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路遥

张艳茜

一个叫“卫儿”的孩子

1949年12月3日，一个普通的冬天早晨，在清涧县石嘴驿镇王家堡村一孔普通的窑洞里，传出了小生命的嘤嘤哭声，一个看着很安静很普通，长着圆圆脸盘的小男孩落在了这个普通人家的土炕上。

贫困山区里穷人家的孩子，首先呼吸到的是陕北窑洞黄土的气息。他还不知道，他的生身父母，面对的是所有中国贫苦人家第一位的吃饭问题。所以，这个叫了卫儿的婴儿，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时候，应该只有愁眉之下的王玉宽夫妇，默不作声的苦中作乐的表情。

陕北是个穷地方，清涧又是陕北的穷地方。穷和苦从来就是一对孪生兄弟。

襁褓中的卫儿，可能敏感地闻到了黄土窑洞里，土的味道之中，还有浓重的“苦”的味道，这是苦难的“苦”。这份“苦”在他逐渐成长后，伴随了他整个的童年时期，从没有分离过。所以，这个头胎孩子——卫儿的哭声并不响亮，而是低沉的，大多时候，是安静的。一个普通陕北农民的孩子就这样不引人注目地出生了。他安静地落地，安静地来到这个冬季严酷冰冷的世界。

世界却没有将他作为弱小的孩子接纳。

作为家中长子的卫儿，没有得到父母更多的呵护和溺爱。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这是很普遍的生存状态。

性格开朗爱唱民歌的母亲，和寡言少语却同样张口能唱“信天游”的父亲，看着这个小生命的到来，已经没有了浪漫心情高声唱出“老祖宗留下个人爱人”。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拿什么养大这个孩子呢？

卫儿出生后的几年时间里，弟弟妹妹一个接一个地出生了，王玉宽家中的生活更加窘迫，没有吃的，没有穿的，全家人只有一床被子，已经到了懂得羞耻年龄，还穿不上一条裤子。完全是“叫花子”状态。

家中老大的卫儿是懂事的，他深知父母养育儿女的艰难，五六岁便帮助父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开始了农村孩子的第一堂课——劳动。

除了恶劣的生活环境，卫儿这个贫困的黄土地的农民之子，比其他孩子多了一重经历，他有亲生父母，还有养父养母，7岁后的卫儿，过继到延川，做了亲伯父和伯母的儿子。

“卫儿”过继延川

1957年秋末的一个清冷的早晨，在王家堡通往清涧县城的路上，走着一大一小两个身影，大的是父亲，其实也并不大，只有1.5米高的身材，二十四五岁的年纪，就是现在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毛头小伙子，但是，他那时却已是四个孩子的父亲。小的则更小，个头不高，一副营养不良小身板的七岁孩子。大的是父亲王玉德，小的就是他的儿子卫儿，卫儿刚刚有了一个大名。

1957年秋末的陕北，黄土黄沙的气势磅礴，淹没了田地间零星的金黄收获，萧瑟的景象辽阔无疆，那些点缀在硷畔的枣树，星星点点的红枣，是庄户人家唯一的希望。但是没有足够的口粮，一个已经有了四个孩子、六口人的家庭，生活难以为继，而且，还将要面临漫长的冬季。

那天清晨，父亲王玉宽将大儿子卫儿——王卫国叫醒，然后告诉他，今天要带他去延川大伯家玩几天。

王卫国起初是兴奋的。临行前，刚刚生了王卫国的三弟弟——四锤的母亲，拖着虚弱的身体，为王卫国做了一顿早饭。

母亲又将几天前晚上专门为王卫国做的一双新布鞋拿出来，清晨，母亲特意为他穿在了脚上。

这也是王卫国长这么大第一次穿一双新布鞋。年少的王卫国心情快乐得要唱出歌来。

已经开始的凛冽的秋风中，父子俩沿着17年前祖父王在朝带着全家迁徙延川的路，艰难地行走着。

从清涧的王家堡南下延川的郭家沟，走过石嘴驿，还要翻越一座叫九里山的土山，要走近200华里。弱小的王卫国，一小步一小步地向前挪动，看得父亲王玉宽心里难受。但是，王卫国又太大了，已经不能被父亲装在粪筐里背在双肩上了，也无法轻松地架在1.5米高的父亲的脖颈上。父亲王玉宽很想让自己受累，也不要让瘦小的儿子在风中受累。但是，做父亲的心有余力不足。

况且，父亲还怀揣着难以言表的不安，从他带着儿子卫儿踏上去延川郭家沟自己大哥家的路，他知道，这个懂事的大儿子就将与自己分开了。卫儿要成为大哥家的孩子，卫儿会不会恨自己这个做父亲太狠心？会不会责怪自己这个做父亲的太没用？连亲生孩子都养不活呢？

目不识丁的王玉宽，尽管只有1.5米的身高，在当时的六口之家里，二十四五岁的他，却要做个顶天立地的汉子，用不太坚实的双肩，担当起全家日渐艰难的生活重担。王玉宽渴望孩子们能读书识字，家中再穷也不想耽误孩子的前程。卫儿曾在王家堡小学上了一年学，但是，当家中又添了第四个孩子——卫儿的三弟弟四锤时，生活实在难以支撑了，只好停了卫儿的上学梦。

