,正是围绕这条线索,写了从人间到天上的驾车云游的各种场面,写了“三次飞行”、“四次对话”、(萧兵《楚辞文化破译》)和“五次求女”(吴广平《白话楚辞》)的具体过程。正是这首诗的主人公屈原(灵均)执辔驾车,“及前王之踵武”,为君王“道夫先路”,却被谗言中伤,“路幽昧以险隘”,并遭到了“浩荡”“数化”的君王的抛弃。而这位“先导”却始终忧虑着“皇舆之败绩”,不忘欲反,于是“回车复路”,“上下求索”,寻求美女——志同道合的人,尽他先导之责,目的使“君之一悟”,俗之一改,实现美政大业。当这种理想破灭之后还犹豫在“仆悲马怀”的痛苦中,“蜷局故而不行”,最后落得个“从彭咸之所居”的下场。从而形成了以叙事为主体框架的我国古代的第一部伟大悲剧。这条“驾车云游”的线索,清晰地贯穿于《离骚》的始终。正是这线索起到了组织情节、发展情节、控制情节的作用;正是这条线索,链接和沟通了人间与天上的种种非生活形式的故事情节与场面,形成了假托型的独特的审美构思。这个驾车云游的过程,就是象征或寄寓诗人坚持真理、追求理想、为实现美政而奋斗的过程。但这条线索如草蛇灰线,时隐时现,时有时无,时断时续,几乎被屈子华美的辞藻、奇特的想象、磅礴的感情所吞没,非以极大的耐心和科学的态度不能发现。

在叙事文艺作品中,情节是以人物之间矛盾为中心的演变过程,是由主要矛盾冲突所引起的一系列具体事件的发展过程,是人物活动的历史。这是叙事文学作品构成的要素之一。《离骚》的主要矛盾冲突,就是屈原和楚王、党人(上官、靳尚、郑袖等)之间,在是改革法度,还是保守贪婪;是推行美政,还是坚持秽政的重大问题上表现出来的矛盾冲突。这种冲突是楚国统治集团内部进步派与顽固派的斗争。《离骚》假托主人公屈原(灵均)“驾车云游”的过程就艺术地再现了这一矛盾冲突。按照因果逻辑,这个故事情节即矛盾冲突的发展过程,一般包括序幕、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等部分。按照这个思路,我们可将《离骚》情节作以下剖析:

首先,《离骚》写诗人出身的高贵、出生的奇特、继承祖业条件以及志向与抱负,决心为王前驱,道夫先路——这是故事的序幕。接着写人间现实的斗争。屈子以尧舜为榜样,“滋兰树蕙”,培养人才、聚集贤能,坚持美政理想,奔走以先后,与“浩荡”“信馋”的楚王,“竟进贪婪”的党人展开斗争;党人“恕己以量人”、“兴心而嫉妒”、“谣诼谓余以善淫”,一时谣言四起,黑云压城。 而楚王“浩荡”“数化”、“终不察民心”;在党人的威胁利诱下,于是“众芳芜秽”,人才变节,屈原更遭受流放的严重打击。——这是故事的开端;斗争失败,屈原虽然痛苦彷徨,但绝不善罢甘休,他仍然决心抗争到底,九死不悔。他拒绝女媭的劝告,向大舜再次表白他践行先王之道、实施美政的崇高理想——这是故事的发展;人间无同道,现实“溷浊不分”,诗人决心“驾八龙之宛宛”,云游天国,“上下求索”。这里写了灵氛之占,巫咸之劝;写了诗人“三次飞行”、“四次对话”、“五次求女”——极写我的极其矛盾的心情和思想斗争,不管有多大困难危险和灾难,都阻止不了诗人追寻美人、美境、与美政的步伐。——这是故事情节的高潮;最后写屈子听从灵氛之占,巫咸之劝,幻想离楚远游,但终于去楚不忍,“仆悲馬懐”决心以死抗争,“从彭咸之所居”。——这是故事的结局。总之,《离骚》的故事情节是以诗人“驾车云游”为线索,从人间写到天国,从历史写到现实,从现实写到幻想,从人写到神。特别是云游天国一段,更写得迷离恍惝,仪态万千,情节完整而生动。乍一看,似乎如堕五里雾中,细品味,这正是《离骚》叙事腾挪跌宕、摇曳多姿、曲折有致、浪漫飘逸的风格,形成了《离骚》独特的情节。舍此,便丢掉了《离骚》的风格与魅力。

通过人物的语言行动,通过对人物心理与细节描写来开展情节、塑造人物、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与人生态度,是叙事诗的又一特征。《离骚》也是这样。

我们从前面对《离骚》的情节分析中,可以看出《离骚》运用了叙事文学作品最重要的语言与行动的描写方法来刻画人物。其具体表现就是主人公诗人的“三次飞行”、“四次对话”、“五次求女”。

请看诗人的“三次飞行”。

第一次飞行:“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悬圃。”

第二次飞行:“朝吾将济于白水兮,登阆风而绁馬.”

