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七夕情人节取向动因研究

2013-08-15 00:49高艳芳
关键词:情人节情人观念

高艳芳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七夕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其形态丰富,影响深远。[1]《迢迢牵牛星》所描绘的情感世界,以大胆而瑰丽的想象,为原本毫无浪漫色泽的七夕节浸润了诗学之光。[2]自此,文人骚客加入到其节日的诗意与情怀的建构之中,为节日平添了较为坚实的情人节逻辑。这一逻辑,正是传统节日建构的两条主线:一是民间生活逻辑,一是文人想象逻辑。二者互为渗透,将节日的意义与形态不断充实、编织和丰富,最终构成了节日强大的文化力量。

当代社会,七夕作为女儿节的色彩逐渐减淡,而以爱情为主题的七夕节则迅速发展。随着西方情人节在中国民俗生活中的普及,从民间到官方,都开始着力打造中国的情人节,这个节日,首推对七夕节的改造与建构。[3]七夕节传承的当代取向中,情人节倾向有两个明显的动力要素,一是政府主导,民间参与的七夕情人节传承;一是商业社会中企业主导的情人节取向。政府主导的七夕情人节活动不断增加,民间力量也积极地参与,发挥着推动作用。两种力量的融合,使得七夕节传统内涵中的爱情元素得以强化,并成为都市文化中七夕情人节传承的主要路向。七夕节的情感取向,一个正能量应该是,唤起人们对爱情的崇仰,对美满自由的向往,对婚姻幸福的追求,对人生理想的坚持,而不是让大家在娱乐中享受感官的刺激,最后只留下沉浸于商业消费之中的快感,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七夕文化变成了一种政府与商业运作的对象,七夕节传统失去了丰富多样的习俗形态,从而走向单一化与表面化。对于节日的生命力而言,这将给其带来长久的伤害。

一、当代七夕情人节内涵

当代七夕显著的情人节取向,与当代文化的总体面貌密切相关。那么,情人节究竟在什么意义上被界定呢?我们从两个维度讨论:一是从文化语义学维度,考察汉语传统中情人的寓意;二是从解释民俗学维度,考察节日语境下当代七夕情人节的内涵。

(一)文化语义学维度:情人的多重语义——知己、恋人、婚外情人

感情真挚、志同道合的人生知己。鲍照是较早使用“情人”一词的诗人。其笔下的情人指彼此情感相重、性情相知、往来密切的知己,没有性别指向,也没有两两对应关系,更没有性关系的寓意。其《玩月城西门廨中》述诗人赏月之时与知心朋友酌酒甚洽,尽管时间已晚,仍留连难返,希望继续与好友知己对饮闲聊,共享良辰美景,真情深沉互动,以消解忧愁无奈的人生意绪。“留酌待情人”,情人即知己,可以倾诉最隐秘的情怀,可以时刻对酒长聊,还可以接纳其他人不可能理解的心境、理想。此后的唐诗与宋词多沿用这一词义。这一词义的形成,其实表达了古代文人的人生理想。文人重性情,往往寄寓其理想于浪漫想像之中,然而,这种与现实多有抵触的诗意情怀,常也成为文人苦闷的根源。如此际遇下,文人寻得一二知已,常可达成其解惑、逸情、舒心的多重诉求。所以,情人之情,实为情感与志趣兼重,甚或可以说,志趣相投是情感共鸣的基石,没有志趣之合,情感不可能建立,更不可能长久。

两情相悦,情深意笃的未婚恋人。随着社会文化观念的日益开明,制度环境越来越宽松,两性关系得到文人的大胆表达和诗意想像,于是,情人一词出现了从知己的义项中分离更精微语义的可能,情人的词义狭义化,专指未婚异性之间的情感及其性关系。郭茂倩《乐府诗集》收录的《子夜四时歌之春歌》,较早使用了未婚恋人意义上的情人:“光风流月初,新林锦花舒。情人戏春月,窈窕曳罗裾。”诗人把自己眼中独特的春意视为情人的化身,情人就是春天的女神,不仅情深意笃,而且貌美如仙,纯洁无瑕。

突破伦常,追求情性的婚外情人。婚外情人现象由来已久,但是作为情人所对应的语义而言,其出现的时间相对较晚。唐宋一些诗词中情人的语义就是已婚的外遇。现代汉语中,情人又称作情妇、情夫,从狭义的恋人概念向更小的语义发展,即合法婚姻以外的男女关系的代称,含有性关系的指向。

