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本山现象研究综述

胡 璇

(1.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2.武汉理工大学华夏学院,湖北武汉430023)

自1990年开始,赵本山已连续20次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伴随着加冕仪式一次又一次的复现,王牌的效应逐渐辐射开来:小品的王牌,春晚的王牌,“二人转”的王牌,东北文化的王牌,农民文化的王牌,娱乐帝国的王牌,还有若干待产的王牌……尤其是赵本山近几年在央视春晚这个“主流舞台”上独占鳌头的趋势,也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因此,围绕赵本山的话题也就越来越多:师徒关系、传媒影视、情感生活、春晚小品、商业地位等等都成为大众关注的热点。这些关注与话题中至少触及到赵本山现象中所包含的这样几个层面的思考:赵本山与央视春晚之间的关系,本山二人转之于大众文化的意义,赵本山的文化产业运作,赵本山在当代文化中的阐释意义等等。由此可见赵本山在当代文化中已绝非一个传统的农民形象,他甚至可以被看作中国90年代以来的一个象征性寓言。而当代社会对于赵本山的高度关注和大量阐释逐渐说明赵本山的身份形象已成为中国当代颇具文化象征意义的符号。从赵本山身上或许可以解读中国当代近几十年以来文化的发展和变化,这既是赵本山作为一个文化现象的丰富性所在,也是中国当代文化的复杂性与丰富性所在。

赵本山的喜剧小品、二人转剧场演出、系列影视剧、文化产业链、本山传媒集团、媒介的相关报道与评论以及社会各方的反响等,汇聚在当代各种文化力量诡异交织的平台之上,构成了赵本山现象这样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赵本山现象在二十多年的变化发展中,无不呈现出丰富而复杂的文化内涵。因而对赵本山现象的解读与阐释也逐渐丰富起来,从上个世纪末80年代的几篇文章,到90年代的几十篇,再到如今的各类媒介批评、学术探讨、传记、专访等。当代大众与学者越来越重视赵本山现象所透露的丰富文化内涵,从而透过现象把握当代文化发展的本质特征。

截止2012年6月从读秀学术搜索上,以“全部字段”的检索方式(1980年—2011年)一共可以检索到与赵本山相关的图书共294种,这些书大多在目录中便能搜索到赵本山的相关内容。其中1990—1999的十年间,大约41种;2000年—2006年大约 135种,2007年约22种,2008年约32种,2009年约41种,2010年约18种。与赵本山相关期刊文章约2 740余篇,1990年之前只有3篇,而2009年这一年则高达537篇,2010年达491篇。其中英国剑桥科学文摘收录18篇,国内核心期刊共114篇,图书与期刊所涉及的学科领域众多,包括文化、科学、教育、文学、艺术、经济、社会科学总论、历史、哲学、语言、文字、体育等等。相关学位论文约24篇,相关会议论文约6篇,相关报纸资料约22417篇,相关网络视频约7447部,网页搜索约61，000，000个结果。

从以上的数据资料我们至少可以看出这样两个问题:第一,从对赵本山现象的关注领域来看,“赵本山现象”已不只是发生在艺术领域的单一现象,它已作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和象征意义的社会文化符号存在于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第二,在所有与赵本山相关涉的社会领域中,文学与文化所占比重最大,大众已经开始注意到赵本山现象所包含的文化意义和隐喻价值。

本文对“赵本山现象”研究现状的梳理,将选择部分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从以下两个层面展开,其一,有关赵本山现象媒介批评的现状分析,其二,对赵本山现象的学术批评研究现状的梳理。这里之所以将媒介批评也纳入到“赵本山现象”研究现状的考察,主要是由于“赵本山现象”作为当代的大众文化实践,无论是其物质形态的呈现还是对于现象的阐释都离不开媒介平台和媒介话语,围绕赵本山现象的诸多社会话题和内在的文化意义都是借助于媒介阐发的,并同时构成了赵本山现象的一部分。在这些媒介评论中,部分具有探讨价值的评说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一、“赵本山现象”媒介批评现状

