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人陈述可靠性审查的心理学技术
——真实监控应用研究展望

刘志宏，江 毅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100038）

真实、准确、完整的证人证言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诉讼法规定的重要证据之一。但是，大量司法实践和心理学研究结果均表明，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证人证言的可靠性并不稳定，其内容常常发生量甚至是质的改变，这是影响证人证言证据效力的重要原因。如何识别误证、伪证等虚假证言，如何获得真实、准确、完整的真实证言一直是司法心理学研究的重点，也是难点课题。[1]真实监控（Reality Monitoring,RM）是审查和判断证人陈述是否真实可靠的心理学技术，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广泛的应用前景。本文从真实监控的理论基础、研究课题和实践应用三个方面，回顾和总结了该领域的相关研究，并着重从推动该技术在公安实践，尤其是刑事案件调查中有效应用的角度，展望了该领域未来的研究重点和发展方向。

一、真实监控的理论基础

（一）真实监控的理论假设

从陈述内容的角度审查和判断证人陈述的可靠性，是司法心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目前，完整并较为成熟的技术主要有两种：陈述有效性评价（Statement Validity Assessment,SVA）和真实监控。

陈述有效性评价是该领域第一套较为完整的技术。这一技术诞生于德国，最初专门用于儿童性侵犯案中儿童证言可靠性的审查。1955年德国最高法院作出规定，在所有存在争议的儿童性虐待案中使用心理访谈和可靠性评价，有学者估计，至1982年约有 4万多案件使用了心理学专家证言。1989年Steller等完善并发展了该程序，形成完整的评价技术，即陈述有效性评价。陈述有效性评价由三个部分构成：结构化访谈、标准内容分析和有效性检查列表。其中，标准内容分析（criteria-basedcontentanalysis,CBCA）是该技术的核心环节。标准内容分析的理论基础是“安乔吉假设”。该假设认为，证人陈述中来自真实经验的记忆与来自幻想的记忆在内容和质量上都有所不同。[2]

研究表明，CBCA存在一些重要的局限，其中最大的局限在于它的适用范围：其一，CBCA是在儿童性虐待案件调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实用技术，其最适宜的检测对象仍然是儿童被害人的陈述，而不是成人的言词证据；其二，CBCA更适用于证明事实，因为它在识别真实陈述方面更为成功，而对于误证和伪证，不是一个最为有效的识别方法。

1977 年，Johnson、Taylor和Raye开展实验研究，探讨被试在实验室情境下清晰分离记忆中的真实经验与想象加工成分的能力，这项研究可谓记忆源检测研究的雏形[3]。1981年Johnson和Raye发表研究报告，提出个体对亲身经历事件的记忆和想象事件的记忆有着不同的特点。亲身经历事件的记忆需要知觉加工，所以，个体在对亲身经历事件进行回忆和陈述时，其内容中会包含许多知觉和背景方面的信息，记忆内容通常是清晰、明显和生动的。想象事件的记忆来自于内在认知操作的心理过程，个体陈述的内容通常比较含糊、不具体。个体把记忆归为真实经验(外部来源)或是认知想象(内部来源)的过程，称为真实监控。[4]

Johnson等关于记忆源检测和真实监控的研究，为证人陈述可靠性的辨别提供了新的途径，也为真实监控技术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真实监控与虚假陈述

美国心理学家Loftus认为，人类记忆不仅是人所经历的事件的总结,也是他们曾经思考过、被告知过以及他们所相信的事件的总和。[5]虚假记忆又称记忆错觉，是指因内部信息加工而导致个体记忆严重偏离事实的现象。虚假记忆的研究始于20世纪上半叶，其代表人物是英国心理学家Bartlett。Bartlett在实验中要求被试者根据记忆复述故事，结果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被试复述的故事内容往往被简化，其中的一些细节被舍弃，故事变得越来越简短。另一方面，被试复述的故事中还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甚至包括一些伦理的内容，这些材料使故事变得更加自然、合理。Bartlett的研究发表后，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人们才发现虚假记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6]20世纪80年代后，Loftus等对证人证言中的虚假记忆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结果表明，导致虚假记忆的主要原因有：关联效应、误导信息效应、词语遮蔽效应和错觉结合等等。[7]