(二)解释民俗学维度:七夕情人节的多重内涵

七夕情人节的这种取向,与节日的起源意义和时代的文化理想都密切关联,尤其在文化交流深度开展的背景下,强势西方文化中的情人节观念巩固了这种取向。当代七夕情人节内涵主要有:轻聚重情的爱情观念,天人合缘观念。这些观念并存于节日仪式中,显现出西化情人节的外在特征。

轻聚重情的爱情婚姻观念。这一观念,早在宋代即已成为七夕爱情叙事的重大主题了。秦观的《鹊桥仙》将原本痛苦悲怨的两地之思,升华为“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寓意博大的理想爱情观,成为中国理想爱情的经典观念。《鹊桥仙》所建构的艺术世界与爱情观念,成为当代七夕情人节超越婚姻,追求自由情感的逻辑基础,进而形成了婚姻与爱情分离的观念,是浪漫主义思潮在节日发展中产生主导影响的一个典型例证。

天人合缘观念。七夕的仙妻叙事形态较为丰满,侧重于现实矛盾的幻想性达成,以及救弱自立的朴素价值。经汉代天人思想的渲染,故事逐渐传说化,与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家庭结构关联,与中国古老的天文经验与想象结合,将牛郎定格为善良村夫,仙女定格为贤能织女,叙事主题发展为中国传统社会嘉勉贫穷善良者可获良缘的美好祝愿。这份祝愿,既是无缘家庭温暖的牛郎们的自我慰藉,也是中国社会平衡现实矛盾的叙事策略,更是中国家庭价值观的生动表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七夕的仙妻叙事,成为七夕节影响深远,家喻户晓的民间叙事主体。[4]正是基于这一传说的叙事记忆,当代七夕情人节逐渐形成天人合缘观念,同时受到佛教情缘信仰的深刻影响。这种天人观念,推崇情缘的无功利性,强化情缘的自然与巧合,一定程度上解构了婚姻的人为制度与利益关联。

二、当代七夕情人节的主要成因

节俗传统的演化,既与内在的起源意义有关,也与后起的文化理想相连,二者的互动影响,成为传统节日不断变迁的动力结构。七夕节在当代的演变,最为重要的取向是情人节形态越来越典型。这种取向,与节日的起源意义和时代的文化理想都密切关联,尤其在文化交流深度开展的背景下,强势西方文化中的情人节观念巩固了这种取向。其主要动因除了上文提及的政府制度与商业资本外,还有以下四个因素。

第一,节日传统固有的爱情因素,决定了七夕情人节取向的生成。七夕节因为与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关联一体,因此必然内涵了爱情因素,正是这一因素,为中国情人节的形成奠定了决定性的内在因素。牛郎织女传说构成了中国人理想的生活模式,虽然以婚姻为其背景,但后来的天河守望,则与爱情建立了深刻联系,并在秦观的文学想象中将其升华为中国文人的爱情理想。这种提升,将过于简单的婚姻悲剧哲理化、诗意化、爱情化,在牛郎织女传说的历史流变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原有的传说突显的是婚姻结构中的强权与抗争,善良与报应,而唐宋以后的传说则将爱情作为传说的核心主题之一,隐藏了悲剧婚姻的历史影响,将浪漫爱情移置到原本僵硬的婚姻之间,使牛郎织女的悲剧不再只是生活悲剧,更不是婚姻悲剧,而是考验人生爱情的美好传说。七夕节正是在这样的浪漫主义传说的改造中,内在地生长了爱情理想,为当代中国情人节的最终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