延川那边，王玉宽的大哥王玉德，虽然年近四十，却仍然膝下无子，但日子过得殷实，为了减轻二弟王玉宽的负担，同时，也要考虑到自己老来有个依靠，便决定收养弟弟一个孩子。这样，既能解决了弟弟王玉宽多子多女的生活困难，又解决了哥哥王玉德没儿没女的缺憾，实在不失为一件最明智的抉择与安排。

在商量过继哪个孩子时，兄弟俩意见不一，但都是为对方考虑的多一些。

二弟王玉宽认为，亲兄弟间，不必太客气，把大儿子卫儿过继给大哥，省得嫂子一把屎一把尿地辛苦养大，大儿子去了大哥家，就能立即成为大哥做农活的好帮手。

大哥王玉德认为：古人有话，光景行不行，长子不顶门（顶门：过继）。抱上个玉宽兄弟家中小的就行，二弟的大儿子卫儿已经大了，带走了，二弟家岂不是缺少了一个支撑家庭的小帮手？

两兄弟你推我让，最后，还是二弟王玉德坚持将卫儿送给大哥家最合适，大儿子由大哥嫂子那样勤快而又善良的受苦人照看着，既能吃上饭还能供着上学，对儿子百个好。清涧延川之间还是方便走动的，大哥让了步。

但儿是爹娘的心头肉，儿子还这么小，就得离家抛舍，这就像是割爹娘的肉，剜爹娘的心。

七岁的卫儿，无法逃脱地接受了富有宿命意味的人生安排，只得离开这个虽然穷困但却是属于自己的温暖家庭，离开少年的伙伴，离开刚刚上了一年的学校，走向一个陌生的世界。

起初，这个已经是少年的王卫国还不清楚，父亲带着自己，将要踏上的是改变自己人生命运之路。他也不知道，身后的母亲，仍然站在硷畔上，遥望着他们父子俩离去的身影在伤心地落泪。走着走着，聪慧、敏感的王卫国察觉到了父亲的目光是躲闪不定的，神情是忧郁的，而临行前母亲的目光也是悲戚戚的。

跟着满腹心事的父亲，走在当年祖父带领全家南迁之路，悲凉、忧伤、饥饿、疲惫，一点一点洒落在这条艰辛的路上。

一个赶着毛驴车拉粪的好心人，看到累得气喘吁吁的父子俩，很想帮帮他们，可是，又很有些难为情。毕竟这是拉粪车，实在太脏了。父亲不介意地说，就让卫儿坐在拉粪车上吧，把孩子捎上一段路。

当晚，父子俩才挪走到清涧县城里。找了地方借宿了一晚，第二天黎明，父亲用身上仅有的一毛钱，为卫儿买了一碗油茶。

早已是饥肠辘辘的卫儿，端起碗来头也顾不上抬一下，呼呼呼，就将一碗油茶灌进肚子里。

一碗油茶下肚，卫儿看到了手中空空的父亲。

卫儿问，爸爸，你为什么不喝油茶？

父亲答，我还不饿。

卫儿怎能相信父亲不饿呢？他们一同走了八九十里山路，翻了几架大山，怎会不饿？卫儿知道，父亲又在撒谎，就像这次到延川的辛苦行走没有实话实说一样。父亲一定是把仅有的能攥出汗水来的一张钱花给了他，现在口袋里再也没有第二张了。父亲不可能为自己或是再为卫儿买什么吃的了。

沉默的父亲，看着卫儿喝下去最后一口油茶，然后，父亲拉着小手有些暖意的卫儿，又继续向着延川方向走去。

卫儿的脚上已经换上了一双比自己的脚大很多、破了鞋帮的布鞋，趿拉在脚上，走起来更加困难。

衣衫褴褛的父子俩已经翻越了一座九里山，然后要沿着宽阔的秦驰道往前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秀延河就在路旁蜿蜒而去，潺湲流淌，发出的哗啦哗啦好听的声音，像是擅长叙述的陕北民歌。而这时父子俩越走越疲惫，不争气的肚子很快又咕咕地叫上了，与那唠叨不停的河水声合了拍。

好在，这是秋天。秋天的地里，很有可能会遗留下收秋时掰剩下的玉米棒，父子俩眼睛贼贼地发亮，在玉米地搜寻着。没有，连一个蔫蔫的、瘪瘪的不丰满玉米棒子也没有。又遇到一片枣林，终于有几颗收枣时落下的干瘪的红枣，这让父子俩很是兴奋，迅速摘了下来，放进嘴里快活地吞咽下肚。

天黑时分，父子俩走到了一个村子里，一家好心的农户不仅让父子俩借住，而且还煮了一个南瓜给父子俩吃。

第二天天不亮，父子俩告别了好心人，又开始上路了。

当父子俩拖着疲惫的身体，终于来到延川的郭家沟时，已是薄暮时分，卫儿和父亲脚上都打着血泡，饥肠辘辘，筋疲力尽地挪不动脚步了。

大哥王玉德和大嫂李桂英见到二弟领来了侄儿——以后的儿子，喜得老两口眉开眼笑，大嫂急忙取出缸底很稀罕的一点点白面，为父子俩擀面条。下锅煮好的面条上，又油泼了葱花，香喷喷的，看着都让人流口水。面条碗底还卧了两个荷包蛋。一路疲惫饥饿的父子俩吃着这碗热腾腾、香喷喷的面条，汗水直淌，禁不住甩掉了身上的破袄袄。

