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初周说》文体性质考辨

孔德明

(昆明学院人文学院，云南昆明，650214)

《虞初周说》文体性质考辨

孔德明

(昆明学院人文学院，云南昆明，650214)

汉代盛行黄帝衣黄衣通神而乘龙登仙之说，武帝慕之而衣尚黄，于是衣黄衣便成为神仙及通仙使者的身份性标志。虞初便是一个衣黄衣夹辅天子车驾，备天子顾问地图九州形势山川所宜、四方所识久远之事，号称黄车使者的通神方士。与其通神方士身份相吻合，《虞初周说》便是一部记录“医巫厌祝之术”性质的小说秘书。因其为密祷之书，故藏于密室而不外泄，只有太常、太史及校书官才可亲见。一旦遇及灾难性书厄便会整体性流失，这便是其书遗文难寻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其为“秘书”文体性质的一个重要体现。

虞初 身份 《虞初周说》 文体性质

中国正统史书著录小说家及其作品始自《汉书·艺文志》。《汉志》对小说家的社会评价和对其作品的文化定位，影响了其后所有正统史学家和文学家对小说的基本看法，也严重制约着中国传统小说的发展。因此，探讨《汉志》著录之小说家及其作品，对于我们认识中国传统小说的文体特征及其文化意蕴，无疑具有积极意义[1]。《汉志》著录小说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而其中《虞初周说》即有九百四十三篇，可见其在汉小说中所占分量之重。如果我们能够结合当时历史背景，多角度、全方位地对虞初的身份及《虞初周说》的文体性质、流传状况和文化意蕴作一整体观照，据此比较恰当地对其进行文化定位，这对促进中国传统小说的研究无疑是有重大意义的。

一、虞初其人身份

关于虞初事迹的记载，最早见于《史记·封禅书》，云：“……太初元年，是岁，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阳虞初等以方祠诅匈奴、大宛焉。”[2]《史记·孝武本纪》与《汉书·郊祀志》所载略同。又《汉书·艺文志》：“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班固自注：“河南人，武帝时以方士侍郎号黄车使者。”[3]张衡《西京赋》：“小说九百，本自虞初。”李善注曰：“《汉书》曰：……初，河南人也。武帝时以方士侍郎，乘马，衣黄衣，号黄车使者。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4]颜师古注《汉书》云：“《史记》云：虞初，洛阳人。即张衡《西京赋》‘小说九百，本自虞初’者也。”[5]由上述材料可知：虞初，河南郡洛阳人。武帝时以方士侍郎，乘马，衣黄衣，号黄车使者。小说家，且通祠诅之术。

有学者据史载资料认为虞初是一个尊贵的方士，如李剑国先生说：“据此虞初所乘传车为马车，且服黄衣，这应当是一种尊贵的待遇，所以特别号之为黄车使者。”[6]王齐洲先生说：“所谓‘衣黄衣’，也是身份地位的一种标志。……虞初‘衣黄衣’自然是经过皇帝特许的，是一种很荣耀的事。”[7]陈自力先生说：“虞初以一介方士封为‘黄车使者’，正是这种致物通神，求仙寻药的使者。只是他衣黄衣，乘黄车，身份较一般方士使者显贵些而已。”[8]亦有学者认为虞初不仅是一个方士，还是一个到民间采集小说的使者。如宋育仁说：“武帝命黄衣使者虞初乘辎车采民间小说，进御者凡九百家，可谓夥颐。”[9]袁行霈先生说虞初是“求代语、童谣、歌戏”的“轩使者”[10]。龙文玲亦说“他(汉武帝)令虞初承其意旨到民间搜集这类街谈巷语供其闲暇阅读，乃情理中事”[11]。虞初是否真的承汉武帝意旨，如同轩使者乘辎车采民间小说，实需审慎思考。其一，“黄车使者”是如同“轩使者”，还是“为天子道天神”，“通言于神人之使”这一问题，陈自力先生已作较为翔实的考论，他认为虞初身份为后者[12]，应是可信的。其二，如果《虞初周说》是虞初从民间广泛搜集而来，则与张衡所称“秘书”有所抵牾。不是说民间没有“秘书”，而是在那个以“秘书”干禄之风盛行的时代，搜集“秘书”恐怕不是一件易事，其可行性是值得疑问的。由此，基本可以确定虞初是一个侍御在皇帝身边“为天子道天神”，“通言于神人”的通神使者。

