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长恨歌》中王琦瑶形象的文化实质

方锦珠

摘 要：从王琦瑶的处世方式和婚恋态度等方面来探讨其形象怎样体现上海精明实惠、功利缜密的弄堂文化，怎样用独特的女性视角来诠释上海弄堂的市民精神。阐释女性顽强的生存能力，延续和发展旧上海中层阶级的部分精神特征。虽然从这种精神的全面性和完整性上来说，作品的诠释还是有所欠缺，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它的时代性不容忽视。

关键词：长恨歌；王琦瑶；弄堂文化；女性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7-0211-02

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曾将上海人作为中国社会新兴市民文化的体现而大加评论，他按20世纪30年代社会状况划分上海的几个阶层：工商业精英、职员、工人以及贫民阶层。当代文学中以其他几个阶层为主人公的作品并不少见，但职员阶层（也被称为中产阶级）却少受关注，然而这一社会群体在上海曾经发生过极为灿烂和生动的故事。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正是体现中产阶级精神特征的作品，使得这个社会群体再次出现在文学史上。从创作题材来讲，《长恨歌》在王安忆的创作中有很大的突破，以精神探索和艺术创新为主要特点，突破了她以前单一的创作主题，体现了她对大都市生活的独特发现、理解和感受。它将读者领入公寓、舞场和花园洋房的客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成是老上海故事的巨型分册。本文试以《长恨歌》的主人公王琦瑶的形象分析为切入口，对这部作品所体现的上海弄堂文化和女性意识作一番探讨。

一、上海弄堂文化的浓缩

《长恨歌》讲述一个旧式上海小姐王琦瑶的故事，上海弄堂的陈谷子烂芝麻被娓娓道出，一直伴随着她从选美到走完曲折坎坷的一生。作品开篇便用极大的篇幅来描述弄堂，因为上海的城市精神明显的体现在弄堂中。弄堂是上海所特有的景致，如同北京的胡同、广州的小巷。“它是城市背景一样的东西”[1]。上海的市民就这样进出于形形色色、声色各异的弄堂里。《长恨歌》描写了一种城市夹缝中的上海市民生活，人物的立足点是与弄堂密切联系的中产阶层。主人公王琦瑶是弄堂风貌的缩影，选择王琦瑶作为上海弄堂的代表，是因为“上海的繁华其实是女性风采的”[1]。在王安忆看来，“要写上海，最好的代表是女性，不管有多么大的委屈，上海也给了她们好舞台，让她们伸展身手……要说上海的故事也有英雄，她们才是。”[2]那么《长恨歌》中王琦瑶作为“上海故事的英雄”女性，又是如何用她的一生来演绎这么一曲饱含着长恨的悲凉之歌的呢？

全书所展开的，是女主人公王琦瑶坎坷崎岖的一生。她的一生，便是用这形形色色的弄堂穿起来的。她的出场是这样的：“王琦瑶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之后又从蒋丽莉的家“在背静的马路一条宽阔的弄堂”中走出来，一夜成名当上了上海小姐的“三小姐”，再搬入“弄堂顶端上”的爱丽丝公寓，成了国民党要员李主任的情妇，过起了沉静的生活。直到战火延烧，王琦瑶被迫离开上海，到了邬桥。邬桥这地方虽美，但它毕竟不是上海，所以没有弄堂的“性感”。不甘寂寞的王琦瑶很快又回到上海，搬进了平安里“那种曲折深长藏污纳垢的弄堂”之后，王琦瑶就在此演绎完剩下的人生，包括与几个男人的纠葛、生养女儿、老去，也包括她最后的碧落黄泉。王琦瑶的一生只是从一条弄堂走进另一条弄堂，浓缩了几百年甚至几千年来上海市民在弄堂的种种精神状态。