晚上，两孔窑里，兄弟俩睡了一孔，倾诉了大半夜的手足之情，大嫂将卫儿安顿在另一孔窑里。平时不舍得用的麻油灯点起来了，李桂英借着恍惚不定的灯光，望着累倒在炕上、很快沉沉入睡的卫儿——圆圆的脸庞，大大的耳廓，睡梦中，嘴巴咂吧咂吧着，像是还在品味刚才香喷喷的面条。

李桂英看着这个可爱的小模样，很舒心地笑了。

有了儿子，就有了生活的希望。怎能不发自内心地高兴呢？

一双新父母

那一天清晨，王卫国眼睁睁地看着父亲，在自己眼皮底下偷偷离去，将自己撇在了陌生的郭家沟。

王卫国明白了，伯父家无子嗣，而他家兄弟姐妹一长串，到了伯父家，他就是伯父伯母的儿子，将他过继给伯父，为的是撑起王家另一爿门户。尽管卫儿很不愿意，但他还是噙着眼泪躲在大树后面告别了父亲。

从这个清晨起，在郭家沟的窑洞里，少年王卫国将由侄子转变为人子。

贫苦人家的生活，就像出门即见的久旱无雨的黄土山包，贫瘠而沉重。王家老大王玉德，这个年少起开始主持家政，担起一家生活重负的大哥，十几年来，送走父亲，操办了二弟、三弟的婚事，多年苦心积攒的家当几近耗费殆尽，自己也累出一身病，不再有力气与妻子一同走出家门闯荡，帮人种地扛活。

好在老父亲在世时，他们有一孔窑洞，这个家里面，许多个冷风凄凄的夜晚，夫妻俩蜷缩在灶角柴窝里过夜——热热的炕头让给那些从榆林一带下来揽工的石匠、皮匠和窑工，为的是能够多挣几个钱。

辛勤劳苦，省吃俭用，夫妻俩又掏了两孔窑，添了些农具，养了鸡羊，一份家业算是置起来了。但是，随着年龄渐长，光景也渐趋衰落。只是，比起二弟王玉宽，毕竟没有那么多口人吃饭的负担。

现在，他们有了儿子，王家老大两口子心里踏实下来。

当时，大伯家中有四口人：奶奶、大伯、大妈和少年王卫国，在农村算是个小家庭。王卫国进门的那年，奶奶六十岁上下，大伯和大妈不到四十岁，除少年王卫国之外，都是劳力。三个大人忙农活，只有一个孩子，这样的家庭应该是当地稍好一点的家庭。

养父母难当。因为孩子潜意识里的亲生父亲母亲的位置是不容替代的。当孩子失去父母，失去父母之爱以后，性格往往变得孤僻，对周围的人都有一种防范、敌视的心理。为人亲生父母的，想做个被孩子理解的爸爸妈妈，都不是很容易的事，更别说做个好的养父母了。

从小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生活屈辱，导致了少年王卫国的孤独、内向、压抑的性格，现在，少年王卫国远离了亲生父母，将面临着另一重人生考验。

在郭家沟，一切都是陌生的，熟悉的生活环境已经远去，少年王卫国想家是必然的。毕竟已经是7岁的孩子了，一切的记忆和温情比较牢固地扎根于王家堡那个更加穷困的家里。

初到延川的少年王卫国，遇到最大的困难，其实并不只是对老家的思念，和对一双新父母的磨合相处，而是来自生活环境和语言的不适。

虽然延川和清涧是邻县，但在口音上还是有很大区别的。那时的农村人，除了下地种田，很少出远门，走得最远的地方就是县城和附近的集市，来往的人除了亲戚就是偶然来村里的石匠和木匠。一有不同口音的人出现，立即就会引起人们的好奇和关注。尤其是小孩子们，一听到外地口音，就大惊小怪的。

路遥个性强，在老家时王家又是大户，他从小就是“娃娃头”，哪里受过这种气，自然要反抗。在得不到家人保护的情况，只好独自捍卫尊严。这就是他奋斗一生的起点。

少年王卫国留了下来。不是他的选择，仍然是一种命定。大伯也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家里虽然也是赤贫如洗，但是他还稍稍有些余力供养路遥上学，这对于少年王卫国来说，是任何事情都比不过的说服他留下来的理由。

大妈李桂英非常疼爱这个侄儿——以后的儿子，想方设法地哄着儿子开心，当然，能让突然到来的这个儿子开心，也只有让他吃上一顿饱饭。奶奶在那个阶段，也住在郭家沟的大伯家里，奶奶是让少年王卫国尽快安心住在郭家沟的一颗定心丸。每天晚上，疼爱大孙子的奶奶，总要搂着孙子睡觉，而少年王卫国也非常依恋奶奶温暖的怀抱，睡觉时不时地用两只小手抚摸着奶奶的乳房。

所以，即使遭遇父母的“遗弃”，却不能断言，少年王卫国就缺少爱的抚慰，缺少家的温馨。

贫困山区的农民对子女的爱，是用一种简单质朴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况且，在那个处处饥荒的年代，孩子对于爱的渴求，要远远低于生存的需求，贫困和饥饿是生命所面对的直接威胁。

看到大人忙碌时，王卫国就主动地帮助家里人干活。年幼的儿子似乎从一开始就明白了他在这个家庭里处于什么角色和要承担什么责任，拦羊、扒草、背粪、掏地，嫩弱的肩膀和双手早早就在劳动中打磨，而且身上有种倔强、不示弱、不服输的劲头。