1992年，Alonso-Quecuty首先将真实监控研究应用于谎言的识别。研究发现，真实陈述比虚假陈述包含了更多的身体和背景信息。如果一个人的记忆很生动，有很多声音、空间方面的信息，其记忆往往来自于个人的亲身经历，陈述内容是可信的。如果一个人的记忆很模糊，多是认知操作的成分，则记忆可能不是来源于亲身经历的事件，而是虚构的想象，其陈述往往是不可靠的。[8]

可见，与陈述有效性评价相比，真实监控技术有着更深厚的认知心理学理论基础。这是真实监控应用研究的重要基础和前提。

二、真实监控的研究课题

真实监控的应用研究，尤其是在证人陈述可靠性审查和判断领域的研究还刚刚起步。目前，该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真实监控的评价标准

1997年Sporer在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真实监控的8个评价标准，这是唯一一篇发表过的英文标准。

真实监控的评价标准[2]

真实监控的评价标准与陈述有效性的标准内容分析有很多相似之处，如时间信息、空间信息和标准内容分析的标准4相似，感情标准与标准内容分析的12相似，叙述的重构能力和标准内容分析的标准2、3相似，真实性和标准内容分析的标准1相似。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真实监控的标准1、6、7很少被研究者采用，而标准2可以细化为三个具体标准，即视觉信息、声音信息和身体信息。[9]

研究表明，人们对亲身经历事件的陈述比想象事件的陈述包含更多的知觉信息，较多的空间信息和时间信息，与虚假陈述相比，真实陈述者更容易在已有基础上对事件进行重构。但是，作为谎言标准的认知操作没有得到相关研究的支持，即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说谎者比说实话者的陈述中包含更多的认知操作。关于感情标准，研究者也没有得出相对一致的结论。[2]

真实监控的标准1-7是事实标准，人们假设它们在诚实的陈述中更常发生。标准8是谎言标准，人们假设它在虚假陈述中更常发生。标准内容分析的19条标准是一个验证事实而非识别谎言的工具，即只有事实标准，没有谎言标准。因此，真实监控中谎言标准的加入应该说是一种进步,对于推动真实监控在虚假陈述辨别中的应用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真实监控的辨别力

真实监控在识别真实陈述与虚假陈述中的辨别力问题是心理学家们尤为关注的研究课题。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识别真实陈述还是虚假陈述，真实监控标准的准确率均大于50%的偶然概率。Vrij等的研究结果是识别真实陈述的准确率为71%，识别虚假陈述的准确率为74%。Höfer等的研究结果是识别真实陈述的准确率是61%，识别虚假陈述的准确率是70%；Sporer的研究结果是识别真实陈述的准确率是75%，识别虚假陈述的准确率是68%。

真实监控（RM）与标准内容分析（CBCA）的比较研究表明，两种方法在识别真实陈述与虚假陈述的辨别力上基本相同，尚无法作出孰优孰劣的判断。Höfer等的研究表明，CBCA识别真实陈述的准确率是70%，虚假陈述的准确率是73%，合计准确率为71%；RM识别真实陈述的准确率是61%，虚假陈述的准确率是70%，合计准确率为65%；CBCA似乎更为成功。但Sporer的研究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RM识别真实陈述的准确率是75%，虚假陈述的准确率是68%，合计准确率为71%；CBCA识别真实陈述的准确率是70%，虚假陈述的准确率是60%，合计准确率为65%。RM似乎效果更好。[2]