二、精明的处世方式

长期以来，相夫教子、操持家政以及厨房手艺被视作“女性的本能”。因此，“家就成了女性的社会位置”。“家”是一个窄小的空间，但却又避免了外部世界的腥风血雨，自成一片宁静的空间。这就决定了上海女儿们的处世态度是精明、谨慎的，这一特征在王琦瑶身上得到充分的发挥：小小年纪就当了母亲的知己，和母亲套裁衣料，陪伴走亲访友；成年的她更是对旗袍的样式、点心的花样、咖啡的香味等津津乐道。王琦瑶是聪明敏惠的，她将一生智慧和精力都投入到这些琐碎中，但这首先是以无生存之忧为前提的。这也正是王琦瑶选择成为要员外室的根本。“这是最后的出场，所有的争取都到了头，希望也到了头”，所以她毫不犹豫地住进了“爱丽丝”公寓。

平凡的王琦瑶终究只是一个上海市民阶层的小女儿，代表着千千万万这样的人物，正如书中所说：“上海的弄堂里，每个门洞里，都有王琦瑶在读书，在绣花，在同小姐妹窃窃私语，在和父母怄气掉泪……”[1]身处40年代的王琦瑶没有像其他人在弄堂里结婚生子、度过精于算计争强好胜的一生。她的一生看似平淡，但不平凡之处就在于时代的变迁对她似乎没有丝毫的影响，她总是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

小弄堂里，王琦瑶和她的朋友们上演了一幕幕爱情、友情的悲喜剧。她谨慎地和她的几个闺阁姐妹相处，周旋于身边几个男人的情爱当中。十几岁的她就已经深谙人情世故，会调用人际关系，甚至使用一些小花招。她虽然期盼去片场，却还要耐住性子，掩饰自己的心意以保持矜持。“这只是她做人的方式，越是有吸引的事就越要保持矜持的态度，是自我保护的意思，还是欲擒故纵的意思？反正不会是没道理。”[1]正因为她的极度自尊使得在片厂初试镜头的失败断送了她和吴佩珍的友谊。《上海生活》的“沪上淑媛”登载了她的照片，使她成为女校名人，她却不骄不躁从而缓和了同学们的妒忌；在与商人家庭的蒋丽莉交往时她礼节兼顾；在选美初赛中她故意不认真对待，“她的不认真，有点是为自己做一层防卫的壳，壳里藏的是自尊心”[1]。她那既盼成功繁华又怕失败冷落、重重顾虑和缜密心思、在心底下暗使劲的踏实勤谨的精神、守住可进可退的立场，便是弄堂人家明显的性格特点。

在家请严师母、毛毛娘舅吃饭，做菜老实本分，既不盖过别人又不能有怠慢的意思；出门的衣饰不能漂亮得似乎故意压倒别人。这便是遵循着上海人际关系的人情礼数规范；平日的着装既上心打扮又要含而不露，要无声地赢得胜利，这更是女性交往高难度的技巧。从她精打细算的处世方法折射的，其实是“整个上海人在近百年的商业社会中磨砺出的一种生存能力”。张爱玲概括得很精辟：“上海人是传统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炼。新旧文化各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因为他们有处世艺术，他们演得不过火。”[3]

三、功利的婚恋观念

王琦瑶的婚恋态度是功利性的，带着明确目的。专情的程先生、掌权的李主任、幼稚的阿二、无结局的康明逊、游戏的萨沙、畸恋的老克腊，依次走入她孤单无依的生活，却最终一个个弃她而去。无论在物质依靠还是在精神寄托上，她所经历的几个男人终成泡影。

程先生是斯文人，他的情感是不敢表达的，最后落得空留余恨。在掌握权势的李主任和深爱自己的程先生之间，王琦瑶几乎是出自本能地选择了李主任，为了一份安全感，让自己成了笼中的“金丝鸟”。李主任是个掷地有声的人物，让她心甘情愿地独守空居。阿二是年轻躁动的，在曾经沧海的她看来却是幼稚的。新中国成立后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使王琦瑶落入市民阶层，在平静中打发漫长岁月。康明逊唤起了她的爱，也是她唯一爱过的人，“王琦瑶发现自己真是很爱这个男人的，为他做什么都肯”[1]，他吸引王琦瑶的是身上的忧郁情趣，他的关爱和温暖，正好填补了她从李主任离去后空虚寂寞的心，而康明逊在大家庭中的生活是卑躬屈膝的，他的心也是需要慰藉，两个人因此走在一起，有了缠绵悱恻和恩恩怨怨。与康明逊的恋爱是黯淡生活的一束阳光，但却全无结婚的可能，她想以此改变命运的希望落空了。在现实面前，爱情的力量是微弱无力的。萨沙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王琦瑶利用了他，便心存愧疚，除此便没有其他了。老克腊是老年王琦瑶极力想抓住的人，在空虚寂寞中，她想从年轻的老克腊身上找寻一点活力，想在万般无奈的日子里有个底，可老克腊终究还是走了，毕竟他们并不是同一个时代的人。