在那些起初冷落少年王卫国的小伙伴记忆里，王卫国聪颖而淘气，与一些比自己大好几岁的男孩子打架，总不认输。有着与年龄不相符的极强的自尊心。

大伯大妈两口子，虽然不敢对落脚在这个穷家贱户的儿子的将来抱什么希望，但他们已经看出，他日后不论做啥准能成事。

在大妈李桂英眼中，儿子又懂事、又听话。大妈不擅长针线活，奶奶经常会埋怨这个大儿媳笨手笨脚，不会家务，懂事的少年王卫国就劝慰奶奶，别怪我大妈呀，她能在地里劳动呢，挣了工分，打下粮食，咱们就有吃的了。

在大妈李桂英的记忆里，儿子很少流泪，只有在亲生父亲王玉宽将他丢在郭家沟，然后背着他，偷偷离开时的那一刻，他咬紧牙，默默地哭过。但在大伯大妈面前，儿子仍然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然而，王卫国毕竟还是孩子。在他艰难地在中学读书时，一向疼爱大孙子的奶奶撒手人寰，过世在夜晚搂着大孙子一同入眠的土炕上。

奶奶的去世，对于王卫国来说，无疑是始终陪伴他的，呵护他的，给予他情感最厚重依托的一重天塌下来了。那次，已经是青年的王卫国，哭得撕心裂肺，哭得浑身发麻，哭得下腹部剧烈疼痛。

20世纪80年代末，在少年王卫国成长为作家路遥，为世人瞩目时，郭家沟这个小村子里，还居住着13户人家，近60口人。但是，进入1990年代，郭家沟村人相继在沟外川面上建起新窑、新房，陆续迁出山沟旧窑，入住新居。只有路遥的老母亲——大妈李桂英，留恋旧居，独守孤村，守望着祖先留下的老窑老院老村庄。

2003年春，路遥老母亲李桂英去世，村子更加败落凄凉，村道院落野草丛生，已成为荒无人烟的废村。

无论后来郭家沟如何变化，郭家沟在少年的王卫国身上，已经打上了深深烙印，在这个小村子17年的生活经历，郭家沟已然成为他温馨的家乡，成为他日夜思念的故乡。因为，这里有他最亲的奶奶，还有艰辛养育他的另一双亲他疼他的父亲母亲。

我要上学

转眼就到了1958年的年关，王卫国在郭家沟已经生活了快半年时间。

过了年，村里的学校，就到了招收学生的时候，不少孩子家长已经为孩子准备好了书包。王卫国羡慕他们。但一贫如洗的家庭哪能拿出钱来给他报名上学，给他买笔买纸买课本？更何况他还承担着家里好多活儿。他把热烘烘的心里拱动的愿望强压住，没有向父母张口。

一天晚上，寒冷难耐，慈祥的大妈将睡在身旁的卫儿冰凉的双脚，拉到自己被窝里取暖，暖热了儿子的双脚丫子，却发现，儿子并没有安心入睡，小身体在被子里不停地活动。

大妈问儿子，卫儿，在做什么？

卫儿回答：我在练习写字。

大妈手摸过来，发现，儿子正在用小手在肚皮上划着。大妈明白儿子的心事，大妈觉得儿子受委屈了，禁不住流下泪来。大妈说，过了年，大妈给卫儿买本子，买铅笔，大妈送卫儿上学去。

1958年的春季开学，一天早晨，大妈把儿子从炕上叫起，在他脖子上挂了一个书包，轻声说：“上学去吧！”

那一刻，少年王卫国的眼睛一下子湿润了，他说，“大妈，我不会逃学的。”

大妈带着儿子去了本大队的马家店小学去报了名。课本发下来，王卫国感觉太简单了，想跳过第一册和第二册，直接从第三册读起。他把这一想法告诉了大妈，大妈找到老师刘振安商量。刘老师让王卫国在土崖上写几个笔画稠的字，王卫国不仅写下来，也能读出来。刘老师又出了两道算数题，王卫国就傻眼了，刘老师讲解说，加法就是添上，减法就是去掉。少年王卫国理解了。

刘老师说，好吧，可以为你破例，作为插班生，直接读第二学期的课程。

当少年王卫国来到郭家沟时，正值1957年，这是至今令亲身经历过，或是家中长辈经历过的人难以忘怀的岁月——全国性的反右斗争在这一年展开。自然，即使是全国性的运动，这与靠土地生存、本本分分庄稼人的生活也是相去甚远的。然而到了1958年，一个难以逃脱的一个现实，摆在了每一个中国人面前。

1958年5月，全国性的大跃进运动开始了，紧随其后，建立了农村人民公社，家家砸了自家的饭锅，开始吃大锅饭。

土改时，分的土地，又归了农业社，农业社归了农村人民公社，打下的粮食反倒比过去少了。本来靠下苦力气，只要大伯王玉德的一个劳力，是可以顾上一个三口之家的，虽然不会富裕到哪里，但是，家中的温饱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然而，现在进入了人民公社，一样的起早贪黑，苦没有少受，力没有少出，一年到头挣下的工分，分下的粮食，却不够一家三口的口粮，更没有一点点多余的钱花。

每每到了要为儿子上学必需的花费付出，王玉德就不禁怀念起四十年代，虽然兵荒马乱，但只要肯吃苦，肯卖力，总是能够一分辛苦有一分收获，而且基本做到丰衣足食，不会为儿子的上学的书本费和铅笔费发愁啊！