第三次飞行:“朝发轫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

诗人这三次飞行,每次都有出发的具体时间和飞行的路线。这是典型的叙事文学作品特点的体现。诗人总的飞行路线是向西,目的是到达“西极”——这是天国的极乐的世界,比昆仑更辽远更飘忽的所在,是天国的边缘,是战国时人们心目中的乐土。这表现诗人追求理想不折不挠、万难不屈的精神。

请看诗人分别与女媭、重华、灵氛、巫咸的四次对话。

第一次与女媭对话:“女媭之婵娟兮,申申其詈余。”

第二次与重华对话:“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

第三次与灵氛对话:“命灵氛为余占之,曰两美其必合兮。”

第四次与巫咸对话:“巫咸将夕降兮,告余以吉故。”

屈子宣称“: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那么屈子求什么呢?答曰:求女。屈子坚信,“两美其必合”,即美男一定有美女相配,忠臣一定与明君相遇。求美女即求明君也(汤炳正说)..因为只有真正的明君,才能使他这位忠臣发挥“导夫先路”的作用,改革法度,实现美政大业。

于是,诗人开始了“漫漫”的求女路程:一求天帝玉女(闻一多《离骚解诂》);二求高丘神女;三求洛水宓妃(洛水女神,伏羲之女);四求瑶台简狄(帝喾之妃,商始祖契之母);五求有虞之二姚(有娀佚女)。但结果呢,或因“世溷浊而不分”、或因“高丘无女”、或因“淫游无礼”、或因“理弱而媒拙”,皆以失败告终。很清楚,《离骚》中写诗人 “三次飞行”、“四次对话”、“五次求女”是典型的叙事诗的手法。

不仅如此,《离骚》还充满了人物的心理描写和细节描写。比如,在与楚王、党人为代表的矛盾冲突中,屈原遭到了惨痛的失败。这时屈原想到了什么?请看:

鉴于英语学习的特殊性,教师要鼓励每一个学生参与学习,并力争学有所获。因此教师要学会因材施教。要克服传统英语教学的弊端,即只顾传授知识,解决难题,很少顾及学生的感受。要在听、说、读、写的训练中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多鼓励,少批评,让每个孩子都能跟上学习的节奏,寓教于乐,在轻松的氛围中完成学习。

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伫乎吾将反。

回朕车以复路兮,及行迷之未远。

歩余馬于兰皋兮,驰椒丘且焉止息。

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

这一段是屈原典型的自我心理描写。屈原毕竟是血肉之躯,他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超人。在“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现实面前,他想一个“悔”字。悔什么?悔当初选择的道路没有看清楚,没有看到灵修(楚王)的“浩荡”无常,党人贪婪偷乐的本质。现总算看清了,准备调车回头,不愿再进官场遭小人非议,愿回家修自己旧衣。这表现诗人在现实抗争失败后在进退问题上的矛盾心情,形象逼真地描绘了诗人幻想中的退隐生活。但诗人的高尚品德、崇高的美政理想不允许他这样做。他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终于下了决心:“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类似这种心理描写在全诗中时有可见。这种心理描写使屈原形象不但崇高伟大,而且更加真实可信,使屈原形象更加立体化了人性化了。

在对女媭、帝阍、巫咸、仆夫等人与神的形象勾勒中,充满了细节描写。请看:

“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一个“令”字的细节表现屈原对天宫天帝的敢于藐视的态度,和不信邪、不畏神的大无畏了精神。一个“倚”字和”望”字的细节,写出天宫守门人帝阍对屈原到来的不理不睬傲慢冷淡的态度。门子尚且如此,天帝则可想而知。

“巫咸将夕降兮,怀椒糈而要之。”诗人得知巫咸从天而降,

便懐揣着花椒与精米,求他帮助。“椒糈”即花椒精米,祭祷巫咸的礼物。这一细节写出巫咸地位之重和诗人求其占卜之诚。

“仆夫悲余馬懐兮,蜷局顾而不行。”写诗人神游天空,向自己的幻想境界飞行,忽然看见自己故乡时,却不肯离去。此是用衬托手法,写“仆悲”“馬懐”,“蜷局顾而不行”。这个细节表现诗人用自己的行动与意志对灵氛、巫咸去楚求合答案的否定、对社稷江山的热爱、对理想信念的忠诚。

总之,《离骚》中这类大量细节与心理的描写,将人与神的形象写得更生动、更丰满、更富有神采。这些不都证明了《离骚》是一首充满了心理描写与细节描写的真正的叙事诗吗?

