畸零的孩子，浮世的镜子——解读多丽丝·莱辛的《浮世畸零人》

杨 颖，杨 巍

(重庆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重庆 402160)

20世纪的人类社会，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为残酷的两次世界大战、风起云涌的民族独立，还有工业革命以来发展迅速的科技进程以及所带来的严重的环境污染等等，一系列的社会巨变极大地影响了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也摧残着他们的道德伦理和精神世界。如何在这个时代背景下解读个人与社会的合理共存，完善人内心精神世界以及社会伦理道德等等问题都摆在社会面前。2007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英国著名女作家多丽丝·莱辛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对这些社会问题的探索和思考，她以严肃的精神、敏锐的观察力和独特的视角关注着这个世界的阴暗面，呼吁和希望人们正视日渐式微的伦理道德状况，并摆脱这种令人倦怠和窒息的生存状态。也正是这种社会责任感驱使着她“对任何观点都无所畏惧”，对任何问题都能够直面剖析，所以她也“被誉为当代十几位最真诚、最敏锐、最关心社会问题的作家之一”［1］。

《浮世畸零人》写于2000年，为莱辛作品《第五个孩子》的续篇。在《第五个孩子》中，作者就以母亲的视角，讲述了畸形儿班的降生给整个家庭所造成的破坏，从他者的视角关注畸形儿班在家庭生存的孤寂悲戚，其被强制送出家庭的悲惨以及回归家庭后的生活孤苦，从而折射出了家庭伦理道德所面临的挑战。《浮世畸零人》则以畸形儿本人的视角，通过他在异化了的社会中的生活的崎岖、悲惨之经历，向我们展示了除家人这个群体以外更为丰富多样的人物百态。由于作者视角的变换，续篇刚好和前作构成了一种互补，进一步加深和拓宽了主题，刻画了班一步步走向毁灭的过程，描述了整个家庭、社会对其的态度，深刻洞察了一个被社会无情毁灭的畸形儿所面临的问题。本文结合《第五个孩子》，剖析一个社会边缘人在利益至上、伦理约束丧失的社会里，或者如作者所喻的在一个“文明毁灭的城市”里的生存危机问题。

一、迷失的家庭，脆弱的亲情

从班成长的轨迹来看，家庭是将他一步一步推向黑暗深渊的重要因素，是悲剧的起始。

家庭是构成人类社会的最基本的单元，是社会个体发生联系的最基本的纽带。从功能主义的视角可以很好地分析家庭在社会中的功用。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认为，家庭的两个主要功能是初级社会化和人格稳定化［2］。初级社会化是儿童学习所处社会的文化规范的过程。因为这一过程发生在孩童时期的早期，所以家庭是人格发展最重要的舞台。人格稳定化指家庭在情感上对成年家庭成员所发挥的作用。在工业化社会中，家庭在稳定成年人人格方面的作用被认为非常重要。家庭尽管是一个微小的社会单位，但在家庭中存在着男性与女性，父母与子女等，一个扩大的家庭更是包含更多的关系。而这些关系中充满着强烈的情绪色彩、存在着诸多“不平等”，如性别的不平等、家庭暴力等等，这些都决定了家庭是不平等的主要场所，是社会中许多别的不平等的基础，是很多人生悲剧的起始。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认为:事实上，家庭是现代社会中最危险的地方。从统计方面看，任何年龄、任何性别的人，在家里都远比夜晚在大街上更可能遭受到身体上的攻击［3］。

无论是从功能主义还是其他理论来看，主人公班在家庭里所遭受的一切，是对他日后造成毁灭性影响的重要因素。班的天生异禀不是他所能左右的，毕竟一个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不能决定自己的长相，就如孔子所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家庭是抚育子女的温床，一个“温”字，足以代表了亲情，说家庭是亲情的代名词并不为过。但班并没有感受到家庭亲情的温暖，尽管亲情应是“血浓于水”，他所能感受到的只是水的冰冷:因为长相丑陋，自从一出生就不被家人接纳，被排斥在这个群体之外。母亲海蕊无法爱他，“好爸爸大卫几乎连碰都不碰他。”亲属不愿接近他，“大家一看到班的模样便忍不住脸色大变……他们总是抱一下，便连忙把班还给他们。”［4］其他孩子也孤立他，不愿意与这个另类玩耍。在班的家庭所居住的维多利亚式的大房子里，虽然一年到头节日聚会不断，充满欢声笑语，却与这个畸形儿没有任何关系。大家都不愿看他，甚至“只要班一现身，就能让一屋子的人噤声或者驱散，随便编个借口走开。”［4］他们甚至心安理得地把班关在房里，像对待犯人一样。亲人们都嫌恶班，无非是因为班的返祖特征不够体面，让他们感到羞耻。父母甚至“私心地认为班是凭着一己意志来到人间、入侵他们的平凡生活，面对班或他这类东西，他们的平凡毫无抵御能力。”［4］在这个大家庭里，亲情已不再是维系家庭成员关系的可靠保障。为了自己可笑的虚荣心，为了追求自私的幸福，人们可以心安理得地将亲情弃之不顾。

