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卡夫卡《变形记》中的伦理情怀

李 玲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变形记》是卡夫卡的短篇代表作，它讲述的是旅行推销员格雷戈尔由人变形为虫却保留有人的伦理意识，在不堪忍受自己成为家人的累赘的情况下，绝食身亡的故事。众多关于《变形记》的研究集中于从异化的视角，批判恶劣的社会环境和冷漠的家庭伦常关系，但是如果能够具体分析格雷戈尔经历的由人到虫的变故，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关系的转变，就可以更深切地感受到变形后的格雷戈尔所面临的困境，也更易理解其绝食身亡的选择以及整个故事背后所蕴含的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深切思考和关注。

一、由人到虫的伦理变故

“一天早晨，格雷戈尔·萨姆沙从一串不安的梦中醒来时，发现自己在床上变成了一只硕大的虫子”[1]。这句冷静得近乎不可思议的话语宣告了主人公悲剧的开始，也引发了对人类生存境遇的忧虑。灾难不期而至，作为无辜受害者的格雷戈尔无从选择也无法逃避。虫子的体形让他起床难，开门难，更让包括亲人在内的看到他的人感到害怕，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厌恶。他的语言不能被理解，并且也因此被认为不能听懂人类的语言，所以他善意的行动几乎总是会遭到粗暴的对待。他想去安慰母亲，却被认为是要伤害她；他被妹妹的小提琴声所感动，并不顾一切地想挤到妹妹面前，表达哥哥对妹妹的理解和关爱，却被认为是要赶走房客，企图独霸整套房子而让家人露宿街头。对于家人的误解，他无法为自己辩解，只能默默忍受。他不再钟爱以前爱喝的牛奶，也不能忍受新鲜食物的气味，而是喜欢那些变质腐烂的被人类所丢弃的食物。他的视力也逐渐模糊，窗外的世界对他而言，已是一片灰蒙蒙天地不分的荒漠。虫形的躯体不仅让他丧失了人类特有的语言能力和现代人对健康美味的食物的评判标准，也侵蚀着他的人性。由于慢慢习惯了在墙壁上爬行并以此作为消遣的方式，在妹妹出于善意地想要移走他屋内的家具，以给他更大的活动空间时，他会一时之间也无法解释自己会真的希望让整个房间都空出来。

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几乎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相关”[2]，格雷戈尔变形后所遇到的一系列问题也都源于此。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他失去了人类最基本的生物性形体特征，在别人看来，他和人已不再是同一属类，于是他被当成了动物甚至是怪物。全权代理看到他后，大叫一声迅疾而逃，家里的女佣也以不向任何人讲起一点有关此事的承诺来要求被允许离开，房客也因与格雷戈尔这样的动物为邻愤而要求退房。因为体形的巨大变化和由此带来的种种限制，他不能再继续供养那个倾注了全部心血的家，无法让家人继续享受舒适平静的生活，也不能实现心中酝酿已久的纵然会遭到父母的反对而自己却也会坚持地送妹妹去音乐学院学习的愿望。这突如其来的灾难不仅扰乱了格雷戈尔的生活秩序和人生规划，也让全家人的生活陷入了困境。他们该如何维持生计，这些都是在格雷戈尔丧失劳动能力之后，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虽然变形后的格雷戈尔和家人之间以血缘为基础的天然的伦理关系，并没有因他的外形的变化而改变，但是这种关系却再也无法得到家人的认同。在家人看来，他不再是那个因不辞劳苦地供养家庭而备受尊敬的父母的好儿子，妹妹的好哥哥，而是只能给他们带来负担的令人生厌的虫子，他们觉得没有人像他们这样遇到如此的不幸，世界对穷人所要求的一切都最大限度地落到了他们的身上，格雷戈尔的变形让他们一家人不仅失去了生活来源而且还要承担起照顾他的责任，这是家人对他的态度变化的最直接的原因。

二、是人还是虫的伦理困惑

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人类经历了生物性选择和伦理选择，才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真正意义的人，“生物性选择的最大成功就在于人获得了人的形式即人的外形”[3]，而“人同兽相比最为本质的特征是具有伦理意识，只有当人的伦理意识出现之后才能成为真正的人”[4]。格雷戈尔变形之后不再具有人类最基本的生物性形体特征，但是他仍然具有人的伦理意识，所以对于自己究竟是人还是虫的困惑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

