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几个节点

2013-08-15 00:45李小娜西安工程大学西安710048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2013年2期
关键词:中心论中国化生产力

□李小娜 [西安工程大学 西安 710048]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包括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历史相结合的理论创新,也包括把马克思主义用来指导和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社会实践。本文着意回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几个节点,从中获取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经验和深刻启示,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开展提供理论参考。

一、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化”和“苏联化”

所谓马克思主义“西方化”就是指马克思主义携带其出生地的社会历史特征。马克思主义诞生于工业革命后期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工业革命一方面带来了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两极分化等社会问题。在此背景下,1867年,马克思写作了《资本论》一书,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剩余价值揭示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说明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的合法性。马克思还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推动社会向前发展,论证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的必胜性。剩余价值和历史唯物主义构成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逻辑。

马克思主义“苏联化”是指其在解决苏联问题时进行的创新和发展。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已具备了帝国主义国家的基本特点,大城市资本主义比较发达,垄断组织出现,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较为集中,无产阶级力量壮大,有较强的组织性,但在农村封建主义经济形式仍占统治地位。这决定了俄国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发生在城市,革命的主力是工人和士兵。列宁根据马克思讲的革命可能在一国取得胜利的基本观点,领导俄国工人阶级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并取得了胜利。1924年列宁逝世,马克思主义“苏联化”在之后的进程中遭遇了一些挫折,如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错误认识,1930年7月在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宣布:“我们苏联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期。”[1]对社会主要矛盾的错误认识,1937年3月,斯大林突然提出了由于剥削阶级残余的存在,“社会主义愈胜利,阶级斗争愈尖锐”的观点[2],直接导致了肃反斗争扩大化等。

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初由苏联传入中国的。在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等自强求存的道路相继失败的情况下,十月革命的胜利显得尤为珍贵,马克思主义迅速在中国传播开来。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一方面鼓舞了新文化运动的战士陈独秀、李大钊等探讨和开辟救国救民的道路。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如由于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不完全,对马克思主义理解过于教条化,产生了把马克思主义“西方化”的倾向;对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过度热情,产生了把马克思主义“苏联化”的倾向等等,他们的表现是多方面的。

二、哪个是“正宗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对中国人民来讲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一是因为它昭示了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人类社会理想——共产主义;二是它指出了达成这个理想的工具——阶级斗争。但中国的国情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同于十月革命前的俄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面临着新命题、新内容,也由此产生了关于哪个是“正宗的马克思主义”问题的讨论。

首先在革命性质问题上,有“二次革命论”和“一次革命论”。“二次革命论”强调资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主张先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等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这个思想指导下,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党放弃了对革命的领导权,当面对国民党的屠杀时,共产党人束手无策,革命力量受到重创。与“二次革命论”不同,“一次革命论”主张工人阶级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忽视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矛盾的复杂性,对工人阶级在数量上的有限性、农民阶级的革命性等问题缺乏正确的认识,终究难以成功。“二次革命论”过于强调资产阶级的重要性,“一次革命论”则夸大了当时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两者的实质都是脱离中国国情,对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而非“中国化”做法。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提出新民主义主义革命、革命分“两步走”——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在分析中国革命性质时的“中国化”命题。第二,关于革命道路的讨论,有“城市中心论”和“农村中心论”。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城市中心论”者主张攻打和占领大城市,给国民党以及时反击,随后策划了广州起义、武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由于双方力量悬殊,起义以失败而告终。1930年,李立三等人继续制定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作战计划,使革命事业再次遭受重大损失。“城市中心论”仍然是把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和“苏联化”的表现。“城市中心论”者认为马克思所讲的阶级斗争是在城市中进行的,如巴黎公社起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等。在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从未出现过“农村中心论”。因而只有坚持“城市中心论”才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城市中心论”脱离了中国革命实际,必然遭到失败。第三,关于革命策略的讨论。随着革命根据地的壮大,国民党开始对其进行围剿。毛泽东等人运用游击战、运动战等灵活的战略战术,取得了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但由于这些策略在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从未出现过,而被视为“歪门邪道”。之后,党中央派来了对马克思主义著作非常了解的王明,王明采取“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左倾冒险主义策略,反围剿遭遇失败,革命力量再次受到打击,红军被迫长征,直到遵义会议重新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中国革命才恢复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实践反复证明,“正宗的马克思主义”是把马克思主义“西方化”和“苏联化”的结果,是“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表现。实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而只有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作为面向和解决中国问题的实际方法,并加以灵活运用,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三、什么是社会主义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更多的是作为一个社会理想和奋斗目标而存在。1949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社会主义实践提到日程上来,对社会主义面临着再认识问题。

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确立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主张“一大二公”,即社会主义规模越大越好,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好。这一时期把生产关系作为了判断社会主义性质与否的根本标准。判断一个社会性质的标准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把两者颠倒或割裂开来,是形而上学。除此之外,还把计划经济体制作为了区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重要标准。恩格斯讲道:“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3]建国初期,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认为这是符合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必须建立在发达的生产力之上,因此不符合我国的国情,不能促进经济发展。这仍然是把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和“苏联化”的做法。1992年,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邓小平同志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4]

总之,无论把生产关系还是把计划经济作为衡量社会主义的标准都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标准的误读,学到的只是马克思主义的形,丢掉的确是马克思主义的魂。

四、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

为了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1958年开始了“大跃进”运动,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违背了经济规律,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之后,经济领域的失误没有得到纠正,反而进一步延伸到政治领域。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把阶级斗争作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造成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一片混乱。恩格斯讲道:“自从原始公社解体以来,组成为每个社会的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总是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这种斗争只有在阶级本身消失之后,即社会主义取得胜利之后才会消失。”[5]马恩认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因素有生产实践、科学实验和阶级斗争,只有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无法调和的情况下,才运用阶级斗争,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在社会主义社会,剥削阶级被消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矛盾,可以通过内部调适解决,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发展生产力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马克思讲道:“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应该想尽一切办法发展社会生产,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6]把阶级斗争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仍然是把马克思主义“西方化”和“苏联化”的做法,是对马克思主义僵化的理解。邓小平讲道:“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7]。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把改革作为其发展的动力。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挫折实际上是把马克思主义“西方化”和“苏联化”,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是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认识;二是缺乏对本国实际的具体研究。是教条主义与本本主义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表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顺利进行必须克服的难题和关键点。

[1]斯大林.斯大林全集: 第13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6: 6.

[2]斯大林.斯大林文选[M].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2:129.

[3]高放, 李景治.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述评[M].北京: 中国人民出版社, 2004: 78.

[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 第3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 373.

[5]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2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5: 560.

[6]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5: 293.

[7]邓小平.邓小平文选: 第3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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