在班社会化的初期，在他人格发展和长成的重要时段，他无法从他的父母和这个家庭中获得正面的影响。根据心理学的“自我意象”理论，人都有一幅自我心理蓝图，一个人把自己想象成什么样子或什么人，他就会不自觉地按照这种样子、这种人行事。家庭是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第一个环境，父母是其所能接触最早最多的人，父母家庭是孩子感受这个世界最初的形象，父母因而很容易成为孩子描绘心理蓝图的样本，家庭也就因而成为孩子描绘心理蓝图的背景。孩子在家庭的氛围中，开始人格养成，开始适应和接受这个社会，其受到家庭父母的影响和感染是任何一个显性教育所不及的。以此为基础，我们反观班的成长，他在“自我意象”时就感受到“冰冷”。仅仅是父母不喜欢所带来的“冷淡”还不足以推他走向毁灭，班在某种意义上是由于其出生在这个家庭走向危机的不好“时机”而成为家庭怨恨的“替罪羊”，正是这种发自心底的怨恨推他走向毁灭。在小说中多次描写了大房子里家庭聚会的场景，尤其是班出生前后家庭聚会场面的“盛况”“萧条”之对比。这一切似乎是畸形儿班的意外降生破坏了家庭内原有的幸福与和谐，是他粗暴地剥夺了他们本该拥有的一切。可是，假如没有班的到来，这个家庭就真的会一直“幸福”下去吗?显然不是这样。事实上，时事的变迁、更迭，社会局势的变化、失业率的上升等因素决定着这座房子里的爱和温馨。班的降生，不过是“骆驼背上最后一根稻草”，班本该让大卫和海蕊幡然醒悟，使他们能够更理性地经营自己的真正幸福。然而，这个家庭错误的生活观，却让他们迷失了自己，把家庭支离破碎的责任转嫁给了班的降生，所以，班在这个家庭里所面对的就不仅仅是“冷淡”，而是要承受各种“攻击”了:身体虐待、遗弃等接踵而至。这对一个儿童而言，不啻是种毁灭。为了维系所谓的虚伪的“幸福感”，家庭亲情、伦理道德被摧毁，更随着家道中落而沦丧。倘若班从小能够得到家人的关爱和培养，感受到这个大家庭的温暖，逐渐形成具有一个健全的人格，其命运也许会不同。

在逐渐进入人格稳定化的时间段，班不曾获得家庭的温暖和帮助。班和约翰等一帮问题少年一起玩耍、行乐，甚至犯罪，家庭对这些行为没有及时给予阻止，而是漠视，甚至有一种只要班不在这家庭就好的放纵。所以班离开、出走，对这个家庭而言，或许解脱多于担忧。班踏上社会，在社会上游荡、打拼的艰辛也让他多次想到回归，想到母亲给他的温情，母亲是家庭里唯一一个能善待他的人，“她像老妇人一样，并没有伤害他，还到那个地方来拯救他……”［5］可是，当他为了一张出生证明，最终鼓起勇气去寻亲，带给他的却是雪上加霜的伤害。家庭地址的更迭，让他几乎找不到回家的路。想起母亲常去的地方——小公园，他多次等待、徘徊，终于在小公园的长板凳上看到了久别的母亲，当他见到母亲的那一刹那，本来“一股洋溢着爱的幸福感仿佛和煦的阳光充满了他的心”［5］。然而，就在他准备好问题，想要向母亲打招呼的时候，却看见了那个让他深恶痛绝的哥哥保罗。在这个家庭里，尽管母亲对他关爱，但相对于对保罗的关爱而言，他得到的关爱是微不足道的，这也使他的爱瞬间变成了恨，从而放弃了和母亲的相见。尽管内心充满愤怒，他毕竟不忍离去，站在新屋子的门口，他纠结不已，想走进去说:宣告自己的回归，甚至“好想进去坐下来跟他们一起看电视”［5］。然而，想起无法和保罗共处一室，想起父亲冷淡的面孔，他最终还是一次次打消了进屋的念头。这个家不需要他，也不会欢迎他。家庭的冷酷让他无法回归，脆弱的亲情也无法给他人格稳定的基础，在这个家庭他的命运从出生就已经注定，他的回归与否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什么。

