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语言的经济性和公约性看修辞学的科学性*

覃建平

(湖北科技学院 外国语学院，湖北 咸宁 437005)

从语言的经济性和公约性看修辞学的科学性*

覃建平

(湖北科技学院 外国语学院，湖北 咸宁 437005)

修辞学的科学性一直受到人们的质疑。其主要原因在于语言是人们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约定俗成的一套经济的、用于交际的符号系统，而修辞研究就是语言的运用研究，因而使修辞学理论具有了科学性和价值性的双重属性。另外，人们忽视了语言的本质属性和修辞研究目的对其研究方法的制约，仅从自然科学的视角审视其科学性。其实，价值性也是语言的本质属性和修辞学科学性的体现;修辞研究应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以实证研究为主，客观地发现、归纳和解释修辞现象，进而帮助人们学习、构建和传递智慧，达到真善美的统一。

语言的经济性;语言的公约性;修辞学;实证研究;科学性

修辞学属于人文学科，而人文学科的科学性一直受到人们的质疑。李军(1999)指出:“关于修辞本质讨论的科学化建设不够。除了其理论基础、描写范围及解释上的不足之外，其理论本身的科学化建设也存在着缺陷。一是逻辑性和体现性不强;二是理论解释性不强;三是研究方法单调”。刘大为(2001)认为“传统修辞学的研究，其实还停留在材料收集的阶段，严格地说还未进入研究的阶段，至今还未形成一种具有理论控制力的观点，能够将这些杂乱的材料置于统一的理论目光的审视之下，以及专属的研究方法的操作之中。修辞学就其整个学科发展而言在现代学科发展的大背景下已经山穷水尽、寸步难行”。

广义修辞观认为“语言使用中只有修辞得好不好的问题，不存在有没有修辞的问题”(范晓，2011)。从这个意义上讲，修辞就是语言(langue)的具体实现，修辞研究就是语言的运用研究。作为语言的两个基本属性:经济性和公约性，一定会在修辞中得以充分体现，人们在使用和理解修辞时一定会受到其制约和指导。因此，面对一套经济的、约定俗成的社会符号系统(语言/修辞)，应基于什么研究目的，尤其是采用什么研究方法，最后才能构建一种具有理论控制力和解释力的学科体系，应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我国现代修辞学研究简要回顾

我国当代修辞学的研究，主要在围绕修辞学的研究对象、修辞及修辞学的定义、修辞原则及辞格的划分等几个问题在进行，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唐钺的《修辞格》(1923)是我国第一部运用现代科学理论、方法全面研究辞格的专著。

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1932)，是我国现代修辞学正式建立的公认的标志。他认为:修辞学的研究对象是修辞现象和修辞观念;语言学理论是修辞学的理论基础;修辞的最高原则是“题旨情境说”;修辞研究应从表达和理解两个方面进行;修辞可分为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他还提出了四大类、38个小类的辞格。

张弓的《现代汉语修辞学》(1963)是我国现代修辞学史上继《修辞学发凡》之后的又一座里程碑。他尝试使用系统分析方法和定量统计分析方法对修辞进行研究，从字、句、段落到篇章结构，全面地揭示修辞规律和修辞原则。并首先从认知科学的角度研究修辞文本建构的心理机制，提出了“寻常词语艺术化、辞格系统论、同义手段的选择论、汉语语体论”等理论问题。

王希杰的专著《汉语修辞学》、《修辞学新论》、《修辞学通论》、《修辞学导论》及其学术论文大多以“同义手段”学说为基本点，对修辞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认为“修辞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各种同义手段的选择，主张抓住了同义手段问题，也就抓住了修辞学的全部问题”。(所谓同义手段，就是语言的某一个零度形式和它的一切偏离形式(包括正偏离和负偏离、显偏离和潜偏离)的总和。)(王希杰，1996)。

