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者与鹦鹉学舌者——论《狐火——一个少女帮的自白》中失语的女性

□王 静 王腊宝 [苏州大学 苏州 215006]

一

美国当代著名女作家乔伊斯·卡罗尔·欧茨（Joyce Carol Oates）的第22部长篇《狐火：一个少女帮的自白》（Firefox, Confessions of a Girl Gang,1993）自出版以来便饱受争议，褒贬双方甚至走向两个极端。许多研究者认为，相比欧茨之前的许多杰作而言，这部小说乏善可陈。甚至连欧茨最忠实的评价家格里格·约翰逊也承认“《狐火》是欧茨稍为逊色的小说之一，某些章节的描写过于尖利而难以令人信服。”[1]而有些评论家的评论则近乎苛责：《纽约时报》评论员美智子（Michiko Kakutani）认为这部小说“太刻意、太做作，读者既不会买这过于简单化的帐，也不会关心她的小说创作。”但另一方面，追捧赞扬这部作品的也大有人在。卡罗琳（Carolyn See）在《华盛顿邮报》中撰文称《狐火》是部“精彩的小说”；希拉（Sheila Paulos）在《费城询问报》上称赞说：“这部绝妙的小说构思精巧，即使在欧茨纷繁浩杂的诸多作品中也是立刻能脱颖而出。”这一褒一贬的两极让作者欧茨也感到无所适从，在致好友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的信中欧茨写道：“我的新作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攻击——同时又受到了过分地赞扬，这真的是件奇怪的事情。”[1]评论界两极化的评价使得该小说备受争议，同时也是笔者对这部小说关注的原因之一。

二

欧茨将故事置于20世纪50年代，将“狐火”帮从成立到解散的时间设为1953年1月至1956年5月。50年代上半叶，这在美国历史上是一个极其反常的时期。其反常表现在一方面战后的美国经济在这一时期获得了空前的繁荣，整个社会营造出一种歌舞升平的氛围；而另一方面却因政府执行的保守主义策略、与苏联间的冷战和麦卡锡主义的阴影笼罩在社会的各个领域，整个国家的精神状态处于十分压抑的氛围之中。在这一异常的环境下，美国女权主义运动陷入了停滞甚至倒退的境地。有作家曾对这一时期的美国社会这样描写：“尽管妇女在本世纪上半叶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但是到了40年代末期，事业过时了，妇女被认为应该将自己最美好的年华和最大的精力奉献给家庭。”[2]异常保守的社会氛围让女性重新披上19世纪贤妻良母的老派外套，心甘情愿地走进家门成为男性背后沉默的女人。因此，相比较20世纪初至二战期间女性在美国各领域的活跃，50年代上半叶是一个男性话语占据绝对统治地位、女性则处于集体沉默失语状态的时代。

在《狐火》这部小说中，欧茨再现了这段压抑的历史：几位狐火帮少女在男权社会中面临着肉体或精神上莫大的迫害，她们的行为或生活状态所表现出来的共性就是沉默与失语，展现出女性在社会上权力的丧失与群体性失语的状态。这种失语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上：一是女性在男性话语前完全丧失语言能力，变得沉默失言；二是女性意图借助男性话语改变其失语状态，却最终被证明不过是苍白模仿与鹦鹉学舌。

女性的完全沉默失言最能体现在帮女孩丽塔身上。丽塔是家中第9个孩子，她的兄弟们常常近乎无情地羞辱她，譬如扯掉她的衬裤，将一条半死的蛇围在她的脖子上，甚至当着她的面将她心爱的花猫扔进阴沟里淹死。不仅如此，他们带着兴奋用言语咒骂嘲笑她，还给她起许多诸如“蜗牛”、“笨蛋”、“肥猪”等充满侮辱性的外号，看着丽塔泪如雨下惊声尖叫而哈哈大笑。面对如此羞辱，孤立无援的她在其兄弟们的言语攻讦中只能沦为默默落泪、沉默失语的哑巴。更令人愤慨的是丽塔的数学老师巴亭金尔先生，竟然利用职责之便，假借补课之名对丽塔进行性骚扰。而可怜的丽塔“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就是知道了，她也不知如何去责备他。”[3]20丽塔面对骚扰时的失语并非出于她的愚钝或者某种生理缺陷，因为小说叙述者马迪认为她“跟班上的绝大多数同学一样聪明，甚至更聪明”[3]17。她的失语恰恰印证了福柯的一句话，“我们不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们不能敞开心扉、随时随地地说我们喜欢的话，谁也不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4]任何人的表述都不可能是随心所欲的，而必然是通过具有约束力的话语规则筛选、剔除后的产物，丽塔的失语亦是如此。这其中，影响话语规则最根本的因素是权力。占据支配地位、掌控话语权的一方对被动方会施加一种无形的压力，迫使被动的一方要么代表“权力话语”发言，要么保持沉默无语的状态[5]。这样，权力与话语构成了不可分割的一组对应物：权力在话语中得以实现，话语则成为权力的表现方式。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社会，丽塔的兄弟们和巴亭金尔先生与丽塔构成了力量悬殊的两级：一面是强壮有力的男性统治者，一面是柔弱需要被保护的女性“他者”。在这组对立的二元中，男性统治者的权力自上而下地向丽塔渗透，不知不觉中影响了其语言输出，迫使她在男性暴力前将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掩藏，成为了失语者。她的沉默失语体现了50年代美国社会中男性权力对女性的压制与排斥。