二、冷漠的社会，自私的人性

如果说家庭是班这个畸形儿悲惨命运的起始，那么班所走向的这个社会，则导致了他的命运更为悲惨。

二战后西方社会所发生的巨变，引发着整个社会的信任危机，唯利是图、金钱至上成了一种社会时尚，也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都市里道德的沦丧，人们变得自私、冷漠，相互之间日益缺乏人文关怀，为追求利益不择手段，甚至丧失人性。畸形儿班·洛维特的人生悲剧，便是现代西方社会人们普遍冷漠、扭曲和空虚的精神世界的一个社会缩影。

自从走入社会，班的那副与众不同的长相，似乎就注定了他与周围社会无法化解的矛盾。就连血脉相连的家庭都不认可，社会群体对之的态度可想而知。一方面，人们极其嫌恶和歧视班生理上的返祖特征，因为他那“一副强壮宽阔的背，脊椎两侧有棕色的绒毛，肩膀上则有一片湿湿的软毛……他的手臂上也有毛……他的胸部毛茸茸的，但不像毛皮……”［5］还有那矮小粗壮的体格，人们给班起了“迟钝愚蠢的畸形儿”、“野蛮人”、“雪人”［5］等绰号，对其进行肆意的嘲笑和愚弄，就如同对待动物一样。人们容不得和自己有所差异的同类的存在而想尽办法排斥、打击，甚至以此为乐。而另一方面，为了经济利益，一些人却又离不开班，他们欺骗、利用这个可怜的孩子。班外出打工的钱不是被偷就是被骗:他在玛丽的农场上几乎包办了所有的工作，却从没有拿到过工钱;他在建筑工地上的薪水，一次被抢，一次又被克扣了一半，建筑队的工头让他一人干几个人的活;拉皮条的詹士顿把他当成运送毒品出境的工具;导演亚力想利用他的返祖特征为自己拍片赚钱;而遗传学家更可以为了所谓的伟大的科学梦想，粗暴地将他绑架，剥光衣服关进铁笼子里。众人对班的态度也表明了无论班做出怎样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在人群当中，没有谁会把班当做一个与自己相同的、独立的社会个体看待。在他们眼里，只有钱，没有人性。他们明显地影响到了班的社会行为，也直接决定了班的人格的形成，左右了其日后的人生走向。

除了恃强凌弱的社会众生，班逐渐走向毁灭的过程更折射出了社会机构、法治的千疮百孔。作为一名合法的英国社会公民，自始至终他的人身权利都没有得到过任何保障，对他而言法律形同虚设。只因长得丑陋，他可以被毫无责任心的父母无情抛弃，成为流浪儿;他有亲人和家庭，却被送到一间收容所任其自生自灭。而小说对于这间收容所触目惊心的描写，更是瞬间揭去了一贯标榜文明与法治的西方社会的面纱，赤裸裸地将资本主义权力运作最隐秘、最不可见人之处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社会合法的收容机构，实质上却是人间地狱，在这里只以让孩子们安静为目的，而不提供应有的关怀和悉心照料，在除了墙壁、木板、还有排泄物的房间里的“墙边摆着许多婴儿床与小床。床里躺着——怪物……成排成排的怪胎，全部陷入昏睡，静寂无声”［4］。而“静寂无声”在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科看来即是被粗暴地剥夺了话语权力，这无疑是进一步的折磨和摧残。

班与农场主、商人、电影导演，以及遗传学家这样的“大人物”的一次次“亲密接触”，则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到当时社会的本质。这些人分别来自不同行业，基本上都属于当时社会的权力阶层。然而，这些人有着较高的经济与社会地位，却毫无悲天悯人之心，更不具有与之相称的道德水准。他们的经济水平、知识水平越高，对班的剥削和压榨也就越无情。他们无情地践踏班的尊严，却一副理所当然的模样，没有丝毫的羞愧感。可以说，正是他们的冷酷无情，直接扼杀了班那点可怜的希望，堵死了回归的大门。可是，在这个法制已成为了维护阶级利益工具的社会里，像班这样的人，无论他怎么受到欺压，也没有也不会有任何人或机构站出来替他主持公道，去惩治这些罪有应得的强盗和骗子，从而维护他作为受害者的社会权利。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根本就是弱肉强食，互相残杀。这群风马牛不相及的人，虽然来自不同社会行业，有着不同的性格，各自身上却都透露着一样的自私与冷漠，这也体现出了当时社会背景下的人性的扭曲和异化，伦理道德的沦丧。

