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盖茨的水稻秘密

徐智慧

围绕转基因水稻进行的争论，2013年春烽烟再起。

在比尔·盖茨登上博鳌论坛的讲台前，国内“反转（反对转基因）派”科学家已经对他即将发表的演讲进行了一轮“炮火准备”。当盖茨在博鳌宣布“绿色超级稻”研发成功，马上引起该品种是否为转基因水稻的质疑。

“转基因”标签从何而来？

悄悄研发四年之久的“绿色超级稻”，在揭开神秘的面纱之前，早已被贴上了转基因水稻的标签。究其原委，皆因其与转基因研究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去年轰动一时的“黄金大米”事件中，有媒体发现，现身衡阳小学食堂的转基因“黄金大米”，得到盖茨基金会的支持。据《每日经济新闻》调查，“黄金大米”研究者、美国Tufts大学教授汤广文曾在2009年5月向盖茨基金会陈述“黄金大米”在中国的试验情况，证明盖茨基金会一直在为“黄金大米”试验提供资金支持。

公开信息显示，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进行的转基因水稻研究，曾获盖茨基金会资助。绿色和平转基因研究人员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盖茨基金会目前正在资助国际水稻研究所及其合作伙伴共同研发“黄金大米”，是该项目的三个出资方之一。

而“绿色超级稻”的命名者，是转基因农作物研究领域的“旗手”——中科院院士张启发。

2005年，张启发提出“绿色超级稻”概念。他希望借助这一计划，搞清4万个水稻基因的功能，进行基因重组和分子设计育种，培育出高产、抗病的超级水稻。2007年，美国科学院院刊介绍了张启发的“绿色超级稻”计划。同年，他和袁隆平一同入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众所周知，张启发是铁杆“挺转派”。他牵头研发的转基因水稻 “华恢1号”和“Bt汕优63”，于2009年8月获得农业部颁发的生产应用安全证书。获得该证书后，只须通过农业部的审定，就可进行商业推广。因此，在这两种转基因抗虫水稻获得安全证书前后，曾引起激烈争论。

据绿色和平转基因研究人员透露，转基因水稻中的抗虫基因Bt，这种蛋白来自于一种叫做“苏云金芽孢杆菌”的菌类，而非来自水稻自身。某些害虫吃了含有Bt蛋白的水稻之后，会被毒死。恰恰是这一点，引起“反转派”的猛烈攻击。

“昆虫都无法下口的转基因水稻，对人体就没有害处吗？”社科院植物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而张启发所进行的安全性试验，被质疑时间太短—一两周的大鼠实验，不足以证明其对哺乳动物健康没有损害。

因为民间组织和“反转派”科学家的反对，“华恢1号”和“Bt汕优63”获得安全证书的时间至少推迟了两年。这一点说明，中国反对主粮转基因化的声音并不微弱。

“解决穷人吃饭问题”

“‘绿色超级稻不是一个品种，而是一个方向。”该项目首席研究员、中国农科院黎志康教授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所谓方向，是指研发防病防虫、节水抗旱、高产稳产的稻种。”

黎志康是“全球水稻分子育种计划”的发起人。早在1998年，他在美国发起这一计划，旨在为非洲、亚洲不发达地区解决粮食安全问题。黎志康归国后，这一课题亦获国家支持，列入“948”重大项目。

2008年，盖茨基金会找到黎志康，洽谈农作物品种改良方面的合作。在博鳌，盖茨回顾了他的夫人梅琳达与黎志康初次会面的谈话：“（黎博士）告诉我们，可以开发新的水稻品种，只须较少的肥料和水，在试验阶段的结果相当不错，在这个基础上继续研究，可以开发出适合非洲贫穷国家的稻种。”在盖茨看来，黎志康的研究与盖茨基金会全球慈善的目标不谋而合。

2009年，“绿色超级稻”项目正式启动，共获得盖茨基金会提供项目经费1800万美元。目标是在3年内培育至少15个水稻新品种，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南亚和中国西南部进行示范和推广。

盖茨博鳌演讲中亦着重强调“绿色超级稻”对贫穷国家和地区的意义。在题为《为穷人投资》的演讲中，盖茨表示，在今后20年，中国农业将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这些经验可以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解决粮食危机。

围绕这个终极目标，“绿色超级稻”必须实现增产。

在水稻增产方面，传统科学家袁隆平已经树立了业界标杆。但在黎志康看来，袁隆平创造的高产，是以高投入为前提的。也即在高产田上，投入足量肥料、农药和人力，以确保高产。优良的稻种只是其中一个因素。

而“绿色超级稻”的目标，则是“少投入，高产出”。中国18亿亩耕地中，三分之二属于中低产田，“绿色超级稻”的目标，是在中低产田上实现粮食增产。比起只能在高产田实现高产的稻种，“绿色超级稻”更有现实意义。

“中国西部和南部有很多‘靠天田，如果能在那些缺乏水源、耕种条件恶劣的农田上实现增产，才能真正帮助那里的农民解决吃饭问题。”黎志康说。

在育种方法上，黎志康也与袁隆平不同。

袁隆平已将水稻杂交技术几乎穷尽。而在黎志康看来，水稻杂交的方法已落后于时代。他采用的技术，是全新的“分子标记育种”，即标记出水稻4万个基因的不同功能，找出具有诸如抗旱、高产、防病、防虫的基因，将这些基因整合起来，培育水稻良种。