为了摆脱失语的处境，少女们力图建立起一个姐妹联盟，希望在自己组建的小集体内畅所欲言，抒发在与男性交流时不能言语的情感。狐火姐妹帮由此诞生。在结盟仪式上，女孩们滴血为盟，在自己的臂膀上刻下象征复仇的火焰图像。此外，她们模仿男性话语大声宣誓，宣告女性精神上的结合。

“请郑重发誓：我献身“狐火”姐妹。是，我发誓。我献身“狐火”计划。是，我发誓。我发誓永远牢记我的姐妹，就如同她们牢记我。

是，我发誓。革命即将发生，世界末日即将来临，无论是去死亡之谷，还是遭受精神的或身体的痛苦。

我发誓，我绝不背叛“狐火”姐妹。无论是言语还是行动，今生来世，决不泄漏“狐火”秘密，决不否认“狐火”。将所有的忠诚、所有勇气、所有的未来幸福，全心全意，献给“狐火”。

是，我发誓。我以死刑的名义发誓：上帝助我，世世代代，直至时间终止。”[3]27

这段宣誓与下文的纹身仪式不禁让读者联想起桃园三结义般的男性结盟，根据学者达利的说法，该种“宗教的、公民的以及法律的仪式在传统意义上向男性授予了力量”[6]。少女们没有自己的语言，如女权主义者们所比喻的那样，她们因此“在努力偷盗语言”[7]。她们借用这一男性话语与男性仪式，实现了“一个语言的狂欢”，并希望借助这一狂欢赋予自己力量。然而可悲的是，整个宣誓仪式都是对男性结盟的生硬模仿与盗用，语言并未真正地实现她们所期翼的愿望。誓言中充斥着男性化的忠诚、勇气与面临残酷环境下体现出的雄性力量，而缺乏女性所独有的思维方式或者生存、感受方式。而最后的“上帝助我”更是展现了誓词的模仿与无力：不相信上帝存在的叛逆少女们却希望借助其力量维系团队，这本身就是个讽刺。在语言这个象征秩序中，每一个言语行为都能体现自我和文化的双重影响，狐火帮少女偷盗男性的结盟话语来作为自己的帮派宣言无疑体现了自我语言的缺失和对男性话语的依仗。她们本期望借男性话语发出自己的声音，却只能是苍白地模仿和鹦鹉学舌。

不仅如此，男性话语中对某些词语或行为的缺失更是导致女性言语的梗塞。一次偶然使“长腿”看到女侏儒耶塔被人用狗项圈系在院子里的一根晾衣绳上，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活动。更可怕的是到了晚上，耶塔就得被迫充当性奴，接受数位男性的侮辱。被囚禁遭受虐待的耶塔实际上是“长腿”自我折射的影像。尽管“长腿”在帮派成员眼里英勇高大形象伟岸，但不管是在家里、在学校、工作时以及在女子管教所，“长腿”都遭受了诸多不堪忍受的被视为“侏儒”的经历。因此，当“长腿”看见耶塔遭受羞辱迫害时内心顿时涌起义愤，随即与自称耶塔哥哥的男人发生了激烈争执。