表面上看，班走出家门，走向社会，似乎他的生存空间被扩大了，但在家庭里他没有获得初级社会化的能力，而这个冷漠的社会也没有促使其人格稳定化的温床，这就决定了他不能左右自己的命运，只能拱手将命运交给这个社会去任意摆布。因此，班的悲剧，与其说是畸形儿的悲剧，不如说是整个社会的悲剧。在这个所谓的正常社会里，班的生活在这个社会的“正常”的人们眼里已经完全被物化，他已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至少不是一个可以和其他人能够平等对话的人，他的存在不过是其他人实现自己人生目标、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垫脚石和铺垫，他不过是这个社会的“他者”，甚至连成为社会基本主体的资格都被剥夺，是这个社会的“客体”，是一个可被任意摆布的“物”。显然，班与其他人虽然共存于这个社会，但与这个日益“自私”的社会却是格格不入的。

三、徒劳的努力，失败的救赎

尽管没有获得良好的教育，也没有相应的生活技能。但班拥有一副强壮的身体，能轻易打倒任何欺负他的人。尽管备受社会欺凌，但他本性又是那样的勤劳、朴实而又善良，处处小心翼翼、循规蹈矩。在这个社会里，为了获得生存的权利，班不停地进行着自我的救赎，尝试着以自己的努力融入这个社会。

在班进入社会的初期，他虽然懵懂无知，却满怀热情和希望。他曾经是那么努力地向社会靠拢。首先，他有了文明人的羞愧感，学会了自己洗澡，他也学会了一些基本的礼仪，如他知道了吃饭该用汤匙，而不该用手抓。此外，他还学会了做饭，学会了购物，学会了去洗衣店，甚至想学开出租车。在玛丽的农场上，“他从天亮工作到天黑，天天如此”［5］。当毕格斯太太生病了，他会悉心照料，甚至去打工挣钱来补贴老人的家用。这些无不表现出了班的好接触和容易满足，以至于当他被毕格斯太太夸为“好孩子”时，“泪水涌上他的眼眶”［5］。

班想要靠近周围的人，“他曾经想要跟他们打成一片，加入他们的笑话和谈话，可是却不晓得如何融入”［5］。无论他怎么努力，始终不能得到人们认可和接受，总是被一堵无形的墙给挡在了外面。事实证明，所有的努力都不过是一厢情愿，没有人会看到他的努力，更没有人会承认他所做的一切，进而接纳他。人们的冷漠无情，一点一点地催毁班那孱弱的希望。的确，在一个社会里，当人们彼此之间缺乏温情与真诚的交流，只剩下心与心之间的隔膜和利益上的相互联系时，势必会进一步加剧人类的社会危机和人自身的异化。在一个异化了的、一切以个人利益为核心的社会中，一个畸形儿根本不可能得到关爱和幸福，也不可能融入。

于是，班渐渐陷入困惑，学会了逆来顺受，把自己包裹起来，并最终变成了一只沉默的羔羊。他格外敏感，“每到一处新地方，他总是仔细在人们脸上找寻可能变成危险的侧目”［5］。在采果场上，“班沉默而机警，时时提防着”［5］。面试的时候，“他提高警觉，全身的细胞都晓得危险来了……现在这里的人可能会把他抓去监禁起来。他倾听外面的动静，安慰自己还安然无恙。”他“晓得这些嘈杂的机器大概都对他不怀好意”［5］，“一进去就看见电梯向他直冲下来，胸口立刻怦怦乱撞、喉咙发出嘶嘶喘息，他尝试逼自己走进电梯，可是内心对电梯的恐惧感却促使他走向楼梯”［5］。甚至，为了逃避社会中潜在的威胁，他更喜欢和动物待在一起，从动物那里获取温暖和安慰。这种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显然是长期遭受欺凌而形成的一种本能的条件反射。这种消极避世的生活态度，是弱者群体的习惯性思维。这固然可以避免一些直接的伤害，但与此同时，却也让弱者渐渐脱离了这个社会，将自己进一步孤立起来。并且，懦弱的本性也使得班不懂得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即便是屡屡被欺骗和利用，不敢做出任何反抗，自始至终，他都只是在一味地忍让和退缩。然而社会并不会因为班的不断退让和逃避而收手。事实证明，在这样一个冷漠的社会，弱者要想追求幸福的生活，不可能寄希望于他人的怜悯与同情，更不可能奢望得到其他人的保护和关爱。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人们的愚弄、利用和欺骗使班越来越感到孤独和世态炎凉，在这个男权主导的社会里，他无法融入而被接纳，然而在这到处充斥无情的城市里，女性，尤其是社会下层的女性，却对他表示出了同情和关爱。毕格斯老太太、妓女丽妲和德蕾莎三人，给孤苦无依的班送来了些许温暖。她们对班的关怀，对他产生的积极影响，甚至一度让我们看到了班回归社会，做回正常人的希望。然而，在一个男性主宰、女性沦落为社会中沉默的他者的社会，这三人的力量毕竟显得太过渺小。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她们不过是这个社会的附属，她们依赖男性，很大程度上要依附男人的保护或施舍生活。尽管她们对班的遭遇充满同情，甚至厌恶那些愚弄、利用和欺骗班的丑恶行径，却无法为这个可怜的孩子撑起一把保护伞，因此也未能最终挽救班的悲惨命运。几位底层温情的女性，在某种程度上带给了苦难中迷茫的大众一丝希望，但从一个侧面更衬托出了自私冷漠的社会对人的摧残和毁灭。