“‘绿色超级稻未使用转基因技术”

特殊的分子育种方法，需要一个强大的数据技术平台。為此，黎志康和华大基因结成合作伙伴。这是一家具有国际知名度的基因组学研究公司，1999年代表中国参与了“人类基因组计划”，2002年独家完成水稻全基因组测序。在“绿色超极稻”研究中，华大基因扮演了数据及标记技术平台的角色。

然而，华大基因在生物基因领域的名声，也让“绿色超级稻”头上的转基因疑云更加浓重。当外界传来非议时，华大基因和黎志康选择向公众坦白澄清。

“在‘绿色超级稻一期研究中，没有使用转基因技术。”黎志康表示，为实现低投入高产出的目标，“绿色超级稻”希望获得少用肥料、农药的性状，在获得这些性状时，没有用到转基因技术。在抗病虫害方面，也没有使用张启发院士研发的Bt转基因方案。“其实，中国在水稻转基因方面，可利用的技术亦十分有限。”黎志康说。

“比尔·盖茨要解决穷人吃饭的问题，并不排斥转基因。”华大基因研究院副院长张耕耘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但隨着技术进步，相当一部分原来认为只有转基因才能做到的事情，现在完全可以用非转基因的办法来做。”

张耕耘介绍，“绿色超级稻”的研发中，运用了全新的“全基因组标记”手段，结合黎志康运用的“全基因组分子育种”，可令研发过程大大缩短。分子育种是个已提出20年的概念，但以前没有实际用途。目前随着基因技术的进步，用分子标记的方法，可以有目标地进行基因改良。

“比如小米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基因，事实上30年前就发现了，但一直无法改动它，现在用我们自己的技术，一年就搞定了，效率就是这么高。”张耕耘说。用传统方法做基因组分子改良，至少要用七八年时间，现在一到两年就能完成。

事实上，以“全基因组分子改良”技术的先进程度而言，其效率跟转基因已经一墙之隔。如果单纯追求某些特殊性状，而该性状却不为某个物种拥有，那么，转基因似乎就是一个必然的选择。而“绿色超级稻”研究团队并未承诺永远放弃转基因技术。

“‘绿色超级稻现在没有使用转基因技术，但我们并不排斥转基因技术。”黎志康说。

支持研究，谨慎推广

袁隆平院士早已表态，他并不反对转基因研究，但在转基因粮食对健康、环境造成的影响没有定论之前，对稻谷、小麦、玉米等主粮的转基因化须持谨慎态度。

中央民族大学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的薛博士，认为抗虫转基因植物的大面积种植，对田间害虫有一定毒杀作用。但这种压力会迫使害虫“进化”，形成所谓的“超级害虫”。同样，抗除草剂转基因植物的大范围使用，亦会使得农民加大除草剂用量，结果形成“超级杂草”。这种“进化”，在美国的转基因大田里已经出现。

而最让“反转派”担忧的是，科学界对转基因植物的各种影响还没有完全认知。在薛的研究中发现，转基因棉花叶片表面的一些结构和常规棉有些许不同，可能导致的后果不可预测。

转基因生物的转入基因可能会出现“逃逸”，也就是说通过一定途径进入其它生物或者同种生物的常规个体中，给它们带来新的性状。这就是反转派所担心的“基因污染”。

而在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研究上，“挺转派”“反转派”各执一词。但法国、土耳其对转基因玉米、水稻的安全性试验证实，转基因食物对大鼠的健康造成损害。法国因此禁止了转基因玉米的种植。

2009联合国出版的一份研究报告，亦对转基因主粮的商业化推广持否定态度。这份题为《国际农业知识科学和技术发展评估》表明，转基因农作物在政治、环境、生物的安全等方面表现出诸多不利影响。比如，转基因农作物造成的基因流动，导致生物多样性的减少。同时，转基因导致的粮食增产，在实践中被证实与实验室数据相差甚多。

该报告还指出，转基因农作物的技术掌握在少数大公司手中，导致耕种收益更多地流向大型公司和少数富人，造成更大的不公平。

“国内外对转基因食品的管理，根据立场和利益，可分为三种类型，即支持大力发展的美国，限制发展的欧盟，支持研究但限制应用的中国。”薛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美国最为宽松，只要是没有明显害处的转基因食品，基本上都能够顺利推进，转基因食品的标识也是自愿的。欧盟基本上是保守势力，对于转基因延续了一贯的态度：限制使用，尽量不生产。中国的转基因研究力量很强，虽然目前是转基因作物的进口国，但却是潜在的出口国，所以中国对转基因食品的管理介于美国和欧盟之间。

“我们倾向于大力发展转基因作物，但是在应用上很慎重。这么多年，我国只批准了六种转基因植物的商业化，其中三种是食品（甜椒、番茄和番木瓜），都没有形成气候或者只是在部分地区种植。”薛说。

“挺转派”亦将中国对转基因农作物的审定视为“严格”。

农业部的对转基因农作物的审定程序长达数年。“光这个审定的时间，也足以把研究项目‘杀死。”黎志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