衣黄衣通神，或许与黄帝衣黄衣通神颇有关系。汉韩婴《韩诗外传》卷八云：“黄帝即位，施恵承天。一道修德，惟仁是行。宇内和平，未见凤凰，惟思其象，夙寐晨兴，乃召天老而问之曰：‘凤象何如？’天老对曰：‘夫凤象鸿前麟后，蛇颈而鱼尾，龙文而龟身，燕颔而鸡喙。戴德负仁，抱中挟义。小音金，大音鼓。延颈奋翼，五彩备明。举动八风，气应时雨。食有质，饮有仪，往即文始，来即嘉成。惟凤为能通天祉，应地灵，律五音，览九德。天下有道，得凤象之一则凤过之，得凤象之二则凤翔之，得凤象之三则凤集之，得凤象之四则凤春秋下之，得凤象之五则凤没身居之。’黄帝曰：‘于戏允哉，朕何敢与焉！’于是黄帝乃服黄衣，戴黄冕，致斋于宫。凤乃蔽日而至，黄帝降于东阶，西面再拜。稽首曰：‘皇天降祉，不敢不承命。’凤乃止帝东国，集帝梧桐，食帝竹实，没身不去。诗曰：凤凰于飞，翩翩其羽，亦集爰止。”[19]黄帝“服黄衣，戴黄冕，致斋于宫”，是可以看作通神的巫术活动的。童恩正先生通过对史料的考证并认为：“中国历史上的‘五帝’，则都是天生异禀，可以通神鬼的人物。虽然根据现有资料，我们还难以断定他们的身份就是巫，但是他们在处理政事时兼行巫的职务，并且利用宗教的手段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从而使私有财产的出现、阶级的分化和国家机器的形成一步一步走向合法化，恐怕是没有问题的。”[20]

黄帝不仅能通神，还能成仙。《史记·封禅书》云：“(公孙)卿曰：‘申公，齐人。与安期生通，受黄帝言，无书，独有此鼎书。……申公曰：汉主亦当上封，上封能仙登天矣。黄帝时万诸侯，而神灵之封居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中国华山、首山、太室、泰山、东莱，此五山黄帝之所常游，与神会。黄帝且战且学仙。患百姓非其道者，乃断斩非鬼神者。百余岁然后得与神通。……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拔，堕，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胡髯号，故后世因名其处曰鼎湖，其弓曰乌号。’”[21]黄帝成仙事曾遭到东汉王充的批判，《论衡·道虚篇》云：“儒书言：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太史公记》诔五帝，亦云：黄帝封禅已，仙去，群臣朝其衣冠。因葬埋之。曰：此虚言也。”[22]通过王充的批判话语，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尽管黄帝成仙之说甚为荒谬，但此说在汉代却颇为流行，且对汉武帝的影响极大，他感叹说：“嗟乎！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履耳。”[23]于是积极效仿。《史记·孝武本纪》：“其明年，东巡海上，考神仙之属，未有验者。方士言‘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以候神人执期，命曰迎年’。上许作之如方，名曰明年。上亲礼祠上帝，衣上黄焉。”[24]王莽亦如是。《汉书》卷九十九《王莽传下》云：“或言黄帝时建华盖以登仙，莽乃造华盖九重，高八丈一尺，金瑵羽葆，载以秘机四轮车，驾六马，力士三百人黄衣帻，车上人击鼔，挽者皆呼‘登仙’。”[25]由汉武帝“衣上黄”，王莽“力士三百人黄衣帻”，我们便明白虞初衣黄衣是他作为通神使者的一个身份性标志，并非是身份显贵的象征。“乘马”才是他身份显贵的象征，《诗·郑风·大叔于田》：“大叔于田，乘乘马。”[26]又《诗·大雅·崧高》：“路车乘马，我图尔居。”《毛传》：“乘马，四马也。”[27]尽管虞初只是一个方士侍郎，却乘四匹马拉的车，足见其深受武帝宠幸而显贵。