总之，大量研究表明，真实监控在虚假陈述和真实陈述的识别中是有效的，与标准内容分析相比，它更适用于成人，其操作过程也更简单并易于把握。

（三）真实监控的影响因素

1.认知和表达能力。年龄是影响真实监控技术辨别力的重要因素。研究表明，3-6岁儿童由于认知发展水平的局限，常常将想象和现实相混淆。因此，亲身经历事件的记忆与想象事件的记忆之间的差异不像成年人那么显著。1999年，Santtila等以7-8岁、10-11岁、13-14岁三组儿童为被试，探讨真实陈述和虚假陈述的真实监控特点。结果表明，三组被试在感情标准上差异不显著，而在清楚、知觉信息、空间信息、时间信息、重构能力和认知操作等标准上均存在显著差异。研究中还发现，儿童的言语表达能力与清楚、知觉信息、空间信息、时间信息、重构能力和认知操作等标准高相关，与真实陈述中的感情标准高相关，与虚假陈述中的真实性高相关。从这个角度来看，真实监控更适用于对认知和表达能力正常的成年人作陈述可靠性的分析。

2.陈述次数和时间间隔。研究表明，多次询问和陈述次数对真实监控有着重要的影响。Alonso-Quecuty等以大学生为被试进行了该课题的研究。他们将大学生分为两组，一组被试观看一段录像，内容为一个看似小偷的人正在试图将汽车上的东西卸下来。另一组被试自由想象这个场景，然后要求被试连续三次陈述这个情景，陈述中间没有时间间隔。结果表明：真实陈述比虚假陈述包含更多的语境信息。不论是真实陈述还是虚假陈述，语境信息都随着陈述次数的增加而增多。其中，真实陈述中语境信息的增长更加明显，真实陈述比虚假陈述包含更多的知觉信息。真实陈述中知觉信息随着陈述次数的增加而增多，而虚假陈述中知觉信息基本保持不变。认知操作标准在真实陈述和虚假陈述中的水平相似，同时随重复陈述次数的增加而增多。可见，要求证人反复陈述，并比较陈述内容中语境信息和知觉信息的变化情况，可能是证人证言可靠性审查的一个重要途径。

3.询问技术。证人询问既是获取真实、准确和完整证言的基本途径，也是证言极易被污染的关键环节。证人询问的程序和方法直接影响证人证言的质量和可靠性。警方如何在案件调查中获取有效的证人证言，是心理学家和犯罪案件调查人员共同关心和感兴趣的课题。20世纪8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Fisher和Geiselman提出并发展出一套专门针对证人询问的技术——认知询问技术,简称CI。认知询问技术的应用对真实监控标准有着重要的影响。2005年，Larsson，A.S.等探讨了认知询问技术和结构性访谈对真实监控的影响。研究中他们将被试分为真实陈述和虚假陈述两组，在实际观看录像或情境想象后，分别采用认知询问技术和结构性访谈进行询问。结果表明，真实陈述组在使用认知询问技术的情况下，获得更多的信息，即在视觉信息、空间信息、时间信息、感情和认知操作等标准上显著多于虚假陈述组。虚假陈述组在使用认知询问技术的情况下，虽然获得更多的信息，但在视觉信息、空间信息、时间信息、感情和认知操作等标准上与结构性访谈组的差异不显著。可见，认知询问技术是获得全面、真实信息的重要手段，但不是识别真实陈述和虚假陈述的有效方法。

三、真实监控应用研究展望

证人的虚假陈述可能带来两种不良后果——伪证和误证。伪证是指证人在某种动机的驱使下，有意作出的虚假陈述。误证是指证人因记忆特点和客观条件的局限，无意作出的虚假陈述。不借助任何仪器，仅凭细致的观察和逻辑判断就能够识别伪证和误证，这是司法心理学家一直感兴趣的研究课题。20世纪70、80年代以后，记忆的研究开始走向生态化，研究者们逐渐放弃了实验室情境下纯记忆原理的探索，放弃了对记忆容量和潜力的挖掘，开始关注日常生活中的记忆现象，关注记忆与事实的距离，即错误记忆。于是，记忆源检测及真实监控的研究应运而生。真实监控的研究为司法心理学家从陈述内容的角度探讨言语陈述可靠性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研究方向。大量研究结果均表明，真实监控技术建立在认知心理学和记忆基础理论研究的基础之上，理论基础坚实，它的评价标准也不像陈述有效评价那样繁杂，相对来说更易于掌握和操作，这些优势为真实监控的应用研究，尤其是在刑事案件调查中的应用研究奠定了基础。当然，从理论探讨到实践应用仍需要漫长而艰辛的研究过程，为此，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开展更深入的探索和研究：