综观王琦瑶的一生，她总是在寻求一种依靠，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无论是友情还是爱情，都是她依靠的一种媒介，虽然也动过真情，但最终如果在感情和物质必须选其一时，总是用理智战胜情感，为的是寻求一份依靠并得以生存的安全感。即使是李主任留下的一盒金条也无法使她永远依靠，最终却因这物质的依靠导致了“碧落黄泉”。因此也显示她终身所寻的依靠是无意义的，以爱情换来的物质享受和满足却导致情感精神逐步走向消沉，甚至死亡。

四、潜在的女性意识

《长恨歌》的叙述始终落笔在女性的视点，讲述女性眼中的上海生活和文化，改变了王安忆以往较为单纯的表达方式。当时很多作家的作品也有从女性视角来叙述：有池莉、铁凝所采取的性和政治双重策略，张欣、迟子建的现实书写，何玉茹、周洁茹的成长小说，都触及女性的生命本能。而《长恨歌》却以细腻的笔法从女性的角度描述了王琦瑶绵长多舛的一生，说明女性也有自己的空间，虽然这个空间仍然是来自男权社会的分配，呈现了一种潜在的女性意识。

《长恨歌》的人物多为女性，即使有几个男人的出现也不是形象鲜明的，虽然他们都曾改塑过王琦瑶接下来的人生，但总的来说，这些男人无论是形象还是性格都是微弱的。李主任虽是铁腕人物，算是比较阳刚的男性形象，但对于王琦瑶却是模糊的，连真实姓名都不知道便作了他的外室，王琦瑶终究只是活在她自己的女人世界中。男权社会虽然掌握着弄堂小女儿的很多，包括人生价值观、生存之忧等等，但她却津津有味地过着自己的生活，男权社会的种种只作为生活的附属条件，秉承着天塌下来也不管的淡然态度，而这种态度正是弄堂特有的底蕴所赋予的。

弄堂的底蕴被王琦瑶的繁华和衰落所诠释。从年轻时开始，她就是一个独立有主见的人，姣好的外表似乎透着温顺，实却是倔强好胜，心思细敏，有退后一步的敏锐观察力。岁月既成就了她的沉稳和内敛，但也造就了她的孤僻和过分的自我防范。好在她本性仍是善良的。王琦瑶的悲与苦，既是狭小的弄堂所赋予的，也是用女性的独特角度对弄堂深邃的诠释和演绎。

一个城市的居住环境和生活方式对市民文化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上海市民居住在形形色色的弄堂里，经历了无数岁月的磨合，偶尔飞过的鸽子、经过的行人、苍老的墙壁、挂满衣服的窗户，还有头上的一线天空，都有着触手可知的凉和暖。这是一种烟火人气的生活，也呈现了上海市民文化的精明实惠、小家子气的特征。上海弄堂是死寂的和谐，是一种原封不动。无论王琦瑶所处的时代背景如何变化，她的生活都似乎没有受到多大的冲击，而是独自沉醉在自己世俗的日子中，她的生死和悲欢离合也都没有扰动弄堂。王琦瑶死了，弄堂还在，默默地承载着上海几千年的文化。

站在今天社会生活的高度来看，王安忆的《长恨歌》以上海弄堂女儿王琦瑶四十多年的情爱生活为线索，述说着上海弄堂精明功利的处世艺术和谨慎缜密的人情礼数，阐释女性顽强的生存能力，延续和发展旧上海中层阶级的部分精神特征。虽然从这种精神的全面性和完整性上来说，作品的诠释还是有所欠缺，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它的时代性不容忽视。

参考文献：

[1]王安忆.长恨歌[M].广州：南海出版公司，2003.

[2]王安忆.重建象牙塔·上海的女性[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3.

[3]张爱玲.流言[M].大连：大连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