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因子分析的我国纺织服装环境规制强度研究

姚 蕾

（北京服装学院商学院，北京 100029）

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之后，气候变化和环境变化已经引起全人类的关注.在所达成的新协议中提出的4点问题中有2点是明显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分别是“像中国、印度这样的主要发展中国家如何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和“如何资助发展中国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1].因此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自然而然也就加倍重视节能减排问题.我国主要工业部门中，纺织服装行业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污染密集型产业，废气、废水的排放量都“名列前茅”，在发展低碳经济的背景下，纺织服装行业成为众矢之的.我国纺织服装业对于环境治理的进展以及环境规制的强度对于纺织服装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技术支持意义[2].

1 环境规制强度指标体系的建立

1.1 环境规制体系的指标构成

在选择指标时参考了董思雁等的环境规制强度指标构建体系[3-4].由于研究对象是纺织服装行业，其行业自身特点和部分行业环境统计数据的缺失导致指标体系的构建会受到行业数据的限制.本文从环境保护效果和环境保护过程2个角度来选取指标，最终确定纺织服装行业国内环境规制强度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中包含6个单项指标，即纺织工业废水排放总量、纺织工业废气排放量、纺织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纺织工业“三废”综合利用产品产值、纺织工业环境要素生产力（纺织工业GDP与纺织工业“三废”排放量之和的比值）和污染治理项目本年完成投资额[5-6].其中，前5项指标体现环境保护效果，最后一项指标体现环境保护过程.

1.2 数据说明

本文所收集大部分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另外一部分来自《中国纺织工业年鉴》和《中国纺织工业发展报告》.数据年份从1991-2010年，“三废”指标在1991年起才出现工业分行业统计数据，在1991年前只有各地区统计数据，鉴于本文是研究纺织服装行业，所以选取1991年为起始点.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有:①2006年“纺织工业‘三废’综合利用产品产值”指标数据缺失，因此本文对数据做了平滑处理；②本文研究的纺织工业包含纺织和服装，1991-2000年这10年中，“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并未从纺织业中分离出来，直到2001年才单独有了这一项分类，考虑到指标的可比性，本文将它与纺织业的数据相加，统一称为“纺织工业”，而这一单独分出来的类别自2004年开始变为“服装、鞋、帽制造业”，本文采取与前者相同的处理方法.

2 纺织服装规制强度的因子分析

在进行环境规制强度的确定时，6个指标与环境规制的正、负相关的关系需要保持一致.本文将纺织工业“三废”排放量进行变形，由与环境规制的负相关关系变为正相关关系，具体做法是将废气、废水、废固排放量3个指标的值进行倒数处理.

2.1 因子分析的适用性检验

因子分析要求拟要进行因子分析的变量之间有一定的相关性，这也是进行因子分析的前提条件.所以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因子分析的适用性检验.

假设纺织工业废水排放总量为H1，纺织工业废气排放量为H2，纺织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为H3，纺织工业“三废”综合利用产品产值为H4，工业环境要素生产力为H5，污染治理项目本年完成投资额为H6.通过对6个指标变量进行KMO和Bartlett检验，发现各个变量之间存在着较为强烈的相关关系.表1显示了KMO和Bartlett的检验结果.

但由表1也可以看出，KMO值为0.450，此结果离一般适合做因子分析的0.6还存在差距，会损失一定量的信息，需要对原有指标进行剔除或整理.

表1 6指标的KMO和Bartlett的检验结果Tab.1 KMO and Bartlett test results about 6 indexes

鉴于纺织工业的环境污染主要集中在废水和废气上，所以，本文保留H1和H2，剔除H3和H4指标.对于纺织工业废固排放的考量，采用H5指标，即纺织工业环境要素生产力，该指标内含“三废”的排放情况.鉴于此，对 H1、H2、H5、H6这 4 个变量进行因子分析的适用性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4指标的KMO和Bartlett的检验结果Tab.2 KMO and Bartlett test results about 4 indexes

由表2可以看出，在去除H3、H4以后，Bartlett统计量通过检验，KMO的值为0.691，认为上述4个变量适合进行因子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总方差的解释Tab.3 Total variance explanation

从表3可以看出，第一个因子的特征值为2.694，解释原来4个变量总方差的67.344%，提取这一个主因子，共解释了原有变量总方差的67.344%，经多方比较，此结果做因子分析的效果最为理想.