所谓“黄车使者”，当指在天子出行时夹辅天子车驾，备天子顾问地图九州形势山川所宜、四方所识久远之事的侍郎小官。《周礼·地官·司徒》：“土训掌道地图，以诏地事。道地慝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诏地求。王巡守，则夹王车。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掌道方慝，以诏辟忌，以知地俗。王巡守，则夹王车。”[28]惠士奇《礼说》云：“土训道地图，诵训道方志，古之稗官也。稗官乃小说家者流，小说九百，本自虞初。虞初洛阳人，汉武帝时以方士侍郎，号黄车使者。盖即古之土训、诵训，王巡守则夹王车，挟此秘书，储以自随，待上所求问，皆常具焉。王者欲知九州岛山川形势之所宜，四方所识，久远之事及民间风俗，轩之所未尽采，太史之所未及陈，凡地慝方慝，恶物丑类，乃立稗官使称说之，故曰训。解诂为训，偶语为稗，其义一也。说者谓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所造，岂其然乎！应劭曰‘其说以周书为本’，贤者识大，不贤者识小，而文武之道存。仲尼之所学也，君子有九能，一曰山川能说。说有两义：一曰说，说者说其形势；一曰述，述者述其故事。然则训兼两义，或说之，或述之。”[29]虞初就是一个在汉武帝巡守时夹王车、挟秘书、待上所求问的侍郎小官，故称之为“黄车使者”。因虞初是号为“黄车使者”的小说家，故后世“黄车”常与小说纠缠在一起。如宋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二《送苏季真赴湖北宪司属官》：“……衡山洞庭忽在眼，禹牒黄车有遗迹。诗成不用吊灵均，为访桃花招隐客。”[30]姜宸英《湛园札记》卷四：“……沈约此段乃是用挚虞、束晳之对，而不载洛水浮觞故事，殊不可解。秋祓特新，从来未经拈出，但所引祓除，无关宋事。志礼及此，直是黄车小说耳。”[31]王齐洲先生说：“‘黄车’后来成为小说家的代名词，如近人徐兆玮编撰的通俗小说资料名为《黄车掌录》，黄摩西《小说林发刊词》(1907年)亦云：《小说林》者，黄车掌录之职也。”[32]

虞初精于通神求仙，与其受乡里土风的浸染亦颇有关联。虞初为河南人，河南盛行延寿求仙之风。《史记·孝武本纪》云：“公孙卿候神河南，见仙人迹缑氏城上……天子亲幸缑氏城视迹。”[33]《汉书·地理志上》：“河南郡……缑氏。本注：刘聚，周大夫刘子邑。有延寿城仙人祠。莽曰中亭。”[34]公孙卿于河南候神，天子又于缑氏建延寿城仙人祠，足以说明河南盛行神仙之说。虞初浸染于此，故亦精于此道。

二、《虞初周说》文体性质

《虞初周说》是一种什么样文体性质的书呢？由于史料缺失，现确难详考。许多学者都想通过寻迹《虞初周说》之遗文来确认其文体性质，但苦于难以找到直接有力的材料为证，多有揣摩推测之意。尽管我们难以对此书的文体性质作完整概括，但其主导性基本是清晰的。对《虞初周说》的文体性质最为清楚的应该是班固和张衡。班固是见过此书的，凡《七略》所录而在班固时代遗失未见的书籍，班固均有注明。如六艺略“春秋”类《夹氏传》十一卷注云“有录无书”[35]，《太史公》百三十篇注云“十篇有录无书”[36]等。由此可推知，《虞初周说》在东汉早期是尚存的，班固是见过完帙的。可惜的是其对此书的文体性质未曾论及。既然在班固时代此书完帙尚存，那么张衡也是可以见到此书的。因为从班固时代到张衡时代这段时间里，政治基本稳定，未发生大的战乱，亦未有发生灾难性的书厄，张衡又曾作过太史令，有机会接触密室里的各类秘书，故其应是见过《虞初周说》的，对《虞初周说》的文体性质也是十分清楚的。

我们来看看张衡是怎么描述《虞初周说》的。其《西京赋》云：“天子乃驾雕轸，六骏。戴翠帽，倚金较。璿弁玉缨，遗光倏爚。建玄弋，树招摇。棲鸣鸢，曳云梢。弧旌枉矢，虹旃蜺旄。华盖承辰，天毕前驱。千乘雷动，万骑龙趋。属车之簉，载猃猲獢。匪唯玩好，乃有秘书。小说九百，本自虞初。从容之求，实俟实储。于是蚩尤秉钺，奋鬣被般。禁御不若，以知神奸。魑魅魍魉，莫能逢旃。”[37]这段话是描述天子畋猎的，天子畋猎有一个很大的动机是玩好娱乐。如司马相如《子虚赋》云：“王乃登云阳之台，怕乎无为，憺乎自持。勺药之和，具而后御之。不若大王终日驰骋，曾不下舆。脟割轮焠，自以为娱。……王悉发境内之士，备车骑之众，与使者出畋，乃欲戮力致获，以娱左右。”[38]“玩好”就是玩赏与爱好，《周礼·天官·大府》云：“凡式贡之余财，以共玩好之用。”[39]其实，天子畋猎已不仅限于个人玩好，且有着强烈的神学目的和政治功用。如“建玄弋，树招摇”便极具神学象征意义，我们看看《西京赋》中此句的注解便可知晓。注云：“玄弋，北斗第八星名，为矛头，主胡兵。招摇，第九星名，为盾。今卤簿中画之于旗，建树之以前驱。善曰：《礼记》曰，招摇在上，急善其怒。郑玄曰：缮读曰劲。画招摇星于其上，以起军坚劲，军之威怒，象天帝也。”[40]玄弋为矛头主胡兵，招摇为盾象天帝。“招摇”对“玄弋”抑制，便寓意着大汉对匈奴、大宛等胡国的抑制的神学目的。张衡所说“匪为玩好，乃有秘书”，就是这个意思。许慎《说文解字》云：“秘，神也。从示，必声。”[41]戴侗《六书故》卷三云：“秘，兵媚切。密祷也。汉有秘祝。”[42]由此也可以知道，“秘书”乃是密祷之书。并且，畋猎的神学目的与政治功用是渊源有目的，有秘书所载。《虞初周说》就是此类秘书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故其说“小说九百，本自虞初”。因此，薛综注曰：“小说，医巫厌祝之术，凡有九百四十三篇。言九百，举大数也。持此秘术，储以自随，待上所求问，皆常具也。”[43]薛综说《虞初周说》为“医巫厌祝之术”的“小说”，应大体不差，与《史记》所载“雒阳虞初等以方祠诅匈奴、大宛”事互相呼应。

天子畋猎是有一定仪式的。宋玉的《高唐赋》记述较详：“有方之士，羡门高溪。上成郁林，公乐聚谷。进纯牺，祷琁室。醮诸神，礼太一。传祝已具，言辞已毕。王乃乘玉舆，驷仓螭，垂旒旌，旆合谐。大弦而雅声流，冽风过而增悲哀。于是调讴，令人惏悷憯凄，胁息增欷。于是乃纵猎者，基趾如星。传言羽猎，衔枚无声。弓弩不发，罘(罕)不倾。涉莽莽，驰苹苹。飞鸟未及起，走兽未及发。何节奄忽，蹄足洒血。举功先得，获车已实。王将欲往见，必先斋戒。差时择日，简舆玄服。建云旆，霓为旌，翠为盖。风起雨止，千里而逝。盖发蒙，往自会。思万方，忧国害。开圣贤，辅不逮。九窍通郁，精神察滞，延年益寿千万岁。”[44]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天子畋猎要先“进纯牺，祷旋室。醮诸神，礼太一”进行祭祀，然后才“千乘雷动，万骑龙趋”进行围猎，最后庆贺所得，并祝天子“延年益寿千万岁”。这些活动均与方士有莫大关系，方士掌握着祭祀活动的具体操作方法，而且知晓畋猎时禁御避忌。虞初就是一个深谙此道的通神方士，故其所挟《周说》也应与此术极为相关。

《虞初周说》为“医巫厌祝之术”之秘书，与虞初衣黄衣号称黄车使者的身份也是相吻合的。武帝好神仙，故许多方士便挟神仙之术而干禄。《后汉书·方术列传上》：“汉自武帝颇好方术，天下怀协道艺之士，莫不负策抵掌，顺风而届焉。后王莽矫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谶言，士之赴趣时宜者，皆骋驰穿凿，争谈之也。……自是习为内学，尚奇文，贵异数，不乏于时矣。”[45]正如王瑶先生在《小说与方士》中所说：“(方士)像经生儒士一样，他也想干禄，想把生活的基础依附在帝王贵族间……即使是巫……也还是想乘机求腾达的。”[46]因此，“他们为了想得到帝王贵族们的信心，为了干禄，自然就会不择手段地夸大自己方术的效异和价值。这些人是有较高的知识的，因此志向也就相对地增高了；于是利用了那些知识，借着时间空间的隔膜和一些固有的传说，援引荒漠之世，称道绝域之外，以吉凶休咎来感召人；而且把这些依托古人的名字写下来，算是获得的奇书秘籍，这便是所谓小说家言”[47]。由于为投武帝求仙之好而著秘书，故秘书的性质会深受影响。日本盐谷温《中国小说概论》说：“武帝既享尽现世的富贵荣华，求长生不死之情更切，故颇信神仙之说，重用方士。于是李少君、少翁等，争献神怪奇方，宠遇一时。虞初也是这些方士中的一人，则其书系搜集神仙奇怪的事，亦不难想象。”[48]盐谷温清楚地看到了武帝求长生不死之情对《虞初周说》文体性质的影响。

《西京赋》李善注引应劭曰：“其说以《周书》为本。”[49]应劭是否见过《虞初周说》这部书，实难断言。尽管应劭少笃学，博览多闻，但想亲见像《虞初周说》这样的秘书，亦非易事。无论是西汉还是东汉，皇家都对秘书控制极严。如《汉书·百官公卿表》：“蒲侯苏昌为太常，十一年坐藉霍山书泄秘书免。”[50]又《汉书·霍光传》：“山又坐写秘书，显为上书献城西第，入马千匹，以赎山罪。”[51]东汉文禁虽有所放松，但秘书也只有在非常情况下才可开示。如《后汉书·左周黄列传》：“原之天意，殆不虚然。陛下宜开石室，案《河》、《洛》。外名史官，悉条上永建以前至汉初灾异，与永建以后讫于今日，孰为多少。”[52]又《后汉书·李固传》：“此天下之纪纲，当今之急务。陛下宜开石室，陈图书，招会群儒，引问得失，指擿变象，以求天意。”[53]在汉代，能见到秘书的只能是那些史官、太常与校书郎。览应劭平生经历，似未做过这些官职，故很难说他曾亲见过《虞初周说》这部秘书。因此，他说《虞初周说》“以《周书》为本”，曾遭今人怀疑。如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云：“此(《臣寿周纪》)与上文《周考》，下文《周说》同例。当以周遍、周普解之，谓杂事丛谈之纪录也。不应目为纪周时事。”[54]张语可备一说，惜无文献依据。

