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文学生命的延续流转

○吴福辉

沈从文在当今读者心目中的地位，不仅没有随着20 世纪的逝去而有所减轻，甚至可以说是越发加重了。他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家。这里使用的“经典”二字，丝毫不存今日电视语言和广告语言里的夸张成分。如果不算现代诗人和剧作家，我认为可归入现代经典作家行列的人，应有鲁迅、老舍、茅盾、周作人、沈从文、郁达夫、巴金、萧红、张爱玲、钱锺书、张恨水各位，沈从文处于前列。他已过了100岁的生辰，他的文学生命力之恒久，延续而进入第二个百年，应该没有疑义。

据此，我们可以考察沈从文文学的当代意义。认识沈从文的当代性，首先要关注的是他所代表的中国乡土文学的独立价值。沈从文终身是他的本土湘西那块家园的叙述者、歌者。那是个历史脚步来得迟缓的化外之地，是块文学边地，却经他的开发，异军突起，建立起一个诗化的“传奇抒情”文学王国。中国的现代乡土文学历来发达，正与原先的“乡土中国”相匹配。整个20 世纪乡土文学的成就压倒其他，其中有鲁迅、文学研究会的乡土写实派；左翼的茅盾、吴组缃的社会剖析派，左翼中还有萧红等的东北作家群、叶紫等的湖南作家群、沙汀等的四川作家群；到了抗战时期又有冀中孙犁的荷花淀派和山西赵树理的山药蛋派，台湾有钟理和的乡土小说。但是我们很容易识别沈从文的京派乡土文学，因为它别开生面，在《边城》《长河》《萧萧》《三三》等小说里，在《湘行散记》《湘西》《从文自传》等散文里，将湘西的普通农夫、水手、士兵、娼妓引入人们的视域，却又不表现他们的阶级斗争品性，反是表现他们的自然生命和淳朴善良的生命方式。大概从一开始，强大的左翼乡土作家就质疑这桃花源式的乡土真实性。左翼是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者，会把如此偏僻的湘西一隅笼统地看作代表了落后的封建文明，是毫不奇怪的，当然就会批评沈从文乡土的“向后看”的性质。而实际上，沈从文描画的传统乡土是能提供一个与丑陋的都市现代世界的对立物的，是足具补充性的“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待到他写现代都市，便换成一副讽喻的笔调，构成了独特的城乡叙述总体。沈从文始终坚持自己文学立场，不管一时间内是否成为乡土文学的“非主流”。他轻视时尚，不随波逐流。认为如果只是跟着文学大潮走，就建立不起具有个性的独立文学，像庙堂文学和御用文学一样生命不会长久。沈从文乡土文学的独立性正在于甘于寂寞。他于1933年发起的那场著名的“京海论争”，批判的矛头即指向时尚文学，指向以畅销为第一要旨的市场文学。他又长期批评政治文学。虽然他也吸收海派表现现代人精神困境的爱欲主题，也不含糊地吸取左翼表现“社会人”的经验（他有《丈夫》《贵生》一类的社会性反叛故事），但纯文学的理想高悬，他对商业文学和党派文学的批评坚持不懈，虽也含有偏见。这种独立的文学姿态，正是当下在经受了正反两方面的足够经验之后又面临商业大潮的文学，所应如何自处的好例，值得引起我们对僵化或实利文学必然各处渗透的高度警惕。

