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符号经济《阿凡达》的文化博弈:“商业化生产”与“神话式生存”

□文/吴 娟，北京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博士，硕导

石婷婷，重庆市人民政府外事侨务办公室涉外处主任科员

电影《阿凡达》海报

一、符号、符号经济及其社会历史背景

人类的一切活动都起源于符号，符号是文化的根基。区别于普通“记号”、“信号”的符号，不仅形成了人类种种文化景观，更是人类文化的独有标志。卡西尔曾提醒世人:“符号，就这个词的本来意义而言，是不可能被还原为单纯的信号的。信号和符号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信号是物理的存在世界之一部分，符号则是人类的意义世界之一部分。”(《论人:人类文化哲学导论》，卡西尔著，刘述先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40－41页)符号的魅力并不存在于符号本身，而在于它的意义。符号一词衍生于拉丁文，基本义是“标签”或“象征”。符号是指具有其自身之外的隐喻或象征意义，并被用来产生一个由相互关联的意义所构成的系统。换言之，人之所以能是这个星球上唯一的“文化动物”和“符号动物”，最大奥秘就在于人类构建出的“意义”和“象征”世界。进一步发衍，对符号世界的研究就是符号学。符号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不过，作为一种科学观念的“符号学”是启蒙时期才由洛克提出。洛克《人类理解论》将“科学”划分为三类:第一为物理学;第二为实践之学;第三为标记之学，即符号学，其任务在于“考察人心为了理解事物、传达知识于他人时所用标记的本性。”(《人类理解论》，洛克著，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777页)与这时期的“科学”性内涵一脉相承，无论是索绪尔的符号学，还是皮尔斯的符号学，都在逻辑学及语言学的谱系下发展完善。尽管这个时期的符号学引领了“语言学转向”风尚，但符号对于人类文化的综合研究价值还并不算耀眼突出。

符号经济，或文化产业，它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它的出现和兴盛是人类文化当代转型的重要结果。文化的资本化和产业化，是人类步入后工业时代所面临的崭新课题，它对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现代工业社会和后现代社会的根本区别，从长时段的透视中凸显符号产业学科的历史语境。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的基本产业是工业主义也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体现为人类生产能量的大释放，其基础是开发自然资源，然后生产最大化的利润，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运作规则。因此，符号如何变成资本这个问题在工业主义语境中不可能出现。然而自工业革命以来，仅仅几百年，地球上的资源己经消耗了一半。在这种情况下，工业主义的不再持续发展模式，必须谋求新的方向。因此，符号资本在这种资源和环境的双重危机背景下提出的后现代经济转型之课题。较早的提法有“知识经济”、“非物质经济”还可称“虚拟经济”或“文化经济”。后现代符号经济要求把生产目标从无限制的开掘自然资源，转向不耗或少耗能源和资源和深入挖掘文化资源。

符号学真正大放文化光彩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是符号学与人类学相互促进的结果。从学理上看，20世纪的文化人类学帮助人们明确了一个道理:“一切的文化，除了物质的形式之外，都是以符号的形式而存在的。”(《符号:语言与艺术》，俞建章、叶舒宪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27页)一方面，符号学迎合了人类学家的需求，对人类学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文化人类学则把符号学研究真正拓展到文化研究领域，符号人类学应运而生，并在20世纪后期取得了快速发展。符号人类学从符号现象入手研究和阐释文化，尤其关注仪式、神话、图腾、象征与宇宙观等方面的深层解读，涌现出诸如吉尔兹、利奇、特纳、道格拉斯、尼答姆等一批建树卓越、影响广泛的著名学者。在符号人类学的启示下，法国思想家、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宗师鲍德里亚从改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针对当代消费社会的现实变化，提出“符号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希望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外，拓展出符号批判的维度，揭示“消费暴力”所造成的异化新情况，开辟出“符号经济”这一全新的视野。与此同时，20世纪以来的人类生活现状更昭示了符号对于社会文化发展的决定性地位。文化和符号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为人所重视，具备文化内涵和深入人心的“符号”塑造成为所有商品的追求目标。在后现代经济的新型增长面前，甚至有西方思想家断言:“随着全球化的到来，文化彻底成为工业。”(《全球文化工业:物的媒介化》，斯科拉·拉什、西莉亚·卢瑞著，要新乐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283页)古往今来，没有哪一个时代像20世纪中期以后这样迅猛而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生活。随着金融市场、电子技术、通讯信息的高度发展，人类财富积累方式、交流手段和生存环境皆随之而变。美国社会学家丹尼·贝尔于70年代提出的“后工业时代”，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提出的“后资本主义社会”都是用来阐述这些改变的，而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理查德·弗罗里达则用“创意经济时代”来形容这个时代。(Florida，Richard.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And How It＇s Transforming Work，Leisure，Community and Everyday Life，New York:Basic Books Press，2004.)明确符号产业及其产生语境后，我们便面对怎样运用符号资本打造文化产业精品的问题。《阿凡达》是国际市场上成功的文化产业精品，研究它是怎么打造出来的，可以反观中国文化产业面临文化匾乏这一基本问题。