在变形之初，他没有立刻意识到体形的变化给他带来的种种限制。当他发现自己变成虫子后，没有特别惊慌，而只是在想自己出了什么事。他想到今天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是很有可能也发生在全权代理身上的，并且他觉得这是有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的事，所以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当全权代理兴师问罪之时，他很想知道被代理和家人看到他的样子后，他们会有怎样的反应，如果他们镇定自若地接受这一切，那么他还能赶上八点那趟火车，此时的他，依然认为自己可以像以前那样正常地生活和工作。当代理迅疾而逃时，他试图扭转这种局面以致不丢掉这份全家人赖以生存的工作。慢慢地他发现自己受到的是动物的对待，妹妹给他专有的盛放食物的餐具，拿餐具时不是直接用手拿而是垫着一块抹布，并且把他吃剩下的连同那些根本没有碰的食物都扫出去倒入桶里，认为那些只要是拿过来的东西都不能再要了。家人一直想把他困在屋里，每次当他有意或无意地离开自己的房间时，总会被父亲残暴地驱赶回去，并以不得不承担一定的恶果而告终。妹妹要把他屋内的家具搬空，因为她认为那些东西对他毫无用处，并且可以为他的爬行提供更大的空间。尽管他的外形以及慢慢改变的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都把他往虫的属类划分，虫形的躯体侵蚀着他的人性，但是在他内心深处，始终没有把自己当作虫子看待。虽然他自己也想象不出来对什么东西有胃口，但还是计划着如何溜到食物储存间去，即使不饿，也要取走他分内应得的食品，因为他觉得这是作为人应该有的权利。最后当被妹妹的小提琴声所吸引时，他依然想通过因为自己还能被音乐所感动而证明自己不是动物。他期待自己能像以前那样维持和家人之间的和谐亲密关系，并且他也在竭力证明自己并不是十足的动物。

他之所以认为自己还是人，主要是因为他依然具有清晰并强烈的伦理意识，他对家人的关心和强烈的责任感始终没有变，直到怀着对家人的无限爱意离开了人世。当代理看到他的外形，因受到惊吓迅疾而逃时，他清楚地意识到无论如何不能让代理带着这种情绪离开，因为他还要靠这微薄的收入来维持家庭的正常生活，尽管这份工作让他厌恶。当他考虑到如何维持家庭的生计时，他会为自己的无能为力感到羞愧和伤心。当他因父亲的苹果轰炸受伤之后,并没有恼怒，而是继续关注全家人的生活状况。当他得知家里的其他三个成员都在努力赚钱养家时，他“几乎是不眠地度过日日夜夜，有时候他想，等下一次开门的时候，他要完全像以前那样管起家中的事”[5]。

有着人的外形而不具有伦理意识的动物可能会是幸福的，因为它不能区别善恶，它的行为可以不受道德的谴责和法律的约束，但是拥有动物的身体，却有着强烈的伦理意识的动物注定是痛苦的，因为他想改变现状，但终究是无能为力。他希望自己可以再像以前那样拥有人类的正常生活，虽然现在的他可以不用为家人的生计而奔波，不用从事自己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却无法得到公司领导认可的工作，并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照顾，但是这些也让他失去了作为人的价值。所以他才会在妹妹和母亲搬动他房间里的家具时，一改昔日对家人的理解和体贴，不惜和她们发生正面冲突。家具被移走虽然可以给他更大的爬行空间，但是也会让他迅速忘记过去做人的时光。尽管他的奋力挽救并未成功，但他克服了虫形身体的爬行需求，在虫性和人性的激烈冲突中坚守着自己的人性。

三、做人还是做虫的伦理选择

格雷戈尔悲剧的根源在于他被赋予了虫子的外形，但是依然具有强烈的伦理意识。在遭受由人到虫的伦理变故后，他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是像虫子一样地生活，毫不顾忌他人的感受，即使被家人无情地赶出去，他也完全有可能靠自己，以动物的方式生存下去；一种是让自己死去，不再成为家人的累赘。当他明白自己不能承担作为儿子和哥哥的伦理责任，并且会让家人陷入困境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怀着对家人的无限爱意离开了人世。他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出于对家人的体谅，但更重要的是他觉得作为具有伦理意识的自己，应该遵循人类的生存伦理。妹妹坚决认为人不能和变形后的格雷戈尔那样的动物一起生活，但是他却认为人不能像动物一样地活着。外形的变化让他失去了人类特有的生物性形体特征，家人发觉他好转无望，也认为他是完全意义上的动物，所以他便以绝食来结束自己无能为力的伦理混乱，用生命维护了作为人所应遵循的生存伦理和家庭伦理。格雷戈尔做出了以生命的终结来履行自己的责任、维护正常的家庭伦理秩序的选择。他强烈的伦理意识战胜了求生的本能，在毁灭中实现了自己的价值。他的死亡既是对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的控诉，也表明他对现实无能为力，只能以生命相搏。