王卫国体谅家中困难，也心疼老人，只要学习用具和同学一样就行了，从没有过多要求。

大妈问过儿子：卫儿，人家娃娃吃好的，你爱不？

儿子回答：爱哩，有时候爱得口水直往下流，可只要赶紧离开人家，眼看不见，也就不馋了。

儿子的回答，令两位老人心疼不已。儿子太懂事了！所以，无论日子过得有多不易，自己受多少苦，也得供儿子把书念成。不念书的孩子成不了事，一辈子只能在穷窝窝里扑腾，哪里能走出眼前一道一道山呢？

孩子的王卫国虽然很懂事地安慰了大伯大妈，但是，他毕竟还是个孩子，而且是个敏感自尊的孩子。少年王卫国内心里是多么想，不要只是在冰天雪地的冬季才能穿上鞋，多么想能有一条新裤子，哪怕只是上学时才穿上哦。因为在学校里，当别的孩子拥成堆儿耍闹时，王卫国不得不孤零零远远躲开——因为他的裤子是破的，不敢到人前去。只有放学后，回到村里那些没上学的光屁股娃娃中间，王卫国才感到自然舒坦，才敢无拘无束尽情玩耍。

当王卫国穿着破裤子在村头出现时，那些不曾上过学在家以烧火和针线为功课的女孩子，小伙伴，就会把王卫国拉过去替你将破洞缝上。尽管走不了几步，刚缝上的地方又会开线，可王卫国依然充满感激。

熬过漫长的冬天，荒秃秃的山沟里突然出现了彩霞一样的杏花，王卫国便满心欢喜，天天去杏树下观望。山沟绿了，杏花谢了，青青的小杏长出来了。直到有一天，王卫国再也按捺不住焦急的性子，攀上树去，摘下几个青杏，双手捧着，翻沟爬坡找见为他补过裤子的女孩子，把杏儿送给她。青杏儿被汗手攥成了乌突突的颜色，可是女孩子很高兴，咬一口，酸得直皱眉头，女孩子和王卫国却甜甜地笑了。

在马家店小学读了四年初小，1961年夏天，王卫国初小毕业考上了高小。进入延川县城关小学读书。

考进县城的王卫国，困难迎面而来。虽然他家不是最穷的农家，但他却是城关小学最穷的学生。

延川县城关小学，位于延川县城的唐坡上。是县上的中心小学，分初小和高小两个部分。高小部共两个年级四个班，大约有180名学生。住家距城关远的学生，需要住校、上灶。住校生要给学校灶上交小米、白面、杂面，还有菜金。个别家庭贫寒的，拿不起米面，“低标准，瓜代菜”。在家里蒸成菜叶加糠麸的团子，带到学校的灶房，加热了吃。这种学生被称为“半灶生”。还有一种则是连加热的饭都不能提供，有一顿没一顿的吃冷餐。

王卫国带去的团子，是“团力”最差的——糠麸少苦菜多，如果拿到学校灶上去热，肯定是散了架取不出来的。吃冷餐实在不得已。学校规定，“半灶生”在星期三和星期六的下午，课上完后，可以离校回家取干粮。虽然，到了夏季天气炎热时节，糠菜团子很容易发霉变酸，这样的食物是不能再吃的，但是贫困人家的孩子不舍得丢弃。每到吃饭时，和王卫国一样贫困的学生，总是躲在墙角旮旯，闭着眼睛，屏住呼吸，将这种发酸发霉的菜团子迅速放进口中，嚼也不嚼几下，狼吞虎咽几大口，再喝一碗刷锅水。这就是他们的一顿饭。尽管难以下咽，但总比饿肚子要强。不然怎么办呢？没有其他吃的了，不吃酸了的糠菜团子，只能饿肚子。

在王卫国的印象中，他的童年从没吃过一顿饱饭，他那时常常呆想的就是：人要是啥时候想吃多少就吃多少该多好啊！

少年王卫国知道，他吃的东西虽然比不上别的同学，但比大伯大妈吃的就好多了——老人吃的东西里糠更多，“团力”更差。

王卫国离开家到县城读书后，大妈很是挂念儿子，几乎逢集就进城。她常常挎着个篮子，篮子里不是红薯、洋芋，就是南瓜、水果之类的东西，这些东西至多也就只能卖个几毛钱，而一旦钱到手，她就挎着篮子，赶十五里路，跑到学校送给儿子卫儿。

在家里已经揭不开锅盖的时候，大妈的篮子里，仍有红薯，有南瓜，还有掺着糠的窝窝。南瓜是老人自个儿在窑背上种的，红薯是留给来年的苗种，窝窝面是向村里人讨借来的，家里再作难，就难在大人身上吧，不能让儿子在学校里断了顿。

当时延川县城有一个电影放映站，有一部放映机，三个职工；租了一个有围墙的院子作为放映场，一张票一毛钱。一毛钱，把王卫国隔在了电影场外，隔在了现代生活之外，这是城市与乡村的距离，是一个难于逾越的鸿沟。

一毛钱，相当于一个县城小干部日工资的十分之一（当时级别最低的干部月工资为30元），但却差不多相当于一个男性农民一天的工值（当时大部分农民的日工值为一毛多钱，有的连一毛也不到）。不但王卫国“消费”不起，一般农家子女都“消费”不起，能看电影的大都是县城里的干部子女。

每到星期三、星期六下午，到了“半灶生”离校回家取干粮的日子，王卫国心慌意乱地熬着到了下课，就急匆匆地赶回宿舍，取上干粮布袋，但是不是马上回到郭家沟，而是径直跑到阅览室。