李国南和刘大为的研究深化了修辞的认知研究。李国南(2001)将辞格分类的认知心理学依据归纳为相似联想、对比联想及邻近联想，从理论上说明了辞格的表达功能和认知功能，为众多的辞格分类找到了心理学基础。据此，拟声、明喻、暗语、拟人通感、委婉等被看做是相似联想的结果。对比、对偶及反语则被看做是对比联想的结果，而转喻、移就等是邻近联想的结果。刘大为(2001)从认知的角度尝试建立修辞学研究的一些范式，进而形成一种具有理论控制力的观点。他将修辞分为认知性修辞和表达性修辞两类:认知性修辞格是对词义“不可能特征”的追求，它不仅引起了语义的变化，而且改变了我们对事物的认知关系。如比喻、借喻、比拟、借代、移就及夸张等六种。表达性修辞格指的是那些仅以增强表达效果为着眼点的辞格，它们只是语言形式上的变异，而没有认知上的变化。如排比、对偶、顶真等。同时指出在比喻、夸张和借代上，两种修辞格又交叉在一起。

最近几年，涌现了一些研究流行语、或还未成为大众语言的修辞现象的学者。以《当代修辞学》2011－2012年发表的相关论文为例，朱岱(2011)的“哥吃的不是面，是寂寞”的修辞研究;袁野(2012)的从语篇构式压制看网络新文体——以“凡客体”为例等等。

纵观我国当代修辞研究历程，不难看出，学者们在修辞学的研究对象、修辞及修辞学的定义、修辞原则及辞格的划分等几个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但对其研究目的及研究方法的探寻还显得相对不足。

二、语言的经济性和公约性

法国语言学家Martinet认为:言语活动中存在着从内部促使语言运动发展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归结为人的交际和表达的需要与人在生理上和精神上的自然惰性之间的基本冲突。交际和表达的需要始终在发展和变化，促使人们采用更多、更新、更复杂、更具有特定作用的语言单位，而人在各方面表现出来的惰性则要求在言语活动中尽可能减少力量的消耗，使用比较少的、省力的、已经熟悉了的或比较习惯了的、或具有较大普遍性的语言单位。在保证语言完成交际功能的前提下，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对言语交际中的力量消耗作出合乎经济要求的安排(转引自周绍珩，1980)。

这就是语言的经济性，它是人们的基本心理特征(惰性)在言语行为中的体现，可作用于言语的各个层面。如语音上的略读，拼写上的缩写，语义上的一词多义、一词多性，句法上的缩略形式等。

美国分析哲学家Searle(2002)等学者认为语言是社会约定俗成的，具有社会公约性。换言之，语言的每个成分(如语音、词汇及语义等)及控制语言使用的规则(如句法、语义、语用规则等)都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公约化的结果。新的语言表达式、意义(如新辞格)首先被少数人使用，然后逐渐传播开来，直到被多数人理解、接受和使用，最后才能成为大众语言，而不能被大家普遍接受的则会自然消亡。

我们可从两个方面理解语言的公约性:首先，比起村规民约，它更自然;比起人类精心设计出的其它智力产品，它更简单。因此，语言成分及其规则，就是人们在生活、生产实践中，自然、逐渐地共同约定出的、供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轻松使用的一套公约。其次，公约性暗示着语言使用者应该遵守语言公约(因为它是共同约定的结果)，否则，交际可能会中断。同时，也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违反这些公约(因为它是共同约定的结果)。因此，遵守公约是违反公约的前提，它保证了语言的相对稳定;违反公约是遵守公约的实现，它为语言的发展、创新和变异(修辞)提供了空间。如对语音、拼写、标点、句法、语义及语用规则等的违反，而形成的各种修辞或文体，就是对语言公约违反的例子。如“Time is money.”、“He is my b － b － b － boy friend.”、“英国会不会被 9.11?”(覃建平，2010)。

从认知的角度来看，追求经济是思维创新的主要动因(但不是唯一原因)，思维创新是语言演变的直接动因，公约化是新的语言形式、意义(偏离形式)转化为语言公约(零度形式)的主要机制。语言的经济性和公约性表面上看是语言本质属性的体现，其实质是人类思维与客观世界长期作用的结果，故而有很强的解释力，可用来解释修辞的形成和发展规律。

三、从语言的经济性和公约性看修辞研究的科学性

1.修辞学的研究目的

人类的任何产品都应为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服务。所以修辞研究应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