“长腿说她要通知警察，她认识福利办公室的人，她要通知他们。

回你那该死的家去，他妈的，人们在自己的家里干什么，这不干她的事；如果他的妹妹耶塔在跟他说话，这也不干她的事。

……

畜生！你们这帮下流的畜生！”[3]150

虽然表面上看来“长腿”以其语言及气势的强悍与男人在辩论中不分上下，但仔细分析“长腿”的话语对于男人而言毫无攻击力，只能算得上是愤慨咒骂。“长腿”所依持的是“警察”和“福利办公室的人”这两类国家权力机构人员，但这两类人却并未赋予她以权力，她能做的仅仅是“通知”他们。实际上，对于这两类人，“长腿”根本未曾给予希望，她此前与警察的接触让她清楚地意识到这类权力机构对女性的歧视与权力的剥夺，因而明白自己的这一威胁也只不过是个“骗局”罢了。相比较“长腿”言语的无权与无力，男人的反驳则力度十足，他一再强调这是他自己“家里”的事情，与任何人无关，“家庭内部的事”成了他维护自己权利强有力的武器。这就牵扯出“家庭暴力”（domestic abuse）这一术语。“家庭暴力”这一词汇以前并不存在，直到女权主义者们为这一暴力命名，它才出现在公众的视野。而这一命名的长期空白，实质上反映了男性话语对此种行为的默许，并将之合法化。根据法国女权主义者特蕾莎的说法，“男性占主导地位的话语对某些事物的沉默——即将某些行为和事件命名为暴力，但另外一些却不曾有名字——是暴力产生的一种方式。”[8]为了阐释自己的观点，特蕾莎在《修辞的暴力》一书中引用了两位女权社会学家布兰妮斯（Wini Breines）和戈登（Linda Gordon）的著作：由于英语词汇中没有一个词来表示“家庭暴力”，医学专家们往往忽视了病人的伤痛，将妻子和孩童送回到虐待他们的人之手，从而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家庭暴力[8]240。长期的命名空白默许了男性对女性在家庭内部的迫害，也赋予男人以权力将“长腿”驱逐出自己的领地。因此，欧茨借“长腿”之口一针见血地指出50年代上半叶美国社会女性的压抑处境：“这是一个充满对少女和妇女实施暴力的时代”，而女性却“没有足够的语言能力来谈论这暴力”[3]73。在这一背景下，“长腿”企图用所盗用的男性语言对抗男性，却因这一话语中某些词语的缺失，因而“在形式上比男性语言更加无力、缺少决断力，并且从功能角度看是微不足道的”[9]。她在面对男性权威并与之进行话语的竞技交锋时，因词语的匮乏而处于无权的劣势，她的言词抗议最终以无效告终。

三

后殖民理论家斯皮瓦克曾说，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表明其“拥有自己的世界和自我的历史意识”。而反之失语则表明“世界和意识对其的外在化。无言状态或失语状态说明“言说者的缺席或被另一种力量强行置之于‘盲点’之中”[10]。对于殖民地人民而言，他们的无权地位使其面临失语境地，而失语意味着缺席和隐身。于女性而言，在父权社会她们面临着同样的处境。狐火帮的少女们在这个男权社会中要么完全沉默，要么盗用男性话语试图发声。她们的失语并不在于其没有能力驾驭语言，使得语言赋予她们权力。相反，她们的无权地位使得其难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在执掌权力的男性眼中，这些年轻的女孩们不过是“空白的屏幕（blank screen）”——男性欲望的投射，或者如法国女权主义理论家伊莱格瑞所言，是“男性亦或人类幻想的化身”[11]。她们空有一副肉体，却没有声音。在肉体和声音这一组对立体中，“无实质形象的施暴者（往往只不过是一个声音），而受害者（常常沉默失语）则是肉体”[12]。少女们在男性掌控话语权的父权社会中沦为声音——男性的对立面，被迫成为失语或者鹦鹉学舌的他者。

[1]JOHNSON G.Invisible Writer[M].New York: Dutton,1998: 395

[2]SYLVIA A.A lesser Life: The Myths of Women's Liberation in America[M].New York: Williams Morrow &Company Inc, 1986: 232.

[3]欧茨.狐火: 一个少女帮的自白[M].闻礼华, 金林鹏,译.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6.

[4]FOUCAULT M.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Appendix of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M].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3: 216.

[5]傅俊, 韩媛媛.论女性话语权的丧失与复得——解析阿特伍德的短篇小说《葛特露的反驳》[J].当代外国文学,2006(3): 94-99.

[6]DALY B.Lavish Self-Divisions: The Novels of Joyce Carol Oates[M].The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96: 210.

[7]艾利西亚.语言的盗贼[C]//伊莱恩·肖沃尔特.新女权主义批评：妇女、文学与理论论文集.合肥: 安徽文学杂志出版社, 1985: 315.

[8]DE LAURETIS T.The Violence of Rhetoric: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on and Gender[C]// The Violence of Representation.Ed.Nancy Armstrong and Leonard Tennenhouse.New York: Routledge, 1989.239-256.

[9]王晓路.文化批评那个关键词研究[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195.

[10]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人文论[C].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9: 59.

[11]IRIGARAY L.An Ethics of Sexual Difference[M].Trans.Carolyn Burke et al.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1993:146.

[12]转引自MORRIS D B.The Culture of Pain[M].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