伴随着大众文化的迅速发展,媒介批评也随之兴起,它借助大众传媒的广泛性和时效性,迅速地向大众传递某种观念或看法。批评的主体不再局限于评论家、作家,而是扩散到记者、编辑、普通的大众等等。媒介批评一般关注的是有社会价值的现象和有争议性的文化话题,不强调任何的理论建构,也不注重任何的理论话语。但部分媒介批评并未抛弃具有思想性的批判,在网络、报纸等刊物上,我们也会看到关于“赵本山现象”部分颇有见地的媒介评论,这些评论将赵本山现象的社会和文化意义在最广泛的范围内进一步阐发出来。这些评论一般都会鲜明地表达自己的文化立场和价值取向,关于赵本山现象的媒介批评主要围绕诸如赵本山喜剧艺术的“雅”、“俗”争论,赵本山对农村现实生活的艺术表现,以及赵本山与春晚之间的关系等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而展开讨论。

首先,对赵本山喜剧艺术的“雅”、“俗”探讨基本持两类相对立的观点,一方面以著名学者余秋雨为代表,认为“世俗文化是全部文化构架的根基,也是推动精雅文化不断沿革的动力,它比精雅文化更天然,更贴近民族的生态,因此也更能深入人心。好多大艺术家都是由民间产生的,他们从自己的文化起点出发,不断地实验提升,然后他和他生活的那块土地上的文化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1]。赵本山的“俗”是大俗,但“俗” 就是普通大众的代表,就是大众的需要,从而对代表精英文化的“雅”表示拒斥和反感[2]。有人认为“对二人转大俗与大雅、文化与非文化的争吵,似乎都有一种盲人摸象的感觉”[3],从二人转发展的三百多年历史来看,如今的二人转已经剔除了许多田间地头的鄙俗和粗野,“早在2001年赵本山喊出绿色口号时,二人转已被成功地扳了道岔,它不再乌烟瘴气、尘土飞扬,而是顺应了市场,矫正了身份,款款走进一片芳草地!”[4]但另一方面也有人指出,赵本山们通过偷换概念硬是把“低俗之辩”转换成“雅俗之争”,他的低俗弥漫着傻乐主义的腐烂气息。周志强认为,由于赵本山们从不反思赵本山式的娱乐中所弥漫的傻乐主义的腐烂气息,于是赵本山的“俗人控”成了一种“被高雅人士迫害妄想狂”[5]。“诛心”认为赵本山的小品《卖拐》展示的是一个欺骗过程,而美国人之所以反感是因为在道德水准较高的西方社会,欺骗、诈骗是为人所不齿的下三滥行为,而只有在已经习惯尔虞我诈、欺上瞒下的中国,大家才会为一种低俗的相互欺骗的快感而哄堂大笑[6]。还有人认为,“二人转”的审丑趋向令人难以忍受。很多二人转演员本身就是以丑为美,通过出卖自己的尊严取悦观众,以模仿傻子、瘸子、弱智、口吃等有生理缺陷的人取乐,赵本山恶俗、媚俗的表现将权贵阶级的“痞”与“邪”体现的淋漓尽致。而肖鹰认为,“春晚策划者和赵本山一味强调只有`俗'才能满足大众的娱乐需要,这在一定程度上贬低了大众接受`雅'的可能性和能力;而将 `俗'和 `雅'完全对立起来,这实际上是歪曲审美规律。赵本山的俗如果是形式上的粗制滥造和内容上的阴暗猥亵,那就是 `低俗'。”[7]