他强烈的伦理意识的种种表现以及最终做出的牺牲自己的选择，在深深打动我们的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现实生活中悲剧性的一面：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像格雷戈尔那样，可以为爱和责任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虽然格雷戈尔的家人也面临着生活的压力和伦理困境，但他们最终的选择却让人深感痛心。“你只有设法不去想它是格雷戈尔，可我们一直相信它是，这才是我们真正的不幸”[6]。家中的任何一个成员，都不能完全把那只虫子当成是一只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的动物。他们明确地知道那就是可怜的格雷戈尔，他们之间存在着血缘关系，如果他们选择放弃而让他自生自灭，那么会因有悖于正常的家庭伦理而受到道德上的谴责。但是他们又不愿承认这样的一只动物是他们的家庭成员，“在这怪物面前我不愿说出我哥哥的名字”[7]，变形后的格雷戈尔无法得到和他关系最好的妹妹的认同，更不用说那一向严肃冷漠的父亲和拥有着胆怯母爱的体弱多病的母亲。

“再不能这样下去了，或许你们还看不清楚，可我是看得很清楚了”[8]，此时的妹妹已经做出了可以逃避良心不安的选择，并且她有充足的理由证明现在的那只虫子并不是他们的亲人格雷戈尔，“如果它是格雷戈尔，他老早就会明白，人和这样的一只动物是不可能共同生活的，他就会自动走掉”[9]。他认为如果他是格雷戈尔，他就应该自己消失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拖累他们。有这样的理论依据，她就可以毫无顾虑地把他看成是一只虫子而把他弄走。这是他们面临困境做出的选择，他们选择自己生活得更好而放弃变形后的格雷戈尔。在他们的伦理观念中，他们宁愿失去一位亲人，并怀着敬意纪念他，也不愿他拖累自己的生活。在格雷戈尔离开人世之后，他们理直气壮地赶走房客，并集体请假郊游作为摆脱负担的庆祝，此时的他们又怎会记起变形前的格雷戈尔为家庭做出的贡献；他们又如何知道已变形为虫的格雷戈尔躲在门后为自己不能改变家人的现状而羞愧，为忧虑年迈的父母和年幼的妹妹不得不承担起照顾家庭的责任而无眠；他们更不会懂得格雷戈尔为什么拒食给他送去的食物，也不会知道格雷戈尔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依然满怀对他们的无限爱意和为爱做出的牺牲。

四、结语

在现实生活中，人变成大甲虫的事几乎不可能发生，但是一个曾经不辞劳苦地工作的家庭成员，突然有一天没有能力再照顾这个家了，这种情况是很有可能发生的，那么他应该得到怎样的对待呢？作为具有家庭伦理观念的人而言，这根本就不会成为问题。卡夫卡用极端的变形形式，把这种矛盾上升到尖锐的地位，并同时呈现在我们面前两种截然不同的伦理选择，既让我们深切感受到现实生活的无奈和悲凉，也启发我们以更加严肃的态度思考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变形记》以荒诞的故事演绎了真实的生活，通过格雷戈尔在强烈的伦理意识和责任的指引下，做出的以生命为代价的伦理选择来警示人们：纵然人类经过伦理选择具有的伦理意识和道德观念，在某种程度上会给人们的行为带来很多束缚，但是人类依然要欣然接受这种馈赠，不能为了个人的利益而置伦理责任于不顾。格雷戈尔是伦理意识的殉难者，也是人类生存状态的积极思考者。

[1][5][6][7][8][9]卡夫卡小说全集（第二卷）[M].谢莹莹，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251,279,284,285.

[2]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J].外国文学研究，2010，（1）:14.

[3][4]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J].外国文学研究，2011，（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