二、“地球人”——唯利是图与唯我主义

资本主义至今已经走过了300年左右的历史，其生产方式最基本的准则就是要扩大生产力、获得剩余价值。为了实现这样的目的，就要无限制地攫取自然资源。实际上，《阿凡达》导演卡梅隆所塑造的地球人形象，就是对资本主义现存的生产、生活方式所做出的一个彻底的否定性宣判，毫不留余地予以彻底的否定。影片《阿凡达》男主人公在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里他身患残疾，不能自由行走，周遭充斥着机械武器，被动地服从着长官指令和安排，丧失了真诚的宗教动机和对宇宙自然的神秘敬畏之情，导致世俗欲望的无限膨胀和对技术与利益追逐的不择手段。《阿凡达》里地球人轰炸的“恐怖行径”，让人不由想到，美国连连以“反恐”为幌子的大肆掠夺。继阿富汗战争后，这个世界上消耗能源最多的超级大国为了自己的利益，无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公开绕开联合国，置全球和平人民的反对于不顾，公然侵犯一个主权国家的主权，以“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幌子，不惜频频动用高科技大规模杀伤武器。这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横行霸道是对其一向标榜的“民主”莫大嘲讽，而后美国的一系列举动让所有怀抱着启蒙时代以来西方民主理想幻想的善良人们彻底的失望，现代文明的科学技术被用作杀伤威慑别国人民的暴力手段，曾经孕育人类文明的两河流域，如《阿凡达》里面的参天神树一样，在“现代文明”的暴力洗礼中化成了荒墟的焦土，承受着莫大的辛酸和屈辱。不仅让人思索:到底“地球人”代表的是高度的文明还是高度的野蛮?当别人有自己要的东西时，就无耻的宣布对方为敌人，大肆进攻，施虐掠取。

按照影片的划分，可以把地球人看成是异化的人，纳威人是天真而没有被异化的人类，或者叫原生态人。地球人可以分成几种不同的异化的人，当然地球人中也尚存天良的，不愿丧失人性去为虎作怅，但是也被金钱所驱使，成为贪欲的工具。金钱的力量以跨国公司的大老板为代表，雇佣军队用于武力掠夺资源和保护贸易，雇佣科学家研究克隆技术，制造出纳威人的躯体，最终目的是要到外太空去寻找最值钱的能源——超导矿石，每公斤价值两千万美元。那么地球人为什么要到潘多拉去呢?说到底，因为地球的资源被消耗殆尽了，只有到外星去寻找替代品了，于是找到所谓潘多拉的超导矿石。在地球人中，以跨国公司老板为代表的贪婪金钱的经济人成了绝对的主导地位。电影出来以后美国军方还提出抗议，认为影片丑化了他们的形象，让观众联想到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想起了所有的倚仗先进武器凌驾在原住民之上的统治者。

我们把299万年不伤害自然资源的生活方式，叫“原生态社会”，把1万年前发明农业以来的叫“次生态社会”，把300来的工业主义叫“反生态社会”。40亿年中，地球上从来没有发生过整体生态毁灭的威胁，地球生命整体丝毫不受威胁。进入农业社会以来，生命的物种开始减少了。到了近300年以来的工业社会，每天都有物种在灭绝。为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启蒙思想家当时认为人类只要摆脱了中世纪基督教的统治，进入生产力大发展的时代，民主社会就会实现，人类未来的目标就三个词:自由、平等、博爱，这是启蒙时代写在旗帜上的。然而启蒙精神发展到今天，现实世界人和人之间的仇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无辜而死的冤魂的悲惨现实使人们质疑所谓启蒙的合理性、合法性。资源总量的有限性与人的需求的无限性是无法解决的终极矛盾。现代性所建立的生活方式，在反生态现实中的理性，实质上都是非理性的。

