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某某后”表述质疑

2013-09-09 02:19刘卫东
文学自由谈 2013年4期
关键词:文论代际批评家

刘卫东

“某某后”是当前文论中一个被默认为有效的关键词,而且不断膨胀发酵,似乎到目前已经一统江湖了。打开报纸、刊物可以看到,“某某后”说法不绝于耳:“50后”佳作迭出,炉火纯青;“60后”红得发紫,神气活现;“70后”、“80后”话题频出,喧嚣不已;“90后”已经毫不示弱,闪亮登场了。各种老少“某某后”济济一堂,显得文坛兴旺发达,让人欣慰。每个“后”都是独立的,每一代都有地盘,新世纪文学发展和研究的格局在“某某后”的引领下呼之欲出。真是开谈不说“某某后”,读尽诗书亦枉然。但是,面对此情此景,我却有些疑问。

用“某某后”给作家“站队”有效么?

查阅一下资料不难知道,“某某后”源于文化地震学理论,根据是,最近几十年现代社会发展迅速,日新月异,每一代成长的生活、文化资源都有巨大差异,因而,每一代都会跟上一代产生“代沟”。由于年龄差异造成阅历不同,产生“代沟”是肯定的,即便是在外部环境相对固化的古代,孔子也有“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的人生体验。“代际差异”与其他理论一样,是一个模型,并不是精确的判断,正如孔子不是在四十岁生日当天感到“不惑”的,也没人会这么认为。但是我们谈代际的时候,就认真了,煞有介事,一定要看对方出生年月,然后认为“70后”肯定是一伙的,“80后”之间肯定声息相通,其实都是捕风捉影、望文生义。

从生活经验可以知道,个人心智的发育与年龄的增长并不是步调一致的。就文学成就来看,有的少年得志,有的大器晚成,这两种情况都能找到相应例子。就大家耳熟能详的“80后”作家而言,别说讨论他们文学的共同特征,恐怕将他们并置在一起,我们自己都会觉得有点削足适履,乱点鸳鸯谱。按照年龄来说,最早的“80”后作家才三十出头,可能刚窥文学堂奥;这还排除了那些尚未提笔的“潜在”的作家,四十以后才开始写作,后来成为大师的也不乏其人。众所周知,1918年,鲁迅三十七岁,发表了他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当时鲁迅不算年轻,但是“忧愤深广”(茅盾语)的思想正是漫长积累的结果,没有时间酝酿和岁月打熬是无法出炉的。人往往年少轻狂,为赋新词强说愁,实际上不算数,几乎很难找到三十岁就思想成熟定型,然后一生一以贯之者,因此,自己三十岁时候说的话,别人三十岁时候说的话,当不得真。到了晚年,检点经验、反躬自省、品评人物,有了阅历的底子,此时的写作才算金玉良言。“代际差异”在我看来仅算观察当代社会分层的一个视角,其有效性连被抛弃的阶级视角都不如,如今被拿来作为研究新世纪文学的一个标尺,实属乌龙。就算强调代际,我认为也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把年龄作为标签。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提出过影响文学的“种族、环境、时代”的三要素,其中的“时代”,跟代际略微沾边。实际上,考虑到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情况非常复杂,东部“80后”和西部“80后”,城市“80后”和农村“80后”千差万别,“环境”因素才不能小觑。

在文论中强调“某某后”有什么问题?

我不反对“某某后”表述,但是建议限定在一定范围内,现在的问题是动辄谈代际,把年龄表征当做了创作本身。从文学史看,年龄表征与创作特色合一的情况有过巧合,“战后的一代”或叫“垮掉的一代”就是例子。美国战后出生的一代人在六十年代掀起了叛逆风暴,毒品、摇滚乐以及“革命”烧红了他们的神经,离经叛道甚至反人类的花招层出不穷,但是历史证明,很快他们就偃旗息鼓,穿上正装进入写字楼,变成了新一代知识精英,多年之后不出意外地成为新的非主流嗤之以鼻的对象。在我国,就“80后”而言,因为是“独一代”,他们从出生就受到社会和大人的关注呵护,难免会有生活在镁光灯下的感觉,但是就他们的文学追求而言,并不一致,按年龄将他们“一锅烩”,无疑是不恰当的。因此,“80后”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学概念,而不应该作为文学研究的切入点。看《历史研究》可知,“80后”其实得名在先,至于接下来演绎出的“70后”、“90后”以及“某某后”,就是顺道搭车了。

我感到担心的,是过分强调“代际差异”后出现的画地为牢、资源垄断现象。目前情况是,很多“成果”先入为主地把代际差异作为谈论作家的起点,并衍生、引申出与此相关的下游产品,用“某某后”来给作家和批评家分门别类。2004年,沪上某人主编了《重金属——80后实力派五虎将作品精选集》,推出了五位“80”后作家,开创了把“某某后”当做卖点的先河。“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80后”作家刚出道不久,就被幕后推手贴上了标签拿出来兜售,试图凭借新鲜面孔换个好价钱。其实操作者对此心知肚明,在序言中就连称这几位新秀“差异甚大”,但是依然如此这般,可见场外因素才是重点。我们今天来看这几位作家,并未取得预期成就,不是他们成长得太慢,而是当年被过度消费,现在他们除了尴尬的于事无补的“虎将”之名外,仍然需要更有耐心和更有智慧的努力。目前打出“80后”旗号的各种文学活动如过江之鲫,但是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创意,显而易见,这股风潮很快就会被“90后”代替,而诸多如今的“80后”如果栖息在这个窠臼中,总有一天会被“新锐”夺走地盘,无家可归。