第二,崇尚个性情感的时代因素,催生了七夕情人节取向的发展。节日是一个民族传统经典的活态文化遗产,在历史实践中,对于族群认同、价值建构、文化交流以及文化传承都是最为重要的生活方式之一;同时,这种文化遗产,也是民族共同体进入当代生活之后继承其娱乐享受,促使社会和谐的有效途径,因此,节日文化是特定民族的文化象征。节日作为当代社会依然延续的生活文化现象,除了自身来自传统的重要习俗之外,也必然受到时代因素的深刻影响,因为人们生活的时代性关注,无时不在地要进入节日传统,这也成为广大民众关注节日的焦点路径。其实,政府组织也在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强化着节日的时代性变化,因为节日可以完成对传统与现代、官方与民间、民族与国家等诸多重大问题的协调与处理,所以,节日的时代性因素,成为节日变迁的重要动力。根植于传统的节日能否在当代继续生存,最根本的选择在于节日对时代精神的接纳与消化。当代中国社会,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一个主流的价值引导,就是崇尚个性、自由、民主等西方观念。当这些启蒙观念不再担负阶级对抗与制度创新的紧迫任务时,个性情感与自由选择等与爱情有关的观念,就成为最为人们所推崇的观念了。这一观念与七夕节内在的爱情因素结合,便很快碰撞出强烈的变迁火花,快速地推动着节日向情人节取向的发展,从而得到了在新时代以年轻人为主体的社会群体的接受。他们还创造出了节日的新载体,新方式。他们快乐地改造节日,使其与洋节相近,对七夕这类传统节日也多了一份温存和热爱。

第三,西方情人节的文化交流因素,决定了中国七夕情人节取向的深度接受。西方情人节从爱情出发,扩展到对真挚、纯洁、深厚的情谊的珍视,因此,情人的概念是以广义为主,爱情为辅。这种背景,却在中国文化的交流中发生了变异,接受了中国情感的分层过滤。广义的情感,在语词界定与伦理框架中都有相对的指向,而情人则是一个相对狭义的概念。由于2月14日情人节的强势影响,情人节在中国年轻人中间最终凝聚成为与恋情、婚外情有关的节日,而与其他情感无关。这种偏向性传播,又最终进入中国七夕节的建构之中,固化了其爱情主题,从而决定了中国七夕情人节取向的深度接受。

第四,高度技术化的穿透性的大众传媒因素,巩固了七夕情人节的影响与广泛传播。近年来,全国各地围绕传统的七夕节,兴起了炒作中国情人节的热潮,几乎所有媒介都在报道中明确七夕是中国情人节。[6]在大众传媒风起云涌的不断推动中,七夕情人节最终得到广泛传播。可以说,没有大众传媒对中国情人节极尽能事的宣传与策划,七夕节的情人节取向很可能就渐渐消失了。大众传媒是节日当代演化中的生力军,它们突显的方向,一定会在时代生活中响亮地表达出来,尽管也可以将七夕传统习俗引向回归之路,然而,青春的时尚,已定格了大众传媒的选择,那就是爱情,或者说情人节的传播。

在我们结束当代七夕情人节取向的讨论时,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澄清,那就是被称为中国情人节的七夕,如何区别于西方情人节的问题。这种区分,严格而言,不仅是一种文化态度,更是一种生活需求。事实上,日常观念中的节日,在大多数普通人的思考中,看起来并没有多大的必要做出区分,因为,不管是我们传统的情人节,还是西方文化背景下的情人节,作为一种行为方式,都只是一种文化符号,不具有特别的差异,于常人而论,可能没必要去做本质上的异同分析。这种现象,我们称之为文化融合现象。也就是说,当文化交流进入到深层次融合的时候,文化来源本身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这些文化所带给人们的实际影响。然而,从文化心理学的行为理论上讨论,这些差异总是潜在地存在着,尤其当一些重大事件出现时,这些差异将会产生意想不到的作用。如,西方情人节对于整体社会结构中个体情感的崇尚,并不限于恋人或婚外情人,更扩展到了真挚情感世界的每一个领域,使情人节成了一个广义的在社会诸多领域可以被仪式化的生活方式;但是在中国,当代七夕情人节的取向显然是狭义的,它在社会整体情感中只属于一个小众范畴,其行为的仪式化也就显得浪漫而多与社会规范相冲突,因此,这种区分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尤其是当文化交流越来越普及的时候。我们如果片面地忽视这种差异,或者说只借用西方情人节的部分内涵来接受中国七夕节,就会造成节日的扭曲,最终把中国七夕节的文化传统引向不归路。

[1]钟敬文,萧放,郭必恒,等.中国民俗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2]苑利,顾军.传统节日文化遗产保护价值和原则[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1).

[3]王霄冰.文化记忆、传统创新与节日文化遗产保护[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1).

[6]孙正国.中国想像中的女性恋人[J].文化月刊,2011(8).

[7]顾晓鸣.如何看待“七夕”成为“中国情人节”——兼谈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利用的方法论[J].文汇报,2006-08-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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