（一）夯实理论基础，探讨真实监控的适用范围

真实监控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80年代，认知心理学关于记忆源检测及其特点的理论探讨是它的起点，30多年的研究及成就可以用路线清晰、基础扎实、成果丰硕来概括。但是，将真实监控作为一种技术运用于真实陈述和虚假陈述的识别，尤其是案件调查中证人、被害人及嫌疑人陈述可靠性的识别，尚需要大量理论研究的探索和支持。其中，明确其有效性和适用范围是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

目前，大量关于真实监控的研究都来自于严格控制的实验室，在那里“亲身经历的事件”往往来自于录音、录像，虽然这些研究的结果可以支持关于亲身经历事件和想象事件记忆特点的假设，验证真实监控的基本原理，但是模拟情境与实景现实的差异，会大大降低研究的外部效度，模糊适用范围的边界。因此，对证人、被害人及嫌疑人的证言和口供进行真实监控评价，用评价结果与最后证据的差异探讨真实监控的适用范围，是提高真实监控研究的外部效度，明确真实监控的有效适用范围的最有效途径。

（二）加强应用研究，完善真实监控的操作程序

一个理论上的标准能否成为应用领域的实用技术，其关键是标准的程序化和可操作性。目前，真实监控标准的研究多局限于标准的辨别力和有效性，即通过标准出现的频次，检验其在识别真实陈述与虚假陈述中的有效性，而标准出现频次的计算和检验通常由研究者亲自操作，其他人员尤其是非专业人员很难把握。例如，真实监控中的清楚、知觉信息、感情、认知操作等标准除作为研究者的专业人员外，外行人很难把握其内涵的实质，难免产生不知所措或歧义的可能，无法作出准确的判断。因此，完善和细化真实监控的操作程序，使其易于被标准使用者，即公安一线的侦查员掌握和运用，是真实监控走向应用的前提和基础。

（三）促进成果转化，实现真实监控的广泛应用

科学研究成果的最终转化，需要条件和技术的支持，真实监控也不例外。所谓转化条件，是指一种技术通过教育和训练被学习者掌握的可能性。所谓转化技术，是指一种技术的使用是否具有灵活性和便捷性，如果一种技术不容易被学习者掌握，或使用起来非常不方便，其最终结局必然被使用者放弃。真实监控技术虽然应用范围广泛，可用于司法过程中的各个环节，但目前转化条件和转化技术方面相关研究几乎是空白，系统探讨真实监控的转化条件和技术是该技术应用研究的出发点，也是最终归宿。

[1]刘志宏,刘林.证人证言可靠性的心理学研究[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11(6):145-150.

[2][英]Aldert Vrij.说谎心理学[M].郑红丽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5:138-149,197-198,200-201,201-205.

[3]朱磊.记忆源检测的特征与机制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 09:8-10.

[4]杨伟伟,罗大华.观察与陈述的时间间隔、人格变量对真实监控评价影响的研究[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08(3):6-7.

[5]Loftus E F.Make-Believe Memories.American Psychologist[J].20 03(11):867-871.

[6]张积家.普通心理学[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299-300.

[7]陈新葵,张积家.证人证言中的虚假记忆[J].广州市公安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2).

[8]Alonso-Quecuty,M.L.Deception detection and reality monitoring:A new answer to an old question?In F.L?sel,D.Bender&T.Bliesener(Eds).Psychology and law: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M].Berlin:Walter de Gruyter,1992:328-332.

[9]Sporer.S.L.The less traveledroadto truth:verbal cues indeception detection in accounts of fabricated and self-experienced events[J].Applied Cognitive Psychology,1997(11):373-3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