更具有症候意义的是所谓“80后”抱团取暖的观点。有些批评者力主同代人互相关照,认为“80后”心灵相通,阐释更容易“贴肉”和有效。猜都不用猜,这些人当属“80后”,因为文章内容表达出一种溢于言表的本位意识。“80后”其实不属于弱势群体,一直门庭若市,从来不乏关注,但是现在有人大声疾呼,就摆明了要求资源重新分配的意愿。面对“80后”作家,同代的批评家并不是当前格局中的权威阐释者,但是,在他们看来,自己才是理解本代人的最佳人选。如此特意强调代际差异,并且将其作为文学批评的理由,不仅荒谬,而且违背了基本的批评伦理。我不否认同一代的批评家和作家需要共同成长,但是前提不是相互“关注”,私相授受,结成圈子,而应该强调人各有志,寻求个性。因此,这个话题的重点应该倒转:“80后”批评家不应该只关注同代作家。

“某某后”表述为什么大行其道?

新世纪以来,缺乏原创思想的文论界举步维艰,饱受诟病。面对纷繁复杂的创作现场,文论几近植物人,失去了阐释和判断的能力;除了围观起哄和介入各种鸡毛蒜皮,在重大问题上毫无建树。此时,理论简单明白,玩法老少咸宜的“某某后”及时赶到,单骑救主。按照年龄排列作家,后浪推前浪,倒也省时省力,其乐融融。文坛新人辈出,需要命名,这是批评家的必答题,但是,一番绞尽脑汁之后,他们拿出了“某某后”这样不算答案的答案来勉强交差。尽管划分“某某后”的方法缺乏创意,但是目前批评家也找不到更好的阐释方法,这应该算作是批评家的无能和耻辱。不知“某某后”的玩法还能使用多少次(已经有人在说“00后”了),而批评家的颜面也不知何时能够挽回。

但是,上述分析只是问题的表层。“某某后”能够获得媒体首肯,共同开发,共享成果,恐怕仅仅说是思想匮乏时代的权宜之计还不完全准确。“某某后”中其实隐含着进化论因素,这才是商家喜闻乐见的卖点。“五四”时期的先贤们,就玩过“新青年”的把戏,把年龄作为坐标,让文坛遗老自感落伍,而青年们欢呼雀跃,以为自己才是进步力量的化身。青年文化即流行文化,把赌注押在青年的身上,永远都不会错。商家对“70后”和“90后”的炒作力度,明显不如“80后”,就是因为后者目前是时尚主力人群,不过随着“90后”的崛起,可以预见,商家很快就会向他们献媚邀宠。放眼四望,以“80后”为名的文化产品层出不穷,实际是占风气之先的青年文化披了“80后”这件外衣;而对于“70后”,商家则大打温情脉脉的复古牌。从目前文论看,用“某某后”的方式找出文学发展的“新的增长点”,明显是商业操纵文化的表征。

就文学来说,“新”意味着作家与以往文学史对话后产生的原创质素,是艰苦思考和探索后的结果,绝非与生俱来,因为人的面孔“新”,就认为文学也随之而“新”,是进化论幻觉,根本是无稽之谈。在文学研究领域引入“某某后”,并且认为可以从中找到文学发展的线索是缘木求鱼。不少学者在“某某后”问题上申请了课题,生产了论文,成为了权威,因此即便其中有很多问题,他们也不愿放弃自己的象征资本,况且有商业文化从旁边策应怂恿,他们更是骑虎难下。

“某某后”表述的危害

在当前文学研究格局中,“某某后”成为划分学术领地不言而喻的依据,也成为缺乏原创理论的学界聊以自慰的“创新点”。所谓研究者根本无须动脑,查下作者的履历表就可以“某某后”地发表一番看法,实际上,他们的参照物就是“80后”,而结论还是根据多年前《萌芽》杂志居心叵测的比赛得出的。如果跟踪几位有影响的“80后”,就会发现,他们除了年龄相似,创作旨趣迥然不同,完全无法相提并论。然而,研究者仍然死抱代际不放,言之凿凿,除了懒惰无能,似乎没有别的解释。如果任由现状发展,不但无法取得真正有价值的学术成果,还会因为人为制造藩篱而误导、挫伤具有独立探索意识的作家。

当“某某后”成为座谈会、组稿和发表论文的必要条件时,文学生态和学术生态的平衡被打破了。原本自然竞争的格局,被年龄划分成了多个互不联系的条块,并且有各立山头,不相往来之势。我们看到,1989年12月出生的作家,被强行绑定在“80后”集团中,而1990年1月出生的作家,理所当然被视为“90后”(参见陈平编选的《80后作家访谈录》及陈文伍编选的《90后获奖作家中学校园佳作》)。心理认同和排斥,不可避免会影响到作家的心态,而代际霸权一旦被放大,会使作家写作时陷入“年龄焦虑”。

作家只分好作家和不好的作家,不分“某某后”作家。目前“某某后”表述变成了一个黑洞,每个进入研究者视野的作家(尤其是年轻作家)都会被用年龄的眼光审视一番,然后再谈创作的特点、突破和贡献,似乎没有这个程序,就无法为该作家定位。每个雄心勃勃开始做文学梦的年轻人没有想到,自由自在天马行空的写作,也像论资排辈的办公室的格局一样,每个新入职者,都会被引导到放着自己名牌的格子间。这样的文学格局,几近不断“推陈出新”的工业流水线,而充满灵性的写作,变成了打着出厂日期的超市中的货品。文论界不应继续依赖“代际差异”模式,按照惯性“某某后”下去,而应当把握住时代和作家作品的脉搏,做出令人信服的、无愧于文学发展现状的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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