其次,对于赵本山的农村题材作品与现实生活的表现,媒介评论也给予了较高的关注。北京大学张颐武教授认为赵本山的农村题材影视剧人物群像鲜活,是值得肯定的:“`乡村爱情'挺好的。从艺术的角度说,试问目前市面还有比`乡村爱情'系列更优秀的农村剧吗?谁能跟我举个例子?历史上又有几部农村题材的剧塑造了这样一批观众都能记住并津津乐道的农村人物群像?刘能、王大拿、谢大脚、长贵……那么多的脸谱,为什么观众都能记住他(她)们?这是很说明问题的。从行业角度来说,除了赵本山,还有哪个影视制作公司愿意花大钱来制作农村题材的影视作品?所以我觉得对于`乡村爱情系列'来说,我们整个行业和社会都要多抱有一份鼓励的态度,毕竟任何作品有瑕疵都是不可避免的。”[8]还有媒介评论认为,赵本山在东北东村生活的题材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天地,从而形成了赵氏风味的农村题材电视剧,“赵本山是民间艺术奇人,从未受过科班训练,表演浑然天成。生于农村长于农村的赵本山懂得自己的优势所在,因而表演从来不刻意脱离乡土气,他的名字也常常是跟乡村题材电视剧挂钩的。”[9]也有人认为,赵本山来自于农村,演的也都是贴近日常生活的故事,“赵本山作为中国农民的杰出代表,以其出色而真实的农民艺术形象和精彩幽默的表演,连续多年在春晚的舞台娱乐大众,博得了社会公众的认可和赞誉。他的小品往往在轻松幽默诙谐的艺术外表下隐含着深刻的社会问题,真实而艺术地反映了当代农民的生活和社会问题。”[10]网络影评人平阳认为赵本山影视剧中的磨叽恰恰是认真的表现,是对生活的真实反映,是对人物的细腻刻画。

但同时,不少人也看到了赵本山的部分影视作品暴露出与农村现实生活的脱节,缺乏对农村真实矛盾的展现,人物形象缺乏现实感。魏文彪认为,赵本山到目前为止的作品还未能全面、深刻反映农民的全部的真正生活:所反映的主要是那部分“乘改革东风”先富起来的农民生活,对于那些目前尚未脱贫的农民的生存状况较少关注,还未能全面反映他们的心声[11]。“秦籍湘夫”认为,观众对赵氏小品产生恶评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人物形象的定位与现实生活的距离越来越大;其二,小品的内容日渐空洞贫乏,而沉浸于语言耍滑的快感中[12]。2011年5月底,《人民日报》 刊登了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研究生薛晋文的文章,他分别从农村剧肩负的社会责任、艺术使命和审美理想等几个层面评价了刚上映不久的《乡村爱情故事4》,他认为这部电视剧显得单薄和浮泛,难以彰显农村剧的真正艺术品格和审美价值。“会打鸣的狗”从商业与艺术、主流价值与农村现实等角度出发,认为《乡村爱情故事》系列剧被央视抛弃主要是由于“金钱至上取代了艺术至上”、“浅薄低俗取代了主流思考”、“高高在上取代了向下思考”[13]。任不寐在《赵本山现象》 一文中也认为,“赵本山的作品基本上是官方农村政策宣传符号的简单图解。赵本山现象正说明一个民族的文化艺术兴奋点集中在农民式的自嘲上,不仅说明意识形态的彻底瓦解,也说明了这个民族的精神生活已经贫困至极。文化上的末日心态也最后将体现在赵本山本人的艺术创作中。”[14]《南方人物周刊》也曾指出赵本山的小品和影视小人物系列,那些有着一整套民间生存智慧、善于自我解嘲的普通人,那些为生活所累却还没丧失希望、烦恼中带着眼泪和笑容的生活片段,其实正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写照,但赵本山影视剧创作的也存在缺陷:缺乏深刻的思考和人文关怀;对农村现实的把握还不够,以残疾人和愚昧的村民为嘲讽对象是不可取的;最后,赵本山也缺乏对时代的洞察力[15]。

再次,赵本山与央视春晚的关系也成为大众关注的重要对象。有人指出,赵本山和春晚实际上一直维持着互惠互利的关系,赵本山不能没有春晚,春晚也不能没有赵本山。赵本山跟春晚结盟的这些年,除了自己早成为中国文化的首富之外,自己的产业帝国也日渐雏形,而赵本山已经成为春晚不可或缺的一个象征与文化符号,他的小品已经成为春晚语言类无能能及的顶级之作,这其实是一种缺陷,而非褒扬[16]。曾经有一家门户网站做了一项“如果赵本山暂别春晚舞台,你觉得会产生什么影响”的调查,排在第一位的,大约34.1%的网友认为“这样做会直接改变春晚的生态,娱乐势力将重新划分,广告赞助等方面`预售'将大打折扣,年三十收视率直接下滑”,由此可见赵本山对于春晚的影响非同一般[16]。而肖鹰认为春晚的底线,是要尊重新时代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生活情趣和个人尊严,赵本山和春晚策划者的娱乐逻辑应该受到质疑[7]。刘松萝也认为,春节晚会和赵本山小品是中国走向僵化的外在表现。

