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主客交往分析旅游对目的地文化的影响：以泸沽湖为例

杨俊情，王 晶

（云南师范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昆明 650500）

一 主客交往的理论基础

对“游客一东道主”的研究是旅游业界研究的一个焦点问题，Julio Aramberri（2001）认为主客交往范式和非常规行为的旅游行为及旅游地生命周期是旅游理论研究中三个最有生命力的领域[1]。由此我们可以说主客交往是旅游界的关键命题之一，但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东道主和游客之间的交往有主客关系、主客交往、主客交互、主客接触、主客跨文化交流等不同的说法，这里采用的是主客交往。这种概念不统一的现象在表明该研究还没有建立被广泛接受的理论体系的同时也说明对此理论研究的多学科性。

西方现代马克思主义者哈贝马斯提出了完整的“交往行为理论”，交往行为指:至少两个主体之间以生活世界为背景，以语言为媒介，以理解、行为合理化和个人社会化为目的的社会行为[2]。这里说的旅游主客交往需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交往行为仅发生在旅游者和东道主之间；二是该行为仅限于发生在旅游目的地，二者缺一不可。

针对主客交往，学者们从自己不同的专业领域和知识背景出发提出了不同的理论。基于交往的阶段，Doxey(1975)提出的激怒指数理论；基于主客交往的影响，Hasan Z.Dogan(1989)提出东道主对旅游和游客的态度按照时间顺序表现为支持一反抗一退却一同化的阶段性特征；基于交往效应，Nash认为旅游地人们把发展旅游当作一种获取收益的方法，是另一种形式的帝国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