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是包括叙事诗在内的叙事文学作品的又一特征。《离骚》也是这样。而人物形象是在矛盾冲突中塑造出来的。在矛盾冲突中,人物的思想和行为相互碰撞的过程,往往反映人物的性格与命运;同时又反映一定的社会关系、社会矛盾和社会本质,折射出一定的时代特点和美学理想。如前所述,《离骚》的矛盾冲突,就是诗人屈原(灵均)和楚王(灵修)、党人(上官,靳尚等)之间的矛盾冲突。《离骚》艺术地表现这一矛盾冲突。这种冲突,具体表现在诗人驾车云游,上天下地、腾云驾雾、上下求索,直至重回现实的全过程。这既表现在尘世,也表现在天国。这是因为在这场矛盾冲突中,在“浩荡”、“数化”的楚王面前,“贪婪”、“偷乐”的党人,对坚持美政、九死不悔的屈原,不断谣诼、中伤竭尽挑拨离间之能事,使屈原被流放,使轰轰烈烈的改革大业陷于失败。整个形势是“世溷浊而不分”,“好蔽美而嫉妒”,偌大的楚国没有一点光亮。

在这种情况下,屈原面临三种选择:一是听从女媭之劝,向党人妥协投降;二是听从灵氛之占,“远逝以自梳”,远适异国寻找同道;三是听从诗人自己心灵的召唤,坚持美政,体解不变(“虽体解无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而《离骚》中的“三次飞行”、“四次对话”、“五次求女”的情节,正是描写在这种选择中激烈斗争的过程,这种矛盾冲突曲折地、艺术地在天国反映出来。也正是在这一系列的奇特的矛盾冲突中,塑造一系列栩栩如生而又奇特的人物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矛盾冲突,是通过“非生活方式”表现出来的。《离骚》的产生,虽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基础,但正如萧兵先生指出的:诗中无一人采用真实姓名,甚至诗人的自我形象也经过艺术的虚化处理,不仅“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而且连名姓、字都该成“正则”,“灵均”。所以,我们承认其自传性,但又必须肯定它是虚构了的神话艺术品。诗人运用浪漫主义创作手法,通过假托的故事或神话寓言的形式,用象征拟人的手段,打破现实生活中正常的格局,突破了人与神的界线、人与动物的界线,把非现实的超人式幻想世界,展示给读者,曲折表现现实生活中某类人物的典型性格。

诗人在诗中塑造了三类形象。第一类是尘世的人物形象:这就是芰荷为衣、芙蓉为裳、博謇好修、追求光明、崇尚真理、坚持美政、九死不悔、光照日月的诗人屈原的自我形象;恕偷乐谣诼追曲的“党人”群像;“浩荡”“数化”、反复无常的楚王形象;名詈实爱、善解人意的女媭形象;任劳任怨、同情诗人为诗人驾车的仆夫形象。第二类是天国神的形象:主要就是以德治国、举贤授能的重华(大舜);傲慢无礼、冷漠无情的帝阍;受诗人之令、渡诗人过河的西皇;为诗人占卜求吉的灵氛与巫咸;骄傲放荡、贪图享乐的宓妃(伏羲之女、洛水之神);偃蹇瑶台的有娀之女简狄(高辛之妃);及有虞之二姚(少康之妻)。此外,还有日神羲和、月神望舒、风神飞廉、雷神丰隆等等。第三类是神境神物:如神马玉虬、神鸟鸾皇、恶鸟鹈鴂;神山昆仑、崦嵫、阆风、不周;神水咸池、赤水、西海,神树若木,以及富有灵性的飘风、云霓、蛟龙等等。