维柯把修辞看作一种“华美、渊博、合乎常识的言谈智慧，它和知识、德行一起，成为真正智慧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把修辞学看作是教育的起点，又是教育的终点”(黎明，2011)。金立鑫(2011)指出语言研究的终极目的之一就是解释人类语言的理解和生成过程。结合维柯的观点，修辞研究的目的应是在解释人类语言的理解和生成过程的基础上，帮助人们如何凭借人的“三种机能”(心智能力、行动能力和语言能力)，更好地学习别人的智慧，形成各种新智慧让人类共享，最后达到真善美的统一。

2.修辞学的科学性

修辞的产生、使用和研究总离不开它所依存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因而不可避免地要自觉地维护一定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利益，加之语言的两个基本属性及修辞研究目的的特殊性导致了其理论具有双重属性(科学性和价值性)，使其在具有一定的事实性、客观性和普遍性等科学性的同时，还具有较强的价值性、主观性和特殊性。同时，受其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限制，其研究方法也很难像自然科学的研究一样，使用实验等理性方法或手段。

但这并不影响修辞学的科学性，修辞学理论的双重属性恰恰是修辞学科学性的本来面目。因为“语言本身是存在的家园，不是逻辑的家园”(钱冠连，1994)，人们在追求“真”的同时，还要追求“善”和“美”。人们不太可能、也没有必要像自然科学的研究一样，发现、发明或设计出诸如“三角形的内角和等于180°”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式或定理来指导人们的语言实践。

同时，这也不能成为降低修辞学科学性的托辞，因为在其研究方法等方面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3.研究方法

自然科学的研究目的在于以观察、科学实验及逻辑推理等方法来解释自然的因果关系，进而将科学转化为生产力来征服自然。其研究方法和手段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被动的，可以是发现，也可以是发明。

修辞研究从本质上讲，应是对语言公约的客观归纳和解释。因为无论语言公约是否被人们总结出来，它们都是客观存在的，有无修辞学理论并不影响修辞的产生、发展、理解和使用。如一个文盲在说出“这是我的一片心意”时，他不太可能想到使用了何种修辞手法。从这个意义上讲，修辞研究只能是“被动”的，只能是发现，而不能是发明。这就要求研究者要加强实证研究，注重归纳和解释的客观性。

因此，归纳、解释修辞现象是有意义的，而试图设计、发明某种语言模式、原则或公式等似乎没有多大的价值，甚至是徒劳。这等于在人为地制造(而不是约定俗成)语言公约让使用者来遵守。试想，即使有了一套“完美”的语言模式、原则或公式，又有谁会在言语交际中去使用呢?

其次是注重归纳和解释的经济性和实用性。公约化的过程使语言本身简单自然。所以，修辞研究应遵循简单自然的原则，不要把简单的修辞现象复杂化，把自然的搞得不自然。因为复杂的、不自然的理论很难使修辞成为“教育的起点”，很难用于指导人们的语言实践。

如徐盛桓(1993)在“新格莱斯会话含义理论”基础上设计出的“语用公式”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钱冠连(1994)对此做出了这样的评论:“徐氏的推理有道理，徐氏推理不能实用。这是一个悖论。施春宏(2012)“从构式压制看语法和修辞的互动关系”一文中所引用的“构式压制(construction coercion)”，“论元增容(argument augmentation)”等看起来新奇的术语或概念，其原创作者就有“把简单问题复杂化”的倾向。其实，“构式”就是一种语言结构，“压制”就是一种普遍的“一词多性”现象。可用语言的经济性和公约性很好地解释这种“转喻或转类”修辞现象。我们可把词的形式看做意义或功能的一个容器，基于相似、对比或临近联想，我们既可把这个容器当作容器，也可当作其他工具，如当作武器(一词多性);既可用之载一样东西，也可盛更多的东西(一词多义)。新的意义或功能(修辞)经过公约化的过程后，就成为了大众语言/固定的辞格。在“John sneezed the napkin off the table.”和“很阳光”中，sneeze就从一价动词直接变成了二价动词，“阳光”从名词直接变成了形容词。

正如电视剧《温州一家人》中，法国服装设计师卡都尔的一句台词所说:“过于标新立异，过于自 我陶醉，为设计而设计，这是每个设计师自己都意识不到的问题。其实，它已脱离了时装设计的初衷。”