二、“赵本山现象”的学术批评研究现状

在学术界,以赵本山为核心对象的研究,从研究内容上看主要分为这样几类。

第一,关于赵本山作品语言艺术方面的探索。这类研究一般从文本出发,探讨语言在赵本山作品中的生成方式和存在形态,以“细读”的方式分析赵本山文本中语言的非日常运用,如“反讽”、“歧义”、“含混”等,或是从语用学的角度,探讨赵本山小品中非言语偏离的特征;或从整体上观照赵本山语言的艺术风格及成因等等。其中,李海英的硕士学位论文《赵本山小品语言艺术研究》、姜珍婷的《从<乡村爱情>看赵本山系列轻喜剧的语言艺术》(《艺海》,2010年第9期)等从文本出发,运用大量的语言实例,从语音、语义、语用几个层面来分析语言手段的构成和表达效果,并归纳出赵本山小品语言的整体风格色彩,如幽默、诙谐、俚俗、地域化、大众化等,由点及面地对赵氏小品的语言架构进行了全景式的描廓,为这类研究提供了一个可供参照的综合性样本。赵本山喜剧小品中几种独特的非言语偏离现象也引起了高度关注,宋群认为赵本山“利用面部符号、身势符号及服饰符号来表情达意……具有浓烈的生活原味,又是一种艺术的升华”[17];齐东武的《从关联理论看东北小品中的话题突转幽默——以赵本山的作品为例》(《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9年第12期),从语用预设、语言修辞、关联理论、合作原则、偏离原则等多种角度探讨赵本山小品中突出的幽默风格。

第二,关于赵本山表演艺术风格的研究。张丽红以赵本山小品表演中一个突出的特色——包袱与戏谑化表演的结合出发,通过对《摔三弦》、《小草》、《1+1=?》、《拜年》、《小崔说事儿》、《策划》 等小品中的形体包袱、语言包袱和情节包袱的分析,认为赵本山强化了一种戏耍化和做戏化的造包袱与抖包袱,使他的表演与众不同[18]。杨朴认为,赵本山的丑角表现、模拟化表演、绝活等是赵本山独特的艺术表演风格,也体现出强烈的东北戏剧的特色[19]。而对于赵本山丑角的扮演和大俗的表演,李下在《评赵本山的喜剧小品艺术》中,则表达了不同的观点:喜剧作品的内容、语言、表现手法应该是通俗的、大众化的,但通俗并不影响思想上的深刻,不应该以通俗来破坏思想的深刻与审美情趣的提升,嘲笑丑恶的目的是为了净化心灵,而不应该停留在嘲笑本身[20]。

第三,关于人物艺术形象的研究。任何富于艺术感染力的作品,其人物的塑造是一个关节点,人物的鲜活度直接影响到作品的可读性与生命力。纵观赵本山在小品和影视剧中塑造的人物形象,其中以农民形象为主,当然也有小市民,骗子,社会“边缘人”等等。但这类研究中对农民形象的关注度最高,因为这一类形象在赵本山作品中数量众多,并已成为赵本山的一个符号形象而存在,受到广泛的关注。郑阳在《从小品到电视剧——论赵本山所饰农民形象》一文中通过对一系列形象的分析,认为赵本山从小品到影视剧中所塑造的农民形象具有阶段性特征,尽管赵本山塑造的农民形象越来越丰富,但农民本色、农民气息却越来越少。陈开举在《重塑中国农民形象:赵本山1995——2000年小品研究》 中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出发,通过与传统文化中对农民形象塑造的对比,来探讨赵本山于1995年——2000年间在春晚舞台上重塑农民正面形象的文化特征,从而认为赵本山摆脱了传统文化中对农民负面形象的塑造,继而对《牛大叔提干》、《三鞭子》、《红高粱模特队》、《拜年》、《昨天,今天,明天》、《钟点工》这六个小品所塑造的农民形象一一进行了解析,认为这些小品为观众呈现了一系列具有独立性和自我意识、勤劳的、具有充分批判意识、具有高级话语策略的正面的农民形象[21](P87),从而构建了完整的中国农民形象。黄媛媛认为,赵本山农村题材影视剧中“老一代农民”形象的塑造比新时代的年轻农民形象塑造要成功和生动的多,年轻一代的农民诸如王小蒙、谢小梅等人的塑造显得有些“符号化”[22]。