延川县文化馆小小的阅览室，几份书报摆在黄油漆桌子上，供人们阅览。王卫国一本一本，一份一份地阅读过去，不到下班关门时间，不会离开阅览室。

有时，被前来阅读的老师撞上，老师奇怪王卫国怎么还没有回家去取干粮，王卫国就搪塞老师，他是要和村里伙伴约好了一块回家的，人家让他在这里等着呢。

常常因为阅读书报，王卫国很晚才回到郭家沟家里，大伯大妈抱怨他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呀？为什么不早早起身呀？王卫国总是编谎说，校长不准“半灶生”提前离校回家。

小小的图书馆和简陋的阅览室，为少年王卫国打开了一扇窗户，透过窗口，王卫国看到了延川之外的世界：

延川县的城关小学，毕竟比马家店小学多了许多课程，比如美术课、音乐课。王卫国最怕上美术课。因为没有绘画用的纸和水彩笔，这让王卫国很是苦恼，每到上美术课，他只有呆呆地坐着，看同学们调色、画画，要么就找个借口离开教室，不到下课不再回来。

美术老师发现了这个逃课的学生，事出有因，老师就会将教案纸送他两张，再帮他借其他同学的水彩笔。这时候，王卫国会快速地在纸上画画，然后交给善解人意的老师，老师理解这个家庭贫困的学生，学期结束时，也不会为难王卫国，总是给他个及格分数。

遇到上音乐课，却是令王卫国很开心。这是王卫国的强项。生母马芝兰，虽然识字不多，却很有艺术天分，张口唱出的陕北民歌不会重样。村子里过年过节闹秧歌时，母亲可以即兴自编自唱，就连那些唱秧歌的老把式，她也没放在眼里。童年时的王卫国，经常听到母亲吟唱那么婉转动听的民歌，而王卫国的本家五叔，也是能歌能唱能说的民间能人，弹三弦、说链子嘴，样样信手拈来。

身边有这些多才多艺的亲人，耳濡目染，王卫国非常迷恋陕北土地上那些富有人情味又生动活泼的信天游，那些飘荡在山峁沟壑间悠扬质朴的陕北民歌，悲凉、沧桑、缠绵悱恻，高亢动人，跳动着生命的韵律，总能让少年王卫国怦然心动，灵魂震颤。所以，在音乐课上，王卫国兴奋之极，他不仅高门大嗓，而且大胆表现，学得非常快，别的学生还没有学会时，他已经唱得行云流水了。音乐课上，王卫国常常得到老师的表扬。得到表扬的王卫国，唱歌更加卖力，直到把脸涨得通红。班上或学校举办文艺晚会，也是他大展身手的好机会，扮演个兵匪或狗腿子，也是惟妙惟肖。

虽然吃的穿的都比县城的同学差，但是，王卫国书读得比任何一个孩子都多，当许多孩子还不知道《三国演义》是本什么书的时候，王卫国却能够在课堂上，绘声绘色地讲述《三国演义》里精彩的片段。至今，王卫国当年的班主任老师冯延平都清晰地记得。王卫国绘声绘色地给同学讲述“年少成名的马超”的故事。

1963年， 14岁的王卫国，在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艰难中高小毕业了。

刚刚经历三年自然灾害的陕北农村，依然处于极端的贫困之中，没钱、没粮，是广大农村普遍人家真实的生活状况，大伯家同样是有这顿没下顿的煎熬，残酷的现实，让大伯愁眉不展，无可奈何。到了报考初中了，大伯对王卫国说，中学就不要念了，回来受苦吧！

王卫国明白家中贫困窘迫的处境，也理解大伯的心情，但生性好强的王卫国，硬是上了考场，他想证明自己：“哪怕不让我读书，我也要证明我能考上！”

当时，有一千多名考生一同上了考场，延川县立中学只录取一百名左右。在激烈的竞争中，王卫国脱颖而出，榜上有名，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当地最高学府——延川中学。

然而，家里实在无力供他继续读书了。

大伯找人商量，是让卫儿继续读书？还是尽快回到家中“受苦”？找到的人也都是穷人，日月过得比他更紧巴，这些人的看法是“穷不供书，富不教学，吃饭穿衣得看家当”。穷人们以为，像大伯这样的家境去供孩子上学，简直就是笑话。

听了这些话，大伯打定了主意。他本来就是个不多说话的人，主意放在肚子里，却不与儿子交流。当儿子再提起上学的事，他只是打哈哈。

开学日子逼近了，大伯给儿子王卫国收拾好了劳动工具，对儿子说，卫儿，跟我上山锄地去。

属牛的儿子，倔强地将绳子剁了好几截，把锄头扔到沟里。大声哭喊着：我想上学，我要上学，我要到城里去上学。

大伯看着像头小公牛一样发怒的儿子，心疼，却无能为力。

看着别的孩子兴高采烈地去上学，王卫国心如刀绞，痛苦不堪。情急之下，他想起大伯的拜识（结拜兄弟）——大队书记刘俊宽。王卫国哭着去找刘俊宽，说：干爹，我想上学，我想上学，你给我想想办法吧。

看着干儿子求学心切，为上学哭得这么伤心，干爹刘俊宽心里十分难过，可如何帮助干儿子呢？刘俊宽家中也不宽裕，也是要糠菜充饥的。刘俊宽沉思了半晌。站起身来对干儿子说，好，干爹给你借粮去。