按照西方社会学家的看法，现代性有两个重要条件。一个是资本主义的产生，另一个是民族国家的形成。而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标志是对暴力工具的控制，同时，这种控制所导致的杀人规模由于工业化和科技化的促进而突飞猛进，凶残百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汤川秀树对科技万物幻觉做出如下批判性的箴言:“一种发现可以带来幸福和繁荣，也可以导致人性的丧失，人类的毁灭。”(《创造力与直觉——一个物理学家对东西方的考察》，汤川秀树著，周林东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538页)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认为:“人既是发明的创造者，同时又是受制于发明创造过程的奴隶。”(《大失控与大混乱》，布热津斯基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218页)进入20世纪后，文明理性和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愈加突出，“人崇拜理性，最终却被理性所统治了。于是产生了深深的精神危机，于是不再相信过去赖以乐观的那个信条，文明的畸形发展就像根部脱离了土壤的大树。”(Watts，Allan.Seeds of Genius，Shafttesbury:Element Books，1997.p.41.)吴尔福教授为斯坦利·戴蒙德的《寻找原始人:对文明的批判》作序中写道:“西方世界的危机也是人类的危机，它不仅限于社会的、经济的和技术的问题。它关涉到我们对人的定义的真正理解。”(Diamond，S.In Search of the Primitive:A Critique of Civilization，New Jersey:Transaction Books，1974.p.xi.)在《原始人的挑战》中作者甚至提出应把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人是政治动物”的定义纠正为“人是宗教动物。”(Clarke，Robin.The Challenge of the Primitives，London:Jonathan Cape，1975.p.184.)从中我们可以得到其蕴涵是:正是由于宗教动物逐渐丧失了真诚的宗教动机和对宇宙自然的神秘敬畏之情，才催生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导致世俗欲望的无限膨胀和对技术与利益追逐的不择手段。在这种生存危机下，文学艺术家做的就是帮助人们重新意识到这样的悖论，然后为人类社会寻找一个未来的发展方向，去寻找救治精神危机的良药。如何批判人类社会的无限欲望及人类对物质的贪婪追求，这就是《阿凡达》的创作者们在思考的核心问题。过去两三百年竭泽而渔式的生产方式，用今天的话说，这是不可持续的，必须寻找替代的资源。这就要从主要依靠消耗自然资源的原始资本时代，进入到今天的文化资本新时代。这种转型的最主要意义，就是要用文化资本替代自然资源的开掘和消耗，需要加强对文化资源的再发现。

三、“纳威人”——原始智慧与诗性思维

面对新时代文化资本的转型，《阿凡达》的导演卡梅隆都想到了对策，想出完全不消耗自然资源的一种高级生命体，想象他们栖居在如诗如画的潘多拉星球。卡梅隆通过影片，追问地球人为什么会陷入如此的危机和窘境?如何解决与超越?他对之思考并进行了强烈批判，并在电影中创造了一个地球上没有的外星空间，这就是电影中的“潘多拉”。

电影《阿凡达》剧照

那么，卡梅隆拍摄影片所依据的思想观念背景是什么?原始文化可能是卡梅隆创作的渊源所在，原住民也是纳威人的创作原型。与《星球大战》以来的充满危险的外太空世界有所不同，在卡梅隆看来，外太空非但丝毫不可怕，反而比人类要淳朴纯真，或者说反璞归真的世界就在那儿。卡梅隆创造的纳威人身上要找地球上的原型的话，那就是借用了人类学家所研究的这些原始人。人类学最早是研究人，所谓原始人，或者说是原住民，他们大部分赤身裸体，有的连农作物都不种，靠的就是打猎采野果为生，人类学称之为狩猎采集社会。卡梅隆把他们不同的特征通过想象嫁接到一起:身材三米高，深肤色，长着尾巴，以打猎为生，信仰自然神灵。他用了人类学研究原始文化的诸多元素来打造纳威人的形象，肤色是深蓝色的，显然不是西方的白人，也不是亚洲的黄种人，较接近的是非洲部落民，原住民部落一般都是深肤色的，把他们的耳朵塑造成和某种野兽的耳朵一样，再把人类进化中已经蜕掉的尾巴还原，甚至脑后的大辫子还有连接大自然网络、沟通信息的功能。卡梅隆利用了人类学研究原住民文化一个世纪以来的重要成果，塑造了在人格方面、在精神的生存状态方面都远远高于地球人的存在。纳威人表面上生活方式非常原始，他们的宗教信仰、通灵活动类似萨满教，万事万物都有灵。这些原住民的世界和地球人形成对照，主要是要反衬地球人的邪恶和偏执，也就是说现代文明进入了病症阶段。卡梅隆影片背后折射出西方知识界的集体转向，即转向原住民社会学习。这样的一些风向，现在已经成了相当普遍的一种思潮，即重新回到原来被认为是原始、落后的人与文化那里去，因为终于发现只有他们代表的那种生存方式才真正是可持续的，我们生存的这种方式是没法持续的。