第四,叙事策略与主题模式研究。这一部分的研究者大致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部分研究者认为,赵本山的农村题材作品和及其乡村叙事不仅展现了特定的文化风情,以时尚新潮的观念塑造了鲜活的新式农民的形象,而且反映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娱乐性强,成功的将农民题材整合到大众文化下影视剧的制作和消费之中。如毕金林的《从〈乡村爱情〉看爱情中的乡村》(《电影文学》,2007年第14期)、纪学艳的《一曲淡淡的乡村恋歌——论农村剧〈乡村爱情〉的叙事策略》(《电影评介》,2009年第15期)等都表达了这一观点。另一部分研究者则认为赵本山所描绘的农村生活是一种“伪现实主义”的农村,是都市欲望模式和情感模式在农村的延伸与膨胀,农村作为娱乐与消费的道具而存在,想像性农村被凸显出来,而真实的农村却被遮蔽了。薛晋文认为,赵本山的系列影视剧对乡村的反映姿态和表现策略是值得再审视的,赵本山的部分作品在反映农村变革和农民诉求等方面都有值得称道之处,但从整体上看,赵本山系列农村剧所反映的现实乡村不能算“真实”意义上的乡村现实,这里的乡村现实在不经意间被都市想象所取代[23]。周志强在《从现实主义到傻乐主义——论赵本山乡村叙事的去政治化》中谈到赵本山影视剧从最初的对“乡村霸权”的批判,转向到抽空现实主义批判的“傻乐主义”[24]。王衡在《被想象的乡村——浅析〈刘老根〉 与〈乡村爱情〉及其续集的叙事视角》中也直接指出,赵本山的影视剧以他者的视角书写的是被想象中的乡村,而现实中农民的生活改变的艰辛被淡化处理掉了,尽管作品中人物的小农意识也被真实的刻画出来,但整体上看来还是都市人对乡村现状的一种想象和对乡村未来的预设,由于缺乏对现实的追问,对生命终极的关怀,所以即使极力寻找乡村的代言人,也使得很多故事显得太突兀[25]。而苏涛在《〈马大帅〉:农村题材的话语转型》一文中从“农村 城市位置变化,农村 城市的想象,新时代农民与城市寄居者 合谋者,农民价值观念下的中产阶级奋斗信条”等四个角度出发,对赵本山影视剧的农村题材变化进行了深入的分析[26]。