那年月，家家都是一样的穷，都是一样的朝不保夕，要想借到粮食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平日里，侠肝义胆、为人仗义的干爹刘俊宽，在那一带的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这时候得到了回报。他跑了很多人家，总算借到了两斗黑豆。

有了粮食，就有了上学的希望。王卫国兴奋不已，他立即扛上两斗黑豆，拿着简单的铺盖，匆忙赶到县城。谁知，当天下午，王卫国又情绪沮丧地返回村里，再次哭到干爹刘俊宽窑洞里。

干爹呀！延川中学不接收我了！

干爹刘俊宽惊讶地问：为什么？

王卫国说，学校有规定，新生超过一个礼拜不允许报到了。我已经超过一个礼拜了，被除名了。

刘俊宽听罢此话，起身擦了把干儿子王卫国的流满泪水的小脸，刘俊宽不假思索地拔腿就向延川县城赶去。

曾经在延川县上工作过几年的刘俊宽，与延川中学校长杜永福关系很好。刘俊宽赶到延川县城，直奔延川中学，找到校长杜永福，将王卫国家的情况对杜永福做了详细介绍，希望杜校长能给予特殊照顾。

杜永福校长十分爱惜人才，当然，更多是感动于刘俊宽的古道热肠，杜校长接受了刘俊宽的请求，他当即召开校委会研究讨论，很快，学校决定，破例接收王卫国入校。

饥饿，以及另一种饥饿

延川中学坐落在县城的南山坡上，校舍非常简陋，几排古老的平房与窑洞分别作为教室和宿舍。通往学校要经过一段石片铺就的下坡路，当地人称之为唐坡。

王卫国终于如愿以偿地走进延川中学上学了。

这是王卫国生活道路上一个意义重大的开端。

当王卫国背着那点破烂行李踏进学校大门的时候，他就像一个虔诚的穆斯林走进神圣的麦加，心中充满了庄严的感情。

但是，很快王卫国也知道了：他在这里将要面临的困难，比他原来所预想到的还要严重得多。当然，饥饿仍然是一个主要的威胁——可严重的困难还不仅仅在此。

王为国被编在初66乙班。班主任是刚刚毕业于西北大学数学系的常有润老师，语文老师是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的程国祥。

1963年，虽然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已经结束，但是，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中国的老百姓，依然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只是城市人相对要比苦难深重的农村人要优越许多。

在延川中学就读的大多是县城里生活的子弟，王卫国所在的班级又是一个尖子班，班上的同学大都是干部与职工子弟。尽管当时普遍处于困难时期，但贫富的差别在农村子弟和县城子弟之间仍然是太悬殊了。县城生有国库粮保证每天都有粮食供应；他们的父母亲的工资也足以使他们穿戴得体体面面。叫人看起来像个中学生的样子。而像王卫国这样的贫困农村生，经常处于饥肠辘辘不说，穿着那身寒酸的农民式的破烂衣服，跻身于他们之间，简直像一个叫花子！

王卫国交不起每月五六元钱的伙食费，有时，连五分钱的清水煮萝卜菜叶吃不起。那时，学校的饭菜分为甲乙丙三个等级，他所吃得都是丙级菜：黑窝头、稀饭、腌酸菜。就这，还是要好的同学凑给的，同学能给予王卫国的，也只是杯水车薪。

下午吃过晚饭——只是一碗几乎见不到米粒的稀饭，到晚上睡觉这一段时间，是让王卫国感觉，时间过得最慢长的了。他经常饿得心火缭乱，不知该怎样才能熬到上床睡觉。有时，王卫国就跑到在城郊的土地上疯狂地寻觅着：酸枣、野菜、草根，一切嚼起来不苦的东西统统往肚子里吞咽。要是能碰巧找到几个野雀蛋，那对王卫国来说真像从地上挖出元宝一样高兴。他就拿枯树枝烧一堆火，急躁地把这些宝贝蛋埋在火灰里，而往往又等不得熟就扒出来几口吞掉了。

家里每月救济的二十斤玉米，大妈一粒不剩地安排给他交上灶粮，大伯拖着病体，一天不敢落下地参加人民公社的劳动，缺工是万万不行的，不然就要被罚口粮，累死累活、吞糠咽菜也得让卫儿吃上饭。

大妈更苦，为了生存，为了儿子，她不得不将自尊搁在一边，提上篮子，拄着打狗棍，沿街乞讨。

大妈是个要脸面的女人，附近熟人多，难为情。而延川县城也肯定是不会去的，不然传到儿子耳朵里，会让儿子心里不好受的。

每天，大妈和一位姓梁的妇女结伴，鸡不叫就起身，疾行五十里，赶往邻近的延长县去讨饭。那里人生地不熟，谁打发点就收下，遭到人家的白眼或是被驱赶也没有关系，人家不欠自己什么。可恨的是，有些人家不仅不打发一口吃的，时常还会放出狗来追赶。讨饭路上，被一帮孩子辱骂围打，却是经常性的遭遇。还有一次，在张家河讨饭时，大妈被一条狗追着咬伤了腿，好久了，伤口才愈合。

但善良的人家毕竟还是多，只是大多人家日子都不宽裕。赶上家中有口喝的，就给大妈碗中盛上，赶上刚好有糠麸菜团子，或是玉米面窝窝头，就给大妈掰上一块。最幸运的是偶尔得到一块蒸馍馍，这时候，大妈就像是拾到宝贝一般，小心地放在篮子里，待傍晚回到家中，把这些蒸馍、窝窝头、糠团子，晾晒到院子的石碾子上。待“宝贝们”晒干了，大妈又小心地装进一个布口袋，等着给儿子送干粮的那天一并送去。