总之,诗人在天国为我们再现了一个神的世界:既写了天神,又写了人神;既写了神境又写了神物。这些突破了人神界线的非现实的、超人的描写,创造了意境:神境。正是在这种神境与人境中塑造了屈原的与天地比寿、与日月齐光的崇高形象。这种神境表明:人间无同道,天国无真理。天国与人间同样清浊不分,忠奸不辨。诗人无可奈何,决定听从巫咸之劝:去楚求“合”,“远逝以自疏”。但正当诗人克服了重艰难险阻,飞行到光明灿烂的天宇时,“忽临睨乎旧乡”,这一下可不得了:“仆夫悲余馬懐兮,蜷局顾而不行。”故国的一草一木、山山水水都在吸引着他。诗人又回到现实中来。既然去楚不忍,留楚又“国无人”,“莫足以为美政”,而屈原与那般党人之间的矛盾又不可调和,君王又始终不悟。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这就迫使诗人“将从彭咸之所居”,发誓以身殉国,悲剧结局。屈原言必信、行必果。于是,在这一年的五月五日,“懐石,遂投汨罗以死。”在这里,屈原将人生悲剧与艺术的悲剧有机统一起来。春秋时早有“楚才晋用”的故事;战国时“忠臣去国,不污其节”,朝秦暮楚,乃司空见惯。况且,像屈原这样旷世奇才,又处在“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壮志难酬的逆境中,离开故土,远适异国,以求出路,不仅是可能的,亦是可以理解的。但屈原决不这样做。他毅然作了毫不屈服、坚守自己理想高地的选择。可见屈原爱国精神之崇高,忠贞灵魂之美丽,坚持真理九死不悔的品格之伟大。这就是屈原形象的意义。

《离骚》塑造了这么多尘世人的形象与天国神的形象,尤其是成功塑造了屈原这一悲剧形象,这证明了《离骚》是一首成功的叙事诗。而且这部叙事诗,还带有神话性质。它的人物形象的描绘、情节的展开、场面的推进,用浪漫的手法,从历史写到现实,从尘世写到天国,从现实写到幻境,乘龙御凤,登天涉云、指令日神、月神、雷神,对话大舜、帝阍、灵氛,上下求索,追求理想,这正是神话特征。这正如列宁所说,“被剥削阶级由于没有力量同剥削者进行斗争必然会产生对死后的幸福生活的憧憬。正如野蛮人没有力量同大自然搏斗而产生对上帝、魔鬼、奇迹等的信仰一样。”(《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第62页。)屈原也是这样。他没有力量同楚怀王及其党人一伙进行斗争只有通过幻境天国曲折表达他对美政的追求。因而描绘出一系列奇特的情节、奇特的环境、奇特的场面、奇特的人物形象,即使改编成电影电视也是完全可能的。当然,屈原这首诗从头至尾表现对自己政治理想----美政的热烈追求,按照传统说法,说他具有政治性,这固然不错。但哪一部文学作品没有政治性呢?《西游记》难道没有政治性吗?当然有的。但我们能因此说《西游记》是政治小说吗?当然不能。那么同理,把《离骚》说成是政治诗也不恰当。如前所述,《离骚》从整体框架上,以驾车云游为线索,写诗人上天下地,求神问卜,追求真理,实施美政,屡受挫败的悲剧故事,具有假托的性质。人们会问:屈原为什么采用这种形式?蒋天枢先生指出:“作者是在‘不愿显言’和‘不能显言’的考虑下,使用神话。”(蒋天枢:《楚辞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一版。)总之,《离骚》既不是抒情诗,也不是政治诗,而是神话叙事诗。萧兵先生在《楚辞的文化破译》中,曾拿神话小说《西游记》与《离骚》相比,作出这样论断:“一部《西游记》便是如此构成。从故事表现的抽象型式看,《离骚》乃是同类作品的源头。这是诗人自觉或不自觉吸取民间故事、民间史诗、民间故事精华,采用类似手法的一个创造。”萧兵先生的此段论述不是等于明确论证《离骚》是神话叙事诗吗?

上面我们从线索情节方面;从语言行动、心理与细节描写方面;从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以及从它的内容与形式方面,论证了《离骚》是一首神话式叙事诗。但长期以来,这么多人为什么众口一词,说它是政治抒情诗呢?这是有原因的。说起来,此事叫人不可思议。中国历史第一个伟大诗人的代表作、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一首长诗,研究了两千多年,如此众多的人对它的叙事体裁作了误判,岂非咄咄怪事?