弱势群体的力量毕竟有限，在这个异化了的社会夹缝中求生存是何其艰难!现实生活中的处处碰壁，备受打击，也使得班渐渐对人类社会产生了绝望的情绪。于是，寻找一群也许并不存在的族人成了他唯一的精神寄托。他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乌托邦”这个对他来说虚无缥缈的幸福园上，这无疑是一种十分冒险的做法。这种乌托邦思想，其实是典型的“羊”的思想和理论。“羊”想构建一个没有“狼”的世界，或者是狼不吃羊的世界。这一理论本质是弱者的一种幻想，无非是正将要被狼吃掉的羊，寻求一个避难所。乌托邦思想的实质是“羊”的良好愿望的反映。但是，它的要害是不可能实现。乌托邦其实是世界上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的无限美好的地方。面对人生挫折，通过编织一个不切实际的美梦来麻醉自己，这就注定了班最终的幻灭和绝望的结局。

四、结语

通过班逐渐走向毁灭的悲剧，莱辛以犀利的笔锋触及当代社会现实中人们对待差异的态度。通过这样一个故事，她向人们提出了不同特点或不同类型的人在现代社会里能否被兼及或兼爱的问题，由此揭示了现代化和城市化之后出现的一系列现代社会病。在小说的结尾，畸形儿班·洛维特选择在巴西一个荒僻的矿村跳下悬崖，以悲惨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样的结局陈腐而平庸(bathetic)，甚至带有肥皂剧的特点，因而使小说的艺术性大打折扣［6］。也有评论认为，这本小说的故事过于传奇通俗，外在的传奇过多，心理上就无法深入挖掘，表现力和感染力就远逊于《第五个孩子》。

但是，像班这样与他人格格不入的畸形儿，尽管他希望在这个对他而言非常冷漠的人类社会里继续生存，但当他的种种努力都被这个社会冷冷地推回原点，甚至推得更远，让他在黑暗中窒息式生存或许更显残酷，所以，除了通过自杀来寻求解脱，班还有什么其它更好的选择呢?也许，让他离开人世，回归山林，对班这样的弱者而言，或许就是一个完美的结局，一个只能如此的悲催选择。可以说，主人公自杀，与其说是他个人的悲剧，不如说是人类文明社会的悲剧，它折射出了人类所面临的生存及道德伦理危机。或许，安排班以自杀的方式回归自然，反映的是作者多丽丝·莱辛对这个社会的失望、控诉。

作者莱辛正是凭借班这个社会边缘人短暂而不幸的一生，描述了20纪中后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生百态，她用细腻的笔触表达了对班这类弱者生存和命运挣扎的思考与忧虑。正是持续不断地关注处于边缘地位的有色人种、女性、老人、弱者，并秉承一种批判的眼光、一种人道主义的关怀、一种对无情现世社会的控诉，作者才能更为客观地进行书写。也正是在对社会边缘群体的关注中，在独特艺术手法的展示和虚构中，莱辛揭示出现代性的矛盾及危机。也许揭示不是目的，控诉呐喊不是宗旨，透过纸背，我们分明可以读出:她力求并希望一种文明社会伦理道德观的重构，希望不同特点或不同类型的人在这个社会里能被兼及或兼爱，并且希望找寻到维系家庭、社会应有的人类基本情感，从而改善弱者之生存境遇，实现弱者之权利，由此解决现代化和城市化之后出现的一系列社会病。

［1］ 王守仁.20世纪英国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 Parsons，Talcott，Bales Robert F.Family:Socialization and Interaction Process［M］.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56.

［3］ ［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M］.4版.李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4］ ［英］多丽丝·莱辛.第五个孩子［M］.何颖怡，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5］ ［英］多丽丝·莱辛.浮世畸零人［M］.朱恩伶，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6］ 喻琴.弗莱论文学文本的存在方式［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