大妈天天盼着这个布口袋鼓起来。鼓胀了，大妈的心情也随着干粮口袋的变化高涨起来。只是，口袋的鼓胀速度太过缓慢了。

远离延川，到外地去讨饭，既不会给儿子丢人现眼，还能给儿子带回干粮，这多好呀！大妈看着口袋自言自语。

在学校饱受饥饿煎熬的王卫国，自然懂得一个个不同形状的干粮来得多不容易，他很清楚，家中的父母肯定比他更为艰辛。

每到周末，王卫国总要请假回家。班主任问：“回家做什么？”

王卫国回答：“寻粮。”

班主任又问：“能寻得？”

王卫国声音低下去：“寻不得。”

王卫国知道，家里实在没有粮食可寻了，只不过在学校实在太饿了，回家好歹还可以充两顿饥。

年轻善良的班主任常有润老师，了解王卫国家中的极度窘迫，有时，就将自己省下的饭票给王卫国一些，让王卫国暂且凑合几天。

延川中学的校门外，是一条路面用碎石片插起来的小路，据说是清朝末年铺设的石板街道，现在已被几代人的脚片子磨得凹凸不平。街口上立着几座年月很旧的老店铺；这些破破烂烂的房子和那新建筑起来的商店、食堂、药材公司、邮电局、银行等等排成一条。

走在这条街上的王卫国，时常感觉这几座破旧的老房子，与那些新建筑站在一起，就像上早操时自己站在班上的队列里一样显得寒酸。

紧靠着旧社会时的染坊，现在是铁铺的老房子，是前两年才盖起的县国营食堂。透过大玻璃窗，能看见里面的人吃得前俯后仰。在这困难年头，这地方取代了县文化馆而成为全城最热闹的场所。

去县城的新华书店要经过这里。王卫国尽量克制着不往那玻璃窗里面看。

新华书店新进了一批新书，听语文老师程国祥讲，最近出了一本书叫《创业史》，很不错。王卫国听着书名，感觉像是历史书，程老师说，这是部长篇小说。当然，饥寒交迫的王卫国是买不起书的，但是，他想立在书店里翻一翻，看一看。

看书，是抵制饥肠辘辘最好的良方。延川中学的阅览室里，有不少的藏书，古典小说居多，《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等，王卫国在程老师的推荐下，阅读了这些书。还阅读了《保卫延安》、《红岩》、《三家巷》等。

不读则已，一读便让腹中空空的王卫国，感觉到了大脑粮食补充的快感。读了一本又要读下一本，不然，很快他就感觉大脑也如同肚子一样处于饥饿之中了。除了古典名著，他还想有更多的作品读。

这一种饥饿，令饥饿中的王卫国有种前所未有的充实和兴奋。

班主任常润田老师的宽容，对王卫国这样一些有思想的学生来说，就像脱去了套在他们头上的紧箍咒，促使王卫国可以有条件地广泛地涉猎他喜欢的文学作品。

除了大量阅读苏联作家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毁灭》、《铁流》等等小说，王卫国还阅读了《把一切献给党》、《牛虻》等著作。语文老师程国祥存有许多文学杂志，王卫国借阅来，同样像海绵遇到水一样，很快就吸收了。

为了解决这另一种饥饿，王卫国经常将自己安置在延川县文化馆的阅览室里，把一份份报纸，一本本杂志，当做了充饥的粮食，一口一口地吃进脑子里。如饥似渴地将一切可以阅读的东西，吞噬、消化。尽管胃部的饥饿时常影响着大脑对阅读的吸收，可是，少年王卫国靠着坚忍的毅力，以阅读为武器，打败了另一种身体的饥饿。

动乱的日子里，县上的图书馆被砸烂查封了，老师保存下来的文学杂志也被他看一本丢一本地看过了，找不到能够阅读的书时，王卫国精神的饥饿感很快就要妥协于身体的饥饿感，怎么办？

王卫国的目光瞄向了已经封闭多时，无人问津的县图书馆。一天夜里，王卫国偷偷地翻进落满了灰尘的图书馆里，点着火柴，一本一本地寻找，那些被列为“禁书”、“黄书”的文学书籍，成为他的大快朵颐，果腹充饥的精神“食物”。

困难的岁月，对别人来说，也许只是经济生活上的困难时期；而作为贫困的农村学生王卫国来说，则是经济上和精神上双重的困难时期。

身在比自己家庭经济状况都高出很多的同学当中，本就敏感的王卫国，愈加的时刻敏感，笼罩在王卫国心头的是浓重的自卑。“他在眼前的环境中是自卑的”，“他常常感到别人在嘲笑他的寒酸”，“他现在感到最痛苦的是由于贫困而给自尊心所带来的伤害”。当王卫国成长为作家路遥，他的作品中几乎找不到早期生活中轻松无忧式的、田园牧歌式的记述，有的只是生活的艰难带给他的心灵的创伤。所以，此刻，王卫国要用比克服来自饥饿还要多的精力，去克服周围人对自己不屑的、或是轻慢的目光。

对于有意志、有追求的人来说，自卑感会转化为争取优越感的补偿动作，不但能使自卑感不成为心理障碍，反而能升华为一种超越自身、反抗命运的动力。读书、上进、和命运抗争，改变人生道路成为初中生的王卫国成为少年路遥心中的自觉追求。