在启蒙以来建构的理想，永恒进步观念的蒙蔽之下，人类的精神家园变成了荒原，在歧路上渐行渐远。所以后现代知识观倡导重新寻找替代性的知识和方向。在此背景下，巫术神秘作为文学思维的返祖归根在后现代艺术中催化出强烈的原始主义倾向，对抗物质主义和唯科技主义的精神压迫就不难理解了。卡梅隆通过外星的生态人，即纳威人，重新教育地球上异化的人，这教育意义是非常深远的，需要深度思考和挖掘，才能够领会。卡梅隆借助人类学想象，塑造出的这种生态人就是要给地球人重新树立榜样。影片结局，眼看着外星的生态人要被唯利是图的掌握高科技武器的地球人毁灭掉了，但就在这千钧一发时刻，卡梅隆动用了传统神话的力量，生态世界的力量，最终战胜了地球人的入侵。这样的一种场景，在以前的文学中是罕见的。之前主流的文学史上基本上都是殖民者一方，代表着拥有先进武器、高科技的一方获胜，没有例外。之所以卡梅隆的这个影片的结局，因为他希望给地球人留下一线拯救的希望。虽然资源已经濒临绝境，但是生态人还是留下了希望的种子。潘多拉星球的名称取自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希腊神话中的潘多拉，只要把盒子一打开，人间的灾祸病菌都来了，但是神话还有个细节，潘多拉盒子底下还有一样东西，就是“希望”。这就是卡梅隆借助外星世界的想象，留给人类的一线希望。

四、符号经济的文化救赎:“非物质”与“可持续”

符号已经无可否认地成了经济生活中举足轻重的一种力量，其背后是文化资本的竞争。铺天盖地、不断衍生的符号结成网络，通过与现代媒体的合谋，主宰着我们的消费乃至整个人生。消费社会通过多种多样的手段来建构和实现商品的符号价值，消费者进行消费的同时也是完成这种符号价值的建构过程。符号与资本联手推动新的文化资本的产生，新型文化资本具有类似意识形态的作用，自我繁衍、自我放大，又能为商品的生产者带来更大的竞争优势和巨额利润。因此符号价值不仅成了最为重要的文化竞争领域，也成了资本角逐的场所。如果放在更为深远的背景中来看，符号作为一种文化资本还具有更为深远的文化意义:再没有一个领域能够同时容纳理想主义的光辉和现实主义的精明，能够同时将审美与功能融为一体、将传统与现实完美交织、将神圣和世俗共聚一堂、令掩饰与暴露握手言欢。文化成为资本的一部分甚至可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剂良药。经济学家认为:“文化资本可能有利于我们对可持续性的理解。文化资本有益于长时间的可持续性发展，这一点和自然资本的功能相似。现在我们应该能够很好地理解自然生态系统对经济发展所起的支持性作用，并且过度地使用这些即将耗尽的资源或无视可持续性发展地开发可再生资源，这种忽视自然资本的行为会导致自然生态系统的崩溃，其结果会导致福利和经济产出的丧失。”戴维·思罗斯比:(《什么是文化资本?》，潘飞编译，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年1期)在经济学领域，文化资本开始受到重视，甚至被视为可以与自然资源并列的第四种资本，“文化资本。它是一种明显不同于另外三种类型的资本。”(《什么是文化资本?》)这种观念提示了符号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维度的可能性，这种超越了物质性的经济发展模式预示着人们有可能通过自己的符号活动所衍生的意义来代替以往只有通过炫耀和浪费来达到的目的，进而有可能为人类提供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思路。

