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陶渊明的贫与病

2013-08-15 00:49代大为
关键词:劳作陶渊明生活

代大为

(安徽理工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安徽 淮南 232001)

陶渊明恬淡自然、情韵醇厚的诗风,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的诗文创作,其任真自得的人格倾倒了古往今来众多的仰慕者。他才华横溢,却归于田园;贫困潦倒,又固穷守节;病苦缠身,却又能进行精神自救。从这一意义上说,他不但是一位诗人,更是一位哲人。

一、早年的贫病和自我本性的发现

公元396~405年年间,陶渊明曾先后多次出仕。在其诗文中,他把出仕的原因归结为自身的贫困:“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1](P441),“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1](P390),“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1](P246),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首先从陶渊明的家庭来看,虽然陶家比不上当时的王、谢望族,但却也是一个有显赫功勋的名门,“曾祖陶侃,晋大司马,封长沙郡公,卒谥桓。祖陶茂,武昌太守。父敏,曾出仕,不详何官”[1](P504)。其次,陶家当时的家底也不薄,不但有西田、南畴、下潠田等田产,而且还有房产,“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便是最好的证据,不但如此,当时其家里储备也颇丰:“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春秫作美酒”[1](P128),其家底由此可见。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认识这种言语与事实上的矛盾呢?一方面,陶渊明出仕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建功立业,“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1](P295),“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1](P296),“翼翼归鸟,晨去于林,远之八表,近憩云岑”[1](P54)。他不但有四海之志,而且思考着出仕高飞,想干出一翻轰轰烈烈的事业,但在出仕后,他又发现出仕与自己的性情有些违背,所以这时的贫困就成了陶渊明用来掩饰其不愿出仕的一个借口。“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1](P231)中的一个“似”字,似是而非,表明贫困是借口无疑。另一方面,我们还应该看到,陶渊明这时说的贫困,或多或少也表现出了一种文人的虚夸,其所谓的贫困只是和当时的望族大家相比较而言的。

除贫苦外,困扰陶渊明的还有生来就与他相伴的体弱多病。据《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1](P411)及《陶渊明年谱简编》[1]((P504),我们不难看出,陶渊明是近亲婚姻的结晶:陶渊明外祖父孟嘉娶陶侃之第十女,而陶侃之第四女又嫁给了陶茂之子生陶渊明。这种姑表亲的婚姻,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是不可取的,颜延之的《陶征士诔·并序》中也提到陶渊明“少而贫病”,可见陶渊明从小体弱多病是事实上存在的。

贫困与多病,使得陶渊明的生活多艰,然而正是在这种艰难中,陶渊明发现了其崇尚自然的本性。这一发现,使陶渊明欣然归隐田园,并在归隐田园中,找到了人生的真谛。

二、艰辛的劳作,惬意的生活

陶渊明选择田园生活的方式,是“贫居依稼穑,戮力东林隈”[1](P208)的躬耕生活。这样的选择,也给他自己提供了一个体验劳作生活的绝好机会。

回归园田的生活并不都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般的悠然自得。在归田之初,陶渊明就尝到了农耕的艰辛和劳苦,“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早出晚归的耕种,披星戴月的劳作,结果却是“草盛豆苗稀”,其辛劳清苦由此可见一斑。

在这一时期,陶渊明尽管体味到了劳作的艰辛和生活的不易,但体验更多的则是一种心灵上的愉悦。这种愉悦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来自衣食无忧的生活喜悦。在这一段时间里的作品中,他很少提到贫困,一则此时家庭还有些家产和储备,二是归田初期的喜悦使之忽略了生活的清苦。“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1](P77)其二,和家人其乐融融,与邻居和谐相处,“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1](P83)“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1](P289)斗酒、只鸡与邻人共享,共享的与其说是一种愉悦,还不如说是一份在出仕中所缺失的人与人之间的真诚交往。其三,其时,收获的还是一种重归自然的自由和一份心灵的闲静。“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1](P73)那份发自内心的自由喜悦清晰可见。“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1](P83)在与自然的接触中,其心灵获得了一份闲散的舒适。

虽然这一时期陶渊明亲身体验到了劳作的辛苦,但坐看风景,闲读经传式的精神上愉悦,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这份苦楚,特别是归田后的那一份愉悦,在某种程度上,更是坚定了陶渊明田园生活的选择:“翼翼归鸟,驯林徘徊。岂思天路,欣及旧栖。虽无昔侣,众声每谐。日夕气清,悠然其怀。”[1](P55)

三、贫病的耕夫,睿智的哲人

归田初期的生活是惬意的,但惬意的日子却是不长久的。晚年的陶渊明,步入了真正的贫困生活。因为生活的劳苦和体质的孱弱,病痛的折磨也开始显现出威力,而他也在病痛之中,沉思冥想,最后看破一切,超然于物外。

陶渊明既然选择了这种荷蓧丈人似的田园生活,就必须为自己的选择付出沉重的代价。这一时期,陶渊明的贫病与归田初期相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缺衣少食。衣食是摆在首位的生活条件,虽然陶渊明有着“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1](P311)的清晰认识,但是天灾人祸往往出乎其预料,使得其对生活的惋叹和感慨更加深沉而有力。公元408年6月发生的火灾,不只烧得陶家很惨,也烧出了文人的无奈。《乞食》这首诗就是对这种极致贫困的真实描写,一“来”一“去”描绘出了这种饥饿的窘况,“驱”是身不由己的一种表现,好不容易有同旨趣之人“遗赠”,却无以报答,贫困如斯,只能许以来世相回报,生活至此,言有尽而意无穷。

其次是酒不足饮。基本的生活条件都常常得不到保障,酒这种奢侈的生活调味品当然也是难以常备的。酒饮到酣时,是可以忘忧的,陶渊明深谙此中之道。“酒能去百虑,菊解制颓龄。”[1](P70)“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1](P224)从这里也能看出,陶渊明是深谙酒中真味的一个人。就是这样一个重要的寄情生活的部分,在陶渊明的晚年里,也是不可常得的。就连在传统的重阳节里,他也无酒可饮:“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尘爵耻虚罍,寒华徒自荣。”[1](P70)有这样的传统和习俗:“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令人长寿。”[1](P71)在这等重要的日子里,陶渊明的所作所为有悖传统和习俗,然而并不是他不想遵守这些传统习俗,而是条件不允许——无酒可饮。在陶渊明的晚年,尚友古人已成其精神支柱,虽然其晚年贫病潦倒,但在精神方面却是一个十足的富翁,而且越到晚年,名利在其眼中越是一文不值,“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1](P98),“百 年 归 丘 垄,用 此 空 名 道”[1](P295)。而陶渊明是不用这些空名来称道于世俗,留名于人间的,这正是陶渊明独特的人格魅力之所在。

“靖节先生人品最高,平生认真推分,忘怀得失,每念其人,辄慨然有天际真人之想。”[1](P474)陶渊明留给我们的,既是在崇尚自然中流露出的任性本真,更是在任性本真中葆有的高风亮节。

[1]龚斌.陶渊明集校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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