说怪也不怪。原因其一是:《离骚》本身具有强烈无比的抒情性。诗人内美外修,理想崇高,志薄云天。正当他满怀信心,“乘骐骥以驰骋”,为王“导夫先路”,实施美政理想之时,却遭到了一伙党人的攻击与诽谤,而楚王又“浩荡”、“信馋”、“数化”,致使美政大业失败,诗人也遭到流放的厄运。诗人呼天不应,叫地不灵,其满腔悲愤之情,如火山爆发,借《离骚》之山口,喷薄而出,不可阻挡。司马迁是最了解屈原的,堪称屈原的知音。司马迁说他“信而見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正是司马迁所说的这种“怨”气,这种悲愤之情,笼罩《离骚》的全篇,渗透于《离骚》中的每一个句子、每一个字词。我们读者,包括一些学者在内,被屈原这种磅礴的怨气所征服,而其叙事的线索则如前所述似草蛇灰线,被忽略;其二按照传统观点,对诗歌重抒情、轻叙事。在世人眼中,认为抒情诗是阳春白雪,叙事诗是下里巴人。在唐诗宋词中,其抒情性的东西,不是占绝对优势吗?那些流传久远,富有哲理的诗句绝大多数不是抒情言志的句子吗?于是片面认为,只有把《离骚》说成是抒情诗,才能称之为经典;其三,古代不太重视文体的研究,甚至在很长时间内文史不分。直到梁代的萧统编《文选》时,第一个把文学与历史分开来。那么同是诗歌,他们更没有弄清叙事诗与抒情诗的区别;其四,《离骚》的结构宏伟、内容深邃、情节复杂、手法繁富、语言汪洋恣肆,整个《离骚》犹如一座硕大无比的艺术宫殿,一旦进人其中,未免令人眼花缭乱、迷离恍惝,稍有不慎,便会造成误读。更何况随大流、从众说的心态不乏其人。久而久之,人云亦云,习非成是,以致2000多年的研究者,几乎没有一个人明确指出《离骚》是叙事诗,是神话叙事诗。虽有少数睿智者持有不同的声音,承认它的叙事性,但声音微弱,甚至微不足道。如北宋的晁补之,对《离骚》最早提出了“寓言说”,把《离骚》与庄子的寓言同等看待,虽不完全恰当,但他毕竟指出了《离骚》的寓言性,亦即承认它的叙事性。再如明代的汪瑗,他研究《离骚》的结构,首次提出了“驾车云游”的线索贯穿全文。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它是证明《离骚》为叙事诗的重要论据。他还指出:以驾车云游之比助楚王行美政之大业,进一步发展了寓言说。现代诗人学者闻一多也认为《离骚》是“仙真人体的寓言诗”。这些学者既然承认了《离骚》是寓言,就承认了它的故事性与叙事性;更有姜亮夫等人承认《离骚》的自传性或传记性,那也就在事实上承认《离骚》是叙事诗,但他们毕竟没有对它作明确的判断。这是令人遗憾的。因此,《离骚》是政治抒情诗的观点一直在流行,简直是畅通无阻。

但流行的东西不一定是正确的东西。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亚里斯多德关于自由落体运动的法则不是流行了一千多年吗?但终于被伽利略在比萨斜塔上的实验推翻了。亚里斯多德和托勒密提出的“地心说”,也流行了一千多年,终于被波兰哥白尼的“日心说”推翻了。在社会科学领域中也是这样。封建迷信、宿命论等唯心主义的东西,在中国不是统治几千年吗?但现在我们生活中,现代科学、唯物论、辩证法不是已占主导地位了吗?因为科学终究是科学,真理终究是真理,事实终究是事实。现在到了恢复《离骚》神话叙事诗的本来面目的时候了。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如果我们连《离骚》体裁问题竟然搞不清,那就会在其他方面的研究大打折扣了。我明白:才疏学浅、人微言轻的我,提出《离骚》是神话叙事诗的新观点,简直是在冒天下之大不韪,差不多等于向所有的楚辞研究者、向大学中学文科教科书、向一切工具书挑战。但屈原坚持真理、九死不悔的精神在鼓舞着我,非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出来不可。愿得到广大读者、学者、专家的批评指教。我将不胜感激。

[1]萧兵.楚辞文化破译.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

[2]姜亮夫.屈原赋今译.北京出版社,1987.

[3]蒋天枢.楚辞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

[4]袁梅.楚辞译注.齐鲁出版社,1984.

[5]梅桐生.楚辞入门.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

[6]吴广平.白话楚辞.岳麓出版社,1996.

[7]易重廉.中国楚辞学史.湖南出版社,1991.

[8]吕俊岭.中国古代文化荟萃.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

[9]青年知识手册.高占祥作序.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

[10]教师手册.董纯才作序.档案出版社,1986.}

[11]古文自学词典.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12]高中语文第三册(必修).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13]高中历史第三册(必修).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

[14]词源.商务印书馆,1983.

[15]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

[16]拙作.论离骚的悲剧美,南师大文教资料,2006.12.

[17]孙宝莹.屈原.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

[18]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1978年十三所院校古典文学教研组编.人民文学出版社.

[19][明]汪瑗.楚辞集解.转引易重廉中国楚辞学史.湖南出版社,1991.

[20]高尔基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65.

[21]列宁全集(第十卷).人民出版社,1960.

[22]闻一多.楚辞解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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