法国思想家布迪厄在《资本的形式》这篇重要的专论里，将资本的概念一分为三，在经济资本之外，提出并论述了“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在当今社会中的功能及其转换规则问题。(《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迪厄著，包亚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190－191页)非物质形式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又可以从非实物性意义上看成是“象征资本”。(《实践感》，布迪厄著，蒋梓弊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因此也有学者把布迪厄的新资本形态说划分为四大类。(《布迪厄的社会理论》，高宣扬著，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148页)这些来自不同领域和不同角度的观察，都不约而同地敏锐地把握到新兴的“非物质经济”时代到来的脉搏，昭示出后现代性不同于现代性的一个主要差异层面。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托夫勒非常敏锐地预测到:“当代经济方面最重要的事情是一种创造财富的新体系的崛起，这种体系不再是以肌肉体力为基础，而是以大脑(脑力)为基础。”(《力量的转移:临近21世纪时的知识、财富和暴力》，托夫勒著，刘炳章译，新华出版社1996年版，10页)在托夫勒的新词汇库中，所谓“知识经济”、“信息经济”或者“超符号化经济”，基木上是用作同义词的。从他对“知识”的重新定义中，就不难看出这一点:“知识这个字眼将具有更广泛的词义。它将包括信息、数据、形象和意象以及态度价值标准和社会的其它符号化产物。不管这些产物是真的，还是近似的，或者甚至是假的。”(《力量的转移:临近21世纪时的知识、财富和暴力》，前揭，21页)在将传统意义上的知识重新与“符号化产物”相认同的这种表述里，不难看出所谓“知识经济”的实质也就可以说是“符号经济”。按照利奥塔的看法，“技术是现代的许多符号之一”。(《非物质》，利奥塔著，陈永国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41页)

从实体经济向文化产业的转型，也可以概括成从物质经济向非物质经济，或者叫符号经济、虚拟经济的转型，这是全球性的发展趋势。西方已经充分认识到这个转型的必要性，早已经转向低能耗、集约型的经济模式，只用创意就能赚钱的产业，这就是成功的文化资本和符号经济创造。西方的文化产业者付诸“文化寻根”行动来弥补现代性危机，他们在反思自身文明的同时也带着人类的视野，这就给我们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这些文化寻根的思想者们者都是没有打着哲学家、政治领袖的个人旗号出现，而是一个普遍的文化思潮的产物，他们运用大众传媒的手段和传播力，要纠正反对的就是把地球变成一个新荒原的工业主义或者说是高耗能的自杀式的发展方式。他们的思考是非常深切的，他们塑造的形象及其传播力量是非常巨大的。《阿凡达》背后蕴涵的价值冲突与文化趋向，其强烈的反叛现代性趋向，促进对现代文明进行深刻反思。《阿凡达》背后，蕴含着半个世纪以来西方的一个思想和文化运动。《阿凡达》的情节想象来源于被西方社会主流价值观所忽略压抑着的神话思维、诗性智慧。这样的一种后现代思想，从美国的学院派，从神话学家那里，传播到了好莱坞的导演那里，以文化资本的方式运作出来。现在全世界都看到了《阿凡达》的巨大影响，文化产业的投人和产出比，是实体经济所无法想象的。要想获得最大多数人的认可，不是意识形态，不是武力强加，而是带有普遍性的心灵触动和深层记忆的唤起。

结语

简而言之，符号经济如同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符号价值塑造了人的欲望，人在消费的过程中被异化。另一方面，消费的欲望也导致了空前的消耗。但同时我们应该看到，这也为一种新的经济模式提供了机会，即通过恰当的符号建构和引导，人们有望建立一种更加和谐的、指向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按照传统观点，生态系统是由三种不同的因素组成的:即作为“资源的”因素，中立无用的因素，以及那些可以被看作有害的、对抗的或竞争的因素。这种看法其实是将人类的物质需要作为中心来加以划分，其背后的主导性思维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进步观，势必会导致人对自然耗竭式的开发和利用，最终导向无可避免的生态危机。但如果人们对符号的魅力有所理解，进行适当的引导，就完全有希望建立一种新的价值体系。

新时期符号资本时代下，人文知识分子开始发起新一轮的启蒙运动，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理性和技术被视为对蒙昧状态的人类的启蒙，人文主义被视为对宗教控制下的社会的曙光，面对消费社会人类需要新的一轮启蒙运动。虽然启蒙是一个充满了悖论的概念，但如果回到启蒙思想家的初衷，那么这样的目标始终还在远方。面临技术理性和消费社会的双重压力，如何在新的条件下实现人类解放的目标，仍然需要继续探索。如果脱离开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消费社会的批判视角，从另一个角度看，符号经济似乎也提供了走出物欲时代、重建和谐有序的价值体系的又一丝曙光。因为当符号本身具有了价值，并且在交换中具有独立地位的时候，文化生产就可以对整个社会施加更为直接的影响。如何帮助人们走出物的束缚，在物质条件改善的同时创造健康的精神生态?如何打破纯粹的享乐主义，倡导一种更负责任的、可持续的发展观?如何在碎片化的后现代文化景观之上重续文化之根?如何在物欲横流的世界上重建不可或缺的神圣之维?如何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之中、在跨国资本的压力之下保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性?这些问题的浮现，是符号为人们提供的一次疗救的机会，是危机也是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