三是注重利用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研究修辞，提高修辞学的解释力和科学性。维柯指出:修辞学关心的是所有人类都应该认知的对象，而不是一门特殊的知识(黎明，2011)。他所指的“所有人类都应该认知的对象”就是人们用语言描绘的、包括人类自身的整个世界。因此，很难说修辞学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截然分开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其它人文学科的理论成果自然可以用到修辞研究上来。

如语言学关于语言本质属性的研究成果可很好地用于解释修辞的形成、使用和发展规律;社会语言学的主要任务在于描述“语言和社会结构的共变”，如语言的社会功能及语言的变异、变体和语言使用习惯上的差异及造成这些差异的社会文化因素(R.A.Handson，2000:F13－F16)。这为解释语言的公约化社会动因和趋势提供了理论依据。

四是不宜过多地研究辞格的分类。尽管刘大为将修辞分为认知性修辞和表达性修辞两类，但他同时指出“在比喻、夸张和借代上，两种修辞格又交叉在一起”。修辞本身都有认知和表达两种功能。事物总是普遍联系的，一事物总在结构、功能或位置等方面与其他事物具有相似、邻近或对比的关系，其自身也有其结构、功能或位置等方面的典型性。基于经济原则，通过联想，人们总可以把大家熟知的事物当做喻体(vehicle)来认识、描绘其他事物(本体－tenor)，这就是认知性修辞表达和认知功能的实质。因此，其他辞格也是交织在一起的，只是各自的侧重点不同罢了。

就认知性修辞来说，很难区分“哥吃的不是面，吃的是寂寞/幸福/骄傲”等等是转喻还是拈连?也很难区分“a cloudy face、a sweet face”是隐喻、移就?还是通感?

由此看来，辞格的分类不是越多越好，越细越好。如老师问:小波，你为什么上课吃苹果?小波回答:报告老师，我的香蕉吃完了。有人把这种语言现象叫“变焦”辞格(赵宏，2001)。其实这就是一种常见的违反合作原则的例子，用语言学的理论就能给出很好的解释。把每种语言的偏离形式都贴上辞格的标签，其理论性和可行性不强。

最后，要加强语境的研究。语境即包括了语言知识，又包括了与交际相关的所有其他交际各方共享的其他非语言语境知识。如情景知识和背景知识(如历史、社会及文化知识等)。

一方面，语境是修辞实现的现实基础，“适切语境”也是修辞的最高原则。语境会在不同程度上制约人们对同义手段的选择，指导人们以得体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意图/智慧。因此，语言经济性的实现会受到语境因素的限制。即人们不得不在表达经济性和忠实性之间寻求一种最佳的平衡。如要解释认知性隐喻:“你吃饭了吗?”是如何获得“问候、寒暄”功能，这种功能在当今又为何在逐渐消失的问题，就必须有相关的历史文化知识。在20世纪80年代前，国人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温饱问题，餐餐“有饭吃”意味着一切都好。慢慢地，“你吃饭了吗?”就公约成了一句问候语，暗指“你好吗?”。80年代以后，温饱问题不再是国人最关心的问题，“你吃饭了吗?”逐渐又回到了其“零度形式”的功能，如今，只有少部分经历了那段历史的老年人把它当做问候语在用。

另一方面，语境(如历史文化背景)也是修辞的价值性实现的现实基础，决定着语言的公约化的方向，使之总是朝着能为其所依存的社会、文化服务的方向发展。

四、结 语

修辞学理论的双重性体现着修辞学的科学性，语言的经济性和公约性是语言的本质属性，能较好地用来解释修辞学理论的双重性。修辞研究从本质上讲，是对语言公约的发现、归纳和解释。因此，加强语言本质属性、修辞研究的目的和研究方法的研究应是进一步提高修辞学科学性的努力方向。

［1］李军.对修辞定义与修辞学性质的看法［J］.毕节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1):42.

［2］刘大为.认知性修辞和表达性修辞［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1，(5):20～30.

［3］范晓.语法的句式和修辞的关系［J］.当代修辞学，2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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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