在贯穿沈从文全部创作的文学精神中，哪些是能够长久流传下去的呢？我觉得他是一个吃“五四”奶长大的作家。许多人现在都在批评“五四”的负面，“五四”也确乎存在负面，但是纵观上个世纪一百年，能够影响中国人的思想尤其是文人精神的至痛至巨的历史事件，哪一个可与“五四”比肩？左翼文学接受“五四”启蒙，向社会革命、阶级解放发展过去；京派沈从文何尝不是吸取“五四”“人的解放”“人的文学”的精神，而实行开掘善的、美的人性的文学？所以说继承“五四”，是中国现代文学共同的一份遗产。沈从文表现“人生”，由于个人经验及审美趣味的不同，他经过湘西告诉我们的是中国乡土牧歌般的生活，自然、愚昧与质朴同存的一种生命方式。与城市对照虽然落后，却不像城市那样充满欺诈、虚伪、不道德。这只要将《三三》《月下小景》和《绅士的太太》《都市一妇人》一读就明白。他也表现这乡土的变动，虽然更多的是不变，从《边城》到《长河》，还有多次的还乡经验，写出湘西的“常”与“变”。写“常”，客观上用最极端的一角表现文明古国全盘的停滞性，“历史对于他们俨然毫无意义，然而提到他们这点千年不变无可记载的历史，却使人引起无言的哀戚”。（《湘行散记·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写“变”，则看到现代文明侵入这块美丽土地后所带来的破坏，或者替当地多方设想寻求进步的方案，寄希望于青年甚至青年军官，后来都被历史搁置，显出空想的成分。但略微变动的乡村是真实的中国呀。“表现中国”，永远是中国有良心作家的良知。这个古老农业国处于全球现代化的风潮之中，用表现前现代的湘西人自然生命的方式，来表达理想的人性，借以批判现代人性的丑恶，则是沈从文大部分作品的倾向。无论是直接描写湘西人情美、人性美，或与此相映衬的山美水美，如《三三》《柏子》《虎雏》等；或借浪漫民间传说而抒发对最高的人性即爱、美融和无间的神性的向往，如《龙朱》，如《媚金·豹子·与那羊》；或干脆借用佛经宗教故事来演绎美好人性，及倾诉对美好人性遭摧残后的悲哀，像这组写女性爱的不可逆反性的《一匹母鹿所生的女孩的爱》《被刖刑者的爱》《弹筝者的爱》等。沈从文是由这些抒写人性美的作品，来批判现代人性的千疮百孔，来向现代文明发话的！他不无激愤地说出他的观点：“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朴素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长河〉题记》）这当然是京派现代性的具体内涵之一，寄寓着一个从农村到城市（当今我们的都市里有多少这样的两面人、漂泊者，在经历着现代蜕变），充满爱欲矛盾和心理落差的现代知识者的情智想象。而从表现乡土社会和乡土人性的文学出发，沈从文进一步提出现代人性改造的文学题旨。这是一种文化的思路，用人性的失落来探求“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长河〉题记》）于是，回答民族文学向何处去的问题，便成了沈从文文学思想的内核，以及他的创作原动力。

我们还可以从沈从文留下的宝贵文学遗产里面，提炼出一种文化立场来，便是如何面对消失中的固有文明。这是中国、印度、埃及这些后发达的古文明国家必须面对的严酷现实。沈从文曾经从这一角度概括过废名、施蛰存的创作，说他们都是“以清丽的笔，写这世界行将消失或已消失的农村传奇”。（《论中国创作小说》）简直是夫子自道。面对湘西世界消失中的真善美的人性，是用直线的不断前进的文明观一笔加以抹杀否定呢，还是认识到文明的发展总是曲折的，总是前一文明中的落后部分终于淘汰了，精彩部分会留存下来，得到调适，得到扬弃。并不是极简单的，后一种文明就可以全盘取代前者的。举个例子，电脑手机的书写是大大进步了，而同时毛笔书法在总体的中国人那里总归落后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九斤老太说“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局部并无错；“长江后浪推前浪”讲的是总体长远，也是对的。沈从文要从落后的湘西寻觅到美的人性，来改造现代的实际上是总会前进的人性，并不是完全虚幻。

至于以沈从文为首的京派文学在现代文学史上的艺术创造，如今是越来越被后人另眼相看了。沈从文曾遭人蔑称为“文体家”，其实中国文学自现代以来，真正的文体创造太少，向西方模仿得太多，难道不是这样吗？沈从文的诗体叙事，他的乡村抒情，他文学笔调的独特文化历史指向，都值得借鉴。他注重文学语言，初期的文字较生涩，文言底子较鲁迅浅，但到写《边城》的成熟期，小说文字已经纯白明净（理论文字仍露文言痕迹），也可看出一个以使用文字为生命的作家的当行本色。这些也是他留给我们的一份遗产。

对于已逝的作家，我们都应当历史主义地给予“同情的理解”，并站在当代立场上给予公正评价，肯定或批评，积极地扬弃，在扬弃过程中将他吸入当代的文化生活，成为其中的血肉。沈从文已经深深进入我们当下：他的学生汪曾祺继承发扬他，俨然成为大家；还有林斤澜等，被认为是他诗体小说的杰出后继者；而众多的湖南中青年作家，都心仪他，用写作将他发扬光大。我们可以看到，沈从文的文学当然会与其他的中国现代经典作家一同，延续流转下去，生生不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