第五,赵本山现象的文化批评研究。如果说以上四种研究视角均以赵本山作品的文本研究为主,那么这一部分研究则不再对文本本身作过多的解读,而是从赵本山整体的艺术风格、叙事模式以及与赵本山相关的一系列文化事件、媒介事件、社会反响等出发,运用诸如社会学、传播学、符号学等多种理论和视角,将赵本山现象置于整个社会系统的动态空间中考察,将赵本山现象视为当代社会的一个典型文化症候,探寻赵本山现象的丰富社会内涵,从而对赵本山现象进行文化的批判与反思。这一类研究往往采取多视角和多种理论交替的研究方法,但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具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数量不算丰富。其中具有借鉴性的观点包括王蒙在《赵本山的“文化革命”》中认为,“赵本山文化体制改革的一个相当典型的现象。”赵本山通过一系列拥护主流媒体地位和话语的演出及文化套路,使得“赵本山在主流媒体上争道了农民文化的地位和尊严。夸大一点说,他悄悄地进行了一点点农民文化革命。”[27]但王蒙也指出,仅靠赵本山这一类明星来娱乐大众,恐怕无法向历史交代,人们期待的更多的是思想、艺术、想象力、创意和担当,期待真正的精神之光和智慧之光[27]。房伟在《解读赵本山》中将赵本山现象置于中国社会转型以来的现实语境中考察,看到了赵本山喜剧形象多元化的背后实际是社会多重文化力量对赵本山农民形象改造的结果,而赵本山不断由“边缘”向秩序的滑落,以及文化身份的变化则隐喻着中国近几十年以来的文化发展和文化选择的尴尬与无奈[28]。张强在《意识形态与大众趣味的双重变奏——赵本山小品的症候式解读》一文中从意识形态和大众趣味两个层面出发,探讨赵本山小品作为一种文化实践,必然是在意识形态和大众趣味的共同的规定性中生存和发展,那么其中必然既有共谋与顺从,也有反叛与对抗,有意识形态对大众趣味的殖民,也有大众趣味对意识形态的反殖民[29]。师力斌从赵本山与春晚的关系中分析了赵本山二十年来是如何契合了春晚的文化认同机制的,并认为“全球本土,农民 小市民,赵本山所具有的二重性是90年代以来中国大众文化的典型症候,负载着全球化时代中国大众的双重欲望”[30]。

从总体上看,赵本山现象研究出现了不少具有借鉴意义的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了该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首先,学者们都敏锐地察觉到了赵本山现象在中国当代文化,尤其是大众文化平台上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并且给出了阐释的价值与意义。其次,这些研究对赵本山的文化身份都作了较为清晰的阐释,摈弃了传统的二元对立的研究视野,充分认识到赵本山文化身份的复杂性与当代文化的混杂性之间的关联。再次,学者们通过对赵本山现象的探讨,生发出诸多具有现实意义的命题与论争,诸如“农村题材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当代文化的雅俗之辨”、“娱乐至上与娱乐至死”、“文化产业与文化资本”等等。这些有价值的命题与论争不仅为赵本山现象的研究提供了有意义的借鉴,同时也为我们认识当代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面镜子。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目前赵本山现象的研究仍存有较大的阐释空间,对于某些问题的探讨仍缺少系统的认识与阐释,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点:第一,关于赵本山的文本研究较多,而将赵本山现象作为一个整体对象的观照甚少,论者大多从微观层面对赵本山文本进行细致的解读,而将现象置于宏观、动态的文化语境中予以考察的较少,对赵本山现象的文化象征意义阐释不够充分;第二,将赵本山现象简单地看作文化工业背景下的大众文化实践,并以相关大众文化理论套证赵本山现象,其中最典型的论述便是关于巴赫金狂欢诗学理论与赵本山现象的分析,由于尚未真正认识到赵本山现象的复杂性与特殊文化内涵,因此在赵本山现象的娱乐狂欢论述中,形成了对“狂欢诗学”与“赵本山的狂欢化”的双重误读,这是对赵本山现象理论论述的简单化。第三,缺乏对赵本山现象的系统论述,绝大部分研究要么关注赵本山的艺术文本分析,要么探讨赵本山现象的文化内涵,而很少有论者将两者结合起来,将实证分析和理论论述真正统一起来。第四,表象研究较多而深层研究较少,赵本山现象研究不仅仅是关注表层的现象,而更应该关注现象背后控制表征系统的诸多社会理论和意识形态,但从目前的研究来看,一些研究者们浅尝辄止,停留在对赵本山现象表面的观察和探讨,未能深入到现象背后复杂的社会权力关系和各种文化力量的交错。而这些都为赵本山现象的进一步研究留下了继续言说和不断思考的空间。

赵本山现象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进行时,它并没有完结,对它的阐释也不可能结束。我们只有在现象的变化发展与自我的变化发展中不断探索与建构,才可以把握那些现象之下的藏匿和隐喻,把握文化发展中力量的涌动和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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