2.2 计算因子得分

表4是采用回归法估计的因子得分系数，这个系数就是各个年份的环境规制强度系数.不难看出，近些年，环境规制的强度力度逐年加大，这与我国政策的制定以及国家鼓励各类企业发展低碳经济、绿色经济是密不可分的.

2.3 因子分析结论

纺织工业环境规制强度的因子分析结论如下:

（1）我国纺织服装业环境规制强度逐年上升.通过分析1991～2010年纺织工业的环境规制强度指数可以看出，环境规制强度总体上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这表明我国纺织工业在环境保护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环境保护工作成效显著，环境规制水平也在不断地提升.尤其是在2004年之后，环境规制强度指数有了质的变化，之后是持续的上升趋势.

表4 因子得分表Tab.4 Factor score

（2）通过因子分析得出的环境规制强度的变化趋势与我国纺织服装实际环保强度的变动情况基本吻合.我国对于环境保护的投入力度正在逐年地增长，如排污费征收额的增长、污染治理项目环保投入的增长、“三废”综合利用产品产值的增长、环保法律法规的完善等，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环境保护力度的不断增强.因此，环境规制强度逐年增长的趋势与现实中环保力度不断加强的情况是一致的.因而，通过因子分析法得到环境规制强度指数的变化趋势，较好地反映了我国纺织服装产业的环境保护强度，为之后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技术支持.

3 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纺织工业环境规制强度的分析，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纺织工业环境建设需进一步加强，避免成为“污染避难所”.“污染避难所”假说是指污染产业由环境规制严格的国家迁往规制较为宽松的国家.我国纺织工业环境规制力度虽然逐年在加强，但强度指数偏小，所以很容易成为发达国家的“污染避难所”.因此，首先应从制度入手，实行基于环境规制的环境税收制度，运用税收手段保护环境和资源.其次，在承接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加工项目时，应进一步严格环境标准.最后，以“环境”为契机点，促纺织工业走产业链“中高端”路线[7－8].

（2）加强纺织工业环境规制的同时，需要给予纺织企业一定的发展空间、准备时间和资金支持.环境规制政策实施的直接影响就是给纺织企业带来了环境成本的巨大压力，很多企业在短时间内很难把这种成本给消化掉，最终只能以提高产品价格的方式来弥补，产品品质没有提升，而价格却提高了，国际竞争力必然降低.因此，在制定规制政策时应把握时机，给纺织服装企业一定的空间和时间，使企业将环境成本转化成环境竞争力.对于我国大部分纺织服装企业来讲，资金问题是一个“瓶颈”环节.政府在制定相关环境政策或产业政策时，需要重点考虑资金支持，激励企业进行创新，充分发挥环境规制促进创新的潜力[9].

（3）引导环保产业发展以促进纺织工业可持续性发展.充分利用环境规制所带来的良好机遇，采取激励性的产业政策，促进环保产业的发展.环保产业的发展可以带动纺织服装产业生产工艺的改善，降低纺织企业防治污染的成本，对企业竞争力起到促进作用，为纺织工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奠定环境基础.

[1]章秀琴，张敏新.环境规制对我国环境敏感性产业出口竞争力影响的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12（5）:128－135.

[2]张倩.环境规制对我国纺织服装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D].天津:天津财经大学，2011.

[3]董思雁.环境规制对江苏省对外贸易的影响研究[D].镇江:江苏大学，2009.

[4]傅京燕.环境规制与产业国际竞争力[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5]THILLE J R.Common ground between free－traders and environmentalists[J].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2001，42（3）:617－ 628.

[6]JINTAO X，HYDE W F，AMACHER G S.China's paper industry:Growth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during economic reform[J].Journa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2003（1）:49－79.

[7]李玲，陶锋.中国制造业最优环境规制强度的选择——基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12（5）:70－82.

[8]张成，于同申，郭路.环境规制影响了中国工业的生产率吗——基于DEA与协整分析的实证检验[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0（3）:11－17.

[9]吴晓玲.纺织服装企业绿色竞争力[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