当然，应劭所说也不会是空穴来风，应有所本，故历来人亦多信之，由此往往寻迹《周书》而探《周说》之佚。清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录疑出《虞初周说》者四事：“日本有十，迭次而出，运照无穷，尧积为妖，十日并出，故为羿射死”，“岕山，神蓐收居之，是山也，西望日之所入其气圆，神经光所司也”，“天狗所止，地尽倾，余光烛天为流星，长数十丈，其疾如风，其声如雷，其光如电”，“穆王田，有黑鸟若鸠，翩飞而跱于衡，御者毙之以策，马佚不克止之，踬于乘，伤帝右股”[55]。朱右曾云：“穆王之书并无阙逸，且其文亦不类本书，李善注引此《古文周书》，下又引《东观汉记》朱勃上书理马援曰‘飞鸟踌衡，马惊触虎’云云，则亦非出于《汲冢琐语》也。考《艺文志》小说家有《虞初》九百四十篇，应劭曰：‘其言以《周书》为本’然则此文及上三条出于《虞初》乎？”[56]陈自力先生考证并认为：“朱右曾所疑四条中，唯有此条(‘穆王田’条)可能出于《虞初周说》。”[57]陈先生又于《文选·张衡思玄赋》李善注引《古文周书》中找出一条疑似出于《虞初周说》的一段文字：“周穆王姜后，昼寝而孕。越姬嬖，窃而育之。毙以玄鸟二七，涂以彘血，置诸姜后，遽以告王。王恐，发书而占之，曰：蜉蝣之羽，飞集于户，鸿之戾止，弟弗克理。皇灵降诛，尚复其所。问左史氏，史豹曰：虫飞集户，是日失所。惟彼小人，弗克以育君子。史良曰：是谓阙亲，将留其身，归于母氏，而后获宁。册而藏之，厥休将振。王与令尹册而藏之于椟。居三月，越姬死，七日而复，言其情曰：先君怒予甚。曰：尔夷隶也，胡窃君之子，不归母氏，将置而大戮，及王子于治。”[58]王齐洲先生说：“从唐宋人所引《周书》来看，其不明来历的部分，多具解说性、传奇性和故事性。……这些奇闻逸事不见于《尚书·周书》或《逸周书》，其来源当为与《周书》相关的记录周代奇闻逸事的别一部书，而以‘其说以《周书》为本’的小说总集《虞初周说》的可能性最大。”[59]这些先生的考论让人备受启发，只可惜没有直接有力之确证。如果以这些遗文来看定《虞初周说》的文体性质，还是极具风险性的。因此，鲁迅先生便采取审慎的态度来看待朱右曾所录《虞初周说》的遗文，未置可否。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虞初)所著《周说》几及千篇，而今皆不传。晋唐人引《周书》者，有三事如《山海经》及《穆天子传》，与《逸周书》不类，朱右曾疑是《虞初说》。”[60]

《汉志》所著录《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现能找到确证的遗文无一，通过学者考证疑出于《虞初周说》的遗文亦不甚多。几近千篇《虞初周说》在流传中为何会出现如此怪现象，不免令人生疑。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十三《九流绪论下》云：“小说卷帙繁重者，《太平广记》之五百，《夷坚志》之四百，极矣。而不如虞初之九百也。秦汉之篇即唐宋之卷，《太史公书》一百三十卷，《汉志》作百三十篇。然三代之书至繁不过百卷，不应虞初卷多乃尔。余恐虞初之篇，即《尚书》百篇之篇，则九百篇者不过九百事，计以后世之卷，不过数十余耳，今其说一不存。按《汉志》，虞初，河南人，武帝时方士，号黄车使者。盖《七略》所称小说，惟此当与后世同。方士务为迂怪，以惑主心。《神异》、《十洲》之祖袭有自来矣。”[61]胡应麟所说还是极具道理的，《虞初周说》虽近千篇，一则即或为一篇，小说多为“丛残小语”，故此书并非皇皇巨著。如《汉志》著录枚皋赋百二十篇，枚皋作赋迅疾，多为短章小篇，一百二十篇即为一百二十首。同理，《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或指九百四十三首。即便如此，但其遗失之巨依然令人惊异。其实，这正体现了《虞初周说》为秘书的文体性质。正因为《虞初周说》为秘书，故在当时几乎得不到外泄流传，见到者只为少量的史官、校书官。后来一旦遇到大的灾难性的书厄，便会整体流失，故后世很少见到遗文。《虞初周说》于《隋书·经籍志》就未见载，说明遗失于唐前。故唐以后人很难对其本来面貌有比较确切的把握。因此我们只能结合当时大的历史背景及其个人身份，对这部秘书作一大致的估略。孙逊《中国古代小说与宗教》说：“由于神仙方术的神仙家思想属于一种上层社会的宗教。因此这些方道仙话的主体也多是上流社会的人物，如帝王将相以及围绕在他们周围的一些人。有关庶民成仙的故事往往很少。这一特点使汉代兴起的方士小说形成了一个独属于上层社会的故事群，并与汉魏以来兴起的庶民的妖鬼故事判然有别。”[62]孙逊先生所说极有道理，如《汉志》所著录小说多写上层统治者，像《列仙传》、《西京杂记》类小说也是有仙而无怪。因此，《虞初周说》虽近千篇，但其内容恐怕并没有后人想象的那么宽泛。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二十五史《艺文志》著录小说资料集解”(11AZD062)的阶段成果。

注释：

[1] 王齐洲：《〈汉书·艺文志〉著录之〈虞初周说〉探佚》，《南开学报》2005年第3期，第40页。

[2] (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02页。

[3] (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45页。

[4] (唐)李善：《文选注》，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45页。

[5] (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45页。

[6] 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17页。

[7] 王齐洲：《〈汉书·艺文志〉著录之〈虞初周说〉探佚》，《南开学报》2005年第3期，第41页。

[8] 陈自力：《〈虞初周说〉考辨三则》，《广西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第69页。

[9] 顾颉刚：《虞初小说回目考释》，《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页。

[10] 袁行霈：《〈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考辨》，《文史》第七辑，第184页。

[11] 龙文玲：《汉武帝对西汉小说影响考论》，《石家庄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第79页。

[12] 陈自力：《〈虞初周说〉考辨三则》，《广西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第69页。

[13] 向新阳校注：《西京杂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49页。

[14] 李昉等：《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019页。

[15] 颜昌墝：《管子校释》，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第351页。

[16] (汉)刘向：《列仙传》卷上，四库全书本。

[17] 叶庭珪：《海录碎事》卷十三下，四库全书本。

[18] [英]罗伯逊：《基督教的起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第4页。

[19] 许维遹：《韩诗外传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77页。

[20] 童恩正：《中国古代的巫》，《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第55页。

[21] (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93—1494页。

[22] 黄晖：《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313—314页。

[23] (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第1394页。

[24] (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第484页。

[25] (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第4169页。

[26] (唐)孔颖达：《毛诗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37页。

[27] (唐)孔颖达：《毛诗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567页。

[28] (唐)贾公彦：《周礼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747页。

[29] (清)惠士奇：《礼说》，四库全书本。

[30] (宋)韩元吉：《送苏季真赴湖北宪司属官》，《南涧甲乙稿》卷二，四库全书本。

[31] (清)姜宸英：《湛园札记》卷四，四库全书本。

[32] 王齐洲：《稗官与才人——中国古代小说考论》，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第58页。

[33] (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72页。

[34] (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555页。

[35] (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13页。

[36] (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14页。

[37] (唐)李善：《文选注》，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45页。

[38] (唐)李善：《文选注》，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2页。

[39] (唐)贾公彦：《周礼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678页。

[40] (唐)李善：《文选注》，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45页。

[41] (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页。

[42] (宋)戴侗：《六书故》卷三，四库全书本。

[43] (唐)李善：《文选注》，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45页。

[44] (唐)李善：《文选注》，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67页。

[45]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705页。

[46] 王瑶：《中古文学史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11页。

[47] 王瑶：《中古文学史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91页。

[48] [日]盐谷温：《中国小说史略》，北京：中国书店，1921年，第20页。

[49] (唐)李善：《文选注》，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45页。

[50] (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797页。

[51] (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956页。

[52]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033页。

[53]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077页。

[54] 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43页。

[55]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第17页。

[56]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第17页。

[57] 陈自力：《〈虞初周说〉考辨三则》，《广西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第70页。

[58] 陈自力：《〈虞初周说〉考辨三则》，《广西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第70页。

[59] 王齐洲：《〈汉书·艺文志〉著录之〈虞初周说〉探佚》，《南开学报》2005年第3期，第44页。

[60]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第17页。

[61] (明)胡应麟：《九流绪论下》，《少室山房笔丛》卷十三，四库全书本。

[62] 孙